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背明降清第一人”，却依然难逃历史小人物所注定的命运

来源:雍亲王府

十七世纪前中期，由满洲人建立的大清政权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并且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就从偏安辽东一隅的少数民族局部政权，发展成为了坐拥天下的大一统王朝。这其中，除了明朝本身的腐朽不堪以及八旗铁骑强悍的战斗力外，众多明朝官员和将领的“背叛”，对于大明王朝的覆亡与大清王朝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就是在明朝众多“背叛者”中的一员。或许他没有洪承畴、祖大寿那样的名气与声望，也没有如同吴三桂、左梦庚、孙可望等人在投降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与“破坏力”，但是他却以“背明降清第一人”的身份为历史所铭记。

他，就是李永芳，第一位投降清朝的明朝将领，而他也就此开启了一代“贰臣”的先河。

努尔哈赤攻打抚顺，李永芳阵前投降。

后金天命二年（1617年），东北地区发生百年不遇的水灾，对努尔哈赤统治区的经济与民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据史料记载：

“民间济困之患，近古所无，流离道路，饿殍相望。”

少数民族地区本就经济基础薄弱，如果遇到天灾人祸，那就宛如灭顶之灾，直接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存，在这样的情况下，努尔哈赤一改此前对明低调的态度，决定与明朝为敌，向明朝所控制的辽东地区进行劫掠，以缓解后金内部的危机。

于是乎就有了努尔哈赤著名的的“七大恨起兵”，而他伐明的第一仗也就选择在了抚顺。

对于当时的后金来说，抚顺是努尔哈赤从赫图阿拉出发，通往辽东平原的必经之地，并且抚顺处于沈阳、开原、辽阳等地之间的中心地带，素有“全辽之枢纽”之称。与此同时，抚顺作为当时辽东的贸易重镇，集结了大量的汉族、蒙古族、女真族以及朝鲜商人，是明朝辽东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而抚顺作为当时沈阳中卫下属的千户所，不管是兵力配备还是城防建设，都要远逊于沈阳、辽阳这些高级卫所城池，攻占难度较低。于是，努尔哈赤将抚顺选为伐明第一战的所在地。

就在正式攻打抚顺前，努尔哈赤也是做了精心的准备。首先，重金贿赂明朝守城士兵，假借马市贸易为由，安插了大量的奸细；其次，鼓动漠南蒙古的宰赛、暖兔两个部落以讨赏为名，袭扰抚顺，以牵制明军；再次，紧密监视广宁、沈阳、辽阳等方向的明军动向。

在一切布置妥当后，努尔哈赤于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十三，率领八旗主力杀向抚顺而来。

战事从一开始就按照努尔哈赤的计划展开，城内奸细制造混乱，蒙古两部袭扰明军，而就在抚顺城已经乱做一团的时候，努尔哈赤杀将而至。由于攻守双方力量悬殊，努尔哈赤也希望不战而屈人之兵，于是亲笔修书一封，交至时任抚顺最高军政长官即千户守备御官、游击将军的李永芳手中：

“明发兵疆外卫叶赫，我乃以师至。汝一游击耳，战亦岂能胜？汝多才智，识时务，我国方求才，况如汝者，有不加以宠荣与我一等大臣同列者乎？汝若欲战，我矢岂能识汝？若我师入城，男妇老弱必且惊溃。勿谓我恫喝，汝思区区一城且不能下，安用兴师？”

短短一封手书，努尔哈赤表达了自己的三重意思：

其一是说明，努尔哈赤先要为自己的军事行动做出解释，他出兵与明朝作对的理由是明朝偏袒海西女真的叶赫部，欺负努尔哈赤所在的建州部，强调出兵的“合法性”；

其二是诱降，许以李永芳高官厚禄和政治地位，希望李永芳投降；

其三是威胁，严正指出李永芳所处的境地，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并且一旦城破，不仅自身难保，还会让城内百姓惨遭屠戮。

纵观努尔哈赤的一生，这封书信可以说是他在起兵之后，态度最为友善、措辞最为宽和的一封了，一方面，这是努尔哈赤第一次正面与明军发生冲突，双方对于彼此的底细都不了解，另一方面，努尔哈赤也是希望对李永芳晓以利害，尽快结束抚顺之战，避免战争持续太久，等到明朝的援军赶到自己陷入不利境地。

而就在李永芳犹豫不决的时候，努尔哈赤已经命人开始攻城，抚顺千总王命印战死，城内官兵已经开始了四散溃逃，在这样的情况下，李永芳向努尔哈赤投降，第一位“背明降清”的贰臣，也就此诞生。

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李永芳的投降看似是一种为保百姓的“无奈”，但是也有着其中的必然。

一来，李永芳本就是铁岭人，自幼生长在辽东，亲眼目睹了明朝对于辽东统治的混乱，对他来说也算是心灰意冷了；

二来，从后来李永芳所表现出的能力与谋略来看，确实有着一定的水平，尽管比不上熊廷弼、袁崇焕，但是比起包括杨镐、袁应泰、王化贞、李如柏、李如祯等人，还是要强出一些，在这其中也有郁郁不得志的成分所在；

三来，如同我们今天的不少人，在经营效益不佳，并且内耗严重、管理僵化的体制内企业工作久了，突然遇到了一家正在蓬勃兴起的创业公司，并且立马可以得到优厚的待遇和较高的岗位地位，选择换个环境、换家公司去尝试也会成为必然的选择，李永芳的投降也可以看做是这种情况的翻版。

当然，努尔哈赤也没有食言，在攻占抚顺并且拆毁抚顺城之后，将李永芳任命为三等副将，并且按照约定将自己的孙女、即贝勒阿巴泰之女嫁给了李永芳，李永芳也就此摇身一变，成为了额附副将。

与此同时，努尔哈赤也信守了他的承诺，并没有对抚顺进行屠城，而是将城内及附近堡垒的百姓全部分给了八旗众人，而在这些侥幸从努尔哈赤屠刀之下死里逃生的人群之中，就有后来被誉为“清初第一汉臣”之称的范文程。

浑河之战，李永芳充分展露“背叛者”的本色。

其实历史留给了李永芳很多次洗白自己的机会。

李永芳可以如同徐庶一样，“身在曹营心在汉”，守着额附的地位和荣华，不做后金的“带路党”；也可以像后来的祖大寿一样，假意投降，找机会回到明朝；亦或者在后来选择接受明朝的重新招降，与曾经的战友们里应外合，打败后金。

但是李永芳没有选择如此，他在投降之后，选择的是彻彻底底的背叛，并且一次又一次的为他的“新主子”献上“投名状”。

正是因为李永芳死心塌地的跟着努尔哈赤，并且将明朝在辽东地区的防御力量分布、兵力配备、敌我优劣以及文臣武将的性格特点等重要信息和盘托出，这就让努尔哈赤这位天才般的军事家如虎添翼。在夺清河、萨尔浒之战以及后来的攻占开原、铁岭的战斗中，李永芳皆跟随努尔哈赤前往，不仅提供了大量的明军情报，还积极参与对明作战，为后金军队的胜利可谓是立下的大功。

而李永芳真正产生的影响力和破坏力的一场战斗，莫过于浑河之战。

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历时近一年的筹划，努尔哈赤发兵辽沈，向着明朝在辽东统治的中心进发。

由于当时辽东经略袁应泰对于蒙古降民的错误政策，致使众多后金奸细再次混入城中，再加上沈阳守将贺世贤的轻敌冒进，沈阳又一次被努尔哈赤以里应外合的战术攻破。

沈阳城破，原本执行驰援沈阳、内外夹击努尔哈赤的七千川兵和三千浙兵已经失去了其任务目标，但是本着为国尽忠态度，他们没有选择退回辽阳，而是驻扎浑河两岸，摆出与后金军队决一死战的态度严阵以待。

这两支军队在当时都是赫赫有名，其中的川兵是由明末巾帼英雄秦良玉的哥哥秦邦屏与周敦吉率领的川东“白杆兵”，而浙兵则是大名鼎鼎的“戚家军”，统帅为陈策、童仲揆以及戚继光的族侄戚金。

已经拿下沈阳的八旗铁骑显然没有将这两支军队放在眼里，一方面此番战斗是野战，八旗骑兵对战川、浙军队的步兵，具有显然性的兵种相克的优势；另一方面，明朝目前为止，明清在野战对决中，八旗铁骑是压倒性优势，明军几乎都是一触即溃四散而逃。但是这次，这些川兵和浙兵爆发了惊人的战斗力，不仅阵地牢不可破，八旗将士更是死伤惨重，给予了努尔哈赤以及后金军队的主要将领们以极大的震撼。

而就在努尔哈赤对于川浙两军的方阵久攻不下的时候，李永芳出场了。

在攻克沈阳后，李永芳紧急搜罗城内的火炮和弹药，并且花费重金收买了明军的炮手。于是，一门门大炮被推到了战场前线。

在李永芳的指挥下，这些明军的火炮将炮口对准了自己的将士，随着炮声“隆隆”作响，紧靠血肉之躯抵抗的川浙将士不断倒下，八旗军队重新发起冲锋，这才以极为惨烈的代价取得了浑河之战的胜利。

浑河之战，明军几乎全军覆没，主将全部阵亡，而这成为“戚家军”最后的绝唱。

尽管战败，明朝还是给予了浑河之战极高的评价：

“自辽左用兵,将士率望风奔溃,独此以万余人当数万众。虽力绌而覆,时咸壮之。”

殊不知，李永芳，这位明朝曾经的将领，成为了改变战场攻守平衡的重要力量，同时，川、浙万余将士的战死，也成为了李永芳向努尔哈赤昭显忠心的“投名状”。

广宁之战，李永芳坑了熊廷弼、王化贞，坑了辽东百姓，更是坑了整个大明王朝。

辽沈之战，沈阳、辽阳等地陷落，明朝彻底失去了对于辽东地区的控制权，努尔哈赤的势力进一步壮大，于此同时，努尔哈赤将新的目标放在了军事重镇——广宁上。

尽管此时的明朝已经重新启用熊廷弼经略辽东，但是由于明朝内部激烈的党争，熊廷弼受到了极大的掣肘和牵制，更为致命的是他与当时辽东巡抚王化贞的关系极为不和，使得明朝对于辽东军、政、财、民的管辖陷入全面的混乱之中。

而这也给了努尔哈赤新的机会，于是努尔哈赤率兵奔广宁而来。

西平堡作为广宁的侧翼据点，率先遭到了努尔哈赤的进攻，而得知西平堡被围困后，熊廷弼急忙让王化贞派人增援，于是王化贞安排孙得功驰援西平堡。

此时，同样是增援西平堡的刘渠、祁秉忠已经同后金军队在平阳桥展开血战，明军拿出了“浑河之战”的气势，与后金军队打的难解难分，如果孙得功率兵加入战斗，那么明军很有可能会将后金军队击破。然而，孙得功并没有支援刘渠，相反，刚刚进入战场的孙得功大呼兵败，随即带着自己的军队迅速撤退，此举也让正在与后金军队作战的刘渠部队士气大跌，直接溃败，刘渠等人也战死沙场。

原来，孙得功已经投降了努尔哈赤，而对孙得功实施劝降的正是李永芳。

此前，王化贞安排孙得功策反李永芳。而在孙得功奉命策反李永芳的过程中，李永芳不仅是不为所动，反而是对孙得功言传身教，晓以利害，竟然让孙得功投降了努尔哈赤。这还不算，李永芳与孙得功还就此唱起了“双簧”。李永芳假意投降，而孙得功也是假意效忠。

终于，伴随着广宁之战的爆发，这次不为人知的投降，给王化贞、给熊廷弼、给整个辽东战局带来巨大的影响。

从西平堡撤回的孙得功直接杀到了广宁城，并且迅速控制了广宁，大肆宣传前方已败，广宁不保，同时率部大肆清洗城内官员与继续抵抗的明军。王化贞见势不妙，只得弃城而逃。

孙得功阵前倒戈，进而控制广宁，成为压断“经抚不和”的最后一根稻草，不管是出于气愤，还是为了发泄长久以来压抑的不满，熊廷弼做了他一生之中最为错误的一个决定，放弃关内所有的堡垒和据点，军民全部迁入关内。此举让明朝经营多年的辽东地区可以用毁于一旦来形容，而被迫南迁的军民也在沿途不断遭受后金和蒙古军队的劫掠，遭受了灭顶之灾。

努尔哈赤这面，不仅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广宁，同时得到了大量的人口、财物以及军需补给，这一切都有赖于孙得功的投降与临阵倒戈，而归根结底还是李永芳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于是，努尔哈赤赐予李永芳“免死三次”的特权，李永芳一时间也是风光无限，而他策反孙得功并且与孙得功合唱的这出“双簧”，在“经抚不和”的背景下可以说发挥了巨大的破坏力，不仅坑了王化贞，更是坑苦了大明王朝以及辽东地区的百姓。当然，被坑的还有熊廷弼，一代辽东经略值得落得“传首九边”的悲惨结局，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拜李永芳所赐。

既是贰臣，就难逃贰臣该有的命运。

纵然李永芳是“背明降清第一人”，纵然他也是一名合格的“带路党”，但是李永芳在后金朝堂上的日子，实际上并不好过。

早在努尔哈赤攻陷辽阳的时候，当时的辽东巡按张铨本有机会逃走，但是他并没有选择离开，面对努尔哈赤以及皇太极等人招降的时候，表现出了崇高的气节，最终选择了朝拜北京，自刎殉国。

张铨这样的精神与气节令努尔哈赤都钦佩不已，特命李永芳对其进行厚葬，实际上，努尔哈赤这样的安排，是在有意的羞辱李永芳，相较于张铨的气节，李永芳必然是望尘莫及的。

而到了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登基后金大汗，李永芳的地位是一日不如一日，皇太极甚至将李永芳说成是“被朕擒获之人”，以此来打压他。

实际上不仅仅是皇太极，这些满洲贵族们，对于李永芳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后金天聪元年（1627年），李永芳跟随二贝勒阿敏征朝鲜的期间，曾向阿敏进言，却被阿敏以极富羞辱性语言训斥：

“尔蛮奴，何多言！我岂不能杀尔耶？”

在阿敏看来，李永芳不管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却终归是个汉人，是名降将，只是个“南蛮子”，没有办法被满洲贵族所容纳接受。

“吴桥兵变”后，伴随着在明朝位高权重，并且带兵投诚的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人归降，李永芳的地位和实力进一步被削弱，最终在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病逝，而他最终的爵位也仅仅是个子爵。

到了乾隆朝时期，乾隆皇帝编纂了《贰臣传》，李永芳毫无悬念的被编列其中。

尽管乾隆皇帝曾在任命李永芳的玄孙李侍尧为满洲副都统，以“李永芳孙，安可与他汉军比也”的理由，对反对者们进行驳斥，但是李永芳贰臣的身份依然没有改变。

与之相对应的是，乾隆皇帝在编纂《贰臣传》后，却为曾经大清最为强悍的对手之一的袁崇焕平反昭雪、建祠修庙，而这对于李永芳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征明应运启前麾，天佑皇清时雨师。

境逼孤城围劲旅，书持一纸竖降旗。

永芳向化遵王道，抚顺安生沐帝慈。

德洽群黎拓疆域，我朝自此建鸿基。

——嘉庆皇帝《抚顺城》

一首《抚顺城》，歌颂了努尔哈赤的丰功伟绩，同时也赞许了李永芳的“识时务者为俊杰”。

不得不说的是，这首诗也是后金以及后来的清朝对于李永芳“背明降清”的评价与态度的集中反映，那就是“阵前投降”。这是一种无奈，这是一种压力，这也使得李永芳的地位相较于主动投诚的孔有德、耿仲明，以及清朝费劲力气招安的洪承畴等人，都有着明显的区别与差异，乃至于李永芳的儿子们，包括巴彦、李率泰、刚阿泰，这些“降二代”们，他们的权势和地位都是李永芳所望尘莫及的。这是对于李永芳功绩的奖赏，同时也是对他失节投降的讽刺与嘲弄。

自失气节的李永芳不仅为明朝朝堂所不耻，也没有得到清朝的认同，而他所存在的意义除了成为“带路党”，也就剩下成为所有“背明降清”官员的榜样和标杆。在大清王朝一统天下后，他进而成为了不忠与背叛的反面教材，再一次成为政治统治所利用的工具。然而，如果李永芳不投降，选择与抚顺共存亡，他的作用也依然是成为明朝宣传忠君爱国、英勇抗争的典型，最终的目的也是服务于政治统治。

或许这就是李永芳的悲哀，同时也是作为历史小人物所无法避免的惨淡结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