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背“汉奸”之名，50年前的今天周作人寂寞地离开了人间

就这样，他写着未必真心想要写的文章，译着不确定何时才能发表的作品。仿佛过上了和从前一样的平静书斋生活，却是从五四时期的弄潮儿，变成了新时代的零余者，一直处于压抑与畏缩的状态。

为何如此在乎周作人的去留和选择？正是因为人人都知道周作人的地位和意义。在中日两国文化界都备受尊崇的他，不可能如己所愿地留在沦陷区做一个普通的顺民。如多年以后张中行在《再谈苦雨斋》中所讲：“‘七七’事变，日军侵占北京，像他这样的人，三尺童子也会知道，是三十六着，走为上计。……日本人会利用他，这是任何人闭目都会想到的……”。

周作人自己也许确实没有想到这一层，在苦住之初，他应是打算留下来躲入书斋保全自己的。他为自己安排了生计出路。先是与文化基金翻译委员会联系，每月以译稿两万字换费用二百；后来又托人觅得燕京大学教课的职务，并辞谢了日伪各方邀约。

但1938年2月9日，周作人出席了日本军方背景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虽非正式“出山”，消息传出，还是引来一片谴责与劝诫之声。茅盾、郁达夫、老舍、胡风、丁玲等十八人发表《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表态“民族生死关头，个人荣辱分际，有不可不详查熟虑，为先生告者”，“一念之差，忠邪千载，幸明辨之”。根据唐弢的回忆，这一事件更是在青年中造成一种“被原来信任过的人欺骗了、侮辱了似的心情”。

1938年8月，周作人又收到身在英国的胡适寄来的一信，信中乃是一首诗：“臧晖先生昨夜做一个梦，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智者识得重与轻”，如此恳切之言，周作人亦有所动，但在回诗中他还是表示：“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别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身边学人大半南下，周作人一再重复携家眷南下之艰难，显然不能成为充分的理由，更何况友人们的关切与劝诫已构成不小的力量。真正可作为原因的，大概还是他一贯退后的处事态度，和对战事的迟疑与悲观。

晚年周作人回顾这一事件，表示“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在1946年的审判庭上，周作人答辩称自己是为“照料北大”，“头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这样三四等的人，不出来勉为其难，不致让五六等的坏人，愈弄愈糟”。但当被问及担任教育总署督办、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伪新民会委员等职务时，他便“期期艾艾，对答之间颇感尴尬，但仍东拉西扯”。——论保护校产，周作人确有贡献。但这些令他“期期艾艾”之处，恐怕是他自己也不觉得可以辨明的。

即便不完全以民族主义的态度视之，一位宣扬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的新文化者，竟然成为日伪政权中的一个傀儡官僚、一个被利用的文人，这大概才是让人最感悲哀的事。

寻求个体的独立性，却终于在历史的大潮中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其失去，实在令人叹息。非白即黑的审判可以不再做，但个人与历史，个人与时代之间的进退选择，却仍然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