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平凡女子的传奇人生

来源：沧乐居

值张爱玲诞辰90周年之际，记以为念——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七十多年前，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这样写道。没有人意识到，这是一段传奇的开幕。

她是上世纪40年代大上海最风云的女子，出身名门，性格冷傲，穿衣打扮特立独行，在当时掀起了一股另类的时尚之风。又写得一手好字，都说上海女子精明世故，在她的文字里同样能感受到令人冷到彻骨的自私、势利、刻薄，仿佛任何事情只可以自己负别人却不能别人负自己，可是正如胡兰成所说：看她的书，只觉得她什么都晓得，其实世事她却经历得很少。正如她的两段感情，仿佛都不食人间烟火。

在她去世的几十年间，文坛和坊间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张爱玲热”，拍电影、拍电视剧、写小说。李碧华说：“我觉得‘张爱玲’是一口井——不但是井，且是一口任由各界人士、四方君子尽情来淘的古井。大方得很，又放心得很。古井无波，越淘越有。于她又有什么损失？”冷傲的她曾说过，“出名要趁早啊，如果晚的话，快乐就打了折扣了。”就是这样一个女子，无数人仰慕，无数人模仿，无数人唏嘘，仰慕她的才情，模仿她的时尚，唏嘘着她的那段世人皆知的恋情，她。传奇，不能复制，只可仰视，可是她也本是一个平凡女子。

许多人都会记得张爱玲的那张经典照片：身穿旗袍，脸庞微扬，睥睨的眼神无遮无拦地显露着清高。冷漠高傲如她，其作品里也无不透着悲观和势利。在那个硝烟迷漫的年代，张爱玲以她一贯的漠然作风，执着地以一种冷眼旁观、静穆挑剔的眼光猜度着众生。读她的作品，常有感于她的透彻和人情练达，都市千般繁华下的满目苍凉，喧嚣市井里的人情冷暖，温柔富贵中的哀婉凄情，在她笔下，貌似漫不经心地描龙绣凤，抑或极其清淡的一句却如金针般字字句句都镌刻人心。也有人说，她的性格里有一种沁人心肺的冷。她在《觊觎录》里说香港沦陷时期的状况，当时她在港大读书，就讲她是怎样的漠视他人，人在漫天火光的尘世中又是怎样的卑微渺小、无助以及自私、冷漠、傲岸。这样的通透和抽离与她不幸的童年有很大的关系，加之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文坛寂寞，造就了这样一个女子。

前一：父亲、姑姑和他们的异母兄

后一：张爱玲的祖父

张爱玲出身于贵族之家，是清末重臣李鸿章的后人，自幼生活在大宅院里，父亲是一个封建遗少，性格乖戾暴虐，抽鸦片，挥霍无度，母亲曾经出洋留学，是名新式女子。然而这种旧封建与新时尚的结合定不会长久，两人长期的不合终致离异。后来父亲续娶，张爱玲和弟弟（张子静）跟着父亲、继母生活，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极为紧张。有一次，张爱玲擅自到生母家住了几天，回来竟遭到继母的责打，然而继母诬陷张爱玲打她，父亲便不分青红皂白发疯似地毒打张爱玲，“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之后又把她关在一间空屋里好几个月，由巡警看管，得了严重痢疾，父亲也不给她请医生，不给买药，一直病了半年，差点死了。照她想，“死了就是园子里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在禁闭中，她每天听着嗡嗡的日军飞机，就想，“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父亲的寡情给童年的张爱玲造成的伤害是不可磨灭的，这也影响了她日后的生活态度。

张爱玲的母亲：30年代在船上

张爱玲和姑姑

后来张爱玲离开了父亲逃到了母亲那里，母亲给了她两条路让她选择：要么嫁人，用钱打扮自己；要么用钱来读书。张爱玲毅然选择了后者。然而，母亲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好，母女间的矛盾也在慢慢地，以一种不易察觉的形式在一天天地激化。张爱玲说：“这时候，母亲的家亦不复是柔和的了。”此后，她又投靠了姑姑，日子一直很孤独清苦。

在这种阴沉冷酷的环境里长大，青春期遭受过如此残酷的折磨和动荡，心理上不发生一些畸变几乎是不可能的。张爱玲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恐惧和怀疑，在心里筑起了一道坚硬的屏障，把她与世界隔开。“人是最靠不住的”，是她从青春磨难中总结出来的人生信条。冷酷无情、杀机四伏的家庭，在张爱玲的心灵里种下了一只阴郁的“虱子”，成了她一生不能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她的急功近利、冷漠世故、孤僻清高，她一生爱钱、爱出名，都与此有关。

后来她的弟弟张子静回忆说，“ 我们一起成长，一起听到父母的争吵，面对他们的恩怨分合。我们的童年与青春时代，是由父母的迁居、分居、复合、离婚这条主线贯穿起来的。期间的波折和伤害，姐姐的感受比我更为深刻。”张爱玲是一个心思细腻且早慧的人，这样的性格加上在成长岁月里受到的种种挫击，使她的心灵很早就建立了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自卫，自私，自我耽溺。

张爱玲的悲观色彩是与“生”俱来的，并且沿着岁月走过的足迹一天天变得深刻、冷艳。

除去动荡的家庭环境的因素，中国当时的政治环境也“助力”了这样一个原本平凡的女子走向传奇。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当时在教会中学读书年仅17岁的张爱玲写下了这句话，开启了一个传奇女子的一生，“虱子”也成了她挥之不去的阴影。中学时期的张爱玲已被视为天才，并且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后来战乱逼使她放弃远赴伦敦的机会而选择了香港大学。在那里她一直名列前茅，无奈毕业前夕香港却沦陷了。关于她的一切文件纪录尽数被烧毁。对于这件事，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罢？我应当有数。”大有一种奈若何的惋惜。当国家深陷危难，个人的命运又当如何？这种对现实的绝望和无力也许是她更务实的因素之一吧。

在张爱玲的作品里，上海多是故事的发生地。的确，上海是她的舞台，在那期间是她的生命里最绚丽的日子。1944年12月，由她编剧的话剧《倾城之恋》在上海兰心大剧院上演，反响很好。后来因为战乱她去了香港，解放后又留居美国。张爱玲在美国的生计是相当艰难的，作为一名作家，她当然力图谋求出版收入，但是美国的出版商并不认识她，甚至她费尽辛苦，用英文写的书稿被退回，使得张爱玲大哭一场。她没有别的收入，生活非常的困窘，她曾经一度搬到黑人区去居住。为了生计，心高气傲的张爱玲，不得不求助于朋友帮忙找工作，可是像她这样一名女子，在美国找工作又谈何容易。

她始终做着她的富贵梦，端着贵族架子，四体不勤，谋生无着，于是只好糟蹋她的写作。即使再高傲的女子还是要食人间烟火，张爱玲也不例外，“传奇”只是后人强加给她的，她本是平凡女子，肯为了生计妥协，会为了爱情犯傻。

自古以来，似乎任何一名可称为“传奇”的女子都少不了一段轰轰烈烈、广为人知的爱情，古代的如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秦淮名妓与浪荡才子的佳话，近代如林徽音与徐志摩、梁思成、金岳霖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三毛与荷西的六年婚姻，曾饰演过张爱玲与林徽音的演员刘若英本身似乎也有几分特殊的味道，提起她，就会让人想起她对师父陈升的那段刻骨铭心的单恋。提及张爱玲，会让人自然地想起跟胡兰成以及赖雅的两段婚姻。

张爱玲在她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恋爱了，她恋上了胡兰成，这是一个有妻室并为汪伪政府服务的“大汉奸”。在感情上，张爱玲似乎是不幸的，初涉情场便遭遇情场浪子，浪子是注定不会在某个女人身边停留太久的，哪怕如才女张爱玲，即使被胡兰成夸为“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也终敌不过浪子的“博爱”。胡兰成比张爱玲大15岁，张在送给胡的第一张照片后面写道，“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高傲得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她也像无数平凡女子一样热烈地爱过，也曾为人妻，且甘愿拿出自家积蓄补贴家用。很多人在想，聪明世故如张爱玲，看男人的眼光为何如此之差，但凡好女子都不会要的人竟让她选了去。也有人说，张是看上了胡的才气和权势。我却认为，不要对她太苛求了，在爱情上，她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罢了。

胡兰成是懂张爱玲的，懂她贵族家庭背景下的高贵优雅，也懂她因为童年的不幸而生成的及时行乐的思想，仅仅这一个“懂得”，也许是张爱玲爱上胡兰成的最大原因吧。就像后来跟随赖雅，两人其实是一类人，惺惺相惜，赖雅给予张爱玲的关爱和理解也是她最珍惜的，以至后来赖雅落迫、中风乃至瘫痪在床，她对他仍是不离不弃不悔，说不定她最在乎的就是这样心灵相通的“简单深情”呢。她似乎一直都没有政治观念，小说里只是写她所观察到的“平民生活”，爱情上，也只是把胡兰成当作一个懂她的男人，而不是汪伪政府的汉奸：她不在乎他的妻室，似乎她并不去想天长地久的事，她在一封信中对胡兰成说：“我想过，你将来就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而当她知道胡兰成有许多女友，甚至挟妓游玩时，也没有表现出吃醋。

从感情的最初，张爱玲就摆出了坚强的姿态。她对胡兰成说自己从不牵愁惹恨，遇到委屈最多大哭一场，如此这般长这么大也不过两次。胡兰成习惯了一个绝不缠绵悱恻的张爱玲。婚后不到两年，胡兰成在武汉娶了护士周训德，在温州又与范秀美有了情事。他以张爱玲通透豁达慷慨为由，明目张胆地欺负她，仿佛今生吃定了她。以至当张爱玲跑去温州找他的时候，她第一次撕掉了大度的面具，像无数尘世平凡的、渴望被关爱的小女人那样要求胡兰成作选择时，胡兰成无比诧异，在他眼里，张爱玲哪里如此“小家子气”？

他不肯做出选择，张爱玲黯然离去。自始自终，她没有半句怨言更没有大吵大闹。后来，胡兰成去上海看张爱玲，谈及周训德与范秀美，她都十分冷淡；他也曾写信给张爱玲的好友炎樱，流露挽留之意，张爱玲没有回信。再到后来，张爱玲写信给胡兰成，提出分手。“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小吉是小劫的意思，此时的胡兰成已脱离险境，在一所中学教书，有了较稳定的工作。张爱玲选择他一切都安定的时候，写来了诀别信，随信还附上了自己的30万元稿费，后来证明这笔钱救了胡兰成。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此后她很少再去谈这段感情，她说：“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

“生于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这样的一个女子，读来让人心疼。一向高傲的张爱玲对待感情也是如此的深情和决绝，但是，她太随性任其发展，太天真相信不食人间烟火的感情存在，太自信给了他太多自由，太要强放纵了他的自私。说到底，尽管她笔下的女人多世故、城府、斤斤计较，究其本人还是没有多少烟火气的。

所以，她有言：“‘死生契阔，与自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是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哀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

定居美国后，张爱玲和赖雅过着捉襟见肘、并不安定的生活，因经济原因常常搬家，后来赖雅病倒后，她没有抛弃他，而是留下，用曾经名门闺秀的手，做起了护士和保姆的工作，甚至连心爱的写作也一度中断。此间的十多年岁月，快乐也好，交瘁也罢，这确是张爱玲认定的一段婚姻。赖雅给她的爱、理解和关怀，是张爱玲生命里的罕有之物，她如此珍惜，以至甘愿湮没其中。这曾经是一个多么高傲地不屑人间烟火的女子，却也如此渴望着平凡女子想要的庸常的幸福。

1967年，这个曾经带给她许多快乐和欢颜的男人永远离去。从此张爱玲开始深居简出。一过数十年，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童年时的张爱玲

1968年，她对来访的记者说，我有时觉得我是一个岛。有人说，有张爱玲出现的照片，除了童年那一张，每一回见到的照片中人，没有一回面对镜头，总是目无焦点，她害怕人与人的接触。

老年张爱玲 

在生命的最后20年，张爱玲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心理疾病。她多次搬家，老是怀疑房间里有跳蚤，杀之不尽，这种跳蚤恐惧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病，与严重的洁癖一样，它像幽灵一般，昼伏夜出。她对人越发冷淡，生活日益封闭，家具、衣物随买随扔。她潜意识里想用这种方式，来摆脱内心的空虚和枯寂。
1995年9月8日，中秋夜的前一天。在美国洛杉矶的一所小公寓里，一位七十五岁的华裔老妇人躺在地毯上，盖着精致的毛毯，默默地死去了，就像是睡着了一样。这位上世纪中国最优秀、最惊恐不安，也最沉静的女作家，为其传奇般的一生画下了句号。

张爱玲的时尚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张爱玲热”默默兴起，并带起一股老上海怀旧风；张爱玲的一切，从穿旗袍到喝咖啡、看电影的嗜好，仿佛化作了时尚迷的“怀旧圣经”、学者诠释老上海的文化符号。

在那个旧传统与新时尚交替的当口，张爱玲表现出来的时尚似乎在那个时代显得另类和独特。

上世纪四十年代，张爱玲穿着“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的带着她那敏感于常人的色彩、节奏和情绪登上文坛。

张爱玲喜欢奇装异服，甚至有“恋衣癖”。她在《更衣记》里曾为当时女子不能穿得出众一点感到愤慨。她亲自为自己设计衣服，在香港读书时，就用所得的奖学金自选衣料设计服装，弟弟问她是不是香港的最新样子，她笑道：“我还嫌这样子不够特别呢！”

有一次，她从香港带回一段广东土布，刺目的玫瑰红上印着粉红花朵，嫩绿的叶子，印在深蓝或碧绿地上，是乡下婴儿穿的。她在上海做成了衣服，自我感觉非常之好，“仿佛穿着博物院的名画到处走，遍体森森然飘飘欲仙”，这自然可以“完全不管别人的观感”。

张爱玲穿着打扮标新立异，当时就为人所熟知。最富戏剧性的文字记载，莫过于与她并称为“四大女作家”之一的潘柳黛在《记张爱玲》中所写的：张爱玲喜欢奇装异服，旗袍外边罩件短袄，就是她发明的奇装异服之一。

为出版《传奇》，她到印刷所去校对稿样，整个印刷所的工人都停下来，惊奇地看她的服装。她到好友苏青家做客，整条里弄为之震动，她在前面走，后面跟着一大群孩子，一面追，一面叫。她参加朋友的婚礼，穿了件自己设计的前清样式的绣花袄裤去道喜，整个婚宴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张爱玲身上。

1945年，《倾城之恋》改编为话剧，张爱玲与剧团主持人周剑云见面，她穿了“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连交游广泛的周剑云，一见之下也不免拘谨，张爱玲的文名和她那身打扮不免令人生怯。

同年，在华懋饭店，《新中国报社》主办女作家聚谈，到场的张爱玲身穿“桃红色的软缎旗袍，外罩古青铜背心，缎子绣花鞋，长发披肩，眼镜里的眸子，一如她的人一般沉静”。

张爱玲曾经与好友炎樱打算合作开服装店，因故未能正式开张。但是，她却为之留下了《炎樱衣谱》一文。这篇只有短短五百字的文章，最近才为人发掘出来，而“衣谱”一词大概是张爱玲的发明，新颖别致。

暮年的张爱玲虽早失去在服装上惊世骇俗的兴趣，但在一些场合下，她仍注意自己的服装。庄信正夫人杨荣华说：“张爱玲很高，很重视仪表，头发梳得丝毫不乱，浅底洒着竹叶的旗袍更是典型出色。”

1995年秋天，75岁的张爱玲孤独终老于洛杉矶的公寓。据说，她死前最后一件衣裳是一件磨破衣领的赫红色旗袍，像极了她曾经绚烂一时而后却平和闲淡的一生。她说过，她喜欢悲壮。

这就是“旗袍丽人”张爱玲，艳绝一时，凄凉无限。当年历一页页翻过，那些渐渐褪去了桃红配葱绿的曾经妖娆，正像李碧华说的，如同乱纹中依稀一个自画像：稚雅，成长，茂盛，荒凉……

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也总是有着鲜明的着装特色，甚至妆容、发型、小的配饰都独具匠心，读来栩栩如生、跃然纸上。玩味再三，一副民国风情画卷徐徐展开。

张爱玲三岁便读《红楼梦》，深受其影响，描摹形象，必详尽描述每一件配饰。譬如《第一炉香》也活色生香，葛薇龙和她姑妈的每次应酬，所用珠宝和手包等配件，只看琉璃、玳瑁、玛瑙、蕾丝……文字已足够溢彩。

她以一双早熟的慧眼洞彻了人性的弱点和世间的荒诞，并以生花妙笔展示给世人看，但她没有足够的光芒来穿透黑暗，驱散蛰伏在其内心里“虱子”。一位外国作家说，“生命是束纯净的火焰，我们依靠自己内心看不见的太阳而生存”。可是，张爱玲心里没有太阳，有的只是短暂的亮光。她的生命正如她所说，是“一袭华美的袍”，这袍曾经光艳照人，风情万种，但最终还是被“虱子”吞没了。

曾有人问海明威“作家成长的条件是什么”，海明威说是“不幸的童年”。这句话对张爱玲说是适合的。但海明威只说对了一半。如果一个作家成年后，仍不能逐渐超越早年不幸所造成的人格缺陷，这种不幸则可能将作家毁掉。张爱玲终其一生都没有完成这种超越。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女子，一步步将自己逼到无路可走，就像她笔下众多女子一样，一步步走向没落，走向凋零。她与胡兰成真真假假躲躲闪闪的恋爱，怎不让人想起委曲求全的白流苏？当她在枯寂荒凉的公寓中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白天黑夜，怎不让人想起那“一步步走入没有光的所在”的曹七巧？我常常想，张爱玲弥留之际，有没有想到晚年躺在床榻上的七巧，是否也懒得擦去腮上的一滴清泪？

1975年，沉默了良久的张爱玲开始重新拿起笔，写《小团圆》。

“非常可笑，她忽然羞涩起来，两人的手臂拉成一条直线，就在这时候醒了。二十年前的影片，十年前的人。她醒来快乐了很久很久。”这是《小团圆》里的一抹温暖亮色，张爱玲用这段话结尾，仿佛一个长梦，才苏醒。写完了，断断续续，颠倒时空，都不管了，放下笔，却心中一紧，一阵惆怅。

过去的亲人，活着的或未活着的，都静静地躺在她记忆的血液里，她爱他们，却不曾想过去亲近，只是“她死的时候，那些已经死去的亲人，再随她死一次”。

张爱玲这一生，到底想要个怎样的团圆？天伦之乐还是夫妻情深？怎样的都收不住吧。

这个女人，在几十年的客居他乡，在生命的三分之二岁月里，孤独一人坐在窗前，在《小团圆》里轻轻地写着：阳光下满地树影摇晃着，有好几个小孩在松林中出没，都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