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两税法”推动藩镇割据下唐朝的中兴之路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风雨飘摇的唐朝陷入内外交困的困顿。然而，唐朝并没有一蹶不振，反而逐步走上中兴之路，并延续了一百五十余年的国祚。那么，唐朝是如何走上复兴之路的呢？纵观中后唐时代，其实是“两税法”与“藩镇体制”将唐朝推向了短暂复兴，也是唐朝向“财政国家”转变之路，继而使唐朝在看似“抱残守缺”中屹立不倒。

河朔三镇与平卢节度使，大唐王朝无可奈何的默认

安禄山起兵之初，河北官民进行了很激烈的抵抗，一年之后叛军得势。自此，遂形成为一个为安史叛军提供源动力的河朔三镇反唐基地。其实河北一带对西边的关中一直抱有强烈的对抗情绪，因此安史之乱结束后，在幽州等地，安禄山和史思明在当地百姓心中仍然如神一样的存在。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种反中央的意识存在，从而刺激和激励着河朔三镇对抗唐朝的意志。

一、卢龙节度使李怀仙。李怀仙是出生于柳城（营州）的胡人，曾效力于契丹。后参加了安禄山之叛乱军，最后在他担任燕京（幽州）留守一职时投降唐朝。“李怀仙”是他在归顺唐朝之后，被赐予的名字，至于他之前的名字并没有记载。

二、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李宝臣原为安禄山义子，原名张忠志，曾经使用过安姓，他最终的名字同样是唐朝所赐。李宝臣是奚族人，安史之乱时期趁乱占据河北中部的恒州一带，降唐后被委任节度使。介于李怀仙、李宝臣二人都是胡人出身，因此被唐朝廷一直视为不安定因素，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对朝廷心悦诚服。

三、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田承嗣是原来属于平州（今属河北省）卢龙军的一个军官，安史之乱时为安禄山得力干将。后来，田承嗣倒戈相向，在担任叛乱方的魏州刺使时，被任命为唐朝的魏博节度使。

田承嗣是汉族出身，在节度使一职一直担任到公元779年去世为止，因而奠定了坚实的统治基础。也为他死后直至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前后为止的田氏世袭统治开辟了道路。田承嗣善于经营，他首先掌握辖区内的户口状况，以壮丁10万人作为士兵，然后优选出1万彪悍者组成强大的亲兵，又称“牙兵”或“衙兵”。其次，田承嗣在辖区里自行任命官吏负责税收，表面上服从于唐朝中央领导，暗地里自成一国。由于田承嗣军事和财政两手抓，故此培养和积蓄起对抗唐朝中央的实力。所以，唐朝廷对田承嗣无可奈何，只能采取怀柔政策，通过加官进爵以及联姻等方式来加以笼络。

榜样的力量无穷大，平卢节度使就属后起之秀。平卢节度使原设于营州（今辽宁省境内）由安禄山接任。安史之乱爆发以后，被唐朝廷接收，后由侯希逸出任节度使。宝应元年（762年）侯希逸率众转移到山东青州，从此平卢节度使进入另一个时代，而后迅速崛起。在李正己（高句丽人）为第二任节度使的时候，平卢发展更为迅猛，在配合唐朝中央政府的同时，势力扩大到了整个山东。大历十年（775年）前后，平卢节度使的实力已经与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旗鼓相当。特别是，此时的李正己已经被唐朝任命为“海运押新罗渤海两蕃使”，负责渤海国与新罗的外交及贸易事宜。可以说，新的平卢节度使正是在唐朝的扶持下而达到如日中天的局面。

藩镇体制的本质与历史性及两税法产生的背景

安史之乱结束以后，唐朝愈加“支离破碎”，所谓的节度使远不止河朔三镇及改头换貌的平卢，而且它们都默契般的与朝廷对抗。比如今湖北襄阳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存义、汴宋（今属河南省）的淮西节度使李忠臣等，都“占山为王”般存在。接下来，唐朝只能采取“以毒攻毒”的方式在全国大量设置节度使与观察使。通常情况，我们可以把观察使视为节度使的别称，因为二者的性质基本相同，只不过是在兼任与军事有关的经略使头衔时更名正言顺一些而已。因此，一般把这些拥有军事和行政两种权力并且割据于地方的势力称作“藩镇”；将这种通过地方制约影响中央的状况称之为“藩镇体制”。

据史书记载，截至唐末为止，节度使、观察使已经达四五十个之多。唐朝中央能直接统治的地方只限于都城等有限区域。不过，即便是节度使和观察使的藩镇体制，并非所有的都是独立存在或反对中央的。服从唐朝中央指挥的，所谓的“顺地”藩镇也很多。例如九世纪初期作为精通财务的文官而闻名于世的杜佑，李基甫等人，都是在担任过淮南节度使之后，又作为宰相而进入中央政府的。唐朝廷之所以器重二人，除个人才干外，恐怕更多的目的是想通过二人在当地的影响力而继续为唐朝服务。因此，对于经济富裕的淮南地区和江南地区始终不放手，这正是唐朝能够继续存在一个半世纪的一个重要原因。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唐朝中央对那些“顺地”不实行直接统治，而是要通过设置监督使和观察使来进行间接统治呢？

原因很简单，主要是历史惯性。随着中央权力的削弱，地方统治方面需要同时拥有民政和军事两种权利，以便随机应变处理各种政务。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的统治是由带有将军称号的地方长官或刺史等来执行的，同时在隋朝以及唐朝前半段，总管府、都督府等都同时兼有广域的军事权和行政权，并且几乎一贯如此，只是各个时代的称呼不同罢了。

因此，最初的节度使并不具备反叛中央的性质，而安禄山最终的叛变是因为身兼三个节度使的职位，从而将节度使的局限打破。因此安史之乱以后，河朔三镇的节度使们，尽管在一个时期之内呈咄咄逼人、凌驾于唐朝中央之势，但结局却仍然是一直安居于唐朝体制的框架之内，并且一直持续到唐末。这一现象其实正是源于节度使本来应有的状态，是基于节度使本质的一个必然性的展开。

所以，唐朝之所以向“顺地”藩镇妥协，只不过是维持了一种平衡，即节度使名利双收，二者相安无事。而在这种形式之下，就不容易出现想要取代唐王朝的想法和逻辑。尽管如此，以河朔三镇为代表的节度使还是积蓄了能够与唐朝对抗的实力，并留下了制约唐朝统一的一些事实。而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乃是在于他们借鉴安史之乱的教训，独占了所有的征税权的缘故。于是唐王朝遂决定以新的对策加以反制，这就促使“两税法”粉墨登场。

两税法的实施及其意义

受武周政权的影响，唐朝开元初年开始出现逃户，而且这种现象日趋严重，直接影响到朝廷的税收。所谓“逃户”就是通过依附于大地主豪强，隐匿户籍，达到逃避税赋目的的百姓。宰相兼劝农使宇文融通过括户企图改善这一状况，但最终虎头蛇尾，并未获得成功。面对不断增加的守卫边疆所需的军费和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开支，唐朝国家或是致力于确保增收现行的租庸调以及户税、地税，或是摸索扩大税收种类，但都未能改变政府的赤字。于是唐朝开始整顿和改革运河漕运、仓储制度，全力以赴把滞留在江淮地区的租税运来京城，漕运规模从20万石左右猛增到200万石。一般将此称作“江淮上贡米”。这种来自江淮的贡米，乃成为唐朝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

然而就在这时，安史之乱爆发了。好不容易才维持下来的唐朝课税体系被打的支离破碎，主税庸调制早已不起作用。乾元元年（758年），根据盐铁使的建议，唐朝开始实施专卖制度。其后又对其进一步扩充改善，使盐铁税成为国家税收近半的主要税种。因此，唐朝中央总算勉勉强强的应付了安史之乱以后已经破产的财政压力。但是，为了筹措出庞大的军费，还需要出台能够取代租庸调制的土地税制。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两税法应运而生。

两税法的实施，是中国税制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自古以来课税制度的出发点都是基于下述想法：

即土地是国家的，作为土地的回报，土地的使用者将收获实物的一部分交给国家。作为这种课税制度的最高体现，有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征税的对象是登记在户籍上的每个农民以及他们的家庭。

安史之乱以后，国家掌控的户口大幅度减少，沦为逃户的农民作为“客户”被大土地所有者的庄园所吸收，而且很难再回到以前的状态。于是承认这种现实的唐朝中央政府，遂决定按照现有土地面积大小实施每年夏秋两季课税，课税基准由人转变为土地。这就是唐德宗时期，根据宰相杨炎的建议于建中元年（780年）颁布的两税法。

两税法原则上规定，改缴纳实物为铜钱，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变化，也是对应唐代中期以来逐渐成熟的货币经济的结果。如此一来，盐、铁专卖税再叠加两税钱极大地充实了国家的财政，国家又以这些金钱来负担士兵和官僚的开销，使国家步入良性循环。后来，江淮上贡米减少，首都以及边防军所需要粮食也施行就近购买，称之为“和籴”。这种以金钱来运营整个国政的体制就是最终形成于宋代的“财政国家”，唐代两税法的实施，则是迈向“财政国家”的第一步。

在改善中央财政的同时，两税法也有抑藩的作用。两税法首先从唐王朝的直辖地开始实施，接下来是顺地的藩镇，进而向其周边推广。由于是按照事先定好的对象（税目）和税额来课税，因而限制了藩镇随意扩大征税的范围。此外，藩镇停止了一次性缴纳辖区上供的做法，改为由属下的州县分别上供。这是因为藩镇要避免由一人承担上供之事，同时也是由于藩镇的影响力缩小至其直辖州内的缘故。两税法成功的推行，逐渐形成了中央占据优势地位的局面，并且在进入唐宪宗李纯时代以后进一步巩固下来。

唐德宗

以两税法为后盾，唐宪宗的中兴之举

两税法开始于德宗李适（779至805年在位）时期，初见成效后，德宗想趁此削减藩镇势力，于是便开始了一系列行动。首先要求魏博节度使消减兵力，接着又拒绝了成德节度使希望世袭的要求。结果导致这两股势力联络周围的卢龙、平卢、淮西节度使等群起而攻之。在这一期间，还发生了泾原节度使的士兵与一个名叫朱泚叛乱头目联手占领长安，德宗无奈流浪的事件。最终壮志未酬。

实际上，两税法发力于德宗的孙子宪宗（805到820年在位）统治时期。当时，国家财政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宪宗即位之初，宰相李吉甫就总结当时的财务状况编写了《元和国计簿》。根据其统计，与唐代最盛时期的天宝年间相比，在税户减少一半的条件之下，国家税收方面确保60%至70%，达到了德宗初期约2.7倍的规模。这主要是食盐专卖税和两税法收入带来的良好结果。宪宗随即把这些钱用于扩充禁军（神策军），规模达十五万人。以此为后盾，宪宗开始实施削藩事宜。

唐宪宗

元和元年（806年）宪宗讨伐平定了盘居西南的西川节度使（今天的四川）刘闢，而后斩杀了夏绥银流后（今天的陕西省）杨惠琳。

元和二年（807年）打败了渐西（镇海）。

元和四年（809年）制服昭义（泽潞）。

元和五年（810年）平定义武（易定）。

元和13年（818年）降服了义武旁边的横海（沧景）。

元和十二年（817年），宪宗成功的控制了在藩镇中经常闹事的淮西。

元和14年（819年）将平卢（青州）一分为三。同年，降服宣武（汴宋）；第二年结束了天雄（魏博）田氏的统治。

其中天雄（魏博）乃是河朔三镇的中心，打败田雄以后，宪宗去世。后继的穆宗继续进行补充性的削藩。

元和十五年（820年）成功降服承德（恒冀）。

长庆元年（821年）顺利制服了卢龙（幽州）。

经过上述较量，藩镇的气焰被压制，唐王朝因此在人事和征税两个方面获得了相对的优势地位。但是，尽管如此，唐王朝却并没有一鼓作气撤销节度使或整编藩镇的军事力量。因此有人批评说这是糊涂的姑息养奸政策，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唐朝根本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如果唐朝中央介入这一方面，就要由国家来承担大部分费用，只要是冷静的考虑一下财政上的负担或社会的安定问题的话，自然会“英雄气短”，不敢轻易出手。更何况唐王朝和节度使之间本来就是一种相互补充完善的关系。

有人认为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就失去了历史的存在感，其实后唐朝时代更是一个波云诡谲的时代，它的复杂性，它所呈现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丝毫不逊色于汉朝后的三国时代。只不过，悲剧历史背景下王朝的人们，不由自主地被赋予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悲剧色彩，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艰难抉择的皇帝共同演绎了唐王朝最后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