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评晚清外交:一蠢二蛮三诈四怕

来源:先知书店

郭嵩焘,字筠仙(1818年-1891年7月18日)

郭嵩焘1818年出生在湖南湘阴。湘阴在清代属于长沙府,是湘江在洞庭湖的出口,一个通达之地。郭嵩焘家曾经“富甲一方”,到他父亲一代,家道中落。

郭嵩焘“进学”后,到岳麓书院读书,与曾国藩、刘蓉一见如故,结为金兰,他们的亲近跟性情有关,更跟抱负有关,用今天的话说,他们都是有志青年。

◎第一次出仕

1841年,郭嵩焘入浙江学政罗文俊幕,见识了英国炮舰在宁波定海一带的攻击。1847年,郭嵩焘中为进士。很快,“太平天国”起来了,曾国藩出山,郭嵩焘也亲临战场。大约在1856年初,郭嵩焘奉曾国藩之命,赴浙江筹饷,顺道去了上海。

这是郭嵩焘第一次与洋人打交道,他有点始料不及,传说中的“红毛”“鬼佬”,居然长得很漂亮,居然很讲礼貌,修的房子居然窗明几净,洋酒——葡萄酒居然也不难喝,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船舰,尤其超乎想象,那完全是一种新文明的产物。

◎第二次出仕

同治改元后,正与太平军作战的李鸿章希望借重既懂洋务且能理财筹饷的郭嵩焘,郭嵩焘复出,先是作为“苏松粮道”,然后转任“两淮盐运使”,不到一年,朝廷任命他署理广东巡抚。

同治五年,1866年,因为左宗棠的纠参,也因为他自己在抑郁愤懑中的请求,郭嵩焘解职还乡,回到长沙。

长沙八年,郭嵩焘仰观俯察,对于家国天下事,有更多思考,也产生了更多忧患。

◎第三次出仕

同治十三年,郭嵩焘57岁,朝廷诏命他赴京陛见。郭嵩焘束装就道,朝廷先是任命他作为福建按察使,到任不满三月,又紧急召回,让他出使英国。原来,朝廷因为云南“马嘉理事件”,需要有大臣前往英国“赔罪”,此事尤其紧迫。

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一行从上海冒雨登舟,前往英国,正式就任驻英公使,后兼任驻法公使。

在公使任上,郭嵩焘“如鱼得水”,他曾经对于西方的一知半解都得到了印证,他像海绵一样吸纳西方文明,寻找这种文明的动力,并由此自我反思,感叹国家迟暮,自己“年老失学”,小楷的日记有时一天写到七八千字。

不幸的是,和他一同出使的副手刘锡鸿似乎“别有用心”,成为郭嵩焘英伦生活的心腹大患。光绪五年,1879年年初,郭嵩焘黯然离任,他甚至没有再到北京述职,而是直接返回了长沙。他对于朝廷有点绝望,对于朝廷大佬们主导的洋务也几乎失去信心。

然而,伊犁事件,琉球事件,中法战争,眼见国家危殆,民生悲苦,郭嵩焘“不忍不谈洋务”,他希望人们可以从“天朝上国”的迷思中早一点觉醒过来,对自己以及身边的世界有真确的了解与认知,尽量减少因为颟顸带来的自我伤害。

1891年7月,郭嵩焘在长沙去世。

《郭嵩焘出使英国》油画 | 门简成

郭嵩焘的仕途三起三落。不得不承认,真正泄露了郭嵩焘的精神特质,彰显了其思想和人格魅力的,仍然要数他的三次出仕,特别是作为从他驻英法公使期间的表现,以及他在书信日记中的自我表白。从这里,也真正能够看到他值得钦敬的地方——

求真知的勇气,至诚的天性,相对统一的人格。

按照我们在今天的“后知后觉”,郭嵩焘在近代士大夫中算得上是一个“异数”,他的“先知先觉”可以概括如下:

首先,是对西洋特别是对洋人的认知。

甚至在见识上海“洋泾浜”之前,郭嵩焘就认为洋人也是人,可以“以理格之”“以礼通之”,“洋人之与吾民,亦类也,未有能自理其民而不能理洋务者”。这就是先知吗?是的。

举个例子,1880年,在长沙,郭嵩焘参加的一个聚会上,民国后还被聘为国使馆总裁的王闿运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气则诈伪兴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曾几何时,中国文化开始以“夷夏之辨”建立自尊,韩愈的文章,已经把“禽兽夷狄”作为一个词来使用。

而在郭嵩焘看来,即使上古时候,所谓“夷狄”也只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而不是歧视性的文化概念,“非有划然中外之分也”。这样的说法,颠覆了多少年来把“夷狄”等同“禽兽”的霸权话语。

不仅如此,郭嵩焘还认为,眼前的“夷狄”已非“古之夷狄”可以比拟,“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远”,而且,“夷人之于中国,要求通商而已”,“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

因此,虽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西洋之法推而行之”。否则,就会是人家西洋“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那才是真正的灾难。自然,这样的认识带来更多的是惊悚,而不是认同,对于洋人,人们“始则视之如犬羊,不足一问,终又怖之如鬼神,而卒不求其实情”。

郭嵩焘曾用12字归纳晚清外交:一味蠢,一味蛮,一味诈,一味怕(因愚蠢而行蛮,行蛮不成则使诈,使诈失败则跪地求和)

第二个方面,关于商人、商业的认知。

郭嵩焘认为,商人跟士人是平等的。这样的说法,自然也多有冒犯。古代中国,虽然有士农工商“四民”之说,但在作为统治的文化里,“商”一直多负面性含义,所谓“无商不奸”。

郭嵩焘对于商人的认可,可能和他的身世有关,他们家曾经富裕,有一项营生就是借贷,他一定见识过商人的精明与慷慨,商人创业的勤勉与艰难,因此面对商人没有道德主义的洁癖。

而且,从出道开始,他就替曾国藩理财,尽管持身俭朴,律己严苛,但懂得流转的必要,懂得交换的好处,懂得钱能生钱的秘密。

他意识到,“西洋以行商为国计,其势必不能竟已也”。仅此一点,西洋之入中国,就是无法阻挡和拒绝的,这是商业的逻辑,比强权的政治逻辑更加持久有力。

出使之后,郭嵩焘更觉察到,西洋的商人与政府是互动的,商贾“与国家同其利病,是以其气常固”,政府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保障商业的权益,为商人提供便利。

作为官员,郭嵩焘认为,通商造船,不能“官样行之”,“一切行以官法,有所费则国家承之,得利则归中饱”,“利未兴而害见焉”。泰西“富强之业,资之民商”,“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

那么,对于当局者来说,重要的就是为商民提供保障与服务,而让郭嵩焘懊恼的现实是,“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国适与之反”,中国的事情,“阻难专在官”。

第三个方面,是对“政教工商”所谓“本末”的认识。

李鸿章与郭嵩焘是同年进士,李鸿章一直欣赏他在办理洋务方面的才能,郭嵩焘在英国时,李鸿章极力维护保全他,郭嵩焘心知肚明,但他对李鸿章并不全盘认可。

原因之一,便是郭嵩焘觉得李鸿章办洋务“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派留学生到欧洲去学开船、制炮,指望买几艘铁甲船,摆到中国海口,以为如此便可以“制夷”,在郭嵩焘看来,这是儿戏,因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相强”。

在郭嵩焘看来,“惟天子以天下之政公之天下,而人能自效其诚”,这是西洋正在遵循的政教,也是西洋崛起的秘密,他引用《诗经》的话说,王者之政,“俾民不迷”,但是,秦以后的中国,“悬法律以束缚天下”,“民之受其迷者两千余年”。

他甚至质疑所谓“圣人之治”,认为靠君主个人道德维持的政治其实是不能持久的,可以持久的是“公之众庶”的政治,这就是西洋立国之本,“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者也”,此“法”当然不同于秦“法”。由此出发,教育学术,人心风俗,焕然一新,工商业的繁荣,顺理成章。

但是,郭嵩焘同时意识到,取法西方,不可能一蹴而就,从技术上讲,可以“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这样的“本末之辩”,证明郭嵩焘不仅较真,同时也务实。

第四个方面,对中国问题的观察。

郭嵩焘屡屡直言,说“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无识”,“天下之乱,由大臣之无识酿成之”。刘蓉曾经议论“非英夷之能病中国,而中国之自为病也”,郭嵩焘深以为然。

虽然与刘锡鸿势不两立,但他不觉得刘锡鸿是他的对手,他说刘锡鸿“一诪张为幻的小人,何足与较?然其中消息绝大”。所谓绝大的“消息”指什么?显然,无非是刘锡鸿背后密不透风地把持着朝政、左右着舆情的利益集团,无非是士大夫阶层面对西方文明所呈现的普遍的人格分裂,由此导致的便是郭嵩焘不忍目睹的举国“昏顽”。

郭嵩焘在英国时便注意到,此时更全面地学习西方的日本将勒逼中国,“诸公欲以无本之术,虚骄之气,以求胜于日本,于人于己两失之”。此时距离甲午战争还有二十年。

与郭嵩焘差不多同时的王韬说:“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郭嵩焘的预期没有这么乐观,晚年参天地,观世局,他感觉朝廷行政用人“颠倒失次”,而人心诡变,连读书人都无礼无信,不仁不义,“上有酿乱之有司,下有应劫之百姓,乱至无日矣”,“回首人间忧患长”,苦难或许才刚刚开始。

按照郭嵩焘的说法,中国需要差不多三百年才可能走出秦汉以来累积深厚、流极败坏的政教,非这样漫长不能指望振兴。他说,武器、制造,有贤者担当,也许三五十年勉强能“望见其涯略”,百年树人,以百年之力或许可以“涤荡旧染”,磨砺出合适的人与人才,再以百年之力方可以累积成人心风俗,真正的改变在于人心风俗。

作为先知,还体现于他的自我认知。

世上有很多聪明人,聪明人可以做出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我一直觉得,最令人心仪的人,是那种对于自己的处境有清明的认知而不悔初衷,同时又有着自嘲勇气和能力的人。

从英国返回后,郭嵩焘觉得自己把身边的世界都得罪了,他原本无意得罪的,但是,他毕竟珍惜自己由此得到的经验和见识,于是把“乡里士大夫群据以为罪言者”编成了一本书,叫《罪言存略》,送给“一二至好”,一点名心,不能张扬,也无法压抑,心底的动力依然是希望“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为此不计“区区世俗之毁誉”,他甚至沿用张居正的话说,自己“愿身化为稿荐,任人溲溺其上,终教人凭以安寝而已”。

他还写了两首小诗《戏书小像》:“傲慢疏慵不失真,惟余老态托传神。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

所有的骄傲与自信、苦闷与悲凉都写在这里了。他曾比较自己与曾国荃的处境,在曾国荃生日时写信戏言:沅浦(曾国荃)在山西履艰巨之任,自己在泰西作清逸之游;沅浦惠泽披亿万生灵,自己骂名遍九洲四海;沅浦让山西人民俎豆敬奉而做人越来越谦抑,自己让湖南人民视为粪土而说话越来越高亢;沅浦建功社稷忙不过来,自己身兼衰病正好退休。

曾经有人恭维他,认为他官至二品,朝廷将来按例会“赐谥立传”,郭嵩焘在《自叙》中说,此种“朝眷”,“自分不敢希冀”。

他的遗嘱很有点“绝情”:“三日成服,传知本家及一二至亲,并于灵前行礼,其他亲友概不通报。”如此痛苦而倔强的自我安排,证明郭嵩焘甚至已不再在乎他那个阶层的人无法不在乎的虚荣了。

被称为粗人的曾国荃,曾经替朝廷惋惜,为郭嵩焘不平,他说:“居今日而图治安,舍洋务无可讲者。仅得一贾生,又不能用,此真可以为太息流涕者也。”这应该是那个时代能给予郭嵩焘的最高评价,也是士大夫所能得到的最高褒奖了。

一百年后,钟叔河先生在编辑《伦敦巴黎日记》时说,郭嵩焘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已经突破了“办洋务”的水平,率先创议“循习西方政教”,成为末世士大夫阶级中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

海外学人汪荣祖先生在《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中说,“当时人觉其独醉而众醒,但今日视之,实众醉而斯人独醒”,郭嵩焘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此人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鲜能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实甚自负与固执,以致被人视为易遭物议、性格褊狭之人,终身受挫”,然而,“这个弄潮儿的挫折,很可说明那个挫折的时代”。

本文摘选自《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前言,作者孟泽对郭嵩焘的解读并非关乎传主一人,而是,看懂郭嵩焘,也就看懂了晚清,看懂了中国,看懂了中国人。

提起晚清,人们总是赞叹、欣赏左宗棠这样的英雄,然而,这种英雄哪朝哪代都有,特别是在中国的文化水土里;而类似郭嵩焘这种能够提供新的“世界观”,新的文化视界的人,却不多见,这样的人往往被我们忽略甚至敌视,因为他提供的是一种与既成观念和秩序有所冲突的事实与道理,这会给我们的内心带来焦虑和不安。

求解郭嵩焘,意味着我们需要正视传统文明在近代的困境,正视与我们自身的作为息息相关的累累伤痕。历史其实联系着偶然的人事,并不是一个纯粹宿命的过程,也只有看到历史的偶然性,我们才会去反思历史,去发现历史的复杂与诡异,去理解历史与我们自身的关联。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透过一段走向世界的挫折之路,一个独醒先驱的悲剧人生,一个“失败者”的执着与挣扎,读懂内外矛盾交织的晚清政局。

“郭嵩焘的挫折,远不是个人的挫折,而是这个民族有个性的出类拔萃者的挫折,同时是整个民族的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