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细节:清代军机大臣拟稿之事简述;清末军机大臣拟稿失序

作者:史遇春

既然要说军机大臣处理机务时拟稿之事,那么,就先得从军机处说起。

军机处是清代的官署名,也称“军机房”、“总理处”,是清廷的中枢权力机关。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廷因用兵西北而设立“军机房”。

此前,清廷的内阁在太和门外,雍正帝为防止漏泄机密,于是,在隆宗门(位于乾清门前广场西侧)内设置了“军机房”。

“军机房”选取内阁当中谨慎周密的人入值缮写,主要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同时也辅佐皇帝处理政务。

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军机房”改称“办理军机处”,设军机大臣、军机章京等职务,且均为兼职。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乾隆(公元1736年~公元1796年)时期,复设军机处。

从此以后,军机处成为清廷的中枢权力机关,一直存续到清末。

由上可知,在清代的初期,是没有军机处的。清廷在设立军机处之前,皇帝需要发布的谕旨,大多是由南书房拟定的。

所谓南书房,就是清代皇帝文学侍从的值班之所。南书房位于乾清宫西南,原本是康熙帝读书的地方,俗称南斋。

当日,康熙帝命侍讲学士张英、内阁学士衔高士奇入值,此为选翰林入值南书房之始,即内廷词臣直庐。

翰林入值南书房,初为文学侍从,随时应召侍读、侍讲,常随皇帝左右,备顾问、论经史、谈诗文;皇帝外出巡幸,亦随扈;皇帝即兴作诗、发表议论等,皆予记注;进而常代皇帝撰拟诏令谕旨、参预机务。

高士奇在南斋时,颇招致物议,当时有句,讥刺其人云:

“万国金珠贡澹人。”

高士奇(公元1645~公元1704年),字澹人,号瓶庐,又号江村;浙江绍兴府余姚县樟树乡高家村(今慈溪匡堰镇高家村)人,后入籍钱塘(今浙江杭州);为康熙帝近臣,是在文、史、哲诸方面都有贡献的学者;他死后,谥文恪;学识渊博,能诗文,擅书法,精考证,善鉴赏,所藏书画甚富;著有史学著作《左传纪事本末》53卷,《清吟堂集》等。

“万国金珠贡澹人”中,所谓“澹人”,即高士奇的字。

因高士奇亲近康熙帝,所以,“万国金珠(即各国进贡清廷的金银珠宝)”都可以“进贡”到他那里。由此可见,身为皇帝近侍之臣,其权势的显赫。

高士奇之所以招致物议,原因大约如下:

一方面,是因为他受贡“万国金珠”;另一方面,还是因为,康熙帝重用近侍之臣。

皇帝重用近侍之臣,其实是对权力的收紧与集中。这种收紧与集中,一来与旧规往例有悖,二来也是在挤压外朝的权力空间。所以,由此而引发物议,自然是正常的事。

最后,高士奇因“万国金珠”而被弹劾。高士奇被弹劾,自然不只是就事论事的行为;其中,必然有一定的政治动机。假若真如讥刺所云,“万国金珠”进贡给了高士奇,高士奇的罪可就大了,康熙帝也不可能维护他,将此事轻轻放下,只给他一个“休致回籍”的处分。

之所以要详说高士奇“万国金珠”之事,就是想说:清廷当日设立军机处,其初衷并不是处理紧急军务、防止机密外泄那么简单。

其实,设立军机处,还是专制体制下,一脉延续的权力集中。

绝对的集中,必然导致绝对的昏聩与腐朽。在帝制史中,也是一种完全的倒退。

到了雍正帝时期,张廷玉为军机大臣。张廷玉入值时,会携同编修戴衢亨等人共进。其时,皇帝有谕旨,编修戴衢亨等会代张廷玉撰拟草稿。这个时候,还没有军机章京的缺额。

回望往昔,雍正、乾隆两朝的诏书谕旨,内容回环往复、详细周密。比如说,朝廷要拔擢起用一个人,必定要明确宣示之所以拔擢起用此人的原因;比如说,要施行一项政策,也必定会表达清楚不得不施行这一政策的良苦用心。这一时期的诏书谕旨中,凡是戒饬臣工的,其内容之恳切,就如同家人父子之间的交心。这一时期的诏书谕旨的篇幅,长至每份达数百字到数千字之多。猜想,诏书谕旨的内容,肯定是皇帝自己确定大意并亲自阅读修改过的。因为,就一些诏书谕旨的内容看,军机大臣是不敢擅自拟定的。

到了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光绪初年,潘祖荫、翁同龢号称绩学之士,颇工词藻。所以,他们在军机时,诏书谕旨的拟稿,自然没有多大问题。

戊戌〔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以后,瓜尔佳·荣禄执掌枢机。据说,荣禄曾经在私邸拟旨,同僚都不能参与,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写的、写了些什么。同时的瞿鸿禨,虽说是具有文才,但是,他也不敢张扬炫耀。直到荣禄死去之后,瞿鸿禨才稍稍执笔拟稿。

瞿鸿禨在军机时,鄂卓尔·荣庆也参与当值。因为荣庆是翰林起家的,有拟稿机会时,他总是跃跃欲试。安排荣庆拟稿,每写一稿,瞿鸿禨都会十分不客气地进行涂抹修改。在瞿鸿禨面前,荣庆自叹不如,所以,稿子被涂抹修改时,他也不敢争辩。

瞿鸿禨罢军机,张之洞、袁世凯相继进入军机。

张之洞暮年,已经有些江郎才尽的情况了。每至拟稿,执笔沉思,半天都写不出一个字来。袁世凯在旁边看着张之洞发笑,但是,他自己也不能赞襄一个词出来。

清德宗光绪帝的遗诏,乃是张之洞所拟。遗诏之中,光绪帝竟然自称“在天之灵……弥留不起”。读到遗诏的人,忍不住掩口失笑。

十余年来,清廷的朝政失纲。这一时期,似乎就是把军机处的枢机要务完全看成了例行公事。

凡是需要谕旨批答的事务,军机处动辄就命令军机章京查检以往的案例,照抄过来,随便修改几个字,就送进内廷。如果没有成案,各位军机大臣就各出私意,凑合着写成一篇文字,根本就不会考虑文字能不能打动人、说服人,只求完成一天当差的任务就行了。

在此情况下,就发生了很多漏洞百出的事情。

此督、抚参奏的官员,马上就被彼督、抚保举;彼省上奏请拨的款项,马上就被此省截留;甲部上奏确定的奏章,马上就被乙部动议修改。这样乱七八糟的场面,朝廷竟然很少严旨诘责。

监国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最初主持机务时,他的兴致非常高。各省章奏的批答,他也做了调整,将原来的“依议”改作“允行”,有点像史官记事的体裁。折子后面恭敬赞誉的套话,他还会常常加点浓圈。

不过,后来,载沣也慢慢懈怠了,甚至比光绪帝时期还不如。虽然,也会交秘议秘查的诏旨,但是,累月经年也不回复,就像是忘了有这事一般,大臣也不会过问。

浙江巡抚增韫(蒙古镶黄旗人)上奏,请求简拔王丰镐为交涉使,朱批“著照所请。”

朝廷二品大员(交涉使实为正三品),没有正式除授的谕旨,就批四个字了事。听说这件事的人,没有不惊怪诧异的。

按照以往的制度,凡是属于参奏的案件,即便是小到一个典史因为疏于防范而导致案犯越狱,处分时,也是要正式宣降谕旨,以示惩戒。

两广总督袁树勋被弹,密旨交博尔济吉特·瑞澂查办。关于此事,内外人等,都在密切观察其动向。等瑞澂查复请旨时,也是随折批“著照所请”四个字,就没有下文了。

己酉(公元1909年)两宫大丧,民政部请求奖励出力办事的司员,有百余人;礼部也同样请求。这都是违反旧例滥邀恩泽的举动,根本算不上是议案。上奏之后,竟然全部奉旨依议。

本文据清人胡思敬所撰《国闻备乘》卷四《军机不胜撰拟之任》一节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