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上最“风流”开国皇帝 要想做官必须先阉割

“风流天子垂衣坐，越国夫人迎辇回。础柱四围香气涌，错疑手握楚云来。”(《十国宫词》)

“珠殿才兴又玉堂，风流天子五蛮方。芙蓉甘菊呼鸾道，无复龙川歌舞冈。”(《十国宫词》)

“镂柱香藏廿四仙，南薰殿暖袅炉烟。尧乾汤湿浑间事，赢得风流一代传。”(《清闲供》)

诗中提到的这位“风流天子”，就是五代十国时南汉的开国皇帝——刘龑(yǎn)。

历代开国皇帝中，不管是实力派的，还是偶像派的;无论是受禅型的，还是自立型的，都希望自己的言行举止，成为子孙之表率，万民之楷模，都希望千古流芳，名垂青史。相比之下，刘龑是一个另类。据《十国春秋》记载：“乾亨元年，建玉堂珠殿。又帝顾左右曰：纵不及尧舜禹汤，亦不失作风流天子。”作为一个开国皇帝，刘龑不顾身份，无视影响，公开声称要做“风流天子”，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刘龑(889—942)，曾用名刘岩、刘陟、刘龚，籍贯河南上蔡，后梁海南王刘隐之弟。父亲是广州牙将刘谦。当初，刘谦和妻子韦氏只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刘隐另一个就是刘台。后来不甘寂寞，瞒着韦氏私纳小妾段氏，这才生下了刘龑。当时韦氏大怒之下，杀死了段氏。本想连带刘龑一起杀死，但是乍一看到还在襁褓中的孩子，甚是可爱，就手下留情放过他一马。不仅如此，韦氏还把刘龑抱回家中，把他和刘隐一起抚养长大。

刘龑长大后，“身长七尺，垂手过膝”(《新五代史》)，骑射超群，谋略不凡，精通占卜之术，早年辅佐哥哥刘隐统治着岭南一带，任静海军节度使。乾化元年(911)，刘隐病卒，刘龑承袭了王兄基业，可以说他的皇位，完全是用病逝哥哥刘隐的命换来的，兄终弟及，对他兄弟二人是最好的诠释。他继续向后梁称臣，一则换取中原政权的支持，二则表明自己在岭南的正朔地位。然而，随着势力的渐强，刘龑另起炉灶的念头已经蠢蠢欲动;尤其是听说钱镠被后梁封为“吴越王”后，刘龑“耻称南海之号”，非常生气地说：“中原多故，谁为真主?安能万里梯航而事伪庭乎!”(《旧五代史》)把中原政权称为“伪庭”，并停止向后梁朝贡，是刘龑开国称帝的前奏。

贞明三年(917)七月，刘龑趁契丹入寇后梁之机，在番禺(今广州)自立为皇帝，国号大越，改元乾亨。次年(918)，改国号为大汉，史称南汉，疆域约为今广东、广西两省，及云南的一部分。刘龑敢自立为帝，除了他野心膨胀、中原混乱外，还在于他积极推行“政治联姻”的外交政策。称帝前，他娶了楚王之女为妻，封为越国夫人;称帝后，他派人出使吴国，劝吴王也称帝，以示友好;遣使到蜀国，互通友好;他将一女嫁给闽王之子，后来又把另一个女儿嫁到了南诏。楚国、吴国、闽国、蜀国、南诏，连起来如同一道厚实的城墙，成为阻挡中原政权铁骑南下的天然屏障，至少在战时能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

问鼎中原，南汉没有这种实力;想当“尧舜”，刘龑没有这份雄心。借助诸多“友好”国家的“保护”，刘龑只能躲在“避风港”里偏安一隅。建国后，刘龑采取了诸如睦邻友好、澄清吏治、发展经济、推动文化的措施，为维护岭南地区的安定局面，为促进岭南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刘龑的身上难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如，他妄自尊大，蔑视后唐皇帝为“洛州刺史”;他残忍苛酷，动辄使用“刀锯、支解、刳剔之刑”;他愚昧迷信，听信“术者言”改名字、改年号;他狂妄不羁，每每对人说自己“耻为蛮夷之主”。最出格的，还是他执政期间穷奢极欲的“风流”生活。

“风流”，有游猎型的，有荒淫型的，有好色型的，有奢侈型的。刘龑是商人后裔，骨子里的铜臭基因，使他的“风流”主要表现为敛财和享乐。据史籍记载，刘龑“好奢侈”，极尽享乐之能事，常常携爱妃宠臣四处游巡，“叠石为道，名曰‘呼鸾夹’，栽甘菊芙蓉与群臣游宴”(《广州志》);刘龑很贪财，所到之处，地方官员都竞相进奉，在国内无论谁拥有珍宝，都逃不出他的手掌心。刘龑“西通黔、蜀，得其珍玩，……与岭北诸藩岁时交聘”(《旧五代史》)，通过做生意获取大量财富，“广聚南海珠玑”。(《资治通鉴》)。此外，刘龑还于大有三年(930)十月，派“汉将梁克贞入占城，取其宝货以归”。

刘龑在位时，“悉聚南海珍宝”(《新五代史》)，库房中的珍奇异宝如同山堆。刘龑一入库，就流连忘返，废寝忘食;遇到北方商人来南汉，往往要召到皇宫，向他们炫耀珍宝，以富有相矜夸，“又性好夸大，岭北商贾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宫殿，示以珠玉之富”(《新五代史》)。刘龑搜集大量珍宝，除了自我陶醉和对外夸富外，还用在了修建宫殿方面。在位期间，刘龑“惟治土木，皆极环丽”(《南汉书·高祖纪二》)，“唯以治宫殿为务”(《五国故事》)，其宫殿“凡数百，不可悉数”，“离宫千余间”，“三城之地，半为离宫范围”。尤其是他修建的昭阳、秀华等宫殿，一律“饰以金碧翠羽”。(《旧五代史》)

大有七年(934)，刘龑修建昭阳殿时，黄金饰顶，白银铺地，殿中开设水渠，渠底遍布珍珠，又将水晶琥珀雕琢成日月形状，镶嵌到东西两柱的顶端，即《南汉书·高祖纪二》中记载的“以金为仰阳，银为地面，檐楹榱桷，亦皆饰之以银。下设水渠，浸以真珠;琢水晶、琥珀为日月，分列东西楼上”，在宫殿之中就能看到山川河流之美，日月星辰之光。刘龑晚年修建的南薰殿，更是穷极艳丽。据《清异录》记载，“刘龑僭大号，作南薰殿柱，皆通透刻镂础石，各置炉燃香，故有气无形。”对此，《南汉春秋》载，“南汉高祖曾作南薰殿，柱皆通透刻镂”;《清闲供》载：“先主建南薰殿，柱皆镂空，各置炉燃香其中。”

“通透刻镂”、“置炉燃香”、“有气无形”，南薰殿到底有多华丽，现在根本无法想象。这种规格，这份气派，就连以奢侈闻名的隋炀帝，也是望尘莫及的。或许是对自己独具匠心的沾沾自喜，或许是对隋炀帝风流人生的不屑一顾，刘龑谓左右曰：“炀帝轮车烧沉水，却成粗疏。争似我二十四具，藏用仙人。”《清异录》中也记载，“上谓左右：隋炀帝论车烧沉水，争似我二十四个藏用仙人，纵不及尧舜禹汤，不失作风流天子。”后人根据这一史实，作诗曰：“南薰宫殿迥凌虚，暗炙龙涎散玉除。藏用仙人二十匹，车烧沈水笑粗疏。”在时局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在政权频繁交替的特殊年代，刘龑既无远虑，又无近忧，终日沉溺、消磨在“安乐窝”里，神仙般的过着风流、奢侈生活，史所罕见，世所罕见。

大有十五年(942)三月，刘龑在金碧辉煌的“仙境”中，依依不舍地病死于广州，时年五十四岁，谥号“天皇大帝”，庙号高祖，葬康陵，即今番禺新造镇北亭青岗山。为防止盗墓，刘龑临终前令墓道以铁水浇铸，使人“不可启”。然而，明朝崇祯九年(1636)的一次雷击，还是让牢固的康陵出现了缝穴，附近农民发现墓中有十二个金人，十八个银人，地面以“金蚕珠贝”所筑，宝镜“光烛如白日”。最神奇的是，一尊宝砚的砚池中“有一玉鱼能游动”;一个碧玉盘加满水，“有二金鱼影浮出”。至于其他珍异物甚众，不可指识。这些奇珍异宝，后被当地官民“搜发无余”，正所谓“取之于民，还之于民”。这是后话。

刘龑死后，他的儿孙们受其影响，个个荒淫残暴，广聚珠珍，大兴土木，性情更加暴戾，行为更加放纵。中宗刘晟建乾和殿，铸柱十有二，周七尺五寸，高丈二尺。末帝刘鋹建万政殿，一柱之饰费白金三千锭，以银为殿衣。他们敲骨吸髓，使广州一带变得财尽民穷，就连珠江南岸的庄头小村，也被他们划作风流快活、寻欢作乐的离宫。大宝十四年(971)二月，南汉被北宋一举攻灭，刘鋹也成为赵匡胤的阶下囚。南汉从建立到灭亡，共传四帝，凡五十五年。华夏一统，固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一个政权如果从“根上”就开始腐朽，那么，这个政权离着灭亡也就不远了。兴于忧患，亡于安乐。身为开国皇帝，却要和亡国皇帝隋炀帝比“风流”，刘龑无疑是南汉衰败的罪魁祸首。

称帝后的刘龑，虽然志向高远，但是常年扭曲的性格，让他养成弑杀的习惯。每每看到人被杀，他的心中就莫名的兴奋。了解他的人都把他当做是蛟蜃的化身。非但如此，他还在称帝之后立了一个很奇葩的规矩。鼓励平民进京赶考，只要有文化的都可以申请去当官，但是有一个条件，当官之后，必须先进行阉割。美其名曰，为了以后在官场上专心服务为民，不做他想。这种残酷的选官方式，虽止步了很多文人雅士，但也有很多人趋之若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