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蒋介石夺去兵权，许崇智甘心认命？真相：为“倒蒋”他拼命运作

文:棠棣

1928年秋，许崇智结束了在欧美各国的游历，回到了上海。

其时，北伐战争已近尾声，蒋介石因为“功勋卓著”而野心愈炽；许崇智则随着时间的往后推移，距离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中心越来越远。不过，也有几次国民党内再次爆发大动荡，与许崇智有较大的关系，这就是新军阀的混战及“汤山事件”。

1、中原大战中许崇智的影响

本来在沪、宁、汉三方商谈合作时期被迫宣布下野的蒋介石，重新出山执掌军政大权后，许崇智所隶属的西山会议派以及汪精卫同时失势（汪精卫于1927年12月与蒋介石重新勾结，让蒋介石恢复总司令职务后，提出辞职，获得一致通过)。

不过，此时失望之余的许崇智，不再像以前那样对蒋介石寄予幻想，躲躲闪闪地参加一些反蒋讨蒋活动，而是态度鲜明地积极投身于国民党内部的反蒋行列。

当北伐战争结束之后，由于国民党中央召开第一次军事编遣会议，商议复员后裁撤四集团军兵员问题，因而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内讧，新军阀之间大开战火。

就在以桂系为主的第四集团军向蒋介石嫡系开火、冯玉祥继起反抗的期间，汪精卫的人马及许崇智所属的西山会议派频频派人到军队中游说运动，使本来以中立面目自居的阎锡山，决定率兵与蒋介石决裂，爆发了著名的蒋、阎、冯、桂中原大战。

阎锡山之所以决定与蒋介石的中央决裂，除受原来就反对蒋介石的桂系及西北军冯系的影响外，也与汪精卫及西山会议派联手游说有极大的关系。

许崇智回国之后，始终居于上海，持续他过去反对蒋介石中央的态度。

1928年8月底，当胡汉民自欧洲返国，许崇智曾与西山会议派的居正、谢持等劝阻胡汉民不要加入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

但胡汉民一意孤行，不听劝阻，出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一职。

1929年3月底，南京国民党三全大会召开，西山会议派继续遭到排斥，许崇智等便展开了运动军事领袖反抗蒋介石国民党中央的活动。

加之新军阀之间的利害互相冲突，至1930年底就发生了数次重大的混战：

第一次是1929年3月的蒋桂战争；第二次是1929年10月的蒋冯战争；第三次是1929年11月下旬，粤系将领张发奎因蒋介石要吞并自己而和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联合的讨蒋战争。

在这数次战役中，蒋介石接连打败李宗仁、冯玉祥、张发奎、唐生智等后，更加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独裁野心，日益暴露，激起国民党内各派对他的强烈不满。

早在10月蒋冯战争的时候，许崇智便致电阎锡山，主张在党务方面先召开干部非常会议，再由非常会议召集党员大会；政治方面另组中央政府，并召开国民会议；军事方面则联系各军系成立讨蒋军，务期达到“党政还之党员，政权还之国人的目标”。

此一主张基本上是延续特别委员会的立场，但却激怒了蒋介石，因此，1929年12月20日，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以煽动军队罪名，下令通缉许崇智、邹鲁、居正、谢持等，并于次日将居正、蒋尊簋等拘捕。此举更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倾轧。

2、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的联合

阎锡山见时机已到，反蒋的态度也渐趋明朗，于1930年2月曾两次通电谴责蒋介石，抨击他“武力不足以统一全国”，“愿与钧座，同时下野”，使蒋、阎矛盾日益加深。

在此期间，阎锡山与冯玉祥有数度出尔反尔的联络，最后终于结成反蒋联盟；许崇智与谢持等西山会议派也纷纷致电阎锡山，促其领导反蒋，而桂系与西北军的代表也先后去到太原，劝阎速决大计。

冯玉祥还一再表示，只要阎领导反蒋，自己唯命是从。阎锡山看到各方面的情况对自己相当有利，且各派联合反蒋的力量已经大大超过蒋介石，于是决心讨伐蒋介石。

3月14日，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鹿钟麟、商震、黄绍竑等人联名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立即下野，“以党政还之国人”，同时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冯玉祥在陕西潼关，李宗仁在广西桂平分别宣誓就职。但张学良没有如约宣誓就职。

4月5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罢免阎锡山本兼各职，全国通缉，并以总司令名义通电全国讨伐阎锡山、冯玉祥。

5月，一场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就这样开始了。

东起山东，西迄襄樊，南至长沙，北到河北，在这数千里的战线上，共有一百多万的军队全面展开互相厮杀。

就在这场中原大战酝酿期间，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和以谢持、邹鲁等人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已经决心借助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的军事力量推倒蒋介石，组织一个将蒋介石、胡汉民排除在外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以恢复他们在国民党内的领袖地位。

5月，中原大战刚拉开序幕，汪精卫就提议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解决党内纷争。

大会之前，首先召开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汪派与西山会议派经过激烈的争论，终于达成妥协。

8月7日，在北平由汪精卫主持正式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通过了党务宣言，决定起草约法，组织政府，筹备召开国民会议，推选了汪精卫、赵戴文、许崇智、王法勤、谢持、柏文蔚、茅祖权七人为扩大会议常务，推选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谢持等七人组成国民政府委员，以阎锡山为主席。

9月9日，阎锡山、汪精卫在北平宣誓就职，冯玉祥、李宗仁也分别于所在地宣布就职。但在这次“八·七”会议上，许崇智并没有亲自与会，因此他虽然以军界元老及西山会议派要角身份当选为扩大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本来还拟定他为国民政府委员，终因他始终没有出席会议，而以谢持替补他出任国民政府委员。

3、中原大战“倒蒋”的失败

此时中原大战厮杀正烈。双方通过一段时间的军事角逐，都意识到拥兵关外、态度暧昧的张学良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向背，可以直接左右着双方的胜败。因此，双方都在积极地争取他。

蒋介石先后派出方本仁、吴铁城等到东北见张学良，答应许以青岛地盘，还委任他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给以二千万元的巨款。阎锡山、冯玉祥也多次派人前往拉拢张学良。但张学良仍抱观望态度，不置可否。

直到8月底，蒋介石的军队攻下了济南，军事上渐居优势，张学良才下决心拥蒋，率领大军入关，占领平、津，使整个中原大战的形势急转直下。

阎军退出平津，冯军沿陇海路节节败退。11月初，兵败如山倒的阎锡山、冯玉祥联名通电下野，阎锡山跑到大连避难，冯玉祥上了泰山，闭门隐居，历时七个多月的中原大战才宣告结束，它付出的代价是双方死伤达四五十万人，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荒芜的土地与毁坏的房舍，更是不计其数。

蒋介石能在中原大战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究其原因，张学良出兵相助固然重要，但蒋氏在发动战争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江浙财阀和英美方面的援助，加之其利用手中掌握着的中央政权条件，采取高官厚禄、金钱收买等手段，瓦解阎、冯部下，是他最终击败对手的重要因素。

基于此，汪精卫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合组的“国民政府”，也因阎、冯的兵败而告终。

4、汤山事件中的许崇智

蒋介石对他发出的通缉令，至中原大战结束后，也仍然没有解除。

之后，许崇智又被卷入了“汤山事件”之中。

本来，汤山事件的主角是胡汉民。1930年底，蒋介石战胜了阎锡山、冯玉祥后，虽然得意，但也深感乱世之枭雄极不易当，自己虽然在军事上与名位上俱已达顶端，但仍不是名正言顺的一国元首，极需要有约法来管制与正名，因此，他便放出了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的风声。

没想立即招致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反对。有研究者认为，胡汉民首先以自己职权范围，起而反对，此举究竟是出于私心自用，还是公报私仇，不得而知，也无从考证。

只是胡汉民一提出异议，蒋介石便再次施用他的暴力手段，于1931年2月28日，以宴请为名，诱捕了胡汉民，将他囚禁于南京郊外的汤山。

依据胡汉民的自述，他与蒋介石的决裂，除了反对约法外，还因反对授予张学良“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职。

但他之被囚汤山，蒋介石开列的第一个理由，却是指责他“勾结许崇智”。

蒋介石何以如此重视，以此作为去胡的理由？

从许、胡两人的关系看，自二次革命以来，他们一文一武，共同效命于孙中山麾下，本来相处不错，也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只是到陈炯明叛变，许崇智率师回粤靖难时遭到兵败，在军中的胡汉民回到上海，对孙中山说了许多对许崇智不利的话，使孙中山对许崇智的印象大不如前，导至许崇智与胡汉民关系渐渐恶劣。

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政府成立时，许崇智便以实力派军人领袖的身份拥戴汪精卫，使胡汉民以零票之难堪失去了原意料之中的国府主席位置，因而许、胡裂痕越来越深，无法弥合。

因此，蒋介石诬蔑他勾结许崇智是一件极不可能的事情，胡汉民也就此事向蒋介石作过辩解。但蒋介石诬蔑胡汉民勾结许崇智，又是一件的的确确的事，这只有从蒋氏猜忌多疑的心性才能得到解释。

5、许崇智与“死敌”胡汉民联合倒蒋？

据一些史家认为，1925年蒋介石之黜许，是蒋得以军事专权的开始，也是他甘冒大不韪犯上的唯一一次，反蒋者动辄引之为蒋平生最大罪状，因此，蒋介石对此总是极为敏感。

另外，在国民党内历次纷争中，参与者或是党中旧元老，或是新附的各系得势军人。如党中旧元老，他们假若真能重新得势，也往往只能出掌党、政之权，却无法统领军队；至于其他新附各系得势军事将领，虽然能领军，却因在国民党内资望不够，无法问鼎党政大事，唯有许崇智在国民党内党、政、军资望均够，属于重量级元老，完全可以取代蒋的地位。

因此，蒋介石对于许崇智与胡汉民、汪精卫等同样重量级的元老合作，内心有一种深深的恐慌。

加之许崇智手中还留着他那封黜许信的复印件，信中那些如“三月之内，还归坐镇，恢复令名”之类的情感之词，教他在刚愎自用中又有一种深深的愧疚。

因此，许崇智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参与国民党内反蒋行列，但蒋氏实际上除了中原大战前这次下令对他进行通缉外，均表现出对他“曲予优容”的态度，除了不时接济许崇智一些赠金外，据许氏家族后人回忆说，蒋在黜许很久以后，凡见到许崇智的面，仍然像当年那样恭敬，立正，举手行礼，口呼“许总司令”，并待许崇智坐下后自己才就坐。

因此，对于胡汉民来说，蒋介石强加于他头上的“与许崇智勾结”，纯属是一个子虚乌有的罪名。

但汤山事件之后，再次引发了国民党内一次极大的地震，时局再度陷入紧张。

6、抗战前的许崇智

1931年4月30日，继胡汉民出任立法院院长的林森与邓泽如、萧佛成、古应芬等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

通电发出后，广东省党部、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等先后通电附和，号召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凡国民党旧有之一、二、三届中委均可参加。此号召得到了因中原大战、“八·七”扩大会议失败后星散各地的反蒋各系要员附和，纷纷云集广州。

许崇智也与孙科等人于5月21日秘密乘坐日本轮船浅间丸号自沪赴港，与那里的汪精卫、白崇禧、唐绍仪、张发奎等讨论时局。

5月25日抵广州后，与汪精卫、孙科等二十二人联名通电要求蒋介石于四十八小时内退职。

27日正式召开了非常会议，许崇智被选为在此间成立的“国民政府”委员（共十七人）、常务委员（五人）及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四人)。

5月28日，广州国民政府举行成立典礼。自此，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又出现了宁、粤分庭抗礼、互相争斗的局面。

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公然侵略我国东三省后，国民党在“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口号下，宁、粤才重新团结合作。而蒋介石对许崇智的通缉令，也由张继提议，张静江、何成濬附议获得通过而解除。

在1931年底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西山会议派之居正出任司法院副院长，覃振出任立法院副院长。

许崇智也先在粤四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继而在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辞职后出任国民政府委员。

1935年11月底，国民党中央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许崇智应戴季陶的邀请，也专程赴南京出席，再次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并被选为监察院副院长。

12月16日，许崇智就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职，而且仍位居国民政府委员。他虽然身兼二职，但仍颇觉失意，因而也较少逗留南京参与国民党的党政要务。

一种被迫赋闲的心情，使他更加沉迷于原来就喜好的声色犬马之中，在上海租界里做起真正的寓公来。

7、晚年的许崇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底南京沦陷，国民党中央政府迁往重庆，许崇智却仍然留居上海租界，且保有国民政府委员及监察院副院长的头衔。

1939年4月25日，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从河内逃出，于5月6日返回上海。之后，他积极筹组傀儡政府，并召开所谓的国民党“六全大会”，一时之间，留居上海的国民党要人都成为汪精卫运动加盟的对象。

为了躲避汪伪政权的威迫利诱，毅然离沪赴港定居。

到1941年11月25日圣诞节，港英当局终于不支而扯起白旗宣布投降，日军全面实现了对港岛的占领。

许崇智感到自身的危险，曾与战时的首都重庆联系，让蒋介石马上派专机来搭救他及一批滞港的国民党要人、名流耆宿逃离港岛。

然而，蒋介石派出的专机终于未能将许崇智救出险境。他与多名来不及逃离的国民党要人及名流耆宿一道，马上被日本人以保护为名，先后囚禁于九龙半岛酒店及香港大酒店等地方。

在各方出面营救之下，被囚禁人员于一百零四天之后，大部分被遣返上海，而许崇智因为与香港的日本总督矶谷廉介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获得了释放。

矶谷廉介见许崇智不肯投降，无可奈何，但也还念旧情，问他有何打算。许崇智表示自己“年纪已大”，再也“无心过问政治”（其实他这年才五十四岁左右），倒是很想做点生意。

于是，许崇智得到矶谷廉介的特别“关照”，获得两张由日军特别签署的、写有“立入严禁”字样的军令，贴于门首，从此避免了日军无休无止的入门骚扰。

同时，在做生意方面，许崇智还得到了香港上山砍柴营销的专利权。

除此之外，他还做鸦片生意，搞点运输，使他的生活免于像一般沦陷区的居民那样拮据。

在抗日战争期间以及抗战胜利后，许崇智做做生意，享受人生，不时往来于澳门、上海等地。

到1948年，蒋介石当选总统后，曾聘请许崇智为总统府资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许崇智从此长居香港。

1954年，陈毅同志来广东时，曾到过任中山大学校长的许崇清家，问起许崇智的近况，说许崇智既然在香港郁郁不得志，何不动员他回大陆？

但由于多种复杂原因，此事后来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