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晚清的两个御史与一个女人

作者:刘绪义
御史,被称为不法官员的克星,历史上多的是“铁面御史”、“烧车御史”等等响亮的名号,总是和清廉、正直,敢于抗上,不畏权贵等形容联系在一起。然而,御史这个群体并非个个都是铁面无私的,也有令人不齿的小人。

在晚清的御史群体中,就有两个特殊的人物。一个是董元醇,一个叫杨崇伊。很多爱好历史的读者都没有听说过这两个人。在清朝,御史官阶不高,从五品,就是各部员外郎级别,与《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副千户身份相等。然而,这两个小人物,都围绕着同一个女人,并且对晚清政局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一个开启了“祺祥政变”,一个则开启“戊戌政变”。历史上将他们和声名不佳的老佛爷慈禧联系在一起。

董元醇,河南洛阳人,咸丰二年(1852年)中进士,授翰林,咸丰十年改授山东道御史。

咸丰十一年(1861年)8月,咸丰皇帝在热河病死,他唯一的六岁儿子载淳即位,年号祺祥。咸丰临死前,遗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大学士肃顺,额驸景寿,还有四个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一共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即所谓顾命大臣,辅佐幼帝。同时又将自己刻有“御赏”和“同道堂”的两枚御印,分别赐给了皇后慈安和懿贵妃慈禧。这埋下了后来后宫与八大臣争权的隐患。

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慈禧就是载淳的亲生母亲。咸丰十一年八月初八日(1861年9月12日) 御史董元醇上了一道奏折《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以皇帝年幼为由,请求由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也就是所谓的垂帘听政。

年青的慈禧是一个懂得权力好处的女人。董元醇上奏的第二天,慈禧召见八大臣,让他们照董元醇所奏传旨实行,肃顺等八大臣自然知道太后垂帘就等于削弱了自己辅政的权力,于是“勃然抗论”,声称自己“系赞襄皇上,不能听太后之命”。于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至吓得六岁小皇帝哇哇大哭,真正吓尿了,尿了太后一身。

虽然最后,肃顺等以祖制并无垂帘之礼为理由,驳回了董元醇的建议。但是,这件事激化了八大臣与慈禧的矛盾。

9月底,慈禧借梓宫回京之机,发动政变,宣布八大臣之罪状,改年号为“同治”。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不外是多颗人头落地。

树欲静而风不止,董元醇开了个头之后,九月二十八日,兵部侍郎胜保上了《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简近支亲王辅政折》,三十日大学士贾祯、大学士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上《奏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纲纪折》。军机大臣文祥也偕王大臣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

排除政敌后,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一,两宫太后携小皇帝载淳到养心殿东暖阁,正式垂帘听政,设两太后宝座在皇帝宝座之后,中间以八扇黄屏风隔开。为使其具有合法性,恭亲王弈訢等人还制定了《垂帘章程》。直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皇帝成年后被迫撤帘归政。然而,没过多久,同治驾崩,择立同治帝年幼的叔伯兄弟载湉继位,两宫皇太后垂帘又得以继续。

大清祖制,后宫不能干政,董元醇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太后垂帘(他的原话是权理朝政,但在肃顺等人看来就是垂帘听政)这一有违祖制家法的险招?多数人认为他是受人指使,充当炮手。有的说是慈禧授意,有的则说是董的座师户部尚书周祖培,笔者以为都无实证,最大的可能性是作为御史的董元醇正是看到了朝中二大势力之争,试图乘间火中取栗,成功了自能青云直上,败了也在所不惜这一小官。

掀起朝野滔天巨浪的董元醇虽然成为一时“闻人”,但并没有因此受益,相反很快消迹于政坛,不知所终,成为一个被胜利者抛弃的棋子。章士钊说,董元醇“在无声无臭中旅进,世论迄无人对元醇漫加毁誉,又在小人枉自为小人中默喻而已”(《热河密札疏证补》,《文史》第 2 辑,中华书局1963年,第106页)。

谁又料到,时隔28年后,同样的故事又发生在一个御史身上,二者有着惊人相似之处。

杨崇伊,江苏常熟人,字莘伯,光绪六年进士,授编修。光绪廿一年(1895年)授御史,他任职后第一疏即引起朝野震动。十一月,他上奏弹劾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所创设的强学会,称强学会是“私立会党,植党营私”,要求予以取缔。结果强学会被奉旨查禁。第二年,他又疏参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称其“遇事生风,广集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等等,要求将其立即罢斥。文廷式是光绪帝亲自提拔和信赖的官员,自然为慈禧所忌恨,因此,文廷式遭革逐回籍。

本来,光绪十五年(1889年),慈禧归政光绪,名义上不再垂帘。光绪二十四年,光绪开始实施新政,史称“戊戌变法”。

然而,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1898年9月18日),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到颐和园给慈禧上了一道奏折,请求慈禧太后“训政”。

这道500字左右的奏折,杨崇伊提出了三大理由:一是光绪尽变旧法,二是斥逐老臣,三是引洋人撑腰。慈禧太后最害怕的是第三点。

此前的七月二十六日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抵达天津作因私访问,没想到,伊藤的到来令维新派人士异常兴奋,当日就有人上了一道奏折请“设客卿以奔走外交”,一道奏折建议“征用寓洋华人”。也就是报纸上说的,在伊藤抵京前后,“京朝大小官员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为顾问官,优以礼貌,厚其汽凛,持此议者甚多”。虽然伊藤来华访问是经慈禧同意了的,但伊藤身为日本改革领袖,慈禧听闻光绪“急欲面询变法方略”,引起了警觉。

杨崇伊在奏折里危言耸听地说,伊藤博文将被聘为政府顾问,把持朝政,这无疑是把老祖宗所传的天下拱手让给洋人。

作为小人物,杨崇伊是没法直通慈禧的,他先是找军机大臣王文韶帮忙向上递折子,但被拒绝;又找另一大臣廖守恒帮忙,也被拒绝。无奈之下,他只好跑去找庆亲王奕劻。庆王看了折子后,也当场拒绝。大家心里明白,杨崇伊奏折里说的要么是社会流言,要么是道听途说,要么是耸人听闻。

见这些大人物都不肯帮忙,杨崇伊便出言威胁奕劻,无奈,奕劻只好答应带他去颐和园面呈慈禧。

读完杨崇伊的折子后,本来对光绪新政久已不满的慈禧,于初四日从颐和园回宫,光绪帝感觉到了恐慌,初六日发布“吁恳训政”诏。初七日慈禧开始“训政”,持续了百天的变法至此失败。这件事史称“戊戌政变”。结局就不啰嗦了。

从变法到“政变”,虽然并非一个小小御史可以左右,但是杨崇伊却起到了重要作用,至少为慈禧“训政”提供了借口送上了弹药。

郑孝胥于八月初五日的《日记》中写道:“杨崇伊纠合数人请太后再亲政,且以‘清君侧’说合肥,又以说荣禄。余惊曰:‘此事急矣’。”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抄》八月初九日记道:“闻首发难者,仍系敝同乡杨侍御也。”

慈禧也称杨崇伊“是于国家有功之人”,待之以董元醇第二。

杨崇伊为什么要反对变法,主张慈禧训政呢?事实上他跟李鸿章的继子李经方还是儿女亲家。

并非因为政见问题,而实在是官迷心窍。这位30岁中进士,直到45岁才得了个从五品御史的小人物,如果不走“捷径”,只怕是永无出头之日了。其心理与董元醇无二。

慈禧亲政后,杨崇伊颇以首功自居,满面风光。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他不仅没有大富大贵,反而被时人视为小人,或许他的人品连慈禧也看不上,因而从此潦倒,光绪卅四年(1908年)八月,杨崇伊以浙江侯补道身份丁忧回籍守制,寄寓扬州,竟持枪纠众抢夺妓女,被江苏布政使瑞澄参劾,驱逐回常熟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慈禧驾崩后,仅过了几个月,杨崇伊就在郁闷和病痛中死去。

历史总是令人唏嘘,晚清两大震惊朝野的事件,竟然与两个小人物御史有着如此微妙的关联,这是巧合吗?

当然不是,历史上从来不乏替权力磨刀的、递刀的、挖坑的、洗地的、出点子的、背书的、颂圣的、吹喇叭的、背锅的……一条龙服务,而且“人才”辈出,青胜于蓝。在奔向权力的私家小道上,打着各种幌子,来实现膨胀的权力欲望。

不过,历史也是有眼睛的,像董元醇、杨崇伊这样“打手式”的小人,终究逃不过权力的玩弄和历史的戏谑,下场并不会好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