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为了忘却，也为了纪念：杨绛她三姑、鲁迅、李四光

一切都要从那一通电话说起… …

九十七年前的今天，初春的北京乍暖还寒，阴沉的天空里飘着零星的雪花。

早晨8点多，女师大教务长林语堂接到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的电话：

“老师，日本军舰开炮攻击我们的国民军，还以武力威胁，这是不公平的，所以今天我和同学们要去参加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请您允许停课一天。”

林语堂沉吟了一会儿，考虑到此次游行“纯为对外，绝无危险，自应照准”，便点头答应了，还叮嘱说：“以后凡有请停课事件，请从早接洽，以便通知教员。”

孰料，这是林语堂与刘和珍的最后一次通话。下午2点多，林语堂收到噩耗：刘和珍、杨德群牺牲了。

林语堂

鹿钟麟率领荷枪实弹的士兵与群众对峙

鲁迅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刘和珍遗体

几天后的23日，北京各界人士齐聚北京大学操场，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同时，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 周作人 、林语堂 、朱自清 、蒋梦麟 、王世杰、闻一多 、梁启超等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语丝》、《世界日报》、《清华周刊》、《 晨报 》等报社也加入进来。邵飘萍主持的《 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深入地报导惨案真相。

女师大国文系老师鲁迅则愤而写下《记念刘和珍君》，追忆这位勇敢的学生，怒斥北洋政府无耻恶劣之行径。

刘和珍

刘和珍，江西南昌人，1923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大学英语系，后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三·一八”惨案牺牲时年仅23虚岁。鲁迅说，刘和珍是学生里唯一一个全年订阅《莽原》的人。

京师女子师范大学旧址（现为鲁迅中学），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冰心在此任教，刘和珍、许广平、石评梅在此就读

据周作人的《知堂回忆录》说，女师大原来叫京师女子师范学校，民国十年成立，熊崇煦是第一任校长，周作人是第一任欧洲文学史老师，鲁迅、林语堂也都在这里任教。第二任校长是鲁迅的铁哥们儿许寿裳，第三任校长就是美国回来的杨荫榆了。

杨荫榆，江苏无锡

杨荫榆1907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1918年又去美国学教育，1922年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硕士学位回国。1924年2月她被任命为京师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是她将校名改为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她的哥伦比亚大学同学徐志摩评价她说：“她在中国女界，自然总算头排二排的人物了。到美国来，自然自命不凡，以教育家自居。”

杨荫榆说：“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学生因此讽刺她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

本来以为喝洋墨水回来的人办学会很现代化，结果周作人说她“乃以婆婆自居，把学生当作一群童养媳”，用封建专制的手段治校，维护腐败透顶的北洋政府。上任当年秋天学生就请愿要求撤换杨荫榆，时称“女师大风潮”，影响很大。

杨荫榆的保守迂执与不通人情，为她后来的狼狈处境埋下伏笔：女师大风潮背后，固然混杂着难以化解的复杂局面和人性的幽微，但她的刚愎僵硬，也往往火上浇油，使局面加剧失控。比如她认为学生的任务就是学习，禁止去参加孙中山的国葬。

苏雪林在《几个女教育家的速写像》中说：“提到北京女师大风潮曾替荫榆先生说了几句公道话，她原是已故某文学大师的对头。”

已于1923年秋从女师大毕业的校友石评梅在《京报》撰文，称杨荫榆“品德不足以服人，才智不足以制众”。

鲁迅从1925年3月开始与许广平密集通信，女师大风潮期间，他俩正在热恋。鲁迅当然要为女友打抱不平了，于12月发表的《寡妇主义》里说：

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的萎缩，她们却以为不安本分了：都有罪。

鲁迅在女师大演讲

1925年杨荫榆在校内主持“五七”国耻纪念大会时，宣布开除刘和珍和许广平等六名带头“闹事”的同学。她在5月9日写的《公启》同样招致嘲笑：“须知学校犹家庭，为尊长者断无不爱家属之理，为幼稚者亦当体贴尊长之心。”在“五四运动”之后摒弃旧式伦理的语境中，这类自居家长的语调，显得很是不合时宜。

1925年5月20日，杨荫榆在《晨报》发表《“教育之前途棘矣！”杨荫榆之宣言》。一周后，学校教师周作人、周树人、钱玄同、沈尹默等联名在《京报》上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来支持学生，说“六人学业，俱非不良，以此开除，殊有混淆黑白之嫌”。

但北洋政府教育部一意孤行，支持杨荫榆，直接解散女师大，解散时杨荫榆带领军警进校，打伤刘和珍、许广平等人。1925年8月，女师大复校，杨荫榆也因为镇压学生运动，迫于压力被免职，黯然离开了北京。

杨荫榆出身自无锡的杨氏大族，她的哥哥叫杨荫杭，是中国首批留日学生，近代革命党人。杨荫杭有个女儿叫杨绛，钱锺书后来成了他的女婿。

另外还有一个“无锡杨氏”——杨荫浏，和杨荫榆是近支，他跟阿炳学过二胡，写出了第一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女师大风潮人物关系表

杨荫榆：女师大第三任校长，杨绛的三姑。

钱锺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绛的老公。

鲁迅：女师大国文系教师，国文系学生许广平后来成了他的女朋友。

李四光：北大地质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妻子许淑彬是女师大附中的教师。

1925年8月，杨荫榆请到一批名流到学校帮她站台，其中就包括李四光：“有一天晚上，已经被学生驱逐了的校长杨荫榆先生打来一次电话，她大致说：’女师大的问题现在可以解决。明早有几位朋友到学校参观，务必请你也来一次……我并预备叫一辆汽车来接你。’”，因为李四光夫人许淑彬是女师大附中的教师，李四光推脱不过只好答应，但是拒绝了杨校长专车接送，自己骑自行车前往。

等李四光到了现场，发现校方和学生两边的行为都非常过激，就再三告辞提前离场。

李四光

随后写了一篇《在北京女师大观剧的经验》，发表在反对学运的《现代评论》上，说杨荫榆吩咐巡警不能动手，学生的情绪则比较失控，“一时汹涌唾骂的音乐大作……可怜我们平时最敬爱的青年淑女，为什么要做到那步田地”，这篇文章算是给杨荫榆的交代，结果愤怒的学生就把他认作了杨荫榆的死党。

鲁迅是女师大的校务维持会委员，女友许广平是学生自治会成员，他理所当然地站在学生一方，上来就和“北大教授兼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交火了，说他有高薪能买自行车上下班，我鲁迅买不起自行车只好坐人力车，还被摔掉了牙。——就是《一件小事》里记述的。

鲁迅去世的时候，钱锺书刚从清华毕业没多大会儿，俩人差着辈儿呢！所以并没有正面硬刚的机会，但钱大师极少正面评价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如果是评价也极少有正面的评价，大多以否定为主，对鲁迅也不例外。

钱锺书夫妇

钱锺书很少提到鲁迅据说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的父亲钱基博曾与鲁迅有过笔战，父子二人在这一点的学术认同上是一致的；二是因为鲁迅曾讽刺过杨绛的三姑杨荫榆，说她在著名的“女师大风潮”中是“上海洋场上恶虔婆”。

1956年何其芳发表《论阿Q》，对鲁迅小说中的人物评价提出异议，受到众人非难，但钱氏却是赞成者，并举大量例子提出所谓“阿Q精神”塑造平淡无奇，在古今中外的大量作品中都能找到；他生前未公刊的《容安馆札记》第84则中，对于鲁迅所主张的直译的翻译论，相当的不以为然。

1979年钱氏访美，曾回应提问者说，“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适宜写 ‘短气’(Short-winded)的篇章，不适宜写‘长气’(Long-winded)的，像是阿Q便显得太长了，应当加以修剪(Curtailed)才好”，皮里阳秋，贬义明显。

钱锺书之父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里专门谈过鲁迅，对其人其文早已持否定意见，称“有摹仿欧文而谥之曰欧化的国语文学者，始倡于浙江周树人之译西洋小说，以顺文直译为尚，斥意译之不忠实，而摹欧文以国语，比鹦鹉之学舌，托于象胥，斯为作俑”，“树人所著，只有过去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只见小己愤慨，而不图福利民众，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尝有民众耶”。谢泳觉得这也应该是钱锺书父子商议后的结论。

鲁迅是在意这个意见的，在1934年的《准风月谈》的后记中，专门贴了一篇《钱基博之论鲁迅》“立此存照”，以示不平之意。

钱锺书的妻子杨绛到老也还耿耿于怀，在《回忆我的姑母》里，“1924年，她（杨荫榆）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狗’”，而“痛打落水狗”正是出自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里面。

“三·一八”惨案后，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段祺瑞政府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

1926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倒台，张作霖进京。奉军闯进北大、女师大、中俄大学及报馆，大肆查禁进步书刊，搜捕进步人士。李大钊、邵飘萍、林白水等先烈先后惨遭杀害。

鲁迅、林语堂为躲避北洋政府的暗杀，远走厦门，许广平也回到了广州老家。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牺牲的本校学生刘和珍与杨德群烈士建立的纪念碑碑身阴面镌刻着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名句：

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鲁迅中学内的刘和珍杨德群烈士纪念碑

1926.3.18 – 2023.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