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处：君臣博弈的标本

作者:郑渝川hiecy

长期致力于中国清代历史研究的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所著的《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一书，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推出。这本书的重要看点在于，首先挑战了清史研究学界有关清朝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的说法，指出真正意义上的军机处是在乾隆年间出现的；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指出，军机处的出现虽然体现了皇帝对于外廷事务加强控制的特征，但该机构的一再扩张，官员和属员的大量扩充，在极大提升对于皇帝的决策辅佐效率的同时，也开始制约皇帝的独断。这显然也是对主流史学界、历史教科书有关军机处标志着封建专制皇权发展顶峰的观点的重大挑战。

白彬菊教授写作这本书时，大量调阅了我国北京与台北所藏的汉文、满文清宫档案文件，深入分析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围绕皇帝决策建立起的内廷辅佐机构的运作情况。书中相当翔实的介绍了清王朝外廷与内廷的权力分配关系及其演变。

许多读者对于古代王朝的宫廷政治向来兴趣浓厚，清宫戏不断推陈出新，尤其让雍正和乾隆两朝的后宫生活及朝堂大事因而有了很高的普及度。当然，清朝皇帝的决策行事，不会像影视作品所描绘的那样，可以由后宫纠纷轻易影响，正如白彬菊教授所说的那样，皇帝本来旨在强化权力而建立、扩充军机处的做法，当军机处沿袭日久成为制度产物以后，反过来就不可避免会成为约束皇帝的分权机构。

有意思的是，乾隆年间和嘉庆年间，军机大臣都曾大量呈报无关紧要的琐事。碍于奏报流程，皇帝本人必须对这些事项一一朱批，即便是驳斥、批评某个官员的奏报的朱批，还得继续评点回复后续的汇报奏折。由此一来，皇帝本人花费在有关征税、人事安排等更重要事项上的精力，就要少得多了，给了军机大臣以额外的“运作”空间。

雍正继位后，曾试图至少在姿态上与其之前的竞争对手进行和解，允禩及其支持者马齐军被任命为总理事务王大臣成员，另一位亲王兄弟允祥，皇帝的舅舅隆科多也获任此职。在清算允禩一党在朝中的势力后，允祥得到了雍正的高度信任，前者受命组建一个高效的内廷班子，来替代过去的议政王大臣会议。雍正恢复了清初的管理部务大臣职位，出于对内阁的外朝运作公开性的不信任，越来越倾向于以内廷秘密决策的方式来驱动国家机器的运转。

《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书中指出，雍正皇帝承袭了乃父创建的内廷通信制度，即奏折制度。该制度可以被理解为书信时代的“专线”、保密“内线”，可以有效绕开外廷，并建立皇帝与疆臣的私人关系。书中列举了雍正与受命赴疆平叛的岳锺琪之间的奏折来报及朱批回复。皇帝不仅经常长篇大论的表达自己的朝事心得，甚至会为茶水水渍弄脏了岳锺琪奏折而向对方表达歉意。这显然是一种相当高明的权术技巧。

怡亲王允祥去世前，在八年时间里为雍正搭建起了一个高水平的内廷辅佐、秘书班子。之后出任内廷班子头目的官员是张廷玉，但与允祥所不同的是，前者因为是汉人官员，所以不可能与皇帝建立起过于亲密的关系，而且不能在关键问题上向皇帝提交异议——允祥则不然，他与皇帝之间经常出现政策争论，其建议往往会比皇帝本人的判断更加切合实际。某种意义上，这已经成为日后建立并扩张庞大的军机处，对于皇帝权力构成牵制的预演。

书中指出，雍正在位期间，尚未出现真正名目的“军机处”，其内廷秘书班子均由其他官职官员兼任。这有点接近于200多年后十分常见的“XXX（事务）领导小组”，小组组长是雍正帝本人，小组办公室主任由允祥、张廷玉担纲，小组成员则由各部及满蒙亲贵中抽调。雍正七年，皇帝已经彻底稳控朝廷局势，平息了青、藏等地的混乱，还以怡亲王之力弥补了银库亏空，因而发起平准之役，内廷的临时秘书班子由此转变为内廷军需房，为战事服务。

乾隆登基登基后，内廷军需房转型为军机处。书中指出，乾隆年间军机处获得了长足发展，得以定型，并延续到了清末。乾隆本人热衷出巡，“军机处作为一个小规模、高效的集权管理机构”，有其重要价值。书中介绍了当时军机处的大臣品级，以及乾隆年间历任领班军机大臣的人选。书作者指出，内廷班子选拔人员，包括军机大臣和作为办事人员的军机章京，必须首先满足政治上的忠诚要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君王的政治决策信息控制。

有意思的是，随着军机处的“扩编”，不仅其职责范围涉及越来越广，甚至涉及皇帝的后宫管理、内务府事务，而且军机大臣也频频纠正皇帝的错误，通过修正谕旨来完善政策。

乾隆驾崩后，嘉庆皇帝迅速惩治了权倾一时的和珅，并随即启动了对军机处的改革。虽然嘉庆皇帝一度降低了对军机处的重视程度，还为细小差错公开批评军机大臣，但这种做法被慢慢纠正。书作者指出，因为身处内廷，军机处负责撰拟自身改革的谕旨，从而将可能削弱其职权权威的改革举措的影响降到了最低。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中心位置早就形成并牢固确立。皇帝对它的忠诚和高效深信不疑……皇帝和国家都已离不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