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兵与中国古代战争

文:张晓波

导言

战争的胜负，有很多因素构成，战术的革新，是战争天平转舵的一个重要方面。

骑兵集团冲击战术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古达战争的兵种侧重。战争的发动速度与结束方式，也大大加快，与之相应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大动乱与大融合。

最近读李硕《南北战争三百年》，书比较厚，内容也多，没有读完，但是前面几章写得很精彩。后面的大致看了看，是对战役本身的探讨。南北朝史，内容庞杂，朝代兴替速度快，是这十年来我读的比较多的，但是，也好看。

李硕这本书，其实讲清楚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骑兵在南北朝，何以成为战争的决胜的关键所在。

古代中国的战争的主要形态，不外乎两种：中原农耕民族的内部战争；中原农耕民族与边地民族，尤其是与北部游牧民族的战争。从印象上来说，似乎中原王朝一直受制于边地，尤其是北部的游牧民族政权。这个现象，一直是整个古代中国的大问题。

中国古代具装 骑兵

游牧民族逐水而居，迁徙不定，游牧民族部落化的组织形态，很难构筑起中原王朝的集权统治。相对于中原农耕民族，北部的游牧民族的社会组织更为松散，权力集中度也不够高。由于生活习性的不一致，游牧民族在资源存储上，显然与农耕民族有巨大的差异与劣势。游牧民族的物质生产，与草原、气候变化息息相关。如果畜牧业不能提供充沛的物资，那么劫掠就成为一种必然补充选项。由于游牧民族没有集权的统一帝国，其劫掠方式，就变成了袭扰。

游牧民族天然就是马背民族，其生活与袭扰方式，《史记·匈奴列传》说的比较清楚。

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

相对来讲，中原农耕民族，其战争形态，在三国之前的历史上，有相对较高的稳定性。中原地区战争的主力部队，一直就是步兵。步兵为主，是因为步兵适应各种战场条件，同时其征召、管理，我较为方便。战车部队，在春秋战国乃至秦汉，也是广泛运用的兵种，其主要运用在于野战，起到的是冲锋陷阵的作用。而骑兵部队，大多数情况，是起到侦查敌情，切断对手粮道的突击作用。再加上农耕民族的特性，骑射并非所长，像西汉李广这样以骑射建长的军人，并非农耕民族的典型军事将领。

古代中国具装骑兵进攻士兵

农耕民族的这套战争手段，在中原逐鹿，问鼎天下的战争中，具有很大的同质性。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战争的动员能力与及将领的指挥艺术。王翦伐楚，所对秦王，即同质化战争最好的表述：

（秦）王问于将军李信曰：“吾欲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王以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王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遂命名李信、蒙恬将二十万人伐楚；王翦因谢病归频阳。

品茗李信攻平舆，蒙恬攻寝，大破楚军。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楚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败李信，入两壁，杀七都尉；李信奔还。

王闻之，大怒，自至频阳谢王翦曰：“寡人不用将军谋，李信果辱秦军。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王翦谢病不能将，王曰：“已矣，勿复言！”王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王曰：“为听将军计耳。”于是王翦将六十万人伐楚。

但是，中原农耕民族这一套组织严密，动员性强的战争模式，在应对游牧民族上，显然有很大的不足。面对抗游牧民族的少量的骑兵袭扰，步兵集团缺乏机动性。兵少，不足以制胜，兵多，游牧民族的骑兵，“不利则退，不羞遁走”。在没有更好的战术应对前提下，农耕民族，往往只有采取步步为营的被动防御的姿态。

汉地面积广袤，与游牧民族接壤绵延万里，防不胜防。如果无法在战术上克制游牧民族，光有被动的防御，明显是不行的。李硕的看法，是在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中，中原农耕民族形成了应对游牧民族的崭新战争体系——骑兵冲击战术逐渐成为中原骑兵主流战术。这种战术体系，与中原农耕王朝高度集权的政治组织方式相吻合，其本质，也就是步兵的骑兵化。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元狩四年卫青帅军出征匈奴：

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骠骑始为出定襄，当单于。捕虏言单于东，乃更令骠骑出代郡，令大将军出定襄。郎中令为前将军，太仆为左将军，主爵赵食其为右将军，平阳侯襄为后将军，皆属大将军。兵即度幕，人马凡五万骑，与骠骑等咸击匈奴单于。赵信为单于谋曰：“汉兵既度幕，人马罢，匈奴可坐收虏耳。”乃悉远北其辎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适值大将军军出塞千馀里，见单于兵陈而待，于是大将军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可万骑。会日且入，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彊，战而匈奴不利，薄莫，单于遂乘六驘，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时已昏，汉匈奴相纷挐，杀伤大当。汉军左校捕虏言单于未昏而去，汉军因发轻骑夜追之，大将军军因随其后。匈奴兵亦散走。迟明，行二百馀里，不得单于，颇捕斩首虏万馀级，遂至窴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馀粟以归。

卫青“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可万骑”，这是十分明显的骑兵冲击战术。双方骑兵，在大漠展开会战，从文中可见出，杀伤主要不是来自于弓箭，而是相互冲击厮杀所致。

集团化的骑兵冲击战术，这是战术上的巨大革新。它具有两方面的重大意义，汉地中原政权，有了反击北方游民民族的战争手段，而不是简单的防御战术。这是汉武帝敢于北伐匈奴的战术条件。相对于匈奴，汉朝拥有压倒性优势的物资与人力资源，加之以战术上的革新，这是汉匈战争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性胜负手。

第二重意义，是骑兵对于步兵，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这在东西汉这样的大一统帝国中，其应用尚不普及，但为之后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新战争模式奠定了基础。当然，这不是说步兵就一定不能对骑兵形成压力，但总的来说，步兵已经很难在中原对骑兵野战争锋了。

战争的胜负，有很多因素构成，战术的革新，是战争天平转舵的一个重要方面。

骑兵集团冲击战术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古达战争的兵种侧重。战争的发动速度与结束方式，也大大加快，与之相应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大动乱与大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