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庆，字华卿，号实夫，蒙古正黄旗人，生于咸丰九年(1859)，卒于民国六年(1917)，终年五十八岁。幼年家境贫寒，读书亦用功,“历应芙蓉、潜溪书院课，亦间列前茅”。光绪五年中举，年仅二十一岁。光绪十二年入翰林院，从此青云直上，做到山东学政。庚子事变后，荣庆辅佐奕劻处理善后事务，深得慈禧欣赏。此后，历任军机大臣、学部大臣、协办大学士，成为独当一面的重臣。荣庆亲自经历晚清的时代风暴，且地位显赫，故其日记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比读《清史稿》里的百十个人物传记有趣得多。
先看日记中关于甲午战争的记述。“闻大连城不守，朱军失利,东事日棘，毫无补救，奈何!”“闻旅顺不守，军士良死斗，伤哉!”“闻和约已用御宝，夷情险凶，事变离奇，主弱权分，将骄兵肆，二三忠义，实难挽回，蒿目伤心，坐以待毙，真无可说也。”忧愤之情时时可见，要是在古代，确实是个难得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忠臣,但时代变了，面临二千年罕见之变局，仅有忠心耿耿,忧心如焚，于事无补。在朝廷对日宣战的当天、荣庆对“大张天讨”十分兴奋，“早抄谕旨半开，午读《明纪事》读倭患及援朝两议。”读至此，我有点哭笑不得，作为拥有封建时代最高学历的翰林，聪明也就只能到这样的程度——从明代抗倭的历史中找良策。荣庆不是昏愦、懒惰之人，为朝廷大事也算得上尽心尽责，但他居然对国际国内大事一无所知，他以为今日之日本与明朝时的日本一模一样，哪知道对方已经历了明治维新，武装到了牙齿。他却坚持刻舟求剑，真令人啼笑皆非。荣庆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之一，见识不过尔尔，中国焉能不败?
失败之后，荣庆仍未思索失败的原因。一开始，他在阜成门外散步，“近临河甸，绿树葱茏，葭苇弥漫，令人动出世之想。”这是中国文人的老毛病，一遇挫折，马上成为缩头乌龟，以陶渊明式的人物自居，推卸职责，保全清誉，俨然为终南隐者也。一个月后，却升任内阁侍读学士，乃又有一番感想：“十载清班，愧无报称，得迁西秩，稍与清闲，从此养气读书，藉藏愚拙，亦中心之至愿也。”又是一副洋洋自得的模样，笔端掩盖不住满腔的愉悦。他是聪明人，知道官职的大小与个性的多少成反比，一旦升官，立即意识到要“藉藏愚拙”，这样的人难怪官越当越大。甲午的败迹过去就过去吧，中国人是善忘的。善忘也就意味着将在以前跌倒过的地方第二次、第三次跌倒。
艾森斯塔德在《帝国的政治体制》这部杰作中指出，中国的意识形态往往假定适当的管理行为和取向几乎自动的解决了所有实际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又被想当然地认为将会有助于适当的文化秩序永存不朽。荣庆正是这样的意识形态培养出来的废物。他遍览经书，既能给皇帝宣讲经义，又能用经典来教导诸生，但是不仅对世界大势一无所知，又缺乏处理实际政务的能力。在他地位最高的时期，也就是一九○○年至一九一一年，恰是清朝苟延残喘的十一年，他只是隐约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国事身病纠缠一起”，却对症结所在一无所知，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天下的了解是一团乱麻。南方革命风起云涌，他的日记本该有详细的记载和分析，然而他的心思依然在朝会、典礼、空谈上，皇上或太后赐宴，菜谱如何，赏赐何礼品，倒是记得一丝不苟，偏偏把革命党人忽略了，直到一九一二年方有“孙中山北来晋京”七字。
艾森斯塔德认为：“中国官吏的声望来自考试获得的学衔与对文士共享的儒教理想的忠诚。”他进一步论述道：“统治者主要对通过各种礼仪和教育活动维持这些阶层的忠诚感兴趣。主要的强调是依据基本的文化箴言和伦理戒律维系文化行为和文化组织本身。”荣庆正是典型中的典型。他的科举出身、金榜题名以及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教育文化部门任职自然不必说了。更为显赫的是，光绪、慈禧相继去世后，他充随入地宫大臣，恭点神牌，晋太子少保。能为皇帝、皇太后点主，足已证明他是负有清望的重臣。
荣庆的清望绝非浪得。慈禧奖励他“办事认真”，任仓场侍郎时，杜绝弊端，将按惯例可纳入私囊的公款奖励幕僚和差役，“既不违众矫廉，亦不尽私入己。”任军机大臣时，受贿者如过江之鲫，他总是“璧其贽，拒其请”。他说：“某所以贿我者甚至，坚不为动；某公以纯臣笑我，自问何敢，但书迂耳。”若是国学大师们谈到这样的文字，一定会欢呼雀跃：看!谁说四书五经没有用，它能净化人心,启发天良，今日之高官权贵多读四书五经，岂不全是如荣庆这般的清官?宣统元年，荣庆在病中犹要求自己“勿以久病而自恕，勿以将死而自宽”，有几分孔繁森的味道。
然而，在体制大转型的时刻，道德水准的高低无补于事。我感兴趣的是荣庆与袁世凯的交往。光绪二十五年荣庆任山东学政，不久袁任山东巡抚。荣嫡母病故丁忧回京，袁派队伍护送，荣深为感激，是为两人交往开始。袁世凯是荣庆日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人之一，如“西访慰亭兄于贤良寺，久话别来，夜宿公所。” 可见两人不是官场泛泛之交。袁居“贤良寺”，此寺名颇值玩味。袁在荣之心目中，亦为一贤良也。后袁、荣均入军机处，共事甚欢，荣对袁乃是倾心相交，以之为支撑清廷的栋梁之才；袁对荣则是利用而已，使朝廷中多一为自己说话的人，他并不把这位满口之乎者也的大员放在眼里，玩的是猫捉老鼠的游戏。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荣庆对“袁督鄂”极为赞成。清廷被迫下罪已诏、开党禁、咨询宪法，解散皇族内阁。“袁总理”，荣充顾问大臣。最值得注意的是九月三十日记载，“记慰兄略话别来，忠义之气犹见眉宇，归来五钟后矣。”简直让我笑掉大牙，此乃袁氏图穷匕见之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荣庆却还赞他“忠义之气犹见眉宇”——此八字可令一部古文观止黯然失色矣!枉读万卷诗书，诗书都成了猪油，蒙住荣庆的七窍。堂堂顾命大臣，见识不如三岁小儿；位居教育部长，却看不到三步之外要发生的事情，可叹、可悲、可笑!
日记最后提及袁世凯乃是袁之北洋军在前线大捷。“阅昨日报，项城授侯爵。”紧接着袁世凯在民国与清廷之间玩弄权术，以手中之重兵为筹码夺取总统之位。袁指使部下在京城哗变，逼迫清帝退位，“枪声隆隆震耳……暮时凶焰渐炽……亥子之交，枪声到门，火光彻户。”惊惧之下，荣庆避居天津，一生富贵成过眼烟云。此后袁氏在中国政坛上指点江山，把持国柄，恢复帝制以至败亡，日记均只字不提。全记看书写字、饮酒赋诗、观赏园林、听戏访友的日常生活，活像一驼鸟，把头深深地扎到沙丘里去，换取心理上的安定。倒有些诗句略略透露出苦涩的心境，如“卧病苦为无爪蟹，逢人不作附膻蝇”，似乎在说：我被骗得好辛苦!
从荣庆身上，可剖析中国知识谱系的问题。荣庆读书不可谓不勤，品德不可谓不高，《清史稿》称他“持躬谨慎”，亦非虚誉。但他为何落得无所作为、对国计民生“睁眼不见五指”的下场?可见，中国的“知识”出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
在中国，官僚与文人是合一的，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说:“中国的官僚一般被看作是更广泛的文士群体的一部分。”艾氏认为，作为精英群体，文士的存在取决于统一帝国理想的保持；其活动与官僚及行政机构密切相关。在荣庆的日记中，我看到了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是上衙门，办公事，应酬师友同僚；另一方面是逛琉璃厂买书，收集字画文物，以风雅自许。这并不意味着文化情趣捍卫了他的人格独立，相反，知识并没有被中国古代知识阶层作为维护自身独立身分的资源。归根到底，中国的知识——经史子集，都不具备成为这种资源的条件。知识把知识人演化成统治者十足的驯服工具，很少具有内在的自治或为不同阶层的人服务。
公允地说，荣庆在晚清的官僚中虽然算不上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一流人物，也还是能归入二流人物的行列。比起残暴昏庸的端方、赵尔丰、铁良诸人来，亦要高明许多。他虽然不是维新改良派，亦不是保守派。他读《国闻报》，与严复交好，日记载:“严幼陵到，送《原富》译本，语多可采。”送族中后辈留学德国，病中服用洋医药。审批贵州学务的报告时，说：“变法不难，而变人心实难。”颇有见地。但是灵光一现，对整个知识谱系的病入膏肓无力回天。荣庆自己也哀叹：“临事苦于识力薄弱，不能力持者实为不少。影衾抱久，愧汗何如……才不称位，学不济时，陨越之虞，终恐不免，书此不禁憬然……”
荣庆办的实事，乃是办学，他长期管理京师大学堂，虽成效不著，然出力甚多。一九○八年，学都奏，次年开办分科大学:计经学、法政、文学、医、格致、农、工、商八科，开办费二百万两。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北师大前身)。在京设立女子师范学堂，暂招简易科两班。在这些方面，荣庆确实有其贡献之处。
纵观荣庆日记，如读《镜花缘》，老实官僚的老实笔墨，更增添了反讽的效果。船快沉了，他在船上不知怎么办才好——有人在给船打洞，让船快点沉；有人在给船补洞，让船继续开走；有人去抢舵，想左右船的方向；有人去抛锚，想使船停在原地；有人升起帆来，企图借助东风；有人把船上的物品扔掉，企图减轻重量；有人放下救生筏，要偷偷地溜走……可怜的荣庆，官至极品，位极人臣，像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居于覆巢之内，手脚无措——因为圣贤没有告诉他该怎么办。
愚人治理愚人国，这七字足以概括那个时代的中国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