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湟事变-民国时期甘肃最大的一次变乱始末

因此，历届民国政府在规划西北战略时，都不得不对西北地方实力派给予足够的重视。

尽管直奉战争以直系的失败告终，但实力较弱的冯玉祥部在随后的权力斗争中并未获得太多好处。1925年，冯玉祥部又在直奉两系的联合压力下被迫退至西北地区，这对长期占据该地的西北少数民族地方实力派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因为冯玉祥的统一西北战略与他们的既有利益发生了冲突，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

刘郁芬

1925年夏，甘肃都督陆洪涛因病请辞，段褀瑞任命冯玉祥兼任甘肃督办。冯玉祥决定派遣刘郁芬率领第2师入甘，代理督办职务。

1925年10月，刘郁芬率领国民军抵达兰州，11月初，就将原任甘肃督军兼省长陆洪涛的旧部跋扈军人李长清和包玉祥诱骗到督办署将其杀害。

不久，陇东镇守使张兆钾联合驻临洮和陇南军队向省城进攻。到了1926年的夏天，刘郁芬部署所部击退了张兆钾，驱逐了原甘肃的各种汉族武装。

与此同时，甘肃回族武装中的“五马”——绥远的马福祥、宁夏的马鸿宾已经同意和国民军合作，甘州的马麟一贯倾向于国民军且曾派军援助国民军，而西宁的马麒和凉州的马廷勷的态度则不明朗。

直到刘郁芬打败张兆钾的联军后，各部才都表示服从刘郁芬。

张兆钾

刘郁芬利用这个机会，将西宁和凉州的巡防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第26和27师，并让马麒和马廷勷分别担任师长。

然而，同年秋天，吴佩孚联合奉军击败了冯玉祥的军队，导致冯玉祥被迫出国，剩余的军队撤退到绥远和宁夏地区。

自此以后，这两个新改编的师就无人过问了。

冯玉祥五原誓师

1926年回国后，他率领军队从宁夏进入陕西，参加北伐。同时，他要求西宁和凉州方面各派一个骑兵旅参加。

但是，由于冯玉祥以前的失败经历，西宁和凉州两镇都拖延了奉命的时间。冯玉祥的军队正在河南和山东作战，军饷则由西北地区解决。

因此，他计划在甘肃开采矿产以解决部分军费问题，这引起了甘肃地方实力派的不满。此外，近期刘郁芬派遣参谋长杨光远到陕西公干，结果杨在经过甘肃宁夏交界的盐池时被反对国民军的杨老二武装打死（一说为马麒与马廷勷派到国民军驻地侦查国民军实力和动向的人打死）。

这一事件让刘郁芬非常震惊，他认为这是一个阴谋，并怀疑是西宁、凉州方面所为。

当时西宁地区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引起了各方关注。先是周希武、朱绣等人在从西宁前往兰州洽谈时不幸遇害，被怀疑是土匪所为。此外，两镇都拒绝接受调遣，前线战事吃紧，刘郁芬不得不忍气吞声派人前往交涉。最后，两镇只答应各献马五百匹，而驻守凉州的26军副师长马廷贤则透露，马麒、马廷勷已与奉军勾结，要组织西路讨冯军。

这些事件让刘郁芬更加怀疑之前的判断，双方的矛盾也日益尖锐。

马麒

1928年2月，马麒在西宁会面家族军官时，感慨万千地表示：“我们已不再年轻，如果年轻，一定要与国民军较量一番！

”他的话触怒了在座的一些青年军官，其中有一个十八岁的马麒部下宁海军营长，暗自决定要找国民军“较量一番”。

他就是此事件的主角，后来被称为“尕司令”的马仲英。

马仲英

在聆听过伯父马麒的教诲后不久，马仲英在西宁联络了马腾、马丹巴等七人，然后离开西宁，返回河州。在经过循化时，他们又成功夺取了县府所储存的枪支。

由于长期存在的地方矛盾，马仲英一边走，一边进行宣传。当他们到达河州边境时，其势力逐渐扩大。在交界的大力家山，他们遇到了国民军门致中部的十几名士兵，这些士兵正在往循化给新兵送枪支和弹药。

于是，马仲英等人设下埋伏，成功夺取了这批武器装备。他们随后在槐树关口三法观驻扎，成立了一支“自立队”。

之后，他们又在韩家集找到了一位文人，为自己的队伍取了一个威风凛凛的名字——“黑虎吸冯军”。然而，不久之后，由于这个名字太过露骨，经双城马良的建议，他们将队伍改名为“西北边防联盟军”。

壮丁要来！”驻军见百姓手中并无利器，试图驱赶，却招致百姓赤手空拳夺枪。驻军败退，急忙固守河州，紧急向总部求援。

民国时期河州城墙

镇守使赵席聘的部下实力不强，易被攻击。马仲英在攻城中组建敢死队，尝试夜间攀爬城墙，但未成功。

这些失败源于城内河南籍铁匠打造的钩连枪。铁匠提出他们会红枪会法，能使枪刀不入，杀退敌人。赵席聘听闻后，选拔了二十名土兵进行一星期的训练，于三月二十八日组织了一次反攻。

然而，马仲英部在战斗中反应迟疑，一直持续到下午，马仲英亲自增援。赵部的炮兵营长邵兰亭阵亡，部队和红枪会徒只有少数人逃回，其余不是被打死就是摔死。

从此，赵席聘不敢出兵反击，只能坚守城池等待援助。

冯玉祥的部下集结在陕西、河南一带，甘肃地区的兵力不足，马麒得到消息后，便指使西宁的白、青马队增援马仲英攻打城池。

刘郁芬则立刻抽调驻守在陇东和岷县的部队，由李松昆副师长带领，从临洮县出发，经过宁定县南门外的沙坡梁与马仲英部交战。

战事不久，马部就溃败了，双方的伤亡都相对较小。国民军顺利进军到南十五里铺，再次遭遇马仲英部的阻击，双方再次小有伤亡，马部看到国民军的武器和兵力众多，无法抵挡，于是马仲英下令放弃围城，退至大西乡一带暂时驻扎。

最终，国民军毫无阻碍地在农历四月六日进入城内，并与赵席聘部会师。按照清末的惯例，河州有事，清廷会责成马安良或者其旧部处理，这次事变，马麒和马廷勷两人都以为刘郁芬会按照以前的习惯向他们请教，这样他们就有机会坐下来谈谈。

马廷勷

刘郁芬果断采取行动，没有给马廷勷等人开口的机会。此时，马廷勷因叔父病故奔丧而改变了态度，他反对马麒的决定，认为不应该让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出来捣乱。

马廷勷对马麒的不满态度使他和马麒的合作破裂，他表示自己是河州的守卫者，决不允许他们搞乱。因此，马廷勷派遣旅长马全钦带兵去打马仲英。

然而，马国良的儿子马廷斌提出议和的方法，但被马仲英识破并严词拒绝。在五家梁的激战中，马仲英的副司令被击毙，但步枪连又发生了哗变。

马全钦无奈带领骑兵撤回河州，但由于步兵营的哗变，赵席聘怀疑有诈，不给他们开门，马全钦只好向马廷勷报告情况，并请求剿匪权。

然而，刘郁芬不再信任马廷勷，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催他回到凉州。马廷勷离开后不久，马仲英联系了他的四弟马廷贤，并委任他为副司令，同时烧了马全钦的家并挖出了马廷勷的两个银窖作为军饷。

不久，两人共同侵犯大河家，马全钦的部下再次发生哗变，最终败退到黄河对面。

1928年6月27日，马仲英和马廷贤联手对河州城发起攻击。此时赵席聘已经调往凉州，由陈毓耀接替，城内仅有一个编制为500人的工兵营，武器精良。

在西门外和前后古城庙等处，民团驻守。马仲英首先攻击外围民团，民团抵挡不住，纷纷撤向城内。马廷贤的军队随后进入城内，对工兵营发起攻击。

工兵营火力强大，防守严密，双方激战一天未果。马廷贤决定采取火攻，意图烧死国民军。但工兵营的土工作业实力强大，看到火势来袭，立即挖洞向北撤退，成功脱险。

河州事件愈演愈烈，刘郁芬立即调遣赵席聘、佟麟阁、李松琨三师，分别从东、南方向河州进发。马仲英军队在看到强大的军队即将抵达时，又一次不战自败。

稍作调整后的国民军，紧接着继续追击马仲英部队，然而，佟麟阁部却在追击过程中遭到马部左军的伏击，造成数百人伤亡，不得不退回城内。

另外两支国民军在得知佟麟阁部的失败后，也迅速退入城中。马仲英再次包围了河州城，并派人截断了兰州到河州的主要交通路线。

吉鸿昌

听闻战报后，吉鸿昌与刘郁芬又从北路调集了刘兆祥和吉鸿昌部，部队实力强大，武器精良。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马仲英部不敌败退。

为了保障交通畅通，国民军在河州增加了旅和师的兵力，确保北路的畅通。这时，腾出手来的刘郁芬决定彻底解决事态，集合了驻甘部队，并从山西调来孙连仲部，准备发起总攻。

刘郁芬采用剿抚并举的策略，一方面派人在马仲英部内部进行分化瓦解，另一方面则通过地方实力派对马部人员进行招抚，但由于谈判进展不顺，刘郁芬亲自来到河州城指挥总攻。

1928年11月29日，国民军对马仲英的北塬、西川、红水沟、双城、井沟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尽管马仲英拥有七八万兵马，但战斗力明显不如正规军，因此被迫退出河州，经槐树关进入藏区，河州战事告一段落。

此时，马仲英原以为能得到西宁马麒的援助，然而孙连仲部攻占凉州并进入西宁，马麒和平交出政权。失去西宁的联系后，马仲英只好走临潭、岷县，途中遭到吉鸿昌部一路追击，不得不折回旧洮河岷县间的藏区，而吉鸿昌、冯安邦紧追不舍。

在此期间，马仲英部军纪逐渐败坏，四处抢粮，攻破陇西、彰县后，劫掠财物甚多。甚至在经过山岔镇时，因为遭到反抗，愤怒之下发生了屠村的惨剧。

12月29日，马仲英的部队攻入贵德县城。当时，贵德的宁海军统领马朝选和帮办马元海，以及县长黄文濬为了保护城池不丢失官职，让马元海进行调解。

因此，当马仲英到达贵德时，他的部队是从北城墙爬上城去，而不是通过打开城门进入的。马仲英进城后，收到了马朝选赠送的一百三十余支枪械，并获得了一些补给。

随后，马仲英洗劫了县署，然后向西宁前进。

孙连仲

青海省主席孙连仲获悉马仲英部队朝西宁方向而来，他感到有些头疼。为了安抚孙连仲的担忧，马麒决定派他的弟弟马麟前往贵德方向。

然而，在西宁和贵德交界处的拉鸡山沟，马麟与马仲英不期而遇。马仲英一开始称马麟为“阿爸”，但很快开枪射击。

马麟感到害怕，只能勒马返回。随后，马仲英的部队进驻了距离西宁仅五里的南川亨堂沟，并消灭了孙连仲下属的一个连队。

马仲英认为西宁的国民军数量太多，自己可能会陷入困境，于是决定前往湟源。驻守湟源的马麒侄子马步元的一部分骑兵与马仲英的部队合流，开始攻击湟源县城。

在湟源旧照中，我们可以看到县城本来驻军就少，马步元又对马仲英网开一面。于是，湟源本地士绅组织了一些团练来保护县城。

然而，由于抵抗短暂，城内马步元的少量部队与外来部队内外配合，导致县城陷入混乱。马仲英和马步元的部下进城后，开始肆意枪杀团勇，烧杀奸淫，滥杀无辜的百姓。

直到下午两点左右，国民军才赶到，向马仲英部发起冲锋，并对北极山的马仲英防线进行了炮击。马仲英无法抵挡，只好逃向北方。

马步元原本有机会逃走，但他舍不得家中妻儿和财富，选择返回南城台的公馆。被国民军随之包围，并要求他交出最凶恶的两个杀人犯黑鹰和黄鹰。

黄鹰被枪决在南城台，而黑鹰在逃跑中也被击毙。马步元试图让部下为他作证，以推卸责任，但看到眼前的情况，他知道无法辩解，于是用手枪自杀。

在湟源，马仲英竟然杀了三千人，这让马麒非常恐慌。为了表示他对国民军的忠诚，他紧急派自己的弟弟马麟前往截击。

然而，在老虎滩与马仲英部的接触后，马麟再次遭遇惨败，连马麒本人也差点丧命，最后只能逃回西宁。

马仲英在打败马麟后，进军河西，途中在洪水镇收纳了马麟的叛军。在山丹县休整了七天后，向东前往永昌。马仲英本是永昌城内驻军徐勉的同乡，因此商量着借道从城外通过，再向他们请求粮草补给。

徐勉也同意了借道，并且提供了军粮。然而，当时永昌民团团长杨介臣为了立功，见马仲英的旅长马彦海坐在城壕边，没有防备，于是开枪打死了马彦海。

这个意外事件激怒了马应彪，他立即率军进攻。不到半天时间，永昌城就被攻破。徐勉和杨介臣同时被俘虏，马仲英把杨介臣处以极刑（指一种极为残酷的酷刑，包括割肉、断肢、割喉等）。

然后，马仲英劝徐勉投降，但是徐勉坚决不屈，同样遭到了这种酷刑。

永昌城化为“寡妇城”，街头巷尾满是血肉模糊的尸体，哭声连绵不绝，人们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中。马仲英部继续北上，沿途烧杀抢掠，再次在民勤县城制造了血案，造成七百多名百姓死亡，县长雷步嬴自杀。

马仲英部随后又返回民勤县城，再次进行了屠杀。此时，住在凉州的民勤前任县长王恩九得到了这个消息，吓得背脊发凉，急忙向省里请求援助。

刘郁芬立即派遣吉鸿昌前往剿办。

当吉鸿昌到达南河口时，他发现自己因为解冻的原因无法渡过河。然而，民勤两岸的人民自发组织起来，使用铁车搭建了桥梁，成功将他的军队送到了对岸。

随后，吉鸿昌部的旅长刘兆祥与马仲英部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双方战斗了五天，最终马仲英部不敌，逃往宁夏方向。

1929年5月，马仲英进入了宁夏银川，而当时的宁夏主席门致中并没有料到他会来，因此疏于防守。在马仲英的计划中，他一直想将宁夏作为自己的根据地长期经营，因此并没有像以前那样进行屠杀和抢劫。

然而，吉鸿昌在后面紧追不舍，门致中也组织了力量对马仲英进行反攻。

马仲英与马廷贤在军队的未来规划上出现了意见不合，马廷贤因此带着不满情绪驻扎在金积地区，而在吉鸿昌与门致中进攻马仲英时，马廷贤也没有提供援助。

虽然马仲英成功击败了吉鸿昌的一个团，但由于孤军奋战，最终仍然无法抵抗。同时，宁夏的马福祥和马鸿逵对马仲英也十分不满，并组织群众在北平街头示威，称马仲英和马廷贤等人是土匪。

马仲英在宁夏得不到支持后，只好退出宁夏，前往河套地区。随后，马廷贤离开了金积，南下海源，翻过六盘山后，最终到了陇南地区。

而马仲英在撤出宁夏时，得到了中卫驻军的支持，并且还收集了一些流散在各地的部下和一些群众，重新组建了一支千余人的队伍，随后又回到了河西地区。

马仲英

马仲英在张掖城收编了马谦的旧部后，很快便发生了旧部哗变事件，马谦被赶走，马仲英成功掌控了张掖。然而，马仲英在组织河西行政委员会，将甘州和肃州等地独立出来后，引起了西宁方面的猜忌，马仲英在甘州闹独立，声势浩大，但西宁方面怀疑这是否为南京方面的支援所为。

1930年夏，马仲英在宁夏期间，见过马福祥和蒋，马福祥认为马仲英不能搞乱地方，让他去军校学习，马仲英拒绝。

马仲英由包头回宁夏后，暂时依附于马鸿宾，担任教导大队长，但他私下仍然与旧部保持联系。西宁方面派员打探马仲英的虚实后，发现马仲英的部众实力并不强。

于是，在马麒的授意下，以马步芳为首的西宁少壮派军人在1931年4月直扑张掖，马仲英在民乐县境会战，结果大败，急忙向西撤退。

马步芳一直穷追不舍，直到酒泉才停战。河西省的梦想就此破灭。马仲英失败后，被迫退出嘉峪关，暂住在安西县。

由于此地比较贫瘠，无力养兵，马仲英也开始考虑自己的后路。

当年的哈密农民，为了反抗金树仁的暴政，进行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虽然农民军在几次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但由于队伍刚刚组织起来，既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又缺乏武器弹药，因此在面对新疆省军的镇压时，感到十分危险，难以支撑下去。

因此，哈密农民军领袖和加尼牙孜阿吉派出了代表沙力多尔杀乌斯满巴依和尧乐博斯等，前往安西请求马仲英出兵支援。

当时的马仲英正处于进退维谷、走投无路的境地，所以当和加尼牙孜阿吉代表来到甘肃请他进军新疆时，马仲英立即接受了邀请，率领马黑鹰骑兵团、马生贵、马世明直属营，总兵力约700人进入新疆，包围了哈密，攻破了巴里坤，金树仁的副将投降，迪化方面一片哗然。

金树仁急忙调伊犁屯垦使张培元从东路攻打，这才将马仲英赶回了甘肃。

经过此次战役，马仲英的实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再次回到甘肃时，他已经拥有了三千骑兵和五千多名步兵。在此之后，他与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取得了联系，将自己的部队改编为暂编三十六师。

此时，马步芳已经回到了西宁，但在酒泉留有少量兵力。由于兵力相对薄弱，他们无法与马仲英抗衡，因此做出了让步，放弃了鼎新、金塔和酒泉三县。

这样，马仲英就在安西驻军长达三年。

一九三三年，哈密维族王府管事和加尼牙孜因遭受金树仁部的欺压，奋起反抗，成功占领哈密城。然而，金树仁再次利用张培元的力量，重新夺回了哈密。

和加尼牙孜被迫逃入山中，向马仲英寻求帮助。于是，马仲英在当年五月进入新疆。 然而，此时金树仁已经被盛世才驱逐，张培元也放弃了对哈密的守护。

在这种情况下，马仲英率军长驱直入，成功攻破古城子，逼迫警备司令黎海如缴械，师长张治贤则落荒而逃。

马仲英部在与盛世才的战斗中失利，无奈退至吐鲁番，试图进攻迪化。然而，由于受到外部援助和空军轰炸，马仲英军队无法支持，最终退入南疆喀什，又退往和阗，形势日益紧张。

为了寻找出路，马仲英召开团以上高干会议，讨论未来方向和任务。在会议上，将领们热烈辩论，副师长马虎山和参谋长拜自立主张寻求英国援助，必要时甚至考虑从印度进入西藏。

他们认为盛世才依靠苏联打败了自己，因此誓与盛世才斗争到底。然而，参谋长吴应祺和骑兵旅长马世勋坚决主张依靠苏联，与盛世才共同维持新疆的稳定。

最后，马仲英发言表示，他们的出关目标是反对金树仁的封建统治，解除新疆各族人民的痛苦。与口内不同，新疆与苏联有几千里的国界，各个方面都需要与苏联打交道。

马仲英曾在过去依靠苏联打败了敌人，也因为与英国的勾结而被我们打垮，这表明苏联是真正帮助我们的朋友，而英国则是欺骗我们的敌人。

我们必须警惕不要被英国所欺骗，也要学会珍惜苏联的帮助。马仲英通过亲身经历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他的观点得到了大部分军官的赞同。

1934年4月至7月，马仲英经常与苏联方面接触，并表示自己愿意去莫斯科学习，以便将来整训部队。马仲英入苏联后，他在陆军学校学习，加入联共，然后转学空军，学习航空技术。

然而，马仲英之死使得喀什、阿克苏等地内部发生变化，一部降盛世才，一部被盛世才借外援消灭。

马仲英的死亡原因众说纷纭，有说法是他支援西班牙内战时牺牲，也有说法是他训练飞机跳伞时意外身亡，甚至有人说他在卫国战争中阵亡。

然而，在董汉河的《马仲英之死》一文中，有一种更为可信的说法，这是由当时宁夏人民出版社的沈克尼同志提供的。

1953年，杨静仁副总理在访问苏联时询问了马仲英的下落，苏联官员回答说，卫国战争期间马仲英被当作英国间谍处决了。

这个消息后来由杨静仁告诉了中国藏学专家牙含章，再由牙含章转告给了我们。考虑到1934年7月马仲英离开军队后，实际上他仍然对其三十六师有着遥控作用。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他对三十六师的遥控越来越无力。最终，在1937年5月底，代师长马虎山发动了叛乱，攻占了喀什，向东进犯阿克苏。

当马虎山发动叛乱时，马仲英还在莫斯科。

盛世才秘密赴莫斯科寻求斯大林的支持，联共批准其加入，但马仲英此时在苏联处境不利。再加上苏联肃反运动的扩大化，盛世才所报告的英日帝国主义对新疆的阴谋矛头直指马仲英部，导致苏军越境狂轰滥炸马虎山部，马虎山被迫逃亡印度。

这样看来，马仲英被苏联处决确实有其必然性。河湟事变是民国时期甘肃最大的一次变乱，其带来的惨绝人寰的仇杀给西北人民带来了长期的心理伤痛。

这场变乱的幕后主谋实际上是青海的马麒，他在国民军入甘后不愿与其合作，但由于双方力量悬殊，不得不作长久计议。

在他的激将法鼓动下，青年军官马仲英奔赴河州，试图扰乱国民军的甘肃计划，并让他们认识到甘青地方实力派在甘肃地域的特殊地位。

冯玉祥

河湟事变后，冯玉祥认识到西北少数民族在甘肃的独特政治和军事地位，也意识到与最有实力的马麒和解的重要性。

尽管冯部与青海之间的妥协得以实现，但这种妥协的背后隐藏了无数西北人民的鲜血和生命。马仲英部在河洲战败后逃到烑、岷、陇西及陇南各县，并在1929年又窜入青海、河西，攻陷了湟源、永昌、民勤等县城，进行大规模屠杀，随后又攻陷了宁夏城，后被吉鸿昌部驱逐。

1930年，马廷贤等部又窜据陇南，对天水、礼县进行疯狂屠杀，使甘青等各族人民深受其害。这一切的根源是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影响深远。

在这场事件中，我们发现“哗变”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无论是国民军还是地方军阀的队伍都存在着“哗变”现象。

无论是真实的哗变还是借助哗变名义支持马仲英，都反映出军阀军队的不稳定性和复杂的博弈，而正是这些“哗变”推动了局势的不可控，使得甘青宁地区相继受到了严重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