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人定苗疆的傅鼐

来源:刘大师谈史

今天我们所常说的苗疆，在清代是一个专有名词，称为边省苗疆,大致是今天的湘，黔，包括湘西、桂北和滇东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往往又集中指湘西一带，这里山高林密，民风彪悍，充满了神秘气氛成为日后无数文人小说的素材来源，今天更成为一处旅游胜地。

清人所说的苗实际上是西南少数民族的泛指，并不是今天严格意义上的苗族。作为中国的一处内陆边疆，清代对苗疆经历了剿抚并用，长达百年的用兵，最终啃下了西南内陆的这块硬骨头。在这其中，傅鼐作为清中后期最为重要的人物，虽然声名不显，但却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传奇人物。这里除了谈谈他的生平也来谈一些清代的政治，民族政策的情况。

傅鼐，字重庵，乾隆二十二年（1758年）出生，顺天府宛平县（今属北京市）人。傅鼐出生于一个小官僚家庭，祖父傅体仁做过江西万安知县，父亲傅兆东做过四川南部县典史。在显贵如云的北京应该说傅鼐的家庭出身不过寻常而已。傅鼐的早期生涯不是很明确，只知道他不是科举出身，以捐官的方式从小吏做起。这种出身很可能和他的父亲有关，他的父亲终身不过是佐贰的小吏，傅家的经济状况可能也不支持他长期参加科举。在清代政治体系里，应该说科举仍是主流，但科举不是唯一的官员来源，这造成了清代政治格局不同于明朝的面貌，或者说这一点上清代要比明朝进步一些。

封建王朝的用人在于制衡，这不仅仅指地域籍贯，也包括出身背景，一家独大是对皇权极大的威胁。清代的官员，除科举外，蒙满八旗是一个很重要的来源。此外，清代捐班、察举等杂途也不乏能人。八旗作为一个基本班底，保证了清王朝有能力在汉族文官集团有一个可用的管理系统。明朝先用勋臣，后用宦官来制衡文官，从效果来说终究是不如清朝用自己人。而清王朝能在一定程度上压制文官势力，这也保证了杂途出身的官员能比较顺利的上位，进一步和科举清流进行制衡。比如雍正朝的李卫捐资出身，田文镜监生出身，乾隆朝的名臣方承观幕僚谋士出身，都位至督抚而出身杂途。傅鼐也是捐官出身，可见出身不能论英雄，但这样的杂途出身应该说能上位的必然是非凡之人。

傅鼐从吏员起家，捐官做了八品的外府经历，不久就调到云南。清代的云贵地区由于改土归流，民族矛盾十分突出，经常爆发战事，开发程度也比较低，生活条件艰苦。清代前往云南等边疆地区的官员可以说冒着生命危险，俨然如战场一般。清代有几场完全被后人忽视，而实际上漫长而惨烈的斗争，比如南方枪炮齐备的土客械斗，西南边疆持续百年的改土归流。

作为一名小吏的傅鼐在这样的环境里经历了最初的考验。魏源记述称傅鼐在当时调任云南，因几任威远厅同知被杀，傅鼐临危受命做了威远厅同知，以练勇讨伐当地彝族大捷，斩首二百，一举成名。从事后傅鼐正式任命宁洱知县来看，恐怕他此前也仅仅是署理而已。而好不容易做到七品知县的傅鼐这时已经三十七岁了，人到中年了。作为典型大器晚成的人物，傅鼐杂途出身这点应该说和清代类似的几位人物很像。比如改土归流的前辈，雍正朝的名臣鄂尔泰二十一岁由侍卫出身，到了四十二岁才是一个五品内务府员外郎而已。而不可思议的是这年，在雍正的破格提拔下，鄂尔泰就一跃而成二品的布政使，清代皇权威重，用人不拘一格如此。

一年后被认为擅长苗疆事务的傅鼐调入军中，跟随乾隆朝的名将福康安镇压“湘黔苗民大起义”开始了他在湖南的传奇经历。

此时的湘西等地，正在爆发空前规模的三省苗民大起义。因为清朝强行推动改土归流和屯田制度，对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挤占和治理方式的变化，引起了少数民族地区巨大的反弹。以前我们过于看重其民族起义的属性，都强调这是一种民族压迫，现在看，这其中当然有很深重的民族压迫，主要体现在治理汉苗不公，大肆抢夺苗民民田等。但也有很大程度是清代后期普遍出现的人地冲突，湘西等地的汉族移民在雍乾两代大量涌入，这些移民在原有的苗地立足不能不挤占苗人的生存空间。而随着苗人从汉族移民身上学到比较先进的农业技术，人口迅速增加，二者的矛盾必然趋于激烈。随着苗地汉化的加深，最终土司而改以流官，由羁縻到直管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当然也不可避免的会带来刀剑烈火。如果没有清代的改土归流，一跃从羁縻走向直接统治，最终完成了西南边疆正式进入华夏版图的进程。面对近现代中国贫弱的局面，边疆形式会变得十分被动。幸运的是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到来前的最后时刻，我们终于结束了秦汉以来对叛服无常的西南边疆的开发巩固，形成了今天中国的西南版图，这是一项历史功绩。

三省苗民大起义，极盛时拥兵三十万，尽夺清朝所设屯田，两年内击毙清朝文官官员二百二十人，抗击七省清军十八万人，迫使清军三易主帅。就在傅鼐调往湖南的不到一年时间里，因大军压境有所改善的形势迅速恶化。清军的前后两任统帅福康安和和琳先后病死，同时湖北又爆发了大规模白莲教起义。很快白莲教起义蔓延五省，为了镇压这次起义，清军投入了十六个省数十万军队，战死高级将领超过四百人，投入白银超过两亿两，整个清王朝为之精疲力尽。

为了从湘西抽调兵力，清朝在攻下起义军主力据守的乾州后，立刻转为招抚政策，大规模招安参与起义的苗民。随着清军主力的撤离，这些迫于形势暂时偃旗息鼓的苗民又蠢蠢欲动。而清政府忙于镇压白莲教起义，对于如何治理以湘西为代表的整个苗疆发生了极大的动摇，朝中弃苗的主张高涨，打算将湘西等苗民之地全部放弃，羁縻于土司，使雍正以来改土归流，屯田移民的成果付之东流。在这样危急之时，经历了二十年宦海沉浮，傅鼐终于走到属于他的历史舞台上，在自己人生之后的十七年里绽放出夺目的光辉。

刚刚被任命为湖南凤凰厅同知的傅鼐上书嘉庆皇帝，陈述了自己治理苗疆的主张，提出了均田，练勇，修边的三大方针。在各方的推荐下，年届四十的傅鼐终于被任命为辰州兵备道兼任总理苗疆事务大臣，成为了清朝对苗疆事务的最高负责人。以区区四品官员，仅有的乡勇练丁要完成十八万清军都没能成就的功业。

听闻傅鼐受命治理苗疆，当时的苗疆各路领袖十分轻蔑，笑称连福康安这样封王的名将都病死在这里，一个吏员出身的小小傅鼐能有多大能耐，对傅鼐的各项举措毫不在乎。

今天，在魏源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里还能看到傅鼐的三议。针对上任伊始，整个湘西人心惶惶的局面，傅鼐用十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自己的布局。

此时的湘西不同于蛮荒边地，仅凤凰厅下辖既有汉土民7万人。汉苗相杂，在清军主力撤离的情况下，傅鼐的当务之急就是稳定局面。这方面傅鼐的手法有几项，一个是汉苗相隔，包括禁止在苗地内汉苗通婚，把汉苗互市从苗区迁到汉苗交接处，把汉民和驻军迁出苗地，造成汉苗隔离的局面，把有限力量收缩回边墙之内，暂时缓解汉苗矛盾。一个是大力修造边墙碉堡，其中后者尤为著名，便是现代很多人所说的清代南方长城。在十年的时间里，傅鼐累计修造了边墙三百六十里，碉楼，炮台，哨卡一千二百座。形成了一个相当完善的防御区域，立下了守的根本。

傅鼐仅为四品道员，手中资源有限，因此修建三百六十里边墙只能集中有限的资源且战且修。有清一代，团练以傅鼐尤著。清中期以后，随着清朝社会矛盾的日趋激烈，清军的腐化堕落，地方团练逐渐成为清朝依仗的一支军事支柱，日后以曾国藩的湘军为最。而曾国藩练湘军就是近师傅鼐，远习戚继光。

清军主力撤离后，所留驻军尚有两万人。但傅鼐官卑职小，仅为一道员无力调动大军。因此傅鼐能完成苗疆边墙的修造主要靠的是招募因战乱而流亡的百姓，所收流民达十余万户。一方面安定他们的生产生活，一方面对壮年男子编制团练。所施行的是以勇镇苗，以碉屯勇，以田养勇。

傅鼐的屯田是依托边墙为基础的。傅鼐本人应该说极具军事才能。湘西团练可以简单的分为守土的屯丁和傅鼐统帅的练勇两个部分。一方面通过修建碉堡逐步推进，缓慢压缩苗疆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对不服的苗人进行持续性的军事打击。

傅鼐所部的主力虽然是民兵，却是一支可以和清军最精锐的山地部队西山锐健营并提的强军。史称傅鼐所部的义勇不过数千人，根据湘西等地复杂的地理环境，傅鼐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山地训练。这些练勇长于山地行军，行如疾风，登山如平地，勇锐无比。这些部队装备了苗人喜用的长管鸟枪，射术精湛，而每遇狭路，便使用刀牌突进，善于肉搏。每次战后傅鼐还根据他们的表现加以赏罚，不合格者即予淘汰。因此所部号称飞队，虽然不过数千人，但经历狂风暴雨，队列不乱，道路散漫金银，士兵不顾。每战无前，临敌不结阵，散聚无常，具有极强的散兵作战能力。傅鼐对这支部队投注了极大心血，同甘共苦，哭阵亡若子弟，报公愤如私仇。这些练勇多在长年于苗民的战争中失去亲人，因此格外有切身之痛，战时能得死力。

必须承认，作为封建官吏傅鼐的治苗之策是存在民族压迫的。依靠这支极有战斗力的飞队，傅鼐以堡垒战术安置流民，实行屯田，最终形成了苗疆数百里边墙，碉堡相望，柝声相闻，处处有屯兵，时时有游兵。十多万屯民，农时务农，闲时练兵。屯丁年操三十六次，练勇年操九十次，其练勇的操练次数竟和驻防八旗相当，考虑到始终处于实战，战斗力显然更胜一筹。这些屯民逐年考核，有警则战，无事则耕，使苗民一筹莫展，难出苗疆一步。

在实现了防御的基础上，傅鼐主动出击，大小数百战。清史稿所说的傅鼐治苗专用剿法即指这里。傅鼐在苗疆的战斗应该说是极为惨烈的，其长子就被苗人所杀，傅鼐十年内所破苗寨不下三百处。其战场不止于湘西，还率领练勇入黔作战，足迹遍及整个苗疆。其贵州螺蛳堡一战，以乡勇一千，苗丁二千，连破六寨。阳孟冈一战，火药将尽，被苗军万人包围，利用大雨，直前肉搏，人自为战，阵斩苗人二千，生擒首领石崇四。其所过无天险，尤其擅长声东击西，利用雨夜晨昏，发挥所部山地特长出奇制胜，数年内斩首不下万人，威震湘黔。

依靠军事实力，傅鼐一改之前的战略收缩，以叛田，官田的名义夺取参与之前起义的苗人土地，夺回之前流亡汉民放弃的田地，更逼迫那些不得不屈服于军事力量的苗民首领献田，累积夺田十三万亩。至傅鼐屯田善后事竣，累积占苗田以屯民十万计不下四十万亩，几乎夺取了整个湖南苗区的平原良田，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民族压迫，造成了驱苗上山，苗人失去田产，很多地方不得不退入深山，形如刀耕火种的局面。给苗疆内各少数民族带来了极大的苦难，这是必须指出的。

当然傅鼐本人能取到这样的军事成就和他个人的能力出众有关。他不但是清代有名的清官，能与士卒同甘共苦，独断苗疆十七年死后家人却三餐不能济，更是一个极为勤奋的能吏。清史稿就说他每日在门前设立木柜，军民人等投书其中，当天判决，从无滞留。军民白事，直至榻前，因此极得人心，上下无隐情。

虽然实事求是的说，傅鼐对苗民造成了很大的苦难，实际上是缩苗疆而拓汉土，但在苗人中傅鼐也极有威望。这不仅仅是迫于他的军事威压，也在于他对苗汉冲突也能相对公平的处理，也善于处理苗人之间的矛盾，达到以苗治苗的效果。

实际上在傅鼐的屯田后期就有相当的田地是租给无地苗人耕种，同时恩威并施收服了大量苗寨土司为己用，编制了数目众多的苗丁。在傅鼐带有决战性质的入黔作战中，能深入苗区数百里，连破十六寨，主要就依靠了这些顺苗。

傅鼐治汉主要是立足于战守，以屯田为守，以练勇为战。而傅鼐治苗则主要着手于以苗治苗，汉苗分治，移风易俗。

前面讲过，傅鼐的汉苗分治实际上是一种封锁政策。但在当时，傅鼐能革除苗民民怨极大的差役，做到汉苗两不相犯，在一定程度上是减少了汉苗冲突。虽然这种冲突从长远看是以苗区的收缩为代价的，但在当时，汉差不入苗寨这一点是很为苗人感念的。

依托强大的武力，傅鼐对苗区展开了移风易俗的尝试，这是值得肯定的。比如他与苗人相约，汉人差役不入苗寨，而苗寨也禁止杀牛祭神，并为失地苗人提供官租土地。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相当强硬的手段，比如清朝剃发易服，本来对苗人上层不予要求，傅鼐却强制这些苗人头领剃发，不惜动武。这种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摧折苗人首领的傲气，使这些降顺的苗人头领自外于自己的同胞不得不依靠傅鼐。在强硬手段外，傅鼐也逼迫苗人头领以田地献官的形式转租给无地苗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苗疆内的土地兼并，也对汉人地主恶意侵占苗疆内苗田的行为进行打击，这些手段都颇得下层苗民好感。

傅鼐也花了很大的精力在苗疆教育上，包括奏请增加苗人的生员中试名额，鼓励苗人新建义学，并要求苗人头领为义学出资，在苗疆初步培养了一批倾向于清朝的苗人知识分子。

由于十年前福康安镇压已经宣告苗疆平定，傅鼐治理苗疆的十年始终只能以道员的身份顶着一个善后的名分。虽然从实际情况看，他是真正实现了福康安远没有实现的事业。

嘉庆十四年（1809年），傅鼐善后事竣，终于升为湖南按察使，成为了一省的主官。出人意料的是，湘西等地的苗民纷纷要求他留任，朝廷只能下令让傅鼐每年巡视苗疆安抚苗民。两年后，傅鼐积劳成疾，病逝于湖南任上，朝野为之痛惜。傅鼐去世后，留下一子两妾，家中没有多余的财物，连粥饭都常常供应不上，其清廉为世人赞颂。

傅鼐的一生，出身并不显赫，在科举为重的清代以小小吏员进入仕途，宦海沉浮一直到中年才大器晚成。有清一代论及苗事都以傅鼐为最。当时的湖南巡抚姜晟称赞他“才长耐苦，能胜艰巨而不急功近利”，这一点恐怕也是最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