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枕记：一则明末忠臣的奇幻传闻

导读

全祖望（字绍衣，小名补，自署鲒埼亭长，1705-1755；学术史习称谢山先生，或全谢山；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清中叶浙东学派的重要学术人物，在今人关于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中占有独特地位，钱穆与梁启超关于清代学术史的开创性著作都对其地位给予特别表彰。

全谢山特受后人推崇，还有一主因，即其思想文字极富于深沉的家国情怀。他的文集《鲒埼亭集》（嘉庆甲子余姚史梦蛟刊印三十八卷；汪继培刻印《外篇》五十五卷）以铭、状、志、传各体，为晚明时期重要人物作传，特别是清初江南士民矢志抗清与殉难的情况，意在异族征服后文字狱横行的严厉环境下，为本族先烈保存事迹，以存正大忠义的精神，因此被后世学人称为“清之一代史学家，全氏亦居前”（柴德赓：《清代学术史讲义》，p.118，商务印书馆，2013）。

因为全谢山保存晚明抵抗运动史料特别有心有意，因此其思想为清末革命党人继承，成为章太炎等建构民族革命理论的本土思想资源之一，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鲒埼亭集》所收录的著述之中。该文集运用传统传记文体记录了各种抵抗运动人物的身世、事迹与言辞，并且通过这种大规模的系统记录，实际表现了抵抗运动的组织系统和精神目标。其立论的圣贤夷夏之辨在今天固然需要加以新观念的检讨，但其勾勒的广泛的抵抗运动图画的确提供了壮怀激烈的历史景象，清初江南对于征服的反抗是普遍和壮烈的。

清人对于全谢山的学术成就已有极高肯定，比他时代稍后的阮元（字伯元，号云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1764-1849；江苏仪征人）就说：“经学、史才、词科三者，得一足以传，而鄞县全谢山先生兼之。”并称赞他的《经史问答》一书“足以继古贤，启后学，与顾氏《日知录》相埒”（《经史问答》序言）。阮元将全与清初的大儒顾炎武相提并论，无论在学术上，还是道德上都是极高的评价。

2.熊廷弼的冤杀

除了记录清初抵抗运动人物，《鲒埼亭集》对于明末史事也有很多记述，其中一则关于明末抗清（后金）名将熊廷弼的独家秘闻十分奇特，而且素来未被学者注意。

民国时商务印书馆发行的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之《国学基本丛书》第二集有《鲒埼亭集》，在该书三册，卷二十六，收录一篇全祖望记述传闻的文字，这篇全自言得自传闻的文字记录了明末至清初流传的关于熊廷弼之死的一个神奇故事，也是与正史记载完全不同的当时秘密流传的说法。

熊廷弼（字飞白，亦作非白，号芝冈，1569-1625；湖广江夏，即今武汉人），为明末抗清著名将领，与孙承宗和袁崇焕并称明末辽东三杰。《明史》有《熊廷弼传》。熊是进士出身的文人将领，他曾以监察官员的身份介入明末对关外崛起的女真的战争，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因为明廷的辽东统帅杨镐在决定性会战萨尔浒会战中为努尔哈赤大败，此后，后金的建国和发展遂不可收拾，女真与明廷之间攻守易势，熊在这种背景下出任辽东统帅，后来因政争去职。到天启元年（1621），因后金夺取辽阳和沈阳，辽东的局势已经糜烂之极，因此朝廷再次启用熊廷弼，但当时辽东的最高行政首长王化贞掌握大部兵力，与统帅熊廷弼不和，最终导致平阳桥战役的失败，关外军民溃退到山海关以内。熊又与此时在朝廷掌权的魏忠贤一党不和，以此与王化贞一起被逮捕定罪，天启五年（1625）临刑西市，被处以斩首，皇帝并下令“传首九边”，即将其首级专门送到北方九大边防军镇巡回展览，以显示朝廷对于罪臣的惩罚。

简单说，熊廷弼的被冤杀记述与历代史传中的蒙冤英雄故事并无差异，其同时代人中，孙承宗的被罢斥，后来袁崇焕的被杀，与熊的遭遇一致。满清入主中原后，修《明史》本于圣贤忠义的传统政治伦理，自然贬斥迫害熊廷弼的政敌，以熊为正面人物，乾隆皇帝声称读《熊廷弼传》感动到流泪，并因此抒发感慨，大意说：如此英雄不用，并遭迫害，明朝要不灭亡，如何可能？

然而，照《鲒埼亭集》上述材料的记述，熊廷弼之死却不是如此简单，而与正史记录的熊的受刑殉难很有出入。如按照现代文艺家的思维，甚至可以说，全氏记载的神奇说法似乎隐含极大历史隐情，也许包含着一桩福尔摩斯和阿加莎·克里斯蒂似的间谍秘闻。

全祖望关于熊廷弼之死秘闻的记录全文如下（新式标点和分段为本文作者所加）：

明辽督熊襄愍公轶事略

始宁倪生安世，尝为予言，其尊人曾从里中仓桥陈氏，见其先世《秋曹日录》一书。其人在明熹庙时为狱官，凡魏奄所杀君子不下东厂而下刑部者，皆载其狱中事甚悉，而熊襄愍公最怪。

其言曰：襄愍公既入狱，一饮一食，魏奄令狱官以帖子报知。然襄愍公亦无所事，其卧，用一藤枕，不分寒暑，未尝以去身。每晚人静，焚香再拜礼北辰，则取此藤枕供之，莫能知其意也。或以问襄愍，亦笑不答。

已而刑有日，襄愍神色不变，手书遗疏，犹为上言边事，又作绝命词。其遗疏为西曹郎所遏，曰：“囚安得上书？”襄愍曰：“此赵高语也。□□□□□□□□□□□□圣朝时安得有此？”怡然就刃。

时奉有传首九边之旨，西曹郎俄录其首，则法场中空无有，但见一藤枕。大骇，相戒毋泄（应为三点水旁，加曳，现输入法无字），亟密报魏奄，则命取熊氏子弟家人拷问；大索，竟无所得。魏奄计无所出，遂秘其事不宣，而九边所传之首，盖并非襄愍真颅也。

魏奄败后，公子兆璧连书请首归葬。蒲州为力言于烈庙，得允。亦明知其非公首，特借以消此冤案而已。

安世之所述如此。亟令从陈氏求此书，得一短册，其言果合。按，此说在明野史中俱未及之及。吾读李公映碧《三垣笔记》，极言襄愍临刑之惨，与此不同符。然陈氏乃身见者，定自不诬，故载之，以当张中丞之于嵩，亦未为无补于旧史也。

古人多有兵解之说，盖出自神仙家，其说荒诞不可信，然而大造中无所不有，则亦未敢尽谓其无。颜鲁公其最著者也。鲁公平生好神仙，襄愍则未之闻也。且以彼刚肠，宜不足豫于此道，而不知其深夜中默默为之。至于临刑日，顾忽示其奇。中散之琴，逊其幻矣。卒之只履空存，双剑亦化，足以夺奸人之魄而短其气，不已神乎？英雄人固不可测，其信然耶。长夏咳血，因口授诸生纪之。

这篇小文大约说，熊廷弼临刑时，其首级在刑场瞬间不见了。具体原因不知，但材料提供了一个暗示性的方向，熊廷弼在刑部监狱的几年羁押中，每日夜深人静时，他会把一只藤枕供起来，焚香对之礼拜，进行某种神秘的以北斗星宿为对象的宗教操习。行刑后首级不见，仅有藤枕出现在刑场。这显然是说熊的死有升仙一类情节，所以文末全用自己的论赞语调，直接说，这样的奇幻事迹，可以比拟嵇康临刑弹奏《广陵散》，及魏晋传奇中的吴越古剑故事，足以体现忠魂的神灵，是对魏忠贤一流祸国奸贼的警示。

4.真烈士的神异

细读《熊忠愍公轶事略》一文，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上引《鲒埼亭集》有关文字，作者全祖望几乎明说是野史，所以以轶事为标题，而且，他意识到，这种关于熊廷弼之死的新说法与过去的记载根本不同，尤其与明末人李清（字映碧，一字心水，南直隶兴化，今江苏属县人；1602-1683）的《三垣笔记》记述不同，而后者曾长期担任大理寺监察官员，有可信的直接观察与资料来源，其关于明末政治人物的笔记素来以翔实可靠著称。因此，他追踪和记述此传闻宗旨不在考订史事，而在于彰显忠烈的特异精神。

第二，全祖望初步得到此事传闻的来源是始宁倪安世，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一个历史人物。倪安世曾编辑刻印其先人倪元璐（字汝玉，一作玉汝，号鸿宝，1593-1644；浙江上虞，今绍兴市上虞区人）的文集《倪文贞公文集》二十卷。倪元璐为明天启二年进士，官至户部和礼部尚书，明末著名书法家，最关键的是，在明末李自成攻破京城时，他自缢殉节而死。始宁是汉晋在曹娥江中下游设置的县，全以古地望标注友人的地理方位，显示文化的正统。以全祖望对明末忠烈的一贯表彰热情，以及倪安世的编辑出版家业务，他们有诸多亲密来往，这是很自然的。因此，关于全通过倪安世听闻此事，并由此找到仓桥陈氏，获得奇书，这些细节很可能是真实的。

第三，仓桥陈氏先人曾为明末狱官，有秘密记录被宦官特务组织迫害人士的狱中事迹的著述。从全最后获得的书籍看，这些记载并不详细，是很简略的记录。可以推想，在魏忠贤的特务高压政治下，秘密记载这些当时朝廷要犯的狱中故事，显然有一种政治对抗的意味。文中12个字的空白，表明这些文字可能真是当日所写。熊廷弼临刑时尚觉得他关于辽东军事的意见值得留给皇帝和后人参考，因此上书，而负责行刑的刑部西曹郎官却不许熊上书。熊喝斥西曹郎的话，将魏忠贤比喻为令秦灭国的赵高，省略的话很可能有把天启皇帝比作秦二世的嫌疑，因此《秋曹日录》的作者不敢写出。

第四，全祖望说脾气暴烈的熊廷弼很可能一直秘密信奉某种神秘的宗教，并说熊并无此类宗教信仰记载，这不确。因为《明史》熊的传记中就记录了一件熊廷弼用尚方宝剑斩城隍的故事：

岁大旱，廷弼行部金州，祷城隍神，约七日雨，不雨毁其庙。及至广宁，逾三日，大书白牌，封剑，使使往斩之。未至，风雷大作，雨如注，辽人以为神。

此事《熊廷弼传》系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即熊初入辽东监察巡视时期，可见身为名将的熊廷弼的管理和用兵有时借用宗教色彩的手法。熊历来自负将才，可以左右开弓射箭，留意兵书和兵学修养，而中国古代兵学本有兵阴阳一门，所以，熊会借用宗教色彩的神秘手法管理部队，建立指挥权威，这是很可能的，在中国古代将道中也很普遍。

第五，在这则独家秘闻记述中，只是说熊的首级凭空失去，并无其他神迹情形。而至清中叶全祖望著书时，全这样学养和见闻均超一流的大学者尚为第一次听说，可见这则传闻在此前从未流行，仅限于浙东极少部分士人私下的而口相传。需要注意的历史与社会背景是，清初浙东正是士民抗清起义活动最活跃和悲壮的地区。

5.很可能的隐情

那么，归根结底，到底可能是怎样的情形呢？

尽管人们尊尚先烈的心情可以理解，烈士的成仙成神，终究大约是不可能的，即使真有其事，肉眼凡胎的普通人大约也是无从证实的。从上述和罗列中，可以大约归纳和推理实际的发生的事情。

熊廷弼首级神异消失事件秘密流传于浙东地区士人之间，最可能是清初浙东秘密抵抗人士的创作，创作这类先烈事迹意在鼓舞反清起义的士民热忱，是一种通过野史进行社会动员的工作结果。而全祖望不顾咳血的身体，专门口授，并要求弟子特别记述，可能也是因为意识到此点历史意义，因而认为可以保存起义士民的故国之思。古代生活中，对先贤的缅怀思念，历来是爱国主义感情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仓桥陈氏的先人用最怪来形容熊廷弼的临难时刻，要说他或其后人为动员起义，完全凭空捏造此事，制作伪书，也应该不会，因为全祖望既然后来索取得《秋曹日录》一书，再加上倪安世的身份，此书应该是真有的。那么，可以作出的最大胆的推测就是，在熊廷弼临刑时，其部属门人，很可能采取了秘密的偷取和保存其首级的行动，而《秋曹日录》的作者很可能参与了这一阴谋。

值得今人注意的是，如果我们作文艺化的想象和推理，甚至可以假设，那位不准熊廷弼临刑上书，一副宦官走狗相的西曹郎，正是偷取熊廷弼首级的核心人物。香港武侠小说家梁羽生曾写过《白发魔女传》，以熊廷弼的冤杀为背景，但以本篇材料来看，其想象尚远不够大胆和精彩。以本文引述的材料来说，可以作两个方向的文艺推理：或者把熊的秘密神仙修习解读作他在官场之外，尚有一种隐身在黑暗中的神秘组织支持，这一组织实际运行了偷取首级，甚至营救其本人的行动；或者，也可以假设，出于对宦官特务政治的仇视，也有刑部官员秘密计划和行动，在宦官眼皮下盗取烈士首级，使其免受侮辱。更大胆放肆一些，甚至可以假设，对熊的临刑处斩，压根就是营救阴谋下的李代桃僵之计，而熊早已为秘密营救者替换，从而金蝉脱壳，在某不知名的深山野泽安静地度过余生。

要描绘这样福尔摩斯式的古代故事，需要有现代文艺推理和间谍小说的才能，那就不是一般人能胜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