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独的孤臣还是纷争的魁首:大唐名相李德裕波澜壮阔的一生

王朝总是要没落的，安史之乱之后的李唐在朝堂党争、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的局面下苟延残喘了一个半世纪，在国势衰微的大背景下却出现了一位真正的名相，梁启超将他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和张居正并列，成为封建时代六大政治家之一。

他就是号称“成万古之良相，为一代之高士”的李德裕，或许是晚唐的凄凉掩盖了名相的功绩，后世都记得黄巢的冲天杀气和宦官藩镇的气焰滔天，唯独忘了有这样一位名相曾经是大唐的栋梁和他几乎力挽狂澜的功绩，他的出场难免多出几分大厦将倾的悲凉。

“卿之宗门，累著声绩，冠内廷者两代，袭侯伯者六朝。”–韦处厚《答李德裕丹扆箴诏》

生于名门望族，父亲是大唐宰相，祖上六代皆是高官，用含着金汤匙出生来形容李德裕可谓实至名归。

没落的世家，上进的少年

李德裕生于贞元三年（787年），安之之乱结束后的第十四个年后，此时的唐德宗在削藩失败又接连遭遇叛乱的情况下，失去了刚即位时的雄心，李唐首次试图重振开元雄风的努力随之化为泡影。世家大族也不再是从前呼风唤雨，香火连绵的王朝股东，而是跟着大唐一起站在了时代大变革的风口浪尖之上。

▲曾经世家风流的代表：乌衣巷

少年时期的李德裕就很有不凡之处，《旧唐书·》载“德裕幼有壮志”，虽出身于官宦世家，却志向远大，超绝出众，绝非“我爸是李刚”之流混吃等死的官二代。他在文章、政论、诗歌和史学方面都有着不凡的造诣，足以与李商隐和白居易坐而论道，堪称当年的一等风流人物。

“追昔吴会之年，思为卫霍之将。怀瀚海而发愤，想狼居而在望。”–《鼓吹赋》

千年以降，后人仍然能够感受到李德裕钦慕卫青、霍去病率军远征，试图立功疆场的赤子之心。

坎坷的仕途，坦荡的君子

沾了宰相老爸的光，李德裕被各个藩镇轮番邀请担任幕府从事（幕僚）。起点虽高，却坎坷不断，穆宗至文宗三朝，由于当权者李宗闵、郑注等人的排挤，他只是短暂地担任国翰林学士和宰相，会昌之前的多数时期在地方任职，哪怕政绩斐然，依旧被对头们视作眼中钉。

说来这一切都是他那位身为宰相，肚子里却撑不了船的老爸所赐，元和三年（808年）的一场“误会”，李吉甫打压了两个“微不足道”的举人牛僧儒和李宗闵，殊知二人后来官运亨通，回到朝廷成为了李家的对头，虽然彼时的李德裕不过及冠之年，但按照“父债子偿”的法则，他顺利“继承了”这份仇恨，这也是“牛李党争”的起源。

但翻遍史册，与交结朋党的牛李二人不同，李德裕更像是一个孤臣，文宗大和六年((832)十二月，身为牛党的杜宗上门拜会时，李德裕对他说道:“公何为访此寂寥?”称自己所居之地为“寂寥”，足可其自我定位。

“士君子爱身防患，无逾于慎独矣。能惧显靓，不为暗欺，忠信参于外，虽有盗贼，不能为患矣。”–李德裕《慎独论》

我们可能听说过曾国藩的《君子慎独论》，李德裕的表述却鲜为人知。所谓慎独，是指人们在独自活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凭着高度自觉，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行动，而不做任何有违道德信念、做人原则、违反法律之事。这是一种修养和自律，更是一种情操。

▲孔子是“慎独”的原创

以“慎独”要求自己，是李德裕处身于现实政治而产生的一种自我保护意识，也是他本人节操修养的体现。与部分官员只为一己之私的争权夺利不同，李德裕谋求高位的出发点是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样的人物怎么看都不是党魁的合适人选。哪怕前方荆棘遍地，也要挣扎着回来，因为天下不能没有我李德裕。

开成五年（839年），唐武宗继位并将李德裕从淮南召回朝廷，拜为宰相，授其为门下侍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位知天命之年的老臣终于再次回到了庙堂的顶点。彼时的李唐，父亲和宪宗缔造的“元和中兴”已经被穆宗、敬宗和文宗三代挥霍殆尽，藩镇死灰复燃，宦官主宰了皇帝的生死和传承。

国家之事糜烂至此，天下事谁可为支柱者？拜相七年，时间不算太长，李德裕却几乎完成了“逆天改命”的壮举。

错了就要改：会昌中兴的根基

（一）改革科举

科举制度在两百余年来虽进步明显，但此刻貌似有点跑偏了。

首先考试不重经义策论而偏重诗赋，取士不以实艺而尚浮文，这就好比当下的公务员考试不考申论而比拼散文，甚至还不如明清的八股文；其次科场外还存在“公卷”、“呈榜”、“ 门生”和“ 座主”之流弊，国家选拔的人才的公器沦为到了唐中后期，由于牛党集团长期把持科场，利用科举擅为朋党、徇私舞弊。

“唐世批评科举之弊者固多, 然揭露并改革此弊者, 德裕为第一人。”–王炎平先生

李德裕在两度任相期间对科举考试进行了改革，会昌五年李德裕说动武宗下令:“ 学明经进士者, 并隶名太学, 每一季一度据名籍分番于国子监试帖, 三度帖经全通者, 即经艺成熟, 向后更不用帖试” 。

同时身为宰相，他果断的废黜了宰相阅榜的惯例，此举杜绝了宰相利用特权干预科举的弊端，也广开了孤寒入仕之路。

虽然史载李德裕“尤恶进士”，但从其科举改革的举措来看，他针对的并不是科举制度，而是进士的浮薄、朋比之风。 主观上出自于国家科举用人的务实和公正，为国家选拔了一批务实型人才，也体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视角和胸怀。

据史载:“ 卫公既贬… …八百孤寒齐下泪, 一时南望李崖州。”可见李德裕为广大孤寒开路，绝非虚誉。

（二）裁抑宦官

中晚唐宦官干政现象严重，甚至“李德裕亦不免由宦官以入相”（胡三省语），但要说李德裕与宦官关系友善、相互勾结，则未免失之偏颇，会昌年间对宦官得到裁抑方是不争的事实。

第一，加强相权，削弱宦官对行政的干预。李德裕建议“ 政事皆出中书” , 并提出“ 使政在中书，诚治本也” 的建议，否则“ 政去宰相则不治”，从制度上防范宦官对朝政的干预。

第二，褫夺宦官的军权，他打击宦官头子仇士良、杨钦义，削夺神策中尉、枢密使（均由宦官担任）的权力，致使仇士良便称病还乡，不久后郁郁而终。 李德裕还改革监军制度，收减了安史之乱后宦官任监军督战，李德裕在会昌三年领导御边伐叛的战争中，规定监军不得干预军政，使将帅能施展所长，为击败回鹘、平定刘稹奠定了基础。

正是由于李德裕的积极努力，会昌年间宦官势力有所削弱。 王夫之曰:“ 唐自肃宗以，内竖之不得专政者，仅见于会昌。”

（三）禁毁佛教

“王公士庶瞻礼施舍，如恐不及。百姓有废业竭产，烧顶灼臂而供养者 ……农人多废冬作，奔走京城。”–《唐会要》

这一幕是否和时下的印度很像？由于唐宪宗亦笃信佛教，导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场轰轰烈烈的“迎佛骨”事件几乎复制了当年梁武帝舍身出家的“壮举”。由于战乱频繁和官府搜刮，很多破产的百姓转到佛教的庇护之下，其恶性发展不仅将京城搞得乌烟瘴气，导致政府控制的人口减少，财政收入下降。

“释氏之教，出于西夷，弃五常之典，绝三纲之常，殚竭财力蠹耗生灵，黜其异端，以正王度，庶可复古” –《李卫公集》

基于这样的认识，李德裕无论是为政地方还是入主中央都积极反佛，他在会昌年间利用国家权力，掀起了大规模禁佛运动，到会昌年底, “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 …收良田数千万顷, 奴婢十五万人。”基本上摧毁了佛教的社会根基，更扩充了唐廷的人力物力资源。

▲“三武一宗”之一的唐武宗

综上，在李德裕的努力下，大唐内部权利架构更为合理，朝堂风气也随之焕然一新，并实现了府库充盈，为兴兵动武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战争的节节胜利：大唐还是那个大唐

（一）抗击回鹘

回鹘是位于唐朝西北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自恃兵力强盛且助唐有功，屡犯唐境，严重威胁着唐朝的安全，顺利成长为一个不可不拔的毒瘤。

李德裕积极备战，并以和亲为诱饵掉，用猛将石雄和招抚回鹘使刘沔为将对回鹘实施了突然袭击。

“可汗大惊，不知所为，弃辎重走，雄追击之；庚子，大破回鹘于杀胡山，可汗被疮，与数百骑遁去，雄迎太和公主以归。斩首万级，降其部落二万余人。”–《资治通鉴》

强大的回鹘汗国“赔了夫人又折兵”，被一仗打回了部落时代，唐廷则依稀又有了当年四方咸服的盛世风采。

（二）内平泽潞

会昌三年，泽潞节度使刘从谏去世，其侄刘稹欲仿效河北三镇的父死子继，密不发丧并自称留后。武宗与朝臣议论此事，他们多主张妥协并授其节钺，唯有李德裕一人主张坚决讨伐，他认为与“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河朔三镇不同，泽潞地处唐廷腹地，倘若开此先河，势必引起“四方诸镇谁不思效其所为”，局面将变得不可收拾。

“遣重臣往谕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艰难以来，列圣许其传袭，已成故事，与泽潞不同。 今朝廷将加兵泽潞，不欲更出禁军至山东，其山东三州隶昭义者，委两镇攻之… …苟两镇听命, 不从旁沮扰官军, 则稹必成擒矣！”–《资治通鉴》

李德裕用“如师出无功，臣请自当罪戾。”的军令状说服了皇帝和满朝文武，并指定了恰当的平乱方案。这一纸诏书是高明的连横之策，通过对河北割据既定事实的默许换来与三大强藩的统一战线，实现了对新叛乱者的孤立，完成了瓮中之鳖的战略合围。

然而在关键时刻, 河东都将杨牟发动太原兵变并与刘稹勾结对抗朝廷，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数令前线将帅和武宗都产生了动摇。武宗遣中使马元实到太原察看杨牟虚实，马元实接受杨牟的贿赂后回来虚夸了杨牟的军势。 李德裕当面责问马元实，揭露了他的谎言。 李德裕奏称:“ 杨牟微贼，决不可恕。 如国力不及,，宁舍刘稹。”

武宗终于再次坚定了讨伐刘稹的决心，很快河东监军吕义忠发兵擒诛杨牟，河东镇平，昭义镇将郭谊见势不妙，乘机杀刘稹降唐，泽潞也被平定。史载“李德裕以一相而制御三镇，如运之掌”，扭转了自德宗以来，将帅出征屡败的局面。

综上所述，唐武宗所开创的“会昌中兴”，固然与其雄俊刚毅的品质相关，而李德裕作为操盘手也无愧大唐名相的称号，他凭借干练的政治才能和难得的施展机遇，通过经略与谋划成功开创了唐“ 王室几中兴” 的局面。

可惜的是，这将是大唐的最后一抹亮色了。

会昌时代耗尽了李德裕所有的热血和精力，当李炎继承太宗、宪宗的传统选择嗑药而死之时，大唐的“中兴”事业和他的人生也将由此急转向下。

一朝天子一朝臣

“ ( 李德裕 ) 自开成五年冬回绝至天德，至会昌四年八月平泽潞，首尾五年，其筹度机宜，选用将帅，军中书诏，奏请云合，起草指跋，皆独决于德裕，诸相无预焉 。”–《 旧唐书.李德裕传》

可以说，李德裕的大施拳脚离不开唐武宗的信任和支持，二人的君臣相知是“中兴”的根本原因。在击破回鹘，讨平泽潞后，李德裕“以功兼守太尉，进封卫国公，三千户”。太尉一职在唐代乃是虚衔，唯有七人担任过，这其中甚至不包括曾力挽狂澜的郭子仪，彼时的李德裕可谓功高、权重、位尊，而武宗尤“ 恨无官赏卿耳!”，可见对李德裕无以复加的尊宠。

后来虽然有所制衡，但还属于正常的帝王心术，武宗对李德裕的信赖从未衰减。

然而会昌七年，李炎嗑药而亡，那个装疯卖傻十几年的叔叔李忱上位，是为号称“小太宗”的唐宣宗，貌似也是英明的帝王，却与强势的李德裕很快水火不容。

一个“尤恶进士”，一个生平最喜诗赋；一个推崇儒教，一个却偏心释家，君臣二人的“三观”严重不符，但这都不是原因。

首先，宣宗的上位来自于宦官的扶持，而非宰相的帮助，他们根本不是一路人，更重要在于帝王对于权利威胁者的天然排斥，李德裕在上一个时代积累了足够的权柄和声望，其存在足以威胁到宣宗的权威。故登基伊始李忱即罢免了李德裕的宰相之职，出其为荆南节度使，随即起用白敏中、令狐绹等牛党成员。

人亡政息：大唐的彻底落寞

李德裕在离开长安之时，心里放不下应该是大唐的未来，而不见得是往日的富贵和权利，聪明如他对于这样的结局应该是了然于心的。

公元850年，大唐最后的名相在崖州（今海南海口东南）溘然长逝，终年六十三岁。若干年后，唐懿宗恢复他太子少保、卫国公的官爵，并追赠他为尚书左仆射，算是给了一个盖棺定论吧。

牛党的再次上台意味着大唐积极、变革为基调国策再次发生180度的反转，相对于党争中表现的水准，牛党的政策无外乎姑息养奸和息事宁人，朝廷在掩耳盗铃般的自我陶醉中酝酿着最后的剧变。

至此，该总结一下这位大唐名相的生平是非了。

站着说话的批评者们

史学界批评李德裕的声音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党争误国，而是施政激进，得不偿失。

前者而言，可以休矣，前文所言李德裕处事讲究“慎独”，自称“寂寥”，在所谓的“党争”中完全是一个被动的抵抗者，领着一群猪队友（隶属牛党的“同僚”），还要带着大唐负重前行，已属不易。

“会昌六年四月甲戌，贬工部尚书、判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为忠州刺史，弟京兆尹、权知府事薛元龟为崖洲司户，皆德裕之党也。”–《资治通鉴》

李德裕最后一次下台之时，被牵连的“李党”不过寥寥数人，原来所谓“皆党”也不过是司马光的“春秋笔法”而已，李党似寻之无迹，牛党则查之有实，孰高孰低，一览无余矣。

后者则多半来自牛党的言论：不管是对内的改革，还是内外的军事行动，都是浪费国力的下折腾。

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是为了抬杠而抬杠，从过往看，德宗刚即位时也想有所作为，但平叛战争持续六年后转而采取姑息政策。宪宗在位的十五年用兵不断，之后穆宗至文宗的二十年间朝廷基本息兵罢战。武宗即位后，朝廷又显示出强势的姿态，之后又偃旗息鼓。

从总体上看，朝廷的平叛战争貌似周而复始，却一无所获，唐廷与藩镇基本上保持均衡的态势。一旦唐朝的平叛战争无法维持下去，割据势力又开始重新抬头。战争又加重了民众负担，加剧唐朝自身的危机。

因此这第二条“罪状”貌似有些道理，其实而言忽略了三个要素。

第一，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在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否则就是出于一种形同分裂的状态，这也是中华民族习以为常的状态和心理，岂能诋毁维护统一而进行的努力？

第二，片面强调代价，而忽略这些“激进”举措对于李唐延续的重要性，淮西镇于江南赋税、昭义镇和朝廷威信之间的直接关系也被选择性忽略；

第三，成果来源于坚持，恰恰因为朝廷的朝令夕改导致了各种问题的此起彼伏，倘若宪宗或者武宗能够长寿，局面也许完全不同。

总之，双方的区别在于，一个在等死，一个在求活，前者和来之看不起后者的理由呢？

名相的苟且：掩耳盗铃的“天下既平”

平定泽潞之后，李德裕谓“今天下既平”，并上表“累表乞骸”（求退休）。然只不过是收回昭义镇的控制权而已，哪来的“天下既平”呢?唐廷远没有恢复对全国的完全控制权并彻底解决地方割据问题，可见武宗君臣似乎缺乏更长远的目标。

事实上，从宪宗到武宗，他们的改革和军事行动的目标都仅仅在于“修开元之故事”，仅仅满足于回到玄宗时代藩镇服从中央的局面。

唐廷没有将维持中央集权的力量进行统合，只是依靠东南藩镇的财税，凭中原地区的藩镇对抗河北藩镇，藩屛关中，靠西南、西北藩镇防御外患。这种对藩镇体制的坚持，导致唐廷不能将各地的力量进行整合，在其管辖的范围内确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体系，形成一整套维持中央集权的政治、财政、经济、军事制度，并建立一支由中央掌控和维持睡对地方形成绝对优势的禁军。

因此宪宗及李德裕积极的政治作为可使唐朝中兴，然而却注定无法长久维持，这才是李德裕和会昌中兴的致命缺陷。

当然，也许不会有人能比他做得更好了，晚唐的衰颓是长时间弊政的积淀所形成的，加之朝局动荡，皇帝换代过程中，人事调动任免频繁，利益团体相互倾轧，最后连李德裕自己也不能幸免。所以，衰微的国势或许不是其中个别君臣的努力所能改变的。

正论：是非公道，自在人心。

像许多大政治家一样，李德裕生前身后所受到的种种非议，足以使本来纷乱杂陈的历史变得更加难以书写。

其实一个锐意进取、有所主张的政治家，不管他最后是以成功或者失败收场，都会在当时改革的途中，以及隔世的评价中都将拥有许多个心态各异的观察者和评论家。李德裕也不例外，一些人赞同甚至激赏他的作为，一些人不得不承认他的功绩但贬低他的人品，另一些人则认为如果对历史的贡献一定要伴随机谋权诈，那这贡献也要打个折扣。

李德裕个性刚强，作风凌厉，无形中树敌众多，行事为政都有着法家的做派，这在以道德为本位的时代是注定要受到贬损、压抑的。史家往往以德器褒牛，以权术贬李，这恐怕也是没有脱出封建时代“无才便是德”的怪圈。

加之主政时间实在太短，且唯有武宗前期堪称君臣相知，掣肘却无时无处不在，从无管仲的“仲父”之尊和诸葛亮权柄集于一身的托孤之便，大唐因此就有了史家、小说家对李德裕版本不同的、围绕生活琐事、人品学问各个方面的演绎和编排，一代名相居然也面目全非起来。

笔者认为，与其纠结于对李德裕那些互相并误、大相径庭的种种评价，不如还政治家一个本来面目，以他在历史长河中的实际定位去告诉后人。

结语：苏学士和李宰相的殊途同归

“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

这几乎是李德裕的绝命诗了，笔者想起了苏东坡笔下的“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他们身上都有着中国文人独有的情怀–身在江湖却心系庙堂。他们的区别只在于前者心心念念地想着满目疮痍的国家，后者却尚有“海南万里真吾乡”的豁达而已。

鞠躬尽瘁一辈子，大唐最后的名相终于在蛮荒的海南岛结束惊涛骇浪般的一生。没了对手，党争都变得无趣而走向平息，想来牛僧孺也会时常想起这位故人吧。此时，李唐的掘墓人黄巢已经是而立之年，庙堂之上再无李德裕这样有大格局、大气魄的智者，朝臣们都将沦为宦官和藩镇的提线木偶这个伟大的帝国终于是日薄西山，末日将至了。

时人的诋毁源自党争的偏颇，后人的不解则是因为对时局的无知，这些都不足挂齿，唯有《旧唐书》的盖棺定论堪称精彩绝伦：

公之智决，利若青萍。

破虏诛叛，摧枯建瓴。

功成北阙，骨葬南溟。

呜呼烟阁，谁上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