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琉球国到冲绳县，琉球史话五百年

文：张宏杰

朝贡体系下的小国

　　琉球本是中国东南海中一个“至小至贫”的小国。清代外交官何如璋说，“琉球国为中国洋面一小岛，地势狭小，物产浇薄”，李鸿章则称之为“寥寥荒岛”。唐宋以来，因为海道远险，国家弱小，琉球在中原皇帝的眼中，一直都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中华帝国周围诸国大都被纳入朝贡体系，只有琉球被排除在外。但是朱元璋却独具慧眼，发现了这个小国的价值。虽然急于以八方来朝来强化其统治的合法性，但是朱元璋生性多疑，在招徕“外国”的同时又对他们深怀戒惧之心。因为中华文化圈的很多成员，包括汉化最深的朝鲜、越南，在历史上都和中国发生过激烈的战争，和它们走得太近，对天朝的安全不见得是件好事。只有琉球，既弱小又不接壤，可以任由天朝抚爱，却不会对天朝的安全构成任何挑战。因此它成了朱元璋的最佳选择，朱元璋决定要把中琉关系打造成大明宗藩关系的样板。

　　接到朱元璋的诏书，琉球国王也非常惊喜，没想到终于得到天朝大皇帝的垂顾。与庞大的大陆交往，琉球并不惧怕，因为与大陆恰到好处的距离，不光让朱元璋感觉舒服，也让琉球人感觉笃定。他们清楚自己与大陆中间那片宽阔的海洋，以及自己的穷困落后，使朱元璋不会有兴趣来吃掉它。于是琉球人放心大胆地成了天朝上国的藩属。

　　大明皇帝们看待弱小的琉球，如同家中最小的孩子一样，一贯是最疼爱有加，破格照顾，有求必应。《明史》记载的亚洲诸国正式朝贡次数，日本19次，朝鲜30次，爪哇37次，安南89次，而琉球一国即171次(实际次数还远多于这个数字)，几乎近于各国的总和。本着厚往薄來的政策，中国给贡品定的价格很高，而给琉球的价钱比他国更高，以十倍市价甚至更高的价格进口琉球产物。

　　朱元璋限制各国朝贡次数，有的国家十年一次，有的三年一次。而“谕令(琉球)二年一贡”，这已是给予朝贡国的最优待遇了。而琉球还不满足，从来没有认真执行过，一年通常要来两三回。他们每天都竖着耳朵，打听大明王朝有什么新鲜事，一有动静就赶紧派人来叩头，因此琉球遣使名目特别繁多，在《明实录》中，琉球朝贡事有进贡、补贡、贺正旦、谢恩、贺登基、进香、告讣、请赐冠服、迎册封、派遣留学生等等，数不胜数。明朝皇帝们被搞得十分厌烦，却拿这个执拗的小国没有任何办法。

　　大清取代大明之后，从1654年规定琉球贡期为二年一贡，此后政策没有改变。清代政治纪律比明代要严格得多，所以清前期琉球大致还能遵行此项规定。但是到了清中后期，琉球趁中国政治废弛之际一再突破贡期界限。从1796年到1839年，43年间，琉球正式朝贡34次。

　　除了官方通过进贡获得巨大好处，琉球的普通商人也善于创造机会揩油。清代琉球商人发明的一种特殊贸易方式是“漂着”。所谓“漂着”，是指船只在海上遇险，漂流靠岸。很多琉球商人采取伪装海难的方式前来贸易，以换取清朝政府的补贴。很多人通过这种方式发了大财。

　　凭借各种撒娇揩油，明清两代眼中偏远贫弱的小国琉球，就这样牢牢吃定了“天朝”。在明代宗藩体制的庇护下，琉球抓住明王朝实行海禁的机会，以叩头贸易为依托，异军突起，迅速填补了郑和下西洋停止后明朝与东南亚各国进行直接贸易的空白，一跃而成为东南亚一个最有活力的贸易中介国。琉球因此被称为“万国津梁”。有明一代，琉球船只在朝鲜、日本、暹罗、北大年、安南、吕宋、苏门答腊、爪哇、旧港、满刺加等国家和地区之间穿梭如织，每次来中国朝贡时，那些从东南亚和日本买来的香料、胡椒、象牙、屏风、腰刀都会赚上超过十倍的暴利。走时带走大量包括丝绸、药材和瓷器等在内的赏赐品，转卖到暹罗、安南等国家，又可以大赚一笔。原本贫瘠落后的琉球一夜暴富。朝鲜国使臣提到琉球国每每不无妒忌地说，中国政府对待朝鲜不能与琉球国相比。葡萄牙人皮莱斯也说，琉球人的阔绰程度已在中国人之上。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琉球文明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所谓“改粗鄙之俗为儒雅之风”，“中山之民物皆易，而为衣冠礼仪之乡”。因此，中国明代成了琉球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日本入侵

　　琉球在明王朝照顾下的好日子没能一直持续下去。因为琉球身边不光有一个庞大的中国，还有一个野心勃勃的日本。

　　日本在永乐年间加入向明朝朝贡的行列，好处是巨大的，日本人轻轻松松地获得了丰厚的利润。比如日本所进的腰刀，每把市价最多三贯，但是明朝给日本的定价是每把十贯。日本人于是向中国贩入大量腰刀，1453年一次朝贡，贡品中仅腰刀一项即多达9483把。然而日本人在朝贡队伍中态度最为桀骜，也最难于管理。1449年大明王朝发生了土木堡之变，因为蒙古势力的勒索，朝廷财政十分拮据。日本使团进贡时，朝廷不得不羞涩地提出，能不能只付给稍高于市价的金额。按理说，天朝上国的话就是命令，而且毕竟仍然有利可图，属国只能听从。但是日本正使允澎一听却勃然大怒，跳着脚大吵大闹，坚持“乞照旧例给赏”，最后刚刚火线上岗的景泰帝被吵得没有办法，只好本着“远夷当优待之”的精神，予以追加货值。

　　在朝贡过程中违法犯罪打死打伤中国人的事件，日本人的所作所为更甚。1453年日本使臣在临清公开抢劫，中国官员前去处理，又被日本人殴打，几乎致死。礼部请皇帝严肃处理，但景泰帝为了维护外交关系表面上的“和谐”，硬是咽下了这口气。

　　1468年，又发生一起日本使节在华杀人案。好酒的日本国使臣麻答二郎喝得大醉后跑到市场上买东西，和小贩发生冲突，用刀把小贩砍成重伤，不治身死。因为对方是外宾，当时的皇帝明宪宗居然决定：“以远夷免下狱”，最终只决定“追银十两，给死者之家埋葬”，而且还把此事“省谕各夷，使知朝廷宽宥怀柔之意”。

　　然而日本人并不领情，反而越闹越凶。1523年，日本两个地方诸侯为了争夺进贡利润，派出了两拨朝贡使团来到中国。他们在宁波发生冲突，不但相互杀戮，还在回国途中沿路大肆烧杀抢掳，由“贡使”一变为赤裸裸的“倭寇”，明朝只好派兵镇压，追击的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等明朝官兵皆战死。浙中大震，史称“争贡之役”。朝廷终于破格“震怒”，宣布断绝与日本的贸易关系。后来万历年间，丰臣秀吉又发动壬辰战争侵略朝鲜，并试图侵略中国，宣告日本人不可能再回到朝贡体系，持续了近百年的明日官方关系彻底崩溃。

　　失掉进贡资格，日本损失巨大。日本人不甘心眼睁睁看着其他国家吞食厚利而自己一无所获。他们灵机一动，把眼睛盯在了把国际贸易做得风生水起的琉球身上。他们决心采取一种特殊的隐蔽方式，继续与明王朝的贸易。

　　1609年3月，日本的萨摩藩以琉球对日本国不恭敬为由，大举出兵入侵琉球。长年不修武备的琉球无法抵抗训练有素的萨摩藩军队，迅速溃败，国王尚宁被俘，押往名户。按照以往的历史规律，这场东亚式战争的结局应当是国王尚宁被杀，琉球被灭。然而事态的进展大大出乎琉球人的意料。尚宁到了日本之后，居然受到德川幕府的隆重款待。幕府第二代将军秀忠设宴招待尚宁，在席间慷慨地表示，他不但要把尚宁放归琉球继续当他的国王，并且要担保尚氏一姓世世代代永为琉球之主。

　　当然，日本如此慷慨大度不是没有条件的。日本占领琉球的主要目的，是要借琉球的外壳来开展对华贸易。日本要求琉球必须先得到萨摩藩的许可，才能与中国进行贸易，琉球到明朝请封、谢恩、进贡都要经日本同意。这就变相剥夺了琉球的贸易权。尚宁为了保命，不得不答应。日本人计划攫取琉球从朝贡贸易中所获得的巨额利润，这只有在琉球仍然保持独立国家面貌的前提下才会实现。

　　尚宁在被放归之前，被迫与萨摩藩签定了效忠誓文：宣称“琉球自古为萨州岛津氏之附庸”，许诺“世世代代对萨州之君，不可有丝毫疏远之意。”萨摩藩还强迫琉球签定了15条规章，即所谓的《掟十五条》，根据该条约，琉球将全部权力，从王位传袭到官吏任免，从对外贸易到民间互市，直至民事纠纷的仲裁权，悉数交付萨摩藩主持。这两份文件意味着琉球已经失去了大部分自主权。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可以说琉球已经近乎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然而日本人却要求琉球在世界上，特别是在中国面前绝对不能泄露这一点，必须伪装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萨摩藩规定，琉球人在与中国的交往中，丝毫不得吐露已经被日本人控制的事实。日本人特别命令，禁止琉球人模仿日本的发型和服装。萨摩藩要求，中国册封使团到达琉球时，琉球人不得使用日本货币。首里或者那霸附近的村落禁止使用日文书写的布告牌。另外日本年号、日本名字、日本歌也禁止使用。琉球人家里的日本书籍、器具，琉球宫殿和寺庙中的日本式匾额等所有日本风格的物品都要掩藏起来，不得被中国人发现。

　　为什么要这样呢?当然是要中国误以为琉球仍然是自主国家，日本好“借壳上市”。

　　对中国，日本要求琉球“假装没事”，而在日琉双边关系中，却要求琉球恪守臣属之礼。甚至，是臣属的臣属。1636年，日本幕府规定，琉球国王在发往日本的官方文书上不得使用“中山王”的称号，必须改用“琉球国司”。这就形成了“幕府将军—萨摩藩主—琉球国司”的三级主从关系。琉球还需要经常遣使前往日本谒见幕府将军，被称为“上江户”。在谒见将军时，担任正使的琉球王子要行“九拜”大礼。而日本也模仿中国，对琉球进行册封。虽然日本人自认为并不亚于中国，但是以前从来没有人对他们进过贡。现在，他们终于也有了自己的“属国”，体验到“天下中心”的爽感。为了让这种感觉更加强烈，日本人对琉球进贡使团做出了许多特殊规定，要求琉球使团身上必须去除所有日本元素，所有穿戴仪仗，要仿照中国风格，使者在拜见萨摩藩藩主时，要身着汉式冠服，乐团奏“唐音”，看着这样一支“唐式”队伍在自己面前行大礼，日本将军似乎看到了中华帝国在对自己卑躬屈膝。德川将军认为，由此他已经成就了“第一日本之御威光”。

　　由此可见日本政治家的虚荣心。但是，日本人的虚荣心并不妨碍他们的现实主义。日本人建立的“朝贡体系”，对“属国”的控制直接而且有效。中国对琉球的内政，历来不加任何干涉。而按照《掟十五条》等的要求，琉球被日本几乎全方位控制。日本向琉球索取的贡品，也基本上属于有去无回，并没有什么“厚往薄来”。

日本的“鸬鹚”

　　对琉球的境遇，中国知不知道呢？毕竟纸包不住火，还是知道的。

　　1612年，《神宗实录》记载：“浙江总兵官杨崇业奏：侦报倭情言，探得日本以三千人入琉球，执中山王，迁其宗器。三十七、八两年，叠遣贡使，实怀窥窃。”同年，福建巡抚又发来奏报，琉球国使臣向他汇报，被日本劫持的琉球国王已经被遣还，但近期琉球入贡时间、内容、人员均有异常。使团抵达福建后，不服盘验;进贡物品中，夹有大量日本货品;使团人数超过以往，且有日本人混迹其中。恐其有异心，请朝廷警惕戒备。

　　中琉贸易显然已经被日本控制。大明朝野因此一片哗然。关于是否救援琉球、限制朝贡、加强海防，在朝中引发一场剧烈争论。

　　兵部上疏分析了日本侵入琉球的动机，就是借琉球的名义来进贡：日本人知道，明朝不会恢复和日本的朝贡贸易，但是不会拒绝琉球进贡。因此取琉球却不灭其国，只是为了开辟一条新的通贡之路而已。所以应该由福建军方派人渡海去侦察琉球实情。如果琉球国王仍能实际控制这个国家，则中琉关系还可以维持。如果日本人已经实际控制了琉球，那么福建和浙江东部沿海地区要高度戒备，对日对琉的方针，都要有所变化。

　　由此可见，明朝军事部门对这件事情的信息掌握相当充分，分析也是切中情理的。那么到底如何应对呢?按照朝贡体系的伦理要求，宗主国有兴灭继绝的义务，琉球既被日本侵略并控制，明王朝应该派兵救援。但是明朝海洋意识一贯淡薄，况且经过万历三大征役后，国力耗尽，实际上已经处于爱莫能助的地步了。

　　明朝君臣反复商议，最后决定采取天朝上国一贯的拖延和模糊策略，将琉球的贡期由原来的两年一贡改为十年一贡。表面上看，中国此举是体谅琉球初经大难的艰难困境，让其生养休息，实际上要限制日琉从朝贡贸易中牟利的机会。明王朝以这种模糊策略逃避了作为宗主国为属国讨回公道的义务。

　　日本人发现自己失算了，但是仍然不放弃，他们非常了解中原王朝統治者的脾气，知道他们糊涂健忘，只要软磨硬泡，早晚有一天能达到目的。所以虽然朝廷命琉球十年一贡，琉球却“明年修贡如故，又明年再贡”，一再主动上贡，屡遭拒绝而毫不退让。终于，日本的努力渐渐取得收效，日琉战争十来年后，明王朝发现日本人并没有把琉球国完全日本化，琉球国至少在表面上一仍其旧，因此判断琉球一定程度上还能自主。1623年，魏忠贤掌握下的大明王朝经不住琉球的苦苦哀求，决定从十年一贡改成了五年一贡。到了1629年，明王朝已接近末路，新皇帝崇祯在内忧外困之下已经没条件在朝贡国之间挑三拣四，为了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同意恢复琉球两年一贡的定制。日本人欣喜不已，他们计划的以琉球为中介的中日贸易终于全面兴起。

　　此时的琉球与中国贸易由日本完全控制。日本为琉球提供贸易所需的资本，琉球使团只能贩卖萨摩藩允许的商品。为了防止琉球暗中走私，隐藏收入，萨摩藩还在姑米岛、马齿岛派遣武士，监视贡船的人员、商品及其数量。

　　现代“冲绳学之父”巧波普献将琉球比喻为日本的“鸬鹚”，意思是它辛苦捕到的鱼大部分归主人日本所得。

　　琉球不止是“鸬鹚”，还是间谍。琉球在朝贡过程中还负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替日本收集中国的情报。琉球每次出使中国后，都要派出报事官前往日本，日本人称为“唐之首尾御使者”，向萨摩藩汇报自己获得的中国情报，萨摩藩再将其汇报给江户幕府。

“两属”二百年

　　日本萨摩藩控制琉球的同时，中国也正经历着明末乱局，随后清军入关，但南明还支撑了几年。其间，南明小朝廷和刚刚建立的清王朝都曾发布诏书招抚琉球，琉球如何选择呢?

　　一开始，它对旧主表现出令人感动的忠诚，虽然朝贡对象从大明变成了只剩半壁江山的南明，但是琉球仍然两年前往一次。当然，琉球的“忠诚”，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航海路线只能抵达南明控制下的福建。1646年，清军攻入福州，在此地发现了琉球使者。琉球使臣毫不惊慌，他们顺从地剃去头发，编上辫子，跟着清军北上，于1647年在北京给顺治皇帝磕了头。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觐见顺治的时候，手里居然持着写给大清的国书!

　　出使南明的琉球使臣身上怎么会带着给x大清的国书?原来，从1633年也就是崇祯六年起，琉球使者携带的国书，其实只是印着玺印的一张白纸。日本方面指示使臣，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向任何大陆统治者叩头，只要能把所带的货物卖出高价就行。1649年，顺治皇帝派诏谕使赴琉球，日本人给琉球发下指示，如果清朝要求琉球人剃发更衣，那就剃发更衣，不必纠结。

　　清王朝对琉球使臣的到来非常重视，给予高度礼遇，派遣通事谢必振和琉球使臣一起前往琉球进行宣谕，要求琉球终结与任何残明势力的关系，接受自己的册封，并向他们保证，只要听话，明朝给的各种待遇一切如故，当然，头发就不用剃了。

　　明清易代之际，日本人一直密切关注着大陆局势，尽一切可能收集中国的情报，以决定自己的对策。琉球使臣带着清朝的使者回国后，琉球方面立刻派人将使臣在中国大陆的所见所闻以及清朝使者在琉球期间的一举一动汇报给萨摩藩。萨摩藩又将这些内容制成报告书，连同顺治帝招抚谕旨的抄件及琉球的回文，一并送往幕府。

　　经过紧锣密鼓的商议，日本人的决定是暂时与南明和清朝双方都保持着接触，因为虽然清王朝定鼎中原是大概率的事情，但是现在还无法排除南明复国的可能，如若采取一边倒，万一“唐国复国”，则恐“无颜以对”。直到顺治十年，清朝的统治看起来已经彻底牢固，不会再出现反复，日本才决定让琉球向清王朝正式进贡。1653年，琉球国王尚质派遣王舅马宗毅等赴北京贡方物、献表文，交出“明朝敕书贰道，印信壹颗”。清朝同意琉球按明时故例“二年一贡”，琉球正式成为大清王朝的藩属。

　　大清王朝与琉球的君臣关系就这样顺利地建立起来了。有清一代，皇帝们对琉球仍然宠爱如故，其中康熙皇帝对琉球尤为欣赏，在他的任期内赐给琉球很多优惠政策。

　　康熙对琉球的特别好感，起因于三藩之乱中的一起特殊事件。

　　1673年，吴三桂在云南举兵叛乱，耿精忠和尚之信也在福建广东呼应，史称“三藩之乱”，一时四方震动，人心动摇。清军东征西讨，顾此失彼。康熙皇帝也方寸大乱，甚至一度丧失了信心。占据了福建的耿精忠想拉拢琉球来壮大自己的势力，因此派遣部下陈应昌前往琉球，要求琉球称臣并提供军需物资硫磺。陈应昌宣称，现在三藩节节胜利，清朝的统治行将结束。琉球迅速将陈应昌到来之事向萨摩藩通报，日本人分析局势后仍然决定采取骑墙政策，命琉球送给陈应昌一批硫磺。然而，当陈应昌乘船回到福建时，发现耿精忠已经被擒，大势已去，赶紧将硫磺投入大海。上岸之后，他向清军承认前往琉球是为了索要硫磺，但是他坚称琉球没有给他。陈应昌这当然不是为了帮琉球打圆场，而是为了减轻自己可能受到的惩罚。清军将领把此事上奏朝廷，身处忧患中的康熙皇帝为此非常感动。没想到琉球小国立场如此坚定，对我朝忠贞不贰。感动之下，决定增加对琉球国王的赏赐缎匹数目，增加琉球进贡人数为二百人，对接贡船实行免税。同时同意琉球依故明例，遣官生子弟入国子监读书。

　　因此，从康熙朝开始，琉球就成为大清王朝心目中最忠诚属国。根据郑梁生统计的数据，在清朝属藩国之中，琉球所获赏赐数量仅次于朝鲜，远多于安南、暹罗诸国。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是琉球国家规模远小于朝鲜，二是贡使团所携附载方物皆有免税优惠，而朝鲜只减免本国物品，其余附载货品都要课税。可见，清朝给琉球的实惠远在朝鲜之上。没有多少人知道，琉球得到清王朝如此厚待，仅仅是因为一次误会。

　　此时，琉球从政治到经济，都已被萨摩藩控制，但奇怪的是，中国政权对此从未干预，如果说之前明朝是身处末世自顾不暇，那繁盛了将近两个世纪的大清，又为何听之任之呢?因为，他们根本就没发现琉球的真实境况。

　　由于日本的长期影响，到了乾隆晚期，日语已成为琉球下层民众常用的语言，并且在琉球官方文书中也开始大量使用。同时，琉球的流通货币也早已变成了日本钱，日本的影响无处不在。然而这一切居然都没有被清王朝发现。有清一代，清王朝曾十多次派遣使团出使琉球去册封琉球国王，每次使团在琉球都一住数月，却对琉球的“两属”一无察觉。

　　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是日本人的隐蔽工作做得到位。日本人一直要求琉球把被日本控制當成最高国家机密，不得透露给中国。当中国使节一到，日方人员都隐蔽到北部运天港一带，以免被中国人发现。日本人规定，使节逗留期间，琉球人不能谈论与日本有关的话题。在萨摩藩的指令下，琉球还制订了专门应对中国使臣询问的解答样板，让琉球人背诵。那霸市历史博物馆所藏1866年写本《条款官话》，就是问答样板之一。日本人心细如发，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萨摩藩还编纂了《唐漂着船心得》《对唐人应答心得》，让出海的琉球人背诵下来。这样，琉球船只遇海难漂到中国沿海，就可以以此应对中国讯问。日本人要求琉球海员在上岸前要把所有带有日本年号、日本人名字的货物扔进海里，在回答中国官员讯问时绝不能透露萨琉关系。

　　另一个原因，是清朝使臣在琉球的关注重点，并不在了解琉球的真实信息。清朝的册封使节到琉球，只是为了完成政治使命。所以虽然每一次使臣回国后，都会按例写出使琉球笔记，并献给朝廷，但是他们记述的重点，只在于描述册封、谕祭典礼过程的恭谨顺利，琉球人的感恩戴德以及所谓的祥瑞之事。琉球国的真实国情，不是朝廷关注的内容。完成了册封任务之后，使臣们虽然也游山玩水，吟诗作文，但是目的只在于供文人雅士的谈资。这些士大夫的头脑早已经被格式化，他们心中的世界图景是固化的。他们真心认为中国所有海外属国都是倾心向化，一门心思恭顺天朝，从不疑会有其他可能。

　　当然，由于日本人的势力是如此无处不在，因此不可能完全不被一些使臣注意到。比如徐葆光于1719年出使琉球，逗留八个月回国后写成《中山传信录》一书。书中记载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平时流通于琉球的货币是日本的“宽永通宝”，而每当中国使臣一行来到琉球的时候，却改用“鸠字钱”，待中国使者归国之后又不厌其烦地收起“鸠字钱”，重新将“宽永通宝”投入市场。1756年，周煌在《琉球国志略》中也提到了类似的现象：“(琉球钱法)国中常用宽永钱。每遇册封则另铸小钱，开局兑换……事毕，则按数缴还，兑回银钱。”正常情况下，一个外交官如果发现这样的奇怪现象，肯定要追究原因。可惜中国使臣只把此事当成一个好玩的现象记下来，未求甚解。

　　因此，在中日琉三方的奇特关系中，表面上看，清朝一直居于主动地位，而事实上，日本和琉球才处于真正的引导地位。在传统时代，任何一个藩属国朝贡体系中都不是完全被动的，它们一切行为的出发点都是利用天朝的游戏规则来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中国人却一直顽固地停留在“中华天朝”想象中，导致外交活动中经常出现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从琉球国到冲绳县

　　公元1879年，大清光绪五年，日本明治十二年，日本突然向世界宣布，将琉球国改为日本的冲绳县。世界惊疑，清王朝更是如同晴天霹雳，完全搞不懂日本人抽什么风，怎么突然要把中国的属国改成自己的郡县。

　　清朝赶紧派遣翰林何如璋去日本，就琉球问题进行交涉。何如璋引用大量历史资料，证明琉球一直是中国属国，并质问日本为何做出如此不合情理之事。日本人的回答有点出乎何如璋的意料。日本人称，琉球“自古以来属于”日本，日本长期对其进行实际控制。虽然中日都与琉球有朝贡关系，但是日本对琉球的控制更直接，更具体，也更深入，因此，琉球由一国变成一县，是符合日本的政治逻辑的。

　　直到这时，清朝外交官才第一次知道二百年前琉球和日本之间的那道誓约，了解了日本所谓的“两属”状态。1879年5月，李鸿章与日本人竹添会谈时，李鸿章表示以前并不知道这份文件的存在，他是从这一次日本外交部门照复中国总理衙门的文件中看到的誓约。李鸿章辩解说，这道誓约显然是在逼迫下写的，合法性存疑。它只能证明琉球曾向日本进贡，但并不能否定与中国的封贡关系。

　　不论如何，到此时清朝终于明白了琉球早已为日本实际控制的事实。恭亲王奕?向慈禧太后汇报说：“不独北岛久为日人所据，即中岛、南岛亦均为日本收税：琉球之隶中国其名，而属日本其实。”清朝统治者至此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被日本和琉球联手骗了二百年。

　　事已至此，怎么办呢?情况一目了然，如果想继续把琉球保持在藩属国名单内，只有动武。当初日本人是通过战争得到琉球，现在中国要想保住名分，也需一战。然而病弱的清朝显然承担不起另一场对外战争的后果，大部分官员对琉球都态度消极。虽然此时琉球统治者不愿意失去哪怕是残缺的统治权，派人来中国求援，使臣中有人甚至以死明志，也不再能打动中国政治家的心。李鸿章说：“中国受琉球朝贡，本无大利。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也就是说琉球对于大清国而言，可有可无，不值得为它付出什么代价。

　　以今天的眼光看，琉球的军事战略意义远远超过经济利益。但是李鸿章等人当时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手握外交大权的李鸿章决定采取成本最低的外交斡旋办法，恰好此时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华，并将东游日本，李鸿章恳请格兰特在中日之间调停琉球问题。

　　在西方人的认知里，琉球被日本实际控制，是明摆着的事实。但是日本人在琉球问题上也有其短板：“尽管宣称他们在很长时间里尤其是从1609年之后就对琉球行使主权控制，但日方却有意不解释为什么日本政府会允许琉球在那段时间里保持与中国的官方关系，并定期遣使前往北京进贡。”日本将此事刻意隐瞒了二百多年，此时突然宣布要吞并琉球，显然理有所亏。因此格兰特提出一个妥协方案：把琉球一分为三，北部归日本，中部由琉球王国复国，南部归中国。这样能够保存中日两国的颜面，和平解决，避免冲突。

　　日本人认为格兰特方案的思路可行，但内容需要修正，于是提出了所谓的“分岛改约论”。琉球可以分割，但是北岛中岛归日本，南岛(即宫古、八重山二岛)归中国，同时要求中国给予日本以前没有给过的外交最惠国待遇。日本人的目的是以琉球南部最贫瘠的宫古、八重山两岛为代价，换取清政府对日本吞并琉球的正式承认及最惠国待遇;当初中日建交时，并没有给予日本和西方列强一样的最惠国待遇，这一点一直让日本人愤愤不平。

　　大部分中国官员认为这一方案可以接受，1880年10月28日，中日双方经过多次谈判，草签了《琉球条约》，其中规定：“除冲绳岛以北属大日本国管理外，其宫古、八重山二岛属大清国管辖，以清两国疆界，各听自治，彼此永远不相干预……现今所立专条应由两国御笔批准，于三个月限内在大清国都中互换，光绪七年正月交割两国后之次月开办加约事宜。”同时双方互享最惠国待遇。

　　如果这一条约得以签署，那么今天中国和日本的国界就划在了冲绳岛与宫古岛之间。然而在最后签字时刻，中国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

　　中国是天朝上国，外交从来不谋私利，所以从日本手中要到两岛后，中国绝不能据为己有，而是要让琉球在这两个小岛上复国，“以南岛存球一线之祀”，显示我们的大义形象。然而李鸿章却认为宫古、八重山两岛过于贫瘠，让琉球在这两个小岛上复国是不现實的。如果不让琉球复国，中国就得直接管理这两个小岛，这就会显得我们中国争来争去，不过是为了自己的私利，那样在琉球人眼中，中国就跟日本没什么区别了，总之是费力不讨好。因此李鸿章建议，不要签约，而是采取类似明朝人采取过的拖延战术。李鸿章在中国外交中拥有巨大影响力，这一思路得到了大多数官员的同意。日本人见状非常着急。为了使吞并琉球合法化，他们急切地与中国交涉，1881年11月日本右大臣岩仓具视两次约见何如璋，表示日本愿意再做出一些让步，希望与中国重新谈判，但清政府未做出反应。直到1887年日本再次要求修约，再次被清政府拒绝。这一拖延，就拖到了甲午战争，朝鲜、台湾都被日本吞并，琉球问题随着台湾的割让不了了之。最终，琉球成了日本的冲绳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