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麟将军之死新探

作者:史义军

一、李兆麟同老八路的关系

1945年9月5日，李兆麟随苏军来到了哈尔滨，就任苏军驻哈尔滨卫戍副司令，协助苏军接管哈尔滨。李兆麟为苏军进入哈尔滨积极工作，也为后来国民党的接收提供了很多方便，得到了国民党方面的好评。这些工作却引起了关内老八路的不满，比如在中苏友协工作的何方就说：“李兆麟同志又不大了解中国情况，光知道服从苏联红军的指挥，忙着帮国民党接收。”

根据哈尔滨大事记记载，1945年10月下旬 中共滨江地区工委任命林诚为双城县委书记兼保安团政委，孙新仁为双城县政府主席，赵云鹏为双城县保安二团团长兼县公安局局长。暂在哈市南岗原伪第四军管区司令部办公。发展武装，准备接管双城县政权。11月上旬,林诚、孙新仁、赵云鹏在哈尔滨发展武装的同时,曾两次派代表来双城与伪双城县地方治安维持会保安大队长张斌(伪警务科长)等人谈判接收双城问题。张斌等人坚持等待“中央军”来接收，谈判未成。林诚、孙新仁、赵云鹏等将在哈扩建的新兵带到阿城进行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为进驻双城准备条件。

25日，老七团团长王良率东北人民自治军哈南支队(原山东渤海军区独立师老七团一营)，由哈市进驻双城。

27日，林诚、孙新仁、赵云鹏等同志得知老七团已进驻双城，立即率队来到双城，接收了伪县公署，成立了双城县民主政府，建立了公安局。配合老七团先后解除了伪保安大队，伪铁路监护团的武装，逮捕了治安维持会保安大队队长张斌等反动头目。

何方就是这个月月底到双城的，他说：

但是由于东北局执行重南满、轻北满的政策，上面只给双城派了五六个老解放区来的干部，有县委书记林诚、县长孙新仁、公安局长赵云鹏、宣传部长张拙之等。

那时双城社会治安很差，经常有土匪出没，何方说：

为什么土匪有这么大的胆子，敢于进攻离哈尔滨不到百里的像双城这样的大县城呢？这与当时整个东北的形势有很大关系。从我方来说，由于工作方针的失误，派赴北满的干部太少，群众还没发动起来，他们的正统观念很强，相信“中央”迟早会来接收，对共产党不了解也不信任。国民党却依仗苏联红军的保护，派人到东北接收一些重点城镇。我到双城不久，他们就派来了一个姓傅的老头当县长，他带了几个人，在红军的保护下来上任了。为此，李兆麟还专门到双城，又是劝说又是命令地要我们接受。我们只好让出县政府，搬到外面挂了一块双城卫戍司令部的牌子，县长变成了司令，仍旧管着原来管的一切。这位“傅县长”和他带来的几个人，反而没事干，衣食住行还要卫戍司令部供应，连出入都不自由。看得出来，他们对当这种官也是提心吊胆的。但对我们来说，国民党的县长在双城总是一种威胁，成为国民党地下军的精神支柱，也造成群众的思想混乱。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把他们挤走为好。于是县委就决定派我去哈尔滨找李兆麟交涉。李兆麟主要听红军的，思想显得有点右。但他也确有他的难处，经常受夹板气。他原是红军的上校，这时又以中共代表身份任国民党委任的松江省副省长，还是中共哈尔滨市委常委。红军和我们的要求又往往互相矛盾。所以听了我的意见后，他也发了一顿牢骚，说不知道你们这些从关内根据地来的同志是怎么回事，不顾全大局，还说我是白劳德（原美共总书记，后被开除党籍。二战后期被认为是国际共运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

李兆鳞在哈尔滨纪念抗战胜利大会上讲话

何方说的“姓傅的老头”叫傅润成，是国民党委派来双城任县政府主席的。但被孙新仁给顶了回去，傅找李兆麟诉苦，于是李兆麟1945年12月26日给孙新仁写了一封信，谈的就是“傅县长”的问题，为此，孙新仁很不满意，1946年1月27日给李兆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兆林同志： 一． 二十六号的来信奉悉，请勿念！ 二． 何林他们均不再城内，去太平庄一带指挥作战。 三． 对傅先生的态度，县委并没有主张采取监视的办法，因为这种办法只有增加他对我们的反感，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检讨一下，在思想上还没有存在这种观点，但对傅的态度是不周的，这由于自卫军战士所造成。在未接你来信前，我一再和自卫军……，告诉他们对傅先生要尊重，我这里有困难，自卫军不听我指挥，为此我也很生气，一俟何 洪回来，会把这事弄清楚的，究竟是否下过命令，另一面，苏联同志也不能听信一面之词，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纪实对傅有缺点，干部的毛病或是战士的毛病，也是有分别的，如果苏联军纪律之坏、中下级干部之坏，不能据此认为联共都坏把，今后对傅的方式，自应注意，虽然如此，战士有毛病，我们也不能说不负责任。 四． 你对党的路线和苏联外交仅仅视为一个东西，我觉得不够合适，中苏条约虽然有种种规定，在执行上，联共不能说不执行，但也不能被条约束缚住，同时我们当党关于东北问题的方针，固然要照顾到苏联的外交，因为我们彼此利益是一致的，但不能把中苏条约或者说苏联外交做为中共的政治准绳或纲领，如此，我们将要犯错误，美共白劳德同志最主要的错误，即在于他把德黑兰会议的决定，当作苏联关于世界革命的决定，因而造成对马列主义的修正：当然我并不是把你看成白劳德，但我感到你几次给我来信，总是怕毛子的。譬如上次也是毛子找你说：我们在双城如何如何，你指示我，叫停止逮捕汉奸，后来省委来信有些不同，这次又是和省委交代的决定，在精神上似乎有些出入，这样是否是右呢？我愿意和你研究，当然我知道的东西是非常少，在措词上、态度上、有不周之处，还得请你指正。 五． 太平庄有三军、三百多人，张的叛部六七百人，当地大排二三百人，哈尔滨顾乡屯国民党派来六百人，共一千五百人以上，有轻重枪四十多挺，武器弹药齐全，于二十五日起，我自卫军、公安局开始被迫向太平庄进攻，缴迫击炮两门，轻机四挺，掷弹筒三个，步枪十几枝，俘敌三十多人，并伪师长一人，击毙一百多名，我阵亡正营长一人，受伤十余名，被俘及逃散七十余名，现何林仍在太平庄附近，准备再度进攻，现在向你请求，能否找苏军一谈，质问国民党为什么向哈尔滨派队伍增援太平庄，打我们，如国民党不承认，能否请苏军出动当土匪打，事实上也就是土匪，如何？ 请示知，此致

敬礼！

孙新仁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晚十时

这封信发出后，李兆麟又将这封信转给了陈云和张秀山等，张秀山在这封信上批示：“请陈世清同志写一封信，根据陈云同志昨晚指示，给予批评。这个同志这样对待兆林很不妥当，须要省委给他纠正一下脑筋。张秀山。”

1946年2月12日 国民党政府又委派傅润成来双城县任县政府主席。根据上级指示，孙新仁辞去县政府主席职务，改任双城县卫戍司令部司令，林诚任政委，赵云鹏任警察局长。

二、李兆麟同国民党的关系

从孙新仁的信和何方的口述可以看出李兆麟和国民党的关系确实很不一般。

我的一位在黑龙江的忘年交朋友几年前曾寄给我一份大公报记者陈纪滢上世纪写的回忆文章《记荣屋》，我得到的这个版本是陈的另一本书《抗战时期的大公报》中的一章。《抗战时期的大公报》1981年12月由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根据百度人物词典介绍：

陈滢纪（1908—1997）作家。本名陈奇滢，笔名有滢、丑大哥、生人、影影、羁瀛等。河北安国人。1908年3月20日生。北平民国大学、哈尔滨政法大学夜间部毕业。1924年在北平《晨报》开始发表作品。20年代后期，曾在哈尔滨《国际协报》主办《蓓蕾》文艺周刊。1928年和孔罗荪共同发起成立“蓓蕾文艺社”，为形成东北作家群起了重要的作用。九一八”事变后，离开哈尔滨去关内。曾任职邮政部、邮政储金汇业局，后任《大公报》记者、编辑、驻新疆特派员、驻苏联特派员，1932年到上海从事新闻工作与创作。1935年创办《大光报》。抗战期间，在武汉和重庆主编《大公报》副刊。被聘为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陈纪滢任哈尔滨市文化指导委员会主任。1948年当选第一届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8月12日赴台。去台湾后任《中央日报》董事长、中国广播公司常务董事。1993年8月被聘为国民党第十四届中央评议委员。1997年5月22日辞世，享年90岁。

《记荣屋》中的荣屋据有关专家考证是日伪时期荣屋旅馆（经理为藤井忠次，光复后被苏军逮捕），光复以后，国民党接收哈尔滨时，市长杨绰庵便率随员住在这里。

在《记荣屋》这篇文章中，陈纪滢回忆了他亲眼所见的李兆麟与杨绰庵的交往，以及他对李兆麟死因的质疑。

陈纪滢第一次见到李兆麟是1946年1月1日，陈在文章中描述了李兆麟与杨绰庵见面的情景。李兆麟初次与杨绰庵见面就说：“因为本人十四年以来，一直在家乡，没到过大后方，所以八年抗战只知道战事情形，其他一概不知。现在东北光复了，我只盼望能顺利接收。从今以后，我东北人民不再受异族统治，不再受异族欺负，就是我个人的愿望了。”又说：“我今天来，完全为了致敬意。如果承杨市长不弃，我乐意交您这个朋友，共同为哈尔滨市民的幸福而努力，我李兆麟一定愿在市长领导之下参加一份工作！”

1月3日上午10时，杨绰庵和陈纪滢到中苏友好协会拜访了李兆麟。李兆麟说：“杨市长，我看你是个痛快人，我也愿意交你这个朋友，所以我冒昧地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今天在这里是中苏友好协会的会长，可是我也是抗日联军的一个首领。我的部队就驻在哈尔滨郊区及江北一带。在这过去十四年中为了跟日本鬼子打仗，吃尽了苦头，受够了罪。年未到四十，头也秃了，牙也掉了。如今东北业已光复，我不打算再干下去了！”

陈纪滢对李兆麟倍加赞美，并回忆了他与杨绰庵曾有三、四次在水道街新华楼饭店请李兆麟吃饭的情景，以及杨绰庵对李兆麟的评价。现摘录陈纪滢记述李兆麟与陈纪滢、杨绰庵1946年1月14日或15日在新华楼见面的情景：

约在元月十四五日，我替杨市长邀好了李兆麟到道里街一家名“新华楼”的大馆子去吃午饭。找了一个单间，一张四方桌，我三人各据一方，留着一方上菜。正好，只有我们这一批客人，无人打扰。叫了四菜一汤，另有花卷米饭。为了助兴，征得李兆麟的同意，共饮半斤老白干。

“杨市长，我上回说的话，你考虑了没有？”

“兆麟兄，”杨市长与我由这次起，对他改了称呼，以期彼此关系更接近一步。“您的话，我还有许多处不明了。你能不能告诉我，您的部队实际状况，您打算怎样？我能帮您多少？如何帮忙？请您不客气地说出来，以便我们考虑。”

李兆麟吃菜喝酒的方式，也正如他的为人，不是那么斯斯文文地慢吃慢喝。一夹一大口，就把菜吃下去，好像也不细嚼慢咽。喝酒是一盅盅地，从不做抿状。

他压低了声音，机警地向门外觑看。他的机警，我从第一次见他就察觉到了。说道：“我坦白告诉二位，我是联共，从来与中共没有联系。今天苏军要把我们归并于中共，我实在不甘心！我既阻止不了，只有我一个人牺牲，所以我希望中央把我的部队接收过去，我到南京去，政府给我一个工作，当然最好；就是不能，我也可以改行做生意，只要我的部队有着落就好了。”

杨市长接着问：“您究竟有多少人？”

李兆麟把眼球一转，徐徐说道：“十年前，号称十二万人，前三个月还有八万，如今则剩下五万人了！”言下不胜感慨之意。又说：“吉林周保中方面也有四五万人，我们有联系。假如可能，我们一齐乐意投效政府！”

杨市长听后，不免迟疑了一会儿，遂说：

“这是一桩大事，非我市长权力能干预！”

“我非不知道，但愿透过您让行营熊主任知道。”李说。

“您能不能给我写一个书面的文件，以便我据实向上边报告？”

李毫不迟疑地回答：“不能！我们不可能有书面的东西提出来！”

我立刻插言道：“请市长回去考虑考虑再回答兆麟兄。无论如何，我们要谢谢兆麟兄的肺腑之言，这当然是机密事件，彼此尊重！”我们时时在留意门外是否有人偷听。

我也明知杨市长对于李氏的言语尚有怀疑，他的地位也非谈这桩事最合适的人选。然后我岔开话，谈到市府要办一张报，问他是否能帮忙？

“兆麟兄，市政府想办一张报，您能否帮帮忙？”我说。

“我能帮什么忙呢？”“机器。目前最需要解决的是印刷机问题，我们不敢奢望要轮转机，只希望平版机有两三部就可了。其余排字间的铸字炉及铜模等都需要。”因为我知道至少哈尔滨有两家报馆，一家叫“哈尔滨日报”，另一家叫什么来着，我就忘了，被他控制着，他有绝对权力令这两家报馆匀让一部分机器出来。

他听我一说，就说：“明天我带你去看，他们能不能匀，我还没把握。”

然后，又谈了些闲篇，就散了。他仍乘他的汽车走去，我们仍乘市长车回市府。我对杨市长说：“李兆麟的态度很诚恳，我看不出有什么玄虚，请市长多加考虑，如何报告熊主任。”

“嗯，嗯。”

陈纪滢还写到李兆麟同国民党高级官员东北藉人士莫德惠见面的情景：

二月下旬莫德惠（柳忱）先生以东北宣慰使的名义，到东北各大都市来宣慰。想当年（“九一八”以前）我还是一个新闻界小兵时代，莫柳老师是中长路铁路督办了。抗战八年，同住重庆南山，备承教诲，获益至多；如今他老重回故乡，我焉得不去迎接？

莫柳老在几千人欢迎之下走下了火车，盛况比当年中俄战后去莫斯科时，不可以道里计。第二天，李兆林便要我陪他去谒见莫宣慰使。李兆麟一见了莫柳老，不容分说，便屈膝下跪，抱住柳老的双腿不放，痛哭着说：“柳老，我可见着亲人了！”柳老把他扶起来，延至上座，李兆麟以低沉的声音，说明他的处境，一如与杨市长所谈：

“我是共产党，我却不是中共，我是联共。过去十四年我们与日本鬼子周旋，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罪；如今我不乐意再见外人欺负我们中国，再不愿我的家乡受蹂躏！”

我又悄悄地补充了一些。柳老说：“这要报告中央啊，中央要派专人来谈哪！”我说：“是！杨市长已经熊主任上了报告。”

回来后，我把情形报告了杨市长。我说：“一个真正共产党徒不会流泪的！李兆麟在莫柳老面前痛哭，是少有的事！可见这个共产党徒尚有良心，尚有国家观念与地方观念！”

李兆麟要将部队交给国民党，这可不是一件小事。陈纪滢在征得杨绰庵的同意后，即赴锦州向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汇报，陈纪滢写道：

三月六日，我参加了余纪忠兄所办“中苏日报”的发刊茶会。七日由当时和平日报阎奉璋兄领导参观铁西我前进部队，刘玉章将军及郭永师长均晤见。当夜住长官部前进指挥所招待所，当夜听见火车隆隆之声呼外震耳，后来才知道是苏军开始撤退的信号。

三月八日我由沈阳乘车到锦州，住进了招待所后，即去长官部谒见熊主任，因杜聿明将军患病，熊氏以主任兼代长官名义，由长春驻节锦州。

我见了熊氏首先把杨市长的亲笔函呈递给他看。又说：“关于李兆麟的事，杨市长教我当面报告，不写在信上。”

于是我一五一十把自李兆麟访问荣屋以来，及历次见面时所谈的话，撮要说给他听。末后，说明李兆麟要来锦州求见的诚意。

大约不到十分钟，我的全部报告结束。

熊氏听后，显着颇不耐烦，说道：“你们都受他的骗！联共怎会投向我们！”

从他话里，我才知道他已晓得此事，而且已有了主见。

我极力保持镇定，我徐徐说：“主任，我是个文人，不懂军事。军事学上有兵不厌诈之说，李兆麟是来求见您，又不是请您去见他，见见何妨？他就是诈，诈到哪里去？”

“我才不见他！你们都受他骗！共产党专会骗人！”

我见他非常生气的样子，而且毫无缓和余地，于是我不得不站起来说：

“熊主任，我是奉命来报告，听不听在您！我的话完了，再见！”我怒气转身走了出来。回到招待所，我心想，这就是边疆大吏的模型？这就是负责一方高级将领的态度？

我不禁困惑万状。

九日，我自招待所睡醒，拿起招待所的锦州日报，上边载着：

“哈尔滨讯：‘李兆麟被杀了！’”

如果有人怀疑陈纪滢所说不是事实，那么2010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由辽宁省社科院立项的《李兆麟传》也引用了陈纪滢的材料，该书编委会成员是在翻阅大量相关文献后，才慎重使用陈纪滢的材料的。请看该书第194页有一段文字是这样说的：“当时，跟随杨绰庵来哈尔滨的《大公报》著名记者陈纪滢（后去台湾）也对李兆麟留下了深刻印象，直至20世纪70年代仍对杨绰庵关于李兆麟‘这个共产党员很特殊，有感情、有国家观念，也有地方观念；说真话、不虚伪、不矫情；说做就做，毫不含糊的评价记忆犹新’”。根据这段话，我们有理由说，陈纪滢所说基本是真实的。此材料如果不真实，《李兆麟传》怎么能用呢。《李兆麟传》是一本官方出版物，有那么多专家学者参与其中，在使用史料上总不会出错吧？请看该书后记中的专家学者的名单吧，他们是：朱元石、陈宇、赵淑芬等十几位，这么多专家学者总不会搞错吧。这些专家可是大名鼎鼎的抗联史专家，尤其是中央党校的赵淑芬教授可是抗联史研究上的学术权威，难道在运用史料上他们没有替编委会把关吗？

今年春，哈尔滨的朋友送了我一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的【日】伊原泽周编注的《战后东北接收交涉记事——以张嘉璈日记为中心》一书。

张嘉璈，江苏宝山(今上海)人，系张君劢的四  弟。抗战胜利后，任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银行总裁、中央信托局理事长等职。1948年5月辞职。1949年5月移居澳大利亚。1953年赴美。1979年10月15日病逝。著有《中国铁道建设》、《通货膨胀的螺旋:1939——1950年在中国的经验》等书。

李兆鳞将军1946年3月9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哈尔滨水道街9号

张嘉璈在日记中多次谈到李兆麟，所谈内容也印证了陈纪滢《《记荣屋》》的真实性。《战后东北接收交涉记事——以张嘉璈日记为中心》一书第78页：

1946年元旦

今日哈尔滨市长杨绰安，在市政府宣誓就职。……午后，偕同董副参谋长访晤北满警备司令马中将。渠当即款以酒餐。邀杨市长……并邀有原任哈省副省长李兆麟。此人系共产党员，在北满参加抗日工作。苏军入满后。令其任副省长。最近传其辞职，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

陈纪滢和李兆麟第一次见面也是1946年的元旦这一天。

《战后东北接收交涉记事——以张嘉璈日记为中心》一书第122页：

3月11日

……接长春电。苏联支持之李兆麟被暗杀，哈市甚为紧张。深恐苏方将疑我方在东北之反苏、反共分子取主动。

李兆麟，辽宁辽阳人。九一八事变与赵尚志等组织抗日联军，辗转入苏境。此次随苏军重返东北，先任滨江省副省长。去年12月27日，余曾致电熊主任：“明日赴哈，拟顺便调查现任滨江省副省长李兆麟情形。此人若不安插，省市行政均有困难，李为苏军支持，与延安并不一致，必须有一位置，方可将其部队收为中央之用。以何种名义为宜？望速指示。”

同日，张嘉璈致锦州董副参谋长电：

“李兆麟被刺事，深为焦虑。此后情形变化莫测。鄙意留哈未接收省府人员，是否应撤回长春、嫩江、滨江？哈市府人员，今后行动，请与关、彭两主席及杨市长，随时斟酌情形决定办理。留长人员，是否须为撤退之万一准备？望随（时）请示熊主任。又，中行所存古物与清宫旧书（系余在清宫搜得者），均系国宝，亦盼能运出。”

《战后东北接收交涉记事——以张嘉璈日记为中心》一书第126页：

3月17日

“接董副参谋长16日电：……李兆麟死后，予定24日出殡。周保中及东北北部诸伪首领均将参加葬礼，并声言李死，由于中国法西斯阴谋所暗杀，誓为死者复仇。哈市各报，曾将上述情形大事刊载，人心极现不安。”

《战后东北接收交涉记事——以张嘉璈日记为中心》一书第132页：

3月23日

“今日，《解放日报》登载周保中领衔发表通电，为李兆麟被害，要求国民政府惩凶。承认东北人民自卫军。允许人民自卫军队伍进入长、沈、哈等地，并保障该队伍之军人安全。”

《战后东北接收交涉记事——以张嘉璈日记为中心》一书的编注者，日本学者伊原泽周在本书的第四部分“有关东北问题的论文两篇”中有一段话很值得玩味：“（1945年）11月6日，蒋经国就东北局势发生变化的原因汇报说，从与马林诺夫斯基等谈判的气氛来看，当认为系受美苏关系紧张与国共间冲突的影响，苏方尤恐中央军队进入东三省，是因为‘如我军进入东三省，定将支持美国在东北之利益，甚至在未来战争中，我军有被美国所用之可能’。他强调指出，苏方因必须依照条约撤出东北，故采取了‘造成混乱局面使我中央一时不能顺利接收东北’的‘主要原则’。”（203页）

1946年3月9日李兆麟将军的被暗杀，姑且不论是被何方所杀，其结果是“造成混乱局面使我中央一时不能顺利接收东北”的严重后果。

三、李兆麟之死的疑点

李兆麟被暗杀后。1946年3月12日，身在通河的陈云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报告李兆麟于本月9日在哈尔滨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经过及苏军已将国民党委派的市公安局长等涉嫌人员逮捕的消息。次日，通报北满中共各省工作委员会，说正在争取在哈尔滨召开各界追悼李兆麟烈士大会。（见《陈云年谱》第452页）

1995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的荣获金盾文学奖的《陈龙传》在第238页中说：“1946年1月1日，由国民党接收大员关吉玉、杨绰庵率领的由伪军改编的‘铁石部队’，接收松江省和哈尔滨市以后，敌特组织活动更加猖獗。经过周密谋划，于3月9日在道里区水道街将抗日英雄李兆麟将军秘密杀害”。

前国民政府哈尔滨市市长、财政部次长杨绰庵，因涉嫌前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李兆麟被害案，于1955年2月18日被处决。终年60岁。他的长子杨文骐为父辨冤，多方寻证，直到1982年12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了撤销对杨绰庵的原判。杨文骐为父申冤长达27年，自感心力交瘁，复以其它家事，厌倦人生，于1994年10月借回乡探亲访友后在福州某宾馆从容自我解脱，结束了生命。 李兆麟被刺杀后，哈尔滨市政府女机要秘书孙格龄突然失踪，杨绰庵便得担承命案幕后主使人的责嫌了。而这位女秘书既非军统，也非中统、警统，不知是何方“神祗”，至今不知其下落。

《陈龙传》作者叫修来荣，曾在哈尔滨市公安局工作。写中国隐蔽战线的领导人他应该看过一些档案的，但遗憾的是，他在杨绰庵已经平反13年后还在说杨绰庵是密谋杀害李兆麟的凶手之一，可见此案蹊跷之处太多。

李兆麟将军像

《陈云年谱》中说，“苏军已将国民党委派的市公安局长等涉嫌人员逮捕”。这位国民党委派的市公安局局长名叫余秀豪。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的《李兆麟传》中颇为精彩描述了余秀豪如何精心策划了暗杀李兆麟的细节，那苏军怎么又把余秀豪放了，而且杨绰庵等还是随苏军撤退到海参崴，5月下旬乘苏联船只经日本到上海的。如果杨绰庵、余秀豪、关吉玉等是密谋杀害李兆麟的凶手，苏军为什么还让他们随苏军撤退呢？1982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什么还为杨绰庵平反呢？

《陈龙传》和《李兆麟传》中那些颇为精彩的细节还可信吗？

让我们回头再看看苏联和国民党的微妙关系，这还得从东北抗日联军说起，1940年后，东北抗联已经在东北站不住脚了，第一次伯力会议后，先后在苏联建立了两个野营，抗联主力先后撤退入苏，1942年两个野营合并建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苏联打算是打败日本后让金日成回朝鲜，东北三省则分别由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管。冯仲云1964年2月3日在接受黑龙江省委党史所采访时说：

……先决定李兆麟到沈阳，我到哈尔滨，后考虑到南满的复杂情况与李兆麟的一些具体情况，又决定李兆麟到哈尔滨，我到沈阳。为什么呢？这是周保中同志与苏联同志研究的，原因是沈阳与关内近，便于与中央联系，欢迎中央；第二是怕李兆麟立场不稳。

看来，一开始，苏联方面和周保中就对李兆麟不放心，怕他投靠国民党。陈纪滢所写的《记荣屋》和《战后东北接收交涉记事——以张嘉璈日记为中心》也印证了苏联和周保中当时对李兆麟的怀疑。

但苏联人的如意算盘却同雅尔塔协定以及它和国民党签订的条约相冲突，没有能够实现。这时的苏联显得很矛盾，它当然不希望国民党占据东北，那等于把美国引到了它的身边。但它又要遵守雅尔塔协定，履行和国民党的条约，把东北交给国民党。于是它就采取了两面手法，除不公开地对中共进行力所能及的援助外，还设法迟滞国民党军队北上，例如不准他们在大连登陆。但另一方面，它又要中共退出沈阳等地，协助国民党派员接收一些大中城市。

虽然，刘少奇等提出让李兆麟做国民党的统战工作，但也是有限度的。而此时，李兆麟和国民党走得很近。李兆麟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能不引起苏军情报部门的注意，从苏联国家利益出发，苏联很可能对李兆麟采取了措施，然后通知中共李兆麟之死系国民党所为，而中共就在李兆麟刚刚离世的第四天就开始准备“争取在哈尔滨召开各界追悼李兆麟烈士大会”。3月13日陈云在《为李兆麟被刺杀事给北满分局各省工委的电报》中就确定了“该事件处理方针：在群众中说明李同志是东北抗战英雄，坚持东北抗战十四年；光复后，又积极维持地方治安，主张国共合作与东北实行民主和平，为北满人民所爱戴，国特分子有意忍心暗害，以此争取广大社会人士同情及反对国特分子反民主、反人民的罪行。须经酝酿后，在哈市可争取广大中间阶层参加。与苏方商量，各省派一部队（徒手的）来哈参加追悼会。较大追悼会，各省应等我们或王友同志通知后才开（合江、嫩江较远，可借用松江、龙江部队）。合江、嫩江召来部队领导，由黑龙江代印一批嫩江自卫军符号，松江代印一批合江自卫军符号，以备应用。日期待与苏方交涉后，再行通知。在追悼会上，人民政府提出要求，惩凶抚恤，取消特务组织，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实行民主，承认共产党合法，实行政协决议，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哈市追悼会后，各省县也应召开同样追悼会，以便扩大宣传。”

李兆麟一案，此时并未告破，而陈云却说李兆麟为“国特分子有意忍心暗害，以此争取广大社会人士同情及反对国特分子反民主、反人民的罪行。”并积极部署借为李兆麟开追悼会派兵进入哈尔滨，这一系列举动，很耐人寻味。

可以说，李兆麟之死为中共军队借东北抗日联军之名迅速占领哈尔滨创造了有力的条件，这也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

由于李兆麟之死的档案至今未公开，有些疑点还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

关于李兆麟将军之死的研究应放在战后东北接收这个大课题中来审视，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突发事件，它是国共美苏三国四方围绕东北问题上演的一幕幕纵横捭阖之大戏中的关键一折，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国共两党对东北之争夺——不仅在东北，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之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