隋炀帝毁了“大业”的大业：爱折腾的政治美学家

隋炀帝杨广是个被高度符号化的人物，他是隋朝的第二任皇帝，也是导致隋朝覆灭的皇帝。在过去，他一直被当成昏君暴君的代表，简直没有哪个皇帝比他更坏。

隋炀帝的谥号来自于唐高祖李渊，从《谥法》来看，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好大怠政曰炀；薄情寡义曰炀；逆天虐民曰炀。总体来说就是朝政混乱、暴虐残忍、劳民伤财、无视民众、无德之人。历史上亡国之君很少有得到这个谥号的，在此之前这个谥号让杨广给了陈叔宝，没想到最后他跟陈叔宝一样，不知道是不是一个讽刺。

坊间谈起隋炀帝杨广，绝对是以昏君的面目出现。“弑父”，“淫母”，“幽弟”等成为他的专属标签。在《隋书》《资治通鉴》这样的正史里，他的形象已经够坏的了。在野史里头他更是从《开河记》一路坏到《隋唐演义》，坏得非常细腻，非常淫秽，给人的感觉就好像他占据着大隋天子的岗位，却一直干着加藤鹰的工作。然而，杨广的人设真的这么不堪吗？他又是怎样堕入万劫不复的呢？

后来也有人做翻案文章。有的翻案文章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当然了，做翻案文章往往容易极端，以强调其观点的颠覆性。这一点可以理解，但有些说法确实太过分了。比如有人说隋炀帝不仅功大于过，而且是“伟大人物”“雄主英主”，是个大大的明君。但这很难解释这个问题：这么一个大明君，为什么干了十四年就把一个国家给干倒了？

杨广得位不正这是毋庸置疑的，首先杨广伪装自己符合父亲杨坚和母亲独孤氏的喜好；同时利用太子杨勇的弱点不断诬陷杨勇，使杨坚改立杨广为太子。在杨坚病重时期通过各种手段成为皇帝之后，杀兄贬弟。想不通的是先前争太子、当太子时的政治智慧和手段，在当上皇帝后就消失了，成了一个莽夫，就像一个赌气的孩子，第一次输了不服，第二次帝国已经有人反了，还没察觉到问题的所在，还要第三次打高句丽。杨广与其说是个政治家还不如说是个政治审美家。他对待天下就像一个狂热的艺术家对待自己的作品一样，当他知道自己的作品注定无法成为传世精品时他会懒得把他变成一件普通作品。

但是，当他发现国家再发达，却只肥了一个阶层一部分人的时候，就意识到这种变革不可避免，于是杨广革了一部分人的命，也革了自己的命。这一部分人，前面是关陇士族，后面是山东士族，有家族而无国家，直到武则天为止，算是彻底打散了两大士族。虽然他也做过很多逗比的事，如高丽诈降等等，但好像很多大佬都做过类似的决定（明太祖设的不征之国）。隋跟秦一样二世而亡本质原因是科举制和大一统动摇了原先阶层的垄断利益所以被反抗，但为后面建立了盛世基础。

一、关中本位

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隋，是为隋文帝。他的立国之本仍是宇文泰开创的“关中本位政策”。即：视关中为根本，长期精心经营，建立了巩固的大本营，从而控制全国。该政策的自足性和封闭性是极强的。一般说来，本位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渗透，持一种敌视的、拒绝排斥的态度，以保持其文化传统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垄断地位。作为北方军事贵族的代表，隋文帝杨坚“素无学术，不悦诗书，不知乐”，治国尚权谋而轻薄文化。他的这种重事功、轻文化的思想意识，使得其文化政策往往失之偏颇，甚至走向极端。

关陇军事贵族多以军功起家，素有轻视文化建设的传统。隋文帝虽然实现了地域、政治双重意义上的南北统一，但顽固的关中本位政策，使他对于江南士族文化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拒绝接受、吸纳。对江南士族则横加抑制和打击。隋文帝一朝，台阁重臣几乎没有一位来自南方就很能说明问题。很多江南士人在文帝时代，备受冷落，打入“另册”。甚至基本的生活都成为问题。开皇二十年（600），文帝尽废国子四门及州县学，唯置太学博士二人，学生七十二人。这对于注重文化事业的江南士人来说，犹如釜底抽薪。隋文帝这种对于文化事业的冷淡，甚至有意抑制的态度，连持续发展都难以保证，更不要说采用江南文化而达到南北文化的交融了。

隋文帝一生从未到过江南，且一直对江南持敌视态度，一些行政措施明显表现出他的厚关中而薄江南的偏向。譬如开皇十二年（592），文帝下《减免租调诏》，在没有任何天灾人祸的情况下，诏令“河北、山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却把江南排除在外。甚至还采用牢固的钳制政策。譬如开皇九年，文帝以“南朝刑罚舒缓，乃悉用北人为守令，严峻其法。”又命苏威做《五教》，“令江南士民、无论长幼，人人必须背诵。”这种带有侮辱性的做法，极大地伤害了江南士民的自尊心。

二、欲成大业

杨广即位后，是为隋炀帝，他对于南北文化交融意义的理解，完全不同于文帝。他明白地域和政治上南北虽然归于一统，却并不意味着南北历史发展的合流和对接，还有待于一番主动的作为，才能完成这一历史衔接。从而实现南北融合、文化认同、国家统一。

他即位后，不断地提醒大家，历史是有惯性的、从平定江南到现在，大隋王朝的统一仅仅十二年。在此前是从汉末开始的近乎四百年的分裂时期。他指着墙壁上挂着的隋王朝地图说，在这种形势下，长安这颗钉子已经挑不起新帝国的政治平衡，因为它距离江南和山东过远。迁都到位于南北接合点上的洛阳，可以一举调整帝国的政治重心，极大的加强帝国对南方的控制，大幅度提升隋王朝的国家安全系数。

而大运河的功用比迁都更加长远。虽然已经统一，南北方之间却如同刚通过手术连接在一起的器官，不断发生排异反应。近四百年的分裂，使得南方和北方形成了明显的差别。南方经济富足，北方却土地贫瘠。南方认为北方都是杂种，粗鄙无文；北方视南方为被征服者，胆小懦弱。两地相视，几如异族。事实上，当时很多人认为隋朝的统一不会持续多长时间，习惯了战乱与纷争的人们，都在下意识地等待下一场背叛、政变或改朝换代。

杨广指出，要使帝国的统一从形式升华为精神，就需要一个沟通南北的大动脉，不但可以促进南北的物质交流，更可以促成南北的文化融合。只有这样，才能神通气爽，血脉贯通。而建设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就是最好的渠道。

隋炀帝并不是一个只顾个人享乐而无所作为的君主，他想干好事，干大事以成圣王之业，他把年号改为大业，就是这个意思。但隋炀帝干大事、创大业的心太急太大，不顾历史客观条件，结果走向了反面，成为亡国之君。旧小说有诗云：“禹王治水争言利，炀帝修城尽道荒。功业相同仁暴异，须知别自有商量。”然“功业相同仁暴异”，都是成事立功，其结果却不一样，圣王理想走向了反面，可谓冰火两重天。

但旧史旧小说从正面提出了深刻的问题，却不能从正面去做科学分析。为什么圣王之业会变成亡国之政呢？古人只好归于宿命，隋炀帝于是被描绘成了一个天生的大坏蛋，所干的事业也都只能是为了一人之淫乐，和北齐高纬、南陈叔宝两个后主差不多，天生祸国殃民，以致亡国，是昏暴之君。因此，对隋炀帝举办的所有“大业”都予以无情的否定，进而是大肆丑化污蔑，于是乎我们距离历史事实也相去甚远。

虽然隋炀帝兴办的每一项工役都对国家有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每一项工役单独看来都可称之为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但如果将这些大好事相加，人们就不难发现，其劳役总量惊人，规模空前，大大超出了当时人民所能承受的限度。而且工役空前严急，不仅几项大工程几乎同一年开工，而且一项紧接一项，均是急政。大规模的急政使诸多德政走向了反面，成为系统的暴政。

大业三年（607年），杨广颁《大业律》。杨广修订了法律，主要是对隋文帝末年比较严酷的法律进行了改革。“炀帝即位，以高祖禁网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恶之条。凡五百条，为十八篇。五刑之内，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诏施行之，谓之《大业律》。”然而后期杨广并未贯彻自己颁布的大业律，而是刑罚更甚，施行车裂、头悬挂示众的刑罚。还有凌迟处死、并且用箭去射，命令公卿以下臣僚碎割其肉而食。

迁都洛阳：从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等客观因素来看，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并非完全出于荒淫逸乐。

军事上：征吐谷浑；征林邑；征契丹、大宴突厥；征琉球；三征高句丽。

三、王好文雅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文化态度与隋文帝大有不同。杨广16岁即娶“有智识，好学解属文”的南梁宗室之女萧妃，20岁以行军元帅统率诸军平定陈朝，复于次年出任驻治江都的扬州总管，先后坐镇东南达十年之久。“王好文雅”，在扬州任上招引南方文士，如诸葛颍、虞世基、世南兄弟、王胄、朱玚等，多达百余人，“以充学士”。此间炀帝 “食吴馔”，“言习吴音”，“好为吴语”，“属文为庾信体”，所作诗文往往经藩邸学士润色、加工甚至论难、并与他们唱和不辍。

正是由于青年时代长期浸润于江南山青水秀的自然环境和优雅浓郁的文化氛围，因而他对南方人文情有独钟，并通过与南方文士零距离的密切接触，熟练掌握了南朝的文学技能。被立为太子后江都撤藩，杨广偕其藩邸南士、典籍北上长安，这些北来的南方文士们一直在他的主持下从事著述。

隋炀帝朝，北来南士不仅是诸多大型文化工程的主力，南朝文学风气因之而弥漫朝野，而且他们还是隋炀帝统治集团中“最有权势”的核心层，其中虞世基“专典机密”，几乎垄断了皇帝诏敕的草拟及“四方表奏”的批复处理大权，包括吏部用人的“与夺”之权。他与同样来自南朝的裴蕴，名列“参掌朝政”的“五贵”之中。来自南朝的东宫学士柳辩，在炀帝即位后即拜秘书监，与炀帝“恩若友朋”。虞绰、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位南方文士则“常居禁中，以文翰待诏”。

《大业拾遗记》讲：隋大业初，内史舍人窦威、起居舍人崔祖撰写了一部《丹阳郡风俗》 “称呼吴人为东夷蛮人”，炀帝听闻很不高兴，并宣敕给两人加罪，打了两人一顿屁股， “各赐杖一顿”。并斥责说：“自汉末三国以来，吴国就人才辈出；永嘉之后，北方的文人才子大都来到江南，人才荟萃。怎么能说野蛮呢！”窦威为关陇集团骨干，崔祖出身于河北大族，隋炀帝直面批评他们轻视江南文化。

炀帝在下敕即日，“又精心选择了十八个人，修《十郡志》”，以虞世基总检，参与主持的还有许善心。虞世基又安排袁朗来写江南吴郡的风俗。虞世基籍属三吴之一的会稽，袁朗为世居江左的侨姓高门，许善心亦属侨姓士族，均为陈亡后入隋，即隋炀帝所说的南朝“文人才子”。他们当然不会低评江南风俗，因此重新编写的吴郡风俗得到了炀帝的肯定和奖赏。由此不难看出，隋炀帝对南方文化的崇尚。他虽出自关陇集团并为其最高政治代表，但对于汉隋间南北分裂时代南北文化的评价，其南方立场十分坚定，扬南抑北的倾向至为明显。

其中，进士科的设置被认为是科举制产生的最为重要的标志，而进士科即为隋炀帝所创。进士科特重文才，“判别文才优劣的准绳则是《文选》所崇尚的南朝骈俪有韵之文”，后来的唐朝更是“专用诗赋”，《文选》被视为诗赋的典范。而《文选》学“大兴”发源于隋。《文选》学大家曹宪，正是活跃于隋炀帝时代，受到炀帝的推崇。总之，进士科的创置及进士程文以《文选》为典范，也反映了创立者隋炀帝的南朝文化好尚。

作为被征服一方的南朝士人来说，依凭文学进身的道路，正是他们在北方政权中获得并保持政治地位的唯一可行的道路。科举制实际上就是这样一条进身道路的制度化。可以说是为他们通向隋朝的权力顶峰开通了一条专用通道。譬如：”南朝齐梁宗室兰陵萧氏正是通过科举制在关中长期维持门户。他们能够长期维持门楣而不倒，同样在于包括传统的家传经学，深厚的文化功底和渊源。

隋炀帝笃好佛教，并且懂得利用佛教安抚江南士人，作为统战工具，促进南北文化交流。在出镇江都期间，杨广即命收集佛教典籍总汇，聚集僧俗文人加以修葺编订，并将这些佛典带到“京教寺塔，诸方精舍”，根据寺院大小。僧徒的多寡，予以吩咐。这些对于加强南北佛教文化的交流意义深远。隋炀帝与天台宗创始人智觊的交往更是中国佛教史，南北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南朝名僧与统治阶级上层交往密切，社会影响很大，而天台宗在南朝，又是众望所归的权威，因此，争取到他对隋朝的支持，有利于江南政局的稳定、士民对隋朝政权的合法性的认同和思想文化的统一。譬如杨广于大听寺正式受戒，法名“总持”，尊智觊为师，称“智者”，实现了政治与宗教的联姻。种种行为，都有利于消解南北对峙三百年之久以来所形成的政治、文化心理上的隔阂。增强了他们对隋廷的向心力，故被学者称之为“文化战略”。在对南方实施文化战略的过程中，杨广也成了南方文化的接受者、爱好者，甚至被南方人士视为自己的代表。

四、身死国灭

隋炀帝在位期间，经常乘船沿运河往返于三个都城即长安、洛阳、江都之间。从仁寿四年（604）七月十三日即位，到大业十四年（618）三月十一日被杀，在位接近5000天，其中巡行、亲征占去了2050余天。车驾滞留东都洛阳凡9次1650余天。作为首都的长安，凡5次230余天，在三个都城中滞留时间最少。赴江都虽然只有3次，却滞留了1100余天，最后一次凡601天，是这位总是风尘仆仆于巡行途中的皇帝，滞留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

隋炀帝执政当中明显的“南朝化”色彩，激起了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反感。他们在很多场合表达了不满情绪，然而隋炀帝予以残酷的镇压，甚至大开杀戒。如将开国元勋高颎，贺若弼处死。苏威免官。高颎诸子徒边，贺若弼妻子没官为奴。薛道衡，因遇事怀念高颖，隋炀帝下令将其缢死，妻子流放且末。

大业十二年，隋炀帝打算第三次南下时，“朝臣皆不欲行”。大家激烈反对，劝谏炀帝放弃南行，西还京师，“帝大怒”，当场下令逮捕。建节尉任宗上朝时“上书极谏，即日于朝堂杖杀之”。当场把人打死。车驾出建国门，奉信郎崔民象在门前上表谏，“帝大怒，先剖解其颐，然后斩之”。毁容然后杀害；车驾至汜水县，“奉信郎王爱仁复上表请还西京”，炀帝“斩之而行”；至梁郡，郡民邀车驾上书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其结果是“又斩之”。简直是杀星下凡。

隋炀帝在一定意义上是因江南而亡的。他的失败，关键在于其过急过快的，违背与放弃了“关中本位政策”，犯了一个致命的战略性错误。隋炀帝杨广过于重江南的政策，显然是背离“关中本位”的一个具体表现。杨广过急过快地抛弃关中本位的政策，不仅丧失了关中基地，而且与关陇集团产生了深刻的矛盾。而关中地域、关陇集团在当时尚有支配全国的能力，这的确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

尽管如此，隋炀帝杨广仍是西魏、北周以来从关中本位走出来的第一人，比囿于关中的乃父及其关陇贵族更具有开放的意识与心态。这种意识无疑符合当时天下一统、南方地位上升的历史形势。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隋炀帝走出关中与重江南的最终结果，并没有使隋王朝国柞延长和挽救其政权的覆灭，相反还加速了隋帝国的灭亡。但是从客观效果来看，杨广重江南的政治作为，是一个历史的必然阶段，也是以后大一统，唐帝国君主巩固统一作法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