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的首任“能源部长”——王文韶

众所周知，李鸿章是晚清权倾一时的重臣，但有一人，“凡是李鸿章做过的官，他都做过；李鸿章没做到的，他却做到了。”他就是历仕咸、同、光三朝，素有“不倒翁”、“末代宰相”之称的“紫禁城骑马”王文韶（1830－1908）。然而，世人皆知李鸿章，却不知比李鸿章更受当时清廷倚重的王文韶。

王文韶一生官运极佳，曾任湖南巡抚、云贵总督、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军机大臣、总理衙门、督办矿路大臣（相当于能源部部长）、户部尚书等要职。1900年，升至体仁阁大学士，成为继李鸿章之后慈禧最信任的重臣，后转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封至一品，可谓地位显赫、位极人臣、官至极品。

文韶于咸丰二年（1858年）进士，年仅28岁即被授予户部主事之职，后累迁郎中，出为湖北安襄郧荆道。才干得到左宗棠、李鸿章赏识，交相推荐，升湖北按察使，后迁任湖南布政使。同治十年(1871年)，署理湖南巡抚，总共6年。期间曾多次军事镇压民众。此后任职兵部侍郎，并直军机。还曾担任礼部侍郎，兼总理衙门行走。光绪十五年（1889年），授云贵总督。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入赞军机，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正盛，他反对对外启衅。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是唯一一路随护皇室到西安的军机大臣，力主对外妥协，晋升体仁阁大学士。后历任外务部会办大臣、全权大臣、政务处大臣、督办路矿大臣，授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著作有《王文勤公全集》、《王文韶日记》等。

一、大清帝国不倒翁 中国首势王文韶光绪二十五年（199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王文韶随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西逃，回京后升体仁阁学士。后任政务处大臣，督办路矿大臣，官终时为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当时的王文韶已是权倾朝野，民间曾流传着“外国首势红毛教，中国首势王文韶”的说法足以说明内阁丞相王文韶权势之显赫。

而王文韶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生死关头，但史家却对他评论不多，不温不火，无大褒亦无大贬，原因何在？清代官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帝党后党之争更使为官者如履薄冰，一不留意会落进万丈深渊，而王文韶在官场中能左右逢源、平步青云，靠的是他的一套高明的为官之道。据《清人逸事》记载：“王文勤（王文韶之溢号）之居相位也，时人皆以无毁无誉多之……京师士大夫艳传，文勤有油浸枇杷子之徽称，盍甚言其圆滑也。枇杷核固滑矣，若再加其油浸之，其为滑殆有不可以方物者。”据梁湖民间传说，王文韶在位时在梁湖也造了一座丞相府，地方官员路过都要下马落轿，即使路过曹娥江，也要拖船过坝，进内河至梁湖参拜。有一次绍兴府台上任，来到王家相府，王姓族长亲自远道相迎，府台大人诚惶诚恐，一不小心跃进河里。这事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走样，传到京城已变成是王文韶横行乡里十恶不赦了。

军机处权贵满人荣禄将此事向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奏上一本，说王文韶“营造河坝，从中渔利，侮辱朝庭命官，把绍兴府台逼入江河。”光绪怒斥王文韶，王文韶虽心感委屈，但不作丝毫辩解，只说：“荣相（荣禄）所奏事实，臣无话可说，臣愿领死罪。”慈禧见他一副厚道相，要他大胆辩答。王文韶才答辩说：“本人在京城每日操劳国事，对家乡顾之甚少，但自从当官以来时常告诫族人家眷要处处宽厚待人。

不料今天……”一直对他很是信任的慈禧太后，不等他把话讲完就要光绪派人细查。查得结果是拖坝费收入用作当地河坝水利工程，绍兴府台落水是因王家族长谦躬待客，府台一时慌乱失足落水。因王文韶深知朝中奥妙，只要老佛爷慈禧不发话，任何人都奈何不了他，故在复杂环境中驾重若轻，他既不得罪权贵荣禄，又不对抗光绪，还博得慈禧好感，起到了一石三鸟的作用。事后慈禧还当着满朝大臣的面夸奖他治家有方。

王文韶出生在嘉定，其父王又沂从小是孤儿，家境清贫，在嘉定城南的一家酱园司账，王文韶幼年就随父在酱园学徒，跟着店主的儿子读书。后来拜著名学者钱绎（钱大昭的儿子）为师。有名师教导，加上自小聪颖，王文韶的学业大有长进。钱绎十分看好这个好学生，甚至把女儿许配给他。

道光二十八年（1848）18岁的王文韶参加科举考试。科举考试规定，参加考试须有多人作保。王家清贫，无人作保。南翔人王叔彝此时正承办江浙漕运，于是王文韶到浙江仁和（杭州）求助王叔彝，王叔彝让王文韶冒充仁和盐商弟子参加科举考试。从此，王文韶的籍贯变成了仁和。其父王又沂的身份则变成了“盐商”。

咸丰二年（1853），23岁的王文韶考中进士，授户部主事，后任陕西司郎中。同治三年(1864），出任湖北安襄郧荆道。此时，正逢曾国潘的湘军蒋凝学部因不愿入陇而中途溃散，王文韶便筹集粮饷，绥抚溃军，并且采取措施严防士兵逃逸。王文韶措置得宜，受到左宗棠、李鸿章的好评，两位大臣同时上奏清廷，保举王文韶“可大用”。同治六年(1867)，升为湖北按察使，同年调署湖南布政使。同治十年（1871），任湖南巡抚。清史稿称其“抚湘六年，内治称静谧焉。”期间，多次军事镇压民众。其中，最著名的是镇压苗王张秀眉。

光绪四年(1878年)，进京担任兵部左侍郎、军机处行走，还担任礼部侍郎，兼总理衙门行走。从此王文韶在官场上一发不可收。

晚清，可谓是政局险恶，政坛险恶，人心也险恶，在这“三险”中做官能混个善始善终，实在是件很牛很不易的事，能达到这一点的高官寥寥可数，而唯独王文韶做的确属圆满。

王文韶当过湖南巡抚、云贵总督，也曾在总理衙门当差，尚书、大学士的帽子都带过，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的大印拿过，军机也进过，不可谓不显赫。

可王文韶在近代史上留下的脚印却很清浅，人们对他的评论也不温不火，无大褒亦无大贬。何也？此人善于做官强过善于做事也。王文韶在斗争激烈关头，常能够左右逢源、上下缝合，为人说话更是圆通练达。

正是凭此王文韶才成为波谲云诡的晚清政坛上的不倒翁。

1898年6月，翁同龢被打发回常熟老家，王文韶虽被调离北洋，但却是到京任军机大臣，补了翁同龢的空位。义和团闹腾，慈禧跟着发昏，不自量力想和八国一决雌雄。开始，王文韶劝阻开战，差点被砍了脑袋。八国联军攻入北京，1900年8月14日，慈禧一天5次召见军机大臣，只有他一个人赶来报到。

临走，慈禧对他说：“尔年高，……可随后赶来。刚毅、赵舒翘素能骑马，必须同行。”可见，当时太后并不看好他，甚至要丢下他不管。

15日清晨，慈禧率光绪等仓皇出逃。这时，朝臣散的散、躲的躲，而70岁的王文韶却一路连滚带爬，连续几天追赶到怀来，感动得老佛爷大呼忠臣，甚至当场摘下一只玉佩赠送给他。关于这块玉，还有一个故事。由于走得匆忙，慈禧太后身上值钱的东西只有这块玉。它是有玉中之王之称的“脱胎”。

脱胎属羊脂白玉，如果把它浸入水中，可使一大缸清水映为通红。从此，得到“脱胎”之后的王文韶连连擢升。

与八国谈判求和时，王文韶被任命为外务部会办大臣，还是全权的，赏黄马褂，而担辛苦和挨骂名的却是李鸿章。事后，王文韶又得到双眼花翎奖赏。后来，获赏“紫禁城骑马”（皇帝对高官宠臣的特殊恩赐，并非真正让大臣在紫禁城里骑马，而是赏一根马鞭子以示恩宠。林则徐曾得到过。）1908年底，79岁的王文韶接到慈禧和光绪去世的消息，披麻戴孝跪倒在“老佛爷”和皇帝的画像前，谁知就此卧床不起，没几天便去世了。王文韶的葬礼成了当时杭州的一大新闻。为了给他发丧，北京专门来了32个抬棺材的人，出丧用的纸人、纸马、纸房不计其数，备极哀荣。浙江各地的人，包括邻近省份的人，听说杭州有这么一个大官要发丧，像看戏似的涌来，杭州城大小旅馆，一时全部爆满。钟毓龙在其著作《说杭州》中记载道：“宰相王文韶死后出殡，自清吟巷相府经江墅路，出凤山门，仪仗绵延十余里，万人空巷而观之，甚至有从外地专程来看者。”王文韶一生为人低调，谨言慎行。这从他的故居就可见一斑。相比地处杭州清吟巷127号的王文韶大学士府附近的另一座故居——胡雪岩故居，大学士府不仅雕工不及胡雪岩故居，材料也不如。胡雪岩故居的材料可讲究了，都是红木、花梨、紫檀等高档木料，但大学士府的木料，只是杉木而已。

堂堂大学士府还比不上一个商人的居所？不过，这却是事实。据记载，胡雪岩故居的始建年代不过比王文韶大学士府晚了一年（1872年），占地面积也均为十亩左右，但其奢华程度却大超学士府。

就拿供客人停轿的轿厅来说——大学士府的不过是个简简单单的三开间，仅仅在梁上雕了些简单装饰，但胡雪岩故居的却是高大宽敞的五开间，且整体梁架结构全用古银杏木制成，华丽气派，比故宫的用材还讲究。作为官府，大学士府比较讲究“礼制”，它的豪华更多体现在格局上，而且，这里作为王文韶“退休”后的居所，不必过于奢华。作为当时的朝廷要员，王文韶要维护自己清廉的形象，“露富”实乃大忌。在当时的官员中，王文韶的圆滑很出名，人称“琉璃球”，而且，他谨言慎行，这也是他官运亨通的原因所在。而胡雪岩的富甲一方，已是尽人皆知，所以胡雪岩故居比大学士府讲究，也是情理中的事了。

二、支持维新变法和洋务运动不少人都知道清末有个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慈禧革去官职驱逐出京的翁同龢。

许多人更知道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辛亥革命后当了几日短命皇帝的袁世凯。但很少有人知道翁同龢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之后任，袁世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之前任的王文韶。

1895年5月《马关条约》的签订，迅速激起举国上下的强烈反对，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长达20多年之久的李鸿章，因奉命赴日签约而遭痛诋，于8月28日(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九)免职而入阁办事，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则由云贵总督王文韶接任。他是一位精明稳健、远见多识、赞成维新却不张扬而干实事的明智官僚。他在激烈的政治矛盾中勇于任事，顾全大局，做出一些有益于国家和社会进步的事业。

他在直督兼北洋大臣的四年期间，正是维新运动从高潮到其顶峰“百日维新”开始的惊心动魄的岁月，但他能明辨是非，能够权衡时局动态的趋向，而对朝中新旧两派的激烈斗争决不轻易表态，对天津维新派的活动也不加可否，实际上为维新派开了绿灯。

他不声不响地推行维新新政事业，坚定不移地把加强直隶海防和慎重对外交涉放在头等地位，尤其把一切新政视为“全国命脉所系”而认真推行，“凡李鸿章举办未成之事，皆次第成之”。例如，奏请勘察吉林三姓煤矿，妥议章程以为实边、裕饷和通商之计；奏请开磁州煤矿以便芦、汉铁路必经之地用煤方便，并为磁州地方的煤铁各矿逐渐扩充提供条件；又奏请开垦天津新农镇一带营田5万余亩，以兴民利；开挖永定河淤塞，治潮白河故道，修筑温榆河各坝；并设水利总局以除患兴利免南商米税以济民食，铸北洋银圆以维护金融正常流通。

这些利国利民的举措，均得到批准和施行。此外，还有一件连清廷也颇感棘手的大事，也派给王文韶处理：京、汉铁路为南北第一条干线，运兵济饷和通商贸易，无不关系到民生大计，但是官绅纷争不已，迁延日久而不能动工，清廷特派王文韶同各方商议办理。遂奉命会商湖广总督张之洞，往返讨论，终于议定借款兴筑，遂使这项关系重大的新政得以成功。

王文韶重视举办新式教育事业，他相继奏请和创办了北洋大学堂、育才馆和铁路学堂等西式学校，招聘和培养了一批新知识分子和实用人才，并为维新变法提供了骨干力量。育才馆的教师夏增佑、北洋大学的总办王修植，都是天津维新运动的倡导者。

王文韶于光绪二十一年在北京参加中国资产阶级早年政治团体“强学会”，倾向维新。光绪二十三年６月力主变法的帝党中坚，翁同龢为后党所不容，慈禧下令“革翁同龢职，驱出北京”，被帝党后党共同认可的王文韶，升任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直入军机处受命办理新政，1901年4月21日，清廷成立了以奕邝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作为主持“变法”的机构，筹办“新政”。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为参予政务处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负责制订各项措施，掌管各地官吏奏章及办理全国官制、学校、科举、吏治等。作为洋务派的实力人物王文韶也提出了维新变法和发展洋务运动要求。

清末，内忧外患、政局不稳，大事很多。如光绪时期的“帝与后”之争，“常熟”（翁同龢）“合肥”（李鸿章）之争，义和团兴起时的“剿与抚”之争…… 在波谲云诡的晚清政坛，参与机要的重臣简直是坐在风口浪尖，立场、观点、言论，都与乌纱帽甚至身家性命攸关，稍有不慎便会前功尽弃身败名裂，如沈桂芬、翁同龢等都堪称一时俊杰，却均未获善终。而王文韶却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顺风顺水，官越做越大。且看他在几件大事中的表现。

外国长期侵略中国,在清政府官员中,反对外国侵略的大有人在。反侵略,本来是正义的,正确的,但真理再跨前一步,就变成了谬误。反侵略进而拆教堂,杀洋人,进攻使馆,就成了盲目排外。王文韶不赞成盲目排外,也不激烈抗争,不但未受处分,反而一升再升,直升至大学士。史实证明,他比清朝许多官员等高明、正确。甲午战争，清政府委屈求和，李鸿章从云端跌落，交出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大印。作为军事、洋务、外交重地的北洋，成了权力真空。这个诱人的“大蛋糕”将由谁来品尝？朝野热切关注。

分析起来，要想捧走这个“蛋糕”，起码应具备这几个条件：懂军事；懂外交；帝、后两派的人都无异议。经过“海选”，时任云贵总督的王文韶一举胜出。满朝官员比王文韶才高权重功多的人多得是，干嘛会是他呢？王文韶八面玲珑，与湘军、淮军关系不错，又在总理衙门行走过，熟悉外交，且与帝党大佬翁同龢有较深渊源，慈禧太后对他也比较看重。得，就王文韶吧！王文韶得知“蛋糕”的归属后，曾表示自己干不好，惶恐无比，几次要求收回。他深知，北洋老大是不好当的。翁同龢虽是帝党主攻手，但帝党前途如何，仍是雾里看花，似隐似现；李鸿章虽已跌落，但他一手经营北洋多年，仍有相当控制力。于是，在北洋，王文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边逢迎权力炙手可热的翁派，一边重用李鸿章旧部。期间，散遣冗兵、兴办水师和武备学堂、革漕运积弊、开矿（吉林金矿、煤矿）、兴筑京汉铁路，并奏设北洋大学堂、铁路学堂、育才馆、俄文馆，颇有成效。

戊戌年间，光绪和慈禧的帝后之争越来越激烈。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态度，对帝后两党都很关键，王文韶再施“柔软”身段。起初，慈禧恩准变法，光绪一番折腾，他加入强学会，慷慨解囊。后来，慈禧的脸越拉越长，王文韶调整风向，“上决已定，必从康言，我全驳之……”或态度消极，敷衍缓行。

王文韶其实为风雨飘摇中的清朝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他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内，曾多次疏陈建议加强北洋海防、整顿水师、兴办天津武备学堂、重建旅顺大连炮台。他认为，南北海防以天津为根本之地，以大沽、北塘为内户，以金旅、威海为外户，而山海关、营口等处分扼水陆要冲，互为犄角，环海3000余里，务必统筹海防，颇具卓识。并在兴修水利、开垦农田、兴办学校等方面也有很多建树。奏设北洋大学、铁路学堂、育才馆、俄文馆、西学水师各学堂、上海南洋大学，为国家造就了一大批人才。

甲午战争后，王文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继续推进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任内散遣冗兵、兴办水师和武备学堂、革漕运积弊、开矿（吉林三姓金矿、磁州煤矿）、兴筑京汉铁路，并奏设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1895年，王文韶在天津创办现在天津大学的前身）、铁路学堂、育才馆、建立中国最早的官办俄文专科学校（俄文馆），建立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等，堪称成就斐然，因此被称为洋务运动的最后成就者。他体恤民情，勤于政事，持躬俭约，为官清廉，这在当时昏聩颟顸，世风日下的清末官场是十分难得的。

王文韶对维新事业是宽容、理解，甚至于支持的。他资助过北京强学会，资助过张元济的通译学堂，更对严复的维新言行多所保护。1896年严复在天津创办俄文馆，自任总办，得到王文韶的赞同。严复等开办《国闻报》馆之后，屡遭弹劾，但作为直督的王文韶却听之任之。正是王文韶对《国闻报》的宽容，才使得该报虽近在都门，却敢于放言高论。

对比《湘报》与《国闻报》，皮锡瑞曾发出如下感慨：“‘湘报’将改名‘湘学报’，不列议论。

畏首畏尾，殊无谓也……‘湘报’载‘国闻报’甚奇辟，彼在辇毂之下犹不畏，诸君何畏之甚也”。殊不知，《国闻报》虽所载“甚奇辟”，“在辇毂之下犹不畏”，正得益于王文韶的宽容。但最终，报馆“因政府阻力太甚”，“不得已，与东邻矢野君相商，借作外援，始得保全自主”。不久，《国闻报》馆又为李盛铎所劾，正如夏曾佑所说，“劾报馆一层不过陪笔，而实则劾又陵”。上谕命王文韶就该报馆现在情形及严复有无与日本人勾串之事，查实具奏。在王文韶的覆奏中，他对严复的评价引人注目：“道员严复素日讲求西学，偶以论说登报则有之，合股之说即或因此而起，实未闻有勾串情事……窃见迩来报馆林立，指摘时政，放言罔忌，措词多失体要。

《国闻报》所登严复议论亦时蹈此失。盖该道曩年游历泰西，熟谙洋务，狃其书生之见，欲以危言耸论警动当世，以冀力振时局，其心尚属无他。”字里行间流露的是王文韶对严复的理解、爱护与保全。正是由于王文韶的保护，严复不但得以无事，而且能够继续在《国闻报》发表高论。当戊戌政变发生之日，严复正在北京，时为大学士的王文韶“密示先生离京，先生遂于次日返津”。之后，江南道监察御史徐道焜奏劾《国闻报》及严复等人，又是经王文韶“力救乃免”。可以说，严复在整个戊戌变法过程中得以畅所欲言而免遭不测，得益于王文韶者颇多。

三、出任大清帝国首任“能源部长”与传统描述不同的是，王文韶的爱国心和民族感堪为后人景仰。王文韶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力挽狂澜，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帝国主义在中国修筑铁路、开办煤矿和铁矿、建立银行、廉价收购农产品等侵略计划，维护了民族利益。

洋务运动的领导人一致认识到非抓紧铁路和煤铁矿业、银行的筹建和发展，不足以致富强的道理，就是所谓“藉举国之商力，以养水陆之兵，保农工之业”。而办这些大型的、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的钢铁、铁路、矿务等工业企业，没有在国民经济中起枢纽作用的银行，是难以想象的。于是，铁路、矿务、银行三位一体，成了甲午战后洋务派兴办近代企业的重点项目。而这，正好与帝国主义在华投资重点——铁路、矿务、银行，针锋相对。

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第二次科技革命已渐入佳境，对于欧美正所谓是工业黄金时代。日本也正在分享甲午战争的红利。但对于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而言，这十年不但意味着前所未有的变局，而且预示着更为无测的未来——西方世界正在谋求东方能源以改变地缘战略格局的欲望愈发贪婪，日本也渴望大清煤炭和铁矿资源能为它挥向世界的东洋刀开刃淬火。设立专门机构加强煤炭和铁矿资源管理，不但是针对外资进入中国矿区进行风险管理的必要手段，也是开发国内资源、谋求实业救国的战略选择。

尽管李鸿章因甲午战争战事失利备受指责而黯然下台，但他建立的现代矿业和工业却受到肯定。如何利用中国的煤和铁锻造出与亚洲最强大的国家机器，成为紫禁城内外的主要话题。大清帝国从保守到“变法”的政治转向，使西方各国看到了开放矿业市场的曙光，纷纷在中国寻找代理人以分取利益。而日本在中国所获得的巨大利益和战略优势，更是激发了各国抢夺中国路矿的热望。俄、法、德等国纷纷出手，与日本人和那些主张“煤铁主义”的大清官绅抢夺矿权和路权。因为在欧洲人看来，后来居上、咄咄逼人的德国根本“不是血和铁的政权，而是煤和铁的政权”。煤不仅提供了战争必需的燃料和钢铁，而且煤炭所含的碳氢化合物还是重要的化工原料。无论是战争的炸药，还是救治战场伤员的药剂和消毒液，都与煤炭有关。夺取中国富饶的煤铁资源，已经成为列强控制东方和争夺世界的必要准备。

如果说轮船招商局的创办，是洋务运动从军用工业到民用工业、从求强到求富的过渡性的企业的话，那么，煤炭金属矿的开采和冶炼工业的兴办，则是洋务派以求富为主要目的兴办民用工业的正式开端，也是“以富求强”的起点。而首先提到开采日程的是煤炭。70年代中期掀起了机器开采煤炭的热潮。这股热潮正好与资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煤矿的企图针锋相对。

早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就开辟了从它本上到中国香港和上海的定期轮船航线，美国也在酝酿从它的西海岸横渡太平洋直达中国的轮船航线。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被迫开放北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各通商口岸，外国兵商轮船，便横行于从辽东到海南的漫长的中国沿海一带和长江中下游。在那时，轮船的动力燃料是煤炭，它的消耗量随着轮运的增加而猛增。据统计，中国沿海外国轮船每年煤炭消耗量60年代中期达到40万吨，年输入上海的煤炭，由50年代后期的3万吨，增为70年代初的16万吨，其中大部分是供应外轮所需。这种长途运煤成本昂贵，且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煤炭需求，这对近代航运发展是很不利的。要取得日益增加和价廉的煤炭以利航运，只有在中国开采一法。于是寻找和开采中国的煤炭资源，便成为列强扩大对华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

列强掠夺中国煤炭资源的活动，始于40—50年代英、美对台湾基隆煤矿的觊觎，这是因为那时外国轮船是集中于南方沿海的缘故。基隆煤矿有着长期的手工开采历史，除供本地使用，还部分地供应闽粤中外官商，间有运煤香港者。1847年英国海军少校戈敦发现了基隆矿区，进行初步勘探后，认为煤矿丰富，煤质很好。进入50年代以后，英国侵略者为取得廉价台煤的供应，不断地与清政府进行交涉。

美国是稍后于英国觊觎台湾煤矿的国家。1848年美国为了开辟旧金山或蒙德拉至上海与广州间的轮船航线，必须建立中途加煤站，他们把这个“加煤站”地点注目于台湾。次年6月，美国东方舰队兵船“道尔芬”号由澳门驶抵台湾基隆勘矿，并强行运煤而去。1850年春，厦门美领事布莱特富向美国务卿报告台煤情形，并专取煤样一箱送交国务院化验。此后于1852年、1854年多次派军舰赴台，调查勘探台湾基隆等处产煤范围、煤炭质地、采掘及疏运条件是否便利等。结果，不少侵略者建议美国购买基隆矿区，以便他们自行开采。1854年8、9月间，美国驻华全权代表麦莲伙同英国驻华代表包令，在北上要挟清政府修约的清折中，表示出要对台湾煤矿“一体均沾其利”的意图。后来逐渐由需要基隆煤炭发展为要买下整个台湾。美驻华公使在美商鼓动下，于1856—1857年多次向其政府提议直接占领台湾岛，说：“当此航运的年代，这是一件特别富有意义的事情。”“如果开辟了由加里佛尼亚至日本及中国间的轮船航线，此项煤炭供应的来源将必最为便利。……美国显然应即占有该岛。就势力均衡的大原则上说，尤其应该如此。”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通商口岸扩及北洋和长江中游，外国兵商各轮也随之在这些地区航行，寻求燃料的范围很自然地从台湾一个地区，发展到中国北方和长江流域。于是英、美等国除继续为获取台湾基隆煤炭的购买和开挖权利外，视线转向京津地区和长江中下游。

英美在60年代对台湾基隆等煤矿的觊觎，主要表现为以投资用机器开采或帮同清政府开采为诱饵，企图占有矿权以取得廉价煤。台湾开为通商口岸后，曾强行购台煤的原英驻厦门领事翻译士委诺，升任为英台湾府的首任领事，加紧了掠夺台煤的步伐。1861年由沪尾输出的商品中，煤炭已列为主要输出品。1863年基隆也辟为通商口岸，台煤输出更容易了。但出口煤税照成例每百斤征银4分，而手工采煤产量低，价格高，这对侵略者是一个沉重负担。于是英国提出用西法机器采煤的意见。福州海关税务司美里登、淡水海关税务司侯威尔以及英驻华公使阿礼国，都曾先后向福建地方官提出租地用机器采煤或帮同中国开采台湾、澎湖之煤的要求，但均遭到清地方官拒绝。美国比英国还要进一步。美驻华公使蒲安臣的秘书咸廉士在主张由西人用西法开采基隆之煤的同时，还主张由煤港沿西岸设立铁道，由矿场运煤直达海边。1865年美商费尔德、赫士提正式在基隆经营煤炭、樟脑业务。1869年美商高林士和咸伯等向基隆地主播观生私典煤山，意图用西法开采，这得到美驻厦门领事李让礼的支持。但均为清官员所拒绝而未能实现。

英美等列强于60年代在台湾进行掠夺煤矿利权的同时，在华北和华中地区谋取中国煤矿资源的活动也在加紧进行。1862年英国驻华公使馆翻译柏卓安进入京西的斋堂矿区，进行详细调查，其目的就是为了能保证通商口岸的外轮用煤，特别是英国海军舰队的用煤，并强调要用西法开采这些煤矿。与此同时，英国在华商人也大肆活动，天津广隆洋行老板海德逊经常到附近地区，四处“踏勘煤苗”，并且从斋堂运出大批煤炭供外轮使用。他后来还怂恿天津英领事要求清朝总理衙门准许由他修筑一条斋堂矿区到北京天津的运煤道路，他还要求在开平先立煤窑，并修建由开平至天津的运煤铁路，提出以所产煤之一部分供给官用为条件，豁免一切税负。美国也不甘落后，1863年蒲安臣向总理衙门推荐一名美国矿师庞伯理，名为协助勘察北京西山等地煤矿，为清政府计划成立的海军舰队、也即所谓“阿斯本舰队”提供燃料，实际上则是窃取中国的矿产资源情报。他在此前一年，即曾只身闯入湖南、四川等地，专门寻找煤矿。由于“阿斯本舰队”计划中变，他的活动也随之中止。

至于英美等国染指长江中下游煤矿的企图，主要起始于60年代中期。由于长江开埠轮船迅速增加，煤炭需要量急增。据估计，60年代中期，单旗昌一家轮船公司年需煤就达20—30万吨。因此，在长江沿岸找寻煤矿，也成为侵略者的迫切需要。1866年英国商人在湖北大军山一带“开石寻煤”。次年秋，英人葛乃“发现”了江苏句容县煤矿，他说此矿不但煤好而旺，且地近长江，“转运利便”。1868年葛乃拟了一份“按照西法挖煤章程”，向镇江道台要求开采。这不仅得到镇江英领事马安的支持，且取得上海英国商界的鼓励。英国怡和洋行准备贷款给葛乃进行开矿；英商商会向英公使阿礼国叫嚷要有效地开采中国煤矿。由于清政府拒绝而未果。但到60年代末，广泛地掠夺、开采中国煤矿资源，已成为英国官商的强烈愿望。所以，在1868年中英谈判修约会议上，英方正式提出了中国免除进出口煤税、允许英商开采中国煤矿等侵略要求。

据上所述，资本帝国主义在60年代掠夺中国煤矿资源的目标，集中于台湾、长江中下游和京津地区，清政府于70年代中期开始用机器采煤也集中于这三个地区，显然这是针对列强的侵略图谋的。

晚清煤铁发展的成果之一，是西方的技术和经营模式在清末矿业领域的迅速扩张。无论是外商还是华商，利用西法开采煤矿、铁矿均已成为主要经营模式。以胼胝小农为主体的手工矿业，由此出现了传统土窑与新式煤矿的分野。前者遵循矿业习俗开矿，后者则依据相关法律经营。甲午战争之后，新开商办煤炭及其他燃料矿36家，创办资本总额1260.5万元；新开商办金属矿及冶炼厂21家，资本总额670.7万元。

光绪二十四年，亲政不久的光绪皇帝急于“维新”，授意臣下建言献策，实施矿业新政。盛宣怀首先提出动议，参考土耳其的做法，建立一个专管铁路和矿务的“股份”制衙门，向国内外出售股份，并“请各国公同保护”，以便让各国相互牵制，“散其瓜分之局”。御史黄思永则建议清廷，干脆创办矿务总公司，统一主持矿业和铁路事业，“管辖之权，朝廷主之，公司任之，各国不得干涉”。由于盛宣怀的政治人脉远胜于黄，清廷最终部分采纳了前者，参考欧洲模式设立矿务铁路总局，由时任军机大臣的王文韶专理其事。“所有各省开矿筑路一切公司事宜，俱归统辖，以专责成”，但不同意外资介入大清能源领域。

矿务铁路总局，清朝政府负责矿山开发和铁路建设的管理机构，简称路矿总局，成立于1898年，与农工商总局同时成立。曾制定《矿务铁路公共章程》。

1903年清政府设商部，撤销矿务铁路总局。1906年商部改为农工商部。

清廷设立专门机构管理国内矿业的初衷，即在于处理外资侵入问题。在此之前，地方官员为弥补财政亏空，纷纷不顾政治后果，私下与外企签订矿业开发合同。由于缺乏相关机构和法律调整利益关系，规范矿业秩序，各地不断发生洋人与当地矿业经营者的冲突。清廷希望借助矿务铁路总局和相关法律性文件，把那些暴怒的洋大人挡在门外，同时尽量给予华商以发展空间，以便推行它梦想的实业救国路线。

不过，清廷并不具备能够有效监管能源开发与管理的人才队伍和政治架构。不但矿路总局的官员多属正业之外的兼差，得不到额外的薪水，而且连该局本身也是临时性的。它被置于总理衙门这样一个外交机构之下，从一开始就是专门用来处理涉外矿务纠纷的。由于外商常常挟外交强权而长驱直入，不断与国内土窑发生纠纷，矿路总局不得不奔忙于外交与内政之间。原本只服务对外矿务交涉的机构，反而更像是统筹“管理”大清能源事务的国家能源管理部门。

尽管矿务铁路总局只是临时兼职，但由于主管矿权审批，自然被视为晚清官场的肥缺。矿路总局大臣王文韶对自己的职权也非常满意。屡新之初，他便信心满满、雄心勃勃地上疏中央，敦请光绪皇帝饬令各地，凡是该局设立前签订的涉外矿务合同，一律重新审定。王文韶还严词照会各国驻华公使，如果有外商未经总局审核，私自与华商订立办矿合同，即便是借贷洋款给华人办矿，也“一概视同废纸”。

除了希望“洗心革面”，彻底扭转涉外矿务纠纷的被动地位之外，王文韶还有意改弦更张，改变矿业领域的“国进民退”局面，增强矿业发展的活力。

1898年清廷矿物铁路总局颁布《矿物铁路章程》，其中特别突出的是为民营资本保驾护航的规定，似乎认定“私企”是要好于“国企”的。这一章程与传统历史论述不同，清政府显然是重视私企的。

矿务铁路总局负责统筹全国矿山和铁路的建设，在它成立伊始颁布的《矿务铁路章程》中宣布：“矿路分三种办法，官办、商办、官商合办，而总不如商办。除未设局以前，业经开办者不计外，此后多得商办为主，官为设法招徕，尽力保护，仍不准干预该公司事权。”如此旗帜鲜明地为民营资本保驾护航，不仅是空前的，似乎也是绝后的；对于那些“独立资本”在50万两以上的路矿，如果其中民营资本过半，则“应照劝赈捐之例予以优奖”，也就是说，够条件的老板们会被授予一定级别的官衔，享受相应的政治待遇。一个月内，矿务铁路总局又会同总理衙门发文，第一次宣布了全国铁路建设规划，以便矫正此前铁路建设和外资引进的无序状态。

遗憾的是，由于力量悬殊过大，大清帝国的煤铁矿业和铁路建设并没有沿着王文韶设计好的轨道前行，反而日益受制于西方和日本。外资企业纷纷攻城掠地，对中国同行构成了压倒性优势。出自中国各地矿山的黑色煤流，或者变成了洋人手中的白银，或者化为欧美船舶动力车间的赤焰。日本八幡制铁所甚至能控制汉冶萍公司煤炭的价格和优先预购。汉冶萍公司的煤炭和铁砂源源不断地进入日本的工业机器，并以武器的形式多次倾泻在中国的土地上。

大清帝国已经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变得支离破碎，从国家实力到政权向心力，都已达不到管控国家能源储备的必要水准。王文韶作为帝国能源领域的最高决策者，很快就在内外诸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节节败退，任由外企在驻华公使团的保护下筑路开矿，在供应本国驻华兵舰燃料之需的同时，高价出售给中国人谋取暴利。

同时，王文韶一心想改变的“国进民退”局面，也由于官办矿业不断受到地方官府滋扰，投入大而内耗多，加之主办者“兴利之念，不敌其避罪之心”，所以并未取得更大成效。虽然后来改为官督商办，但官方常常以“总办”、“会办”、“支应”、“文案”的名义安排私人，人浮于事，开支极大；而且资本来自于商，利润却被官方侵耗，商家纷纷退出经营，致使公众对官营矿业诟病甚多。

一个独立而高效的战略资源管理体制，是维护矿业利权不受制于人的政治前提。但在历次民变和对外战争中被打得支离破碎的大清帝国，所推出的矿务管理体制也是支离破碎的。尽管隶属总理衙门的矿务铁路总局已奉旨成立，《大清矿务正章》也禁止洋人在中国独立办矿，但即便中国官员或商人私下与洋人交接，矿路总局也无法予以实质上的约束。由于清末民变频仍，军事用费求告无门，饥不择食的地方官员往往一接到外商的开矿申请，就会在得到外商足够的“报效”承诺后予以放行。左支右绌、财政艰困的清王朝明知有违大清律条，也不得不默许地方官的“怠工”行为。

中外关系格局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的新变化，是造成矿务铁路总局和王文韶难有作为的原因之一。一方面，列强凭借在中外军事对抗中所取得的外交强权，往往对晚清的矿业新政进行有选择的处理。

外国驻华公使自始至终地参与本国公司夺取中国矿权的过程，凡是符合其利益者便予以配合，反之则百般狡辩，自行其是。另一方面，战争赔款使原本已经捉襟见肘的中央财政更加紧张，无论是应付整军练兵以压制国内民变，还是按照“新政”的安排兴办公共事业，都不得不将吸引外资、开矿兴利作为决策选项。

外交压力和内政需要，迫使矿务铁路总局最终修改矿务章程，准许洋商直接办矿，并给予洋商直接办矿权。尽管新矿章仍然赋予了中方对违法外企进行处置的权力，但却改归外务部行使，专管矿务的矿路总局不再具有最终管辖权和矿权审核的主导权。

英国福公司在中国的煤炭开采权，就是清廷矿务管理流程出现重大疏漏的典型事例。福公司在1898年谋取晋豫矿权时，其资本总额只有2万英磅，折合当时银价也不过15万两。为了引诱中方，它声称将在两省各投资1000万两，但直至庚子事变后，也没有募取到它声称的股本额度。尽管河南山西两省官绅不断质疑福公司的开矿资格，但由于外务部主管大臣庆亲王奕劻的坚持，王文韶只能巧妙应对。由于王文韶以民族利益为重，不顾年老体弱，经过艰苦努力，不仅大大缩小了福公司的矿区范围，而且为民族工商业的立足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这在当时中国已无独立主权的历史背景下，实属不易。

大清政权向心力的丧失，是晚清矿务改革难有成效的另一原因。外务部大臣奕劻之所以屡向外企妥协。作为外务部主管大臣，他的交涉原则首先是消弭纷争，避免战祸，而不是维护矿区华商的利益。至于矿业应如何开发和管理才能规避外资掌控，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长期对外战败所引发的恐洋倾向，不但使其在外交领域难以捍卫国家利益，反而抱持末世心态，利用公权图谋私利。由于奕劻身居要职，掌握清廷能源开发与管理的最高机密，无疑给服务于外企的刺探者以可乘之机。

刘鹗是最先接近清廷矿务决策高层的刺探者之一。作为福公司买办，刘鹗依靠着福公司的丰厚回佣和公关投入，可以轻易地将触须伸入许多大清高官的私邸。原在总理衙门任职的身份，又使其能够利用交谊接触到最核心的决策者。而末世心态所造成的官德败坏，则让不少官员或官宦子弟为了私利而甘心媚外，成为刘鹗最好的“机密”供应商。

为了帮助福公司谋取矿业权，刘鹗曾托贾子咏向奕劻说项。贾不但是山西商务局总办，了解山西官方与福公司的谈判底线，而且作为奕劻幕府成员，对奕劻也颇具影响力。当奕劻经他中介，接受了刘鹗贿赂之后，福公司在晋豫两省的矿业权申请很快就取得了突破。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是坚决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但他的亲信下属毛庆蕃是刘鹗的亲家，翁同龢在福公司问题上的态度，他随时向刘鹗透露。刘鹗的妻舅高子谷是矿路总局大臣王文韶的孙女婿。王文韶以军机大臣身份兼管外务部之后，高子谷掌管着外务部的电报密码本。清廷高层关于福公司事务的机密文电，他都会在第一时间告知刘鹗。正因为如此，福公司总董哲美森得知军机处和外务部最新奏折内容的时间，有时甚至比慈禧太后还早，与清朝官员的矿业权交涉自然也一直处于上风。

尽管矿务铁路总局很快就在清末“新政”中被裁撤，更具现代意味的《大清矿务正章》也随之颁行，但并没有改变矿业领域的秩序混乱和利权流失。由于相关矿业管理体制从一开始就罔顾传统矿事习惯，而没有基于当地民情进行立法，传统矿业经营者仍在“非法”地与洋人同行进行斗争，洋人也仍在每一次利益受损后再次向中国官方巧取豪夺。

可以看出，国力衰落无疑是大清帝国难以捍卫能源安全的主要原因，但国家管理体制的低效和官员队伍的道德沉沦，则是能源安全大坝必然溃堤的核心因素。当民众无法从矿业管理体制改革中获益，而官员却能在体制转换过程中谋取私利，矿业秩序和能源安全自然无从谈起，因为前者会造成社会动乱，后者则容易引来外敌觊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