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翠喜：清末轰动朝野惊动帝后的一桩官场花案

本文摘自：《文史精华》杂志

民国初年，一支名为《杨翠喜》的新编叙事性广东乐曲问世，很快便风靡南北各地，新月唱片公司不失时机地将其灌制成唱片在全国发行，加速了它的广泛流行。这支乐曲之所以迅疾走红，不单单因为它的曲调委婉哀怨，如诉如泣，更重要的原因是，这支乐曲的创作素材，取之于此前不久曝光的一桩官场花案——庆王府贝子衔御前大臣载振违反清宫禁忌，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私匿天津戏曲女艺人杨翠喜于金屋，御史赵启霖联合同僚岑春煊上奏朝廷，要求弹劾，由此引出令朝野哗然的官场花案——原来，杨翠喜是这场花案里遭受迫害的女子实姓真名。

杨翠喜

一

杨翠喜，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生于天津西郊杨柳青一户农家，祖籍直隶东安。她本不姓杨，也不叫翠喜，人们只记得她的乳名叫丫头。她有一兄一弟，一家5口租种别人家几亩旱田过活，丫头10岁那年，她父亲得了痨症，经常吐血，到处借钱买药治病也不见好转。一家人失去了主心骨，窘境可想而知。1900年，杨柳青一带先旱后涝，到秋天，丫头家租种的几亩薄地颗粒未收，莫说地租无力归还，就是一家人的糊口稀粥，也无着落。为了活命，丫头的母亲领着12岁的丫头离开家乡，打算出关去东北逃荒。常言说祸不单行，丫头母女沿途乞讨，刚走到百十里外的芦台，母亲由于长途跋涉和忍饥受寒，突然下身浮肿，再难往前行走一步。万般无奈，狠心将女儿典押给当地一户人家，说好日后加倍花钱来赎人。母亲用这笔钱雇了一个脚夫，好歹回到杨柳青老家。东摘西借，好不容易把赎女儿的钱凑足，央求亲戚到芦台赎人，谁知丫头已被那户人家转卖到天津。那户人家死活不肯说出丫头在天津的下落。母亲闻讯后，趴在炕上哭得死去活来。那个年月，谁家的黄花少女一旦被卖，那算是掉进了火坑，一辈子不会得好，做妈的能不心痛？可一个农家妇女，身落异乡又举目无亲，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不这么做，又有什么活路可走呢？

载振

丫头被芦台那户人家卖到天津城里白家胡同的杨茂尊家。杨茂尊专以买卖人口为业，他惯于在灾荒年到农村趁火打劫，花不了几个钱把破产农户的女孩子买到天津，自己先把姑娘们的身子占有，教给她们卖笑营生的方法，然后逼迫她们接客为娼，成为他的摇钱树，或将她们转卖他人，得一笔大钱。凡是他花钱买来的女孩子，必须改随杨姓，由他起名排字，千方百计不让姑娘们的家里人打听到下落。丫头被卖到杨家之前，杨家已有两个更名改姓的女孩子，大些的叫杨翠凤，小些的叫杨翠红，丫头排行第三，起名杨翠喜。翠喜和翠红、翠凤一样，从一踏进杨家的大门，就开始过上非人的生活。

彼时，在直隶北京、天津发祥的河北梆子红及大江南北。南迄福建、上海，北至哈尔滨、海参崴，无处不盛行河北梆子。天津的妓院窑主们，眼见梆子腔走红，纷纷延聘艺人到青楼教姑娘们学唱。尔后，许多青楼女子改妓为优或优妓兼营，梆子女演员之风随即盛行开来。凡是女艺人登台唱梆子的戏园子，生意必定兴旺，老板收入异常丰厚。奉天（沈阳）、济南、苏州等地的戏园也争相到天津邀约女角，女角儿的身价陡然骤增。杨茂尊眼见女戏子比卖笑生意红火，经与天仙茶园股东兼教习的陈国璧协商，决定把翠凤、翠红、翠喜3人同时转卖到天仙茶园学戏。此后，三姐妹窑变为伶，成了河北梆子早期女演员之一。

天仙茶园股东陈国璧，从小喜欢练功，孔武有力，曾于光绪初年进京应试武举，因在北京与皇族后裔发生械斗，闯祸后连夜逃回天津，在城里隐居了一阵，风波渐渐平息，遂入股天仙茶园，后成独家股东，兼教武功。翠凤、翠红、翠喜三姐妹进班之后，在他鞭抽棍打的严厉管教下，艺事进步很快。刚一登台露演，就很引人瞩目。1903年，大姐翠凤被直隶候补道北洋陆军统制段芝贵花钱买走，新鲜了一阵之后，又被段芝贵送给他的干爹袁世凯。二姐翠红也没在戏台上唱多久，就被天津某商户买去做妾，从此息影舞台。唯独翠喜，因为年轻貌美，而且唱戏有人缘，除唱戏所得外，单是别人的额外馈赠，也极为可观。陈国璧把她视为取之不尽的聚宝盆，无论谁出多大的价钱，也不肯把她出手。

杨翠喜生性聪颖、机敏，在戏班里学演花旦，很快就学会《拾玉镯》、《错中错》、《青云下书》、《珍珠衫》、《喜荣归》、《杀狗》等一大批剧目。在侯家后（地名）的协盛园初登舞台，因为身长玉立，走起台步有弱柳迎风之姿，扮出戏来有沉鱼落雁之貌；开口歌唱虽然嗓音不是多么出众，但她敢于作戏，表情细腻、真切，所以大受看客青睐。特别是那些绅商富贾、大吏豪客，常专为她到茶园来捧场。连名士李叔同也与她交谊深厚，耐心为她指点艺事。

李叔同青年时代，经常到协盛园、下天仙等茶园去看戏。彼时，河北梆子女演员初兴未久，一些半路出身的女演员在发声、吐字、行腔等方面缺少训练，精通字韵和音律的李叔同曾主动为她们做指导，在艺术方面给她们以帮助。杨翠喜就是其中的一个。1905年已经南下上海的李叔同写下《菩萨蛮》两阕忆杨翠喜，托人转赠给她，原词是这样写的：

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小怕言愁，言愁不耐羞。

晓风无力垂杨懒，情长忘却游丝短。酒醒月痕底，江南杜宇啼。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阴，朝朝香梦沉。

如此种种，促成杨翠喜很快成为天津戏曲舞台上的女魁。大观、福仙、景春、会芳等茶园，不惜重金邀聘主演，一般月获包银千元左右。于此可见她身价之昂贵。

转眼之间，翠喜在天仙班已经度过6年笑在脸上、苦在心里的女伶生涯。1906年，18岁的她已经出落得花朵一般。那些纨绔子弟和达官贵人，就像追香逐艳的浪蝶飞蜂，翠喜在哪儿演戏，他们总要赶到哪儿去看。写诗捧场的、往台上抛金银首饰的、厚着脸皮找到后台递送请柬的，无日不有。杨翠喜尽管讨厌这一套，可她又敢得罪哪个？她靠这些人吃饭，靠这些人的势力作艺，哪个她也惹不起呀。

赵启霖

二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庆王奕劻的长子载振贝子，以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衔，奉旨到奉天考察政务，徐世昌陪同前往，天津巡警总办段芝贵为随员，行前通知直隶总督衙门将在天津稍事停留。载振是光绪皇帝的远房兄弟，其父奕劻系慈禧的心腹朝臣，以亲贵执掌国政。由于这些关系，使他得以飞黄腾达——14岁获头品顶戴，19岁封为二等镇国将军，后加贝子衔。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被委任大清国贺英皇加冕典礼专使，出访英国，然后又赴法国、比利时、美国、日本等国访问。回国后历任商部尚书、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等显职。载振此次途径天津，与庆亲王奕劻有特殊关系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全力以赴，载振刚一到津，袁世凯就在总督衙门设宴为其接风洗尘，殷勤款待。老于世故的段芝贵，对载振这个酒色之徒了如指掌，为投其所好，特意安排载振去天仙茶园看名角杨翠喜的表演。事前段再三叮嘱翠喜拿出看家本事，把载振伺候好，并在开戏前领着翠喜到客厅拜见载振。载振一见杨翠喜有倾国倾城之貌，顿时如痴如醉，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早把自己的身份忘到九霄云外，连说：“秀色可餐，名不虚传。”说罢，外痴内黠地直视着翠喜问：“今天给贝子爷唱哪出啊？”段芝贵催促翠喜将戏帖双手递上：“请贝子爷点一出。”载振将戏帖接在手里，草草地看了一下上面的戏目，头一抬，挑起眼皮乜斜着两眼望着翠喜说：“就唱《卖胭脂》吧。”《卖胭脂》是一出因格调低下而声名狼藉的小旦、小生戏，演的是落第书生郭怀假借买胭脂之名，调戏胭脂店少女的事，载振偏偏就点了这一出。

杨翠喜在台上表演，载振看得心里奇痒难耐，灵魂也随着演员的表情动作飞出躯壳，附着在翠喜那婀娜多姿的身上。其形其态丑不堪言。散了戏，段芝贵又把翠喜送到载振的酒席宴前，载振一把将翠喜拉了过去，按坐在自己身边。明是让翠喜为贝子爷敬酒，载振却向翠喜大献殷勤，把个青春女子灌得天旋地转。载振又借酒装憨，似醉非醉地缠住翠喜不放。段芝贵心领神会，悄悄安排翠喜于是夜在载振身边侍寝。

载振被杨翠喜艳容倾倒，一连几日偕翠喜于左右，焉然待如夫人似的在大庭广众下招摇，他本想在天津尽情享乐几天，奈何身负朝廷使命非出关不可，最后还是和翠喜分手，怏怏不乐地离开了天津。

载振在天津为杨翠喜而失态，正中段芝贵下怀，他心里非常得意，预感到进身的阶梯就要搭设起来了。他在载振走后，立即约来与杨翠喜私交甚密的盐商王益孙，央求王出面与翠喜的领主陈国璧商议，用“倒口袋”的方式赎买杨翠喜。按当时官府规定，朝廷命官不准私蓄优妓，但以非官方的名义赎买优妓，然后暗地里倒给政府官员则无人追究。用此种方式买优妓为妾者时有所闻，天津民众称之为“倒口袋”。

当初陈国璧从杨茂尊手里赎买杨翠喜，白银不过50两，而今王益孙向他开口讨价，他并不打算真卖，又不便回驳，便以大样3000块开价作为搪塞，岂料王益孙竟满口答应。待他得知王益孙系为段芝贵“倒口袋”，更是后悔不迭。遂将翠喜藏匿在金家窑的女佣家中。王益孙前来领人时，陈改口杨翠喜的身价非大洋1．2万块不可。几经讨价还价，终以大洋8000元成交。杨翠喜被赎出后，段芝贵又破费银元5000块，为翠喜购置珠翠头面和考究的服装。经过精心调教，于次年3月，以为庆王奕劻祝寿之机，把翠喜秘密送到北京，献给了贝子载振。

载振意外得到朝思暮想的美人杨翠喜，对买美献美的段芝贵感恩戴德。他乞求其父奕劻擢升段芝贵以为答报。奕劻身为执掌国政的朝廷重臣，竟然纵容其子，于同年4月12日，将布政使署理黑龙江巡抚之职授予段芝贵，一笔肮脏的交易就这样做成了。

岑春煊

三

有道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没出几天，以画仕女享名于世的画家张瘦虎，得悉段芝贵献美、载振鬻爵的内情，出于对官场腐败的愤愤不平，当即以“愁父”署名，绘制了一帧小中堂讽刺画，题名《升官图》。画面端坐一缠足女郎，二郎腿一搭一跷；一清装官员跪倒在女人石榴裙下，觊觎女人脚下的花翎顶戴，作叩头谢恩状。明眼人一看便知画面上那位女人酷似女艺人杨翠喜，那清装官员自然就是段芝贵了。此画告成，投寄天津《醒俗画报》，社长吴子洲恐因此招惹是非，未予刊用，画家又将画稿张挂在文美斋南纸局。于是，画中所讽刺段芝贵献美贿官、载振金屋藏匿女伶的事流传开来，并且很快传到朝廷内部，由此引出一场不大不小的官场风波，就连慈禧太后也为此事大伤脑筋。

本来，像载振这样挟妓作狎冶游之事，在朝廷中实不罕见，虽属违禁，人们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深究。然而，事情发生在贝子载振身上，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当时朝廷内部宗派斗争异常激烈，庆亲王奕劻与袁世凯勾结，排除异己，争夺权势，早为大臣岑春煊等人所憎恶，双方都瞪起眼睛寻找对方要害之处，伺机打击。3年前载振因事不检点，就曾授人以柄，幸得慈禧袒护才得以蒙混过关。那是发生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九月的事，也是在天津，当时任商部尚书的载振在余园宴请宾客，招来天津名妓谢珊珊侑酒。席间，载振行为轻浮，屡屡与珊珊共饮一杯，致使珊珊饮酒过量举止失态，竟将脂粉涂抹在右侍郎的面颊上，以载振为首的衮衮诸公非但不恼，反与妓女嬉谑无度。此事后被御史张元奇得悉，奏请朝廷对载振实行弹劾。慈禧太后虽然对贝子百般袒护，怎奈这幕丑剧实在有失官场体统，迫于舆论的压力，她不得不下诏书，告诫载振闭门思过。尽管这一处分再轻微不过，对于庆亲王奕劻也是脸上无光的事。为了做样子给人看，他对自己的儿子施以家法，罚他在地上长跪，一些官员到庆王面前为贝子说情，均遭拒绝。直到下午，兵部侍郎兼会办练兵事宜徐世昌闻讯赶来，泣涕陈词，为贝子求情，因为徐是袁世凯的结拜兄弟，袁与奕劻为同一宗派的核心人物等缘故，他才准下这份人情。这件事曾在官场传为笑柄。哪知刚刚消停了3年，载振故态复萌，又发生了以官换美的丑事。奕劻的对立面决定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煞煞这伙人的威风。

四

清廷御史赵启霖（字芷荪）首先发难。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二十五日他以段芝贵花巨金买歌姬敬献载振贿谋黑龙江巡抚为由，写了一份《段芝贵夤缘亲贵，物议沸腾折》呈报朝廷，他在奏章中写道：“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过天津，段芝贵复夤缘充当随员，所以逢迎载振者更无微不至。以一万二千金于天津大观园戏馆（天仙茶园）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其事为路人所知，复从天津商会王竹林处措十万金，以为庆王奕劻寿礼，人言籍籍，道路喧传。奕劻、载振等因之蒙蔽朝廷，遂得署理黑龙江巡抚。……此而变通贿赂，欺罔朝廷，明目张胆，无复顾忌，真孔子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者矣。”弹劾了段芝贵。紧接着，邮传部尚书岑春煊单独进宫谒见慈禧。此公在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慈禧出逃西北时护驾有功，而被慈禧看重。如今他在慈禧面前密奏，支持赵启霖打击奕劻、袁世凯一伙，使朝野大哗。慈禧为了平息舆论，派醇亲王载沣（宣统皇帝之父）和大学士孙家鼐到天津调查事实经过。但未等查明结果，朝廷即颁谕，撤去段芝贵布政使衔，毋庸署理黑龙江巡抚，以程德全暂行署理。此举是想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赵启霖发疏劾段，早有人向载振通风报信。载振虽有后台，闻讯后也吃惊不小。他一面在北京加紧运动朝中要人，一面差遣亲信从通州乘船走水路，连夜将杨翠喜秘密退回天津。袁世凯在天津的表弟张镇芳按照袁的授意，多方疏通，将杨翠喜转赠盐商王益孙，以遮人耳目。先决条件是订立一张置翠喜为妾的文契，写明日期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用意在于表明早在载振奉旨出关途径天津一年多以前，杨翠喜已为王家的外宅妾。王益孙早与翠喜有情，如今分文不花就能白白得到这位令多少豪绅大吏垂涎的名优，自然一切照办不误。诸事安排妥当，孙家鼐才派出查办委员参领恩志、内阁侍读润昌一行来到天津，在下榻的利顺德饭店传讯天津巡警探访队长、知府杨以德，以及王益孙、陈国璧等人。杨以德与段芝贵本是莫逆之交，王益孙、陈国璧等人也早被买通，这些人串通一气，编造了伪证，其中竟然还有杨翠喜本人的口供。口供中说：“具呈人杨翠喜，为据实陈明事：窃身向在天仙茶园唱戏，于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初间，有王五爷（王益孙）向身母说，允以三千五百元价买，充当使女之用。身遂于初三日在天仙茶园停演，于初四日回东安县。初十日返津，在王五爷日本租界楼房暂住。于三月十八日归王五爷住宅服役。所具是实，并无蒙混情弊。为此，叩乞钦差大人查核施行。”恩志、润昌按照这些人的伪证，回京复奏。在北京，载沣、孙家鼐本来早就与奕劻父子沆瀣一气，在调查载振藏匿杨翠喜事件中更是官官相护。经过一番弄虚作假，于同年四月五日向慈禧转奏了所谓的调查结果。慈禧当即指令光绪皇帝颁下诏书，载振没有受到处理，反把奏请弹劾载振的御史赵启霖革了职。谕旨称：“……该御史于亲贵重臣名节攸关，并不详加访查，辄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行入奏、任意污蔑，实属咎有应得。赵启霖着即革职。以示惩儆，朝廷赏罚黜陟，一秉大公。现当时事多艰，方冀博采群言，以通壅蔽。凡有言责诸臣。于用人行政之得失、国计民生之利疾，皆当剀切直陈，但不得摭拾浮词，淆乱视听，致启结党倾轧之渐。嗣后如有挟私参劾、肆意诬罔者，一经查明，定予从严惩办。”就这样，御史赵启霖以参奏不实、污蔑权贵的罪名，被革去职务。

载振因名声益加狼藉，自知难服同僚，于是转天向朝廷自请开缺。朝廷为此下旨称：“载振自在内廷当差以来，素称谨慎。朝廷以其才识稳练，特简商部尚书，并补授御前大臣。兹据奏陈请开差缺，情词恳挚，出于至诚。并据庆亲王奕劻面奏，再三吁恳，具见谦畏之忱。不得不勉如所请。载振着准予开去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农工商部尚书等缺及一切差使，以示曲体……”

光绪谕旨颁发后，朝野上下掀起轩然大波。四月十八日御史江春霖具章指出杨翠喜供词和载沣、孙家鼐的结论都是欺人之谈。奏章条理清晰，论证确切，充满凛然正气，使朝廷如坐针毡。都御史陆宝忠和御史赵炳麟也先后上奏，为赵启霖申白、营救。载沣、奕劻一伙人代朝廷批复：“赵启霖诬蔑亲贵重臣，既经查明失实，自应予以惩儆。”赵启霖为弹劾载振上奏朝廷，丢了头上的乌纱。最终，一个御前大臣和一个贿赂到手的巡抚，到底还是被罢免，总算没白付出代价。事过多年后，著名文人张伯驹（其父张镇芳系袁世凯的表弟，曾参与段芝贵献美贿官事）写有这样一首诗：“买赠佳人金屋娇，封疆擢任气何豪。启霖多事煞风景，却上弹章拆凤巢。”就是对这件事实的浓缩记录。

赵启霖被罢官后，在京师强大舆论压力下，仅仅两个多月，又于六月初七官复原职；载振则避居天津。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后，载振父子寓居天津庆王府（现重庆道），载振幸乘父荫，被逊帝溥仪加恩承袭为庆亲王，坐拥厚资，将大量款项存入汇丰银行，过起奢侈的封翁生活。而那位被撤去巡抚之职的段芝贵，在辛亥革命以后，因为和袁世凯的旧关系，在北京政府当了拱卫军总司令，还先后担任过察哈尔和湖北两省的都督。

轰动一时的载振包买杨翠喜案看上去似乎是个花案，是载振给朝廷丢了脸，其实这里有很深的政治背景，是一次官场权力之争，这个案子成为“丁未政潮”的导火索。在这个案子中先有赵启霖、载振、段芝贵在朝廷获咎，后在奕劻、袁世凯的密谋策划下，又将其政敌岑春煊、瞿鸿禨等人赶出朝廷，其余党余肇康、汪康年受到严厉处置。袁世凯在这次风潮平息后也请假养病，不久调任军机大臣，名升暗降，削弱了其在北洋的权力。

最不幸的是那位无端受害的戏曲女演员杨翠喜。她从北京偷偷被送回天津，直接成为盐商家里的小妾。王益孙在住宅前院为杨翠喜另建房3间，并带私家戏楼，为防止世人口舌，他不准翠喜出屋一步，但准其在戏楼里唱戏过瘾。尽管如此，翠喜依然每日如同坐监，由于心情郁闷，这位大得时誉的河北梆子第一代女演员，不足30岁即早早地离开了人间。所遗二子，下落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