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国难当头，知识分子的选择

1938年4月，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院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走到了继续西迁的最后一程。

为了躲避战火，挽救教育，国民政府决定内迁各校，三所高校的学生定于1937年10月赴长沙报到，但仅仅一个学期之后，长沙也开始面临战争的威胁，1938年1月，继续西迁的工作列入日程。经过65天3500里的长途跋涉，三所高校部分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终于抵达昆明，他们从昆明城东南的迤西会馆出发，经过市中心的金碧路。这条路当时是广东人和越南人的居住区和贸易区，路上有昆明标志性的“金马”“碧鸡”两大牌坊，相传每60年，碧鸡坊的影子与金马坊的影子会交汇在一起，那分别是太阳和月亮的光影。

如今这里仍是昆明的地标建筑，以复建的两大牌坊为核心，形成了以市民广场为中心的步行购物场所。而在它南侧的巷子里，则掩映着蔡锷将军的故居，这位曾在昆明发动起义，推动民主共和进程的云南都督，开办了云南全省工钱局，次年改名为富滇银行，位置就在金马碧鸡广场的北侧。富滇银行在龙云执政期间，依靠发行滇币的优越地位，一直扮演着云南地方央行的角色，是地方军阀统治云南的重要金融工具。地方经济的稳定也成为西南联大做出西迁选择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

当长沙临时大学决定搬迁的消息公布后，很多地方都表示了欢迎，广西政府邀请临时大学去桂林或者其他城市，但经济系教授秦瓒主张迁往昆明，他了解云南，父亲秦树声在清末时担任过云南学台，秦瓒曾随父前往，而且在当地有很多父亲的关系可以利用。临大常委采纳了秦瓒的建议，1938年1月任命他为先遣队长，与迁校筹备委员杨石先、王明之赴昆明探勘。秦瓒到昆后，他的关系果然起了很大作用，不仅教育厅长龚自知极为支持，云南省主席龙云也表示甚为欢迎。

但迁滇的决定在校园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闻一多曾回忆说：“同学中一部分觉得应该有一种有别于平时的战时教育，包括打靶、下乡宣传之类。教授大都与政府的看法相同，认为我们应该努力研究，以待将来建国之用，何况学生受了训，不见得比大兵打得更好。”“长沙临时大学围绕是否迁滇的争论，不仅是战事爆发以来学校关于如何对待战争的第一次大讨论，也是当时教育界关于怎样投身抗战讨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综观这一时期的舆论媒体，在这个问题上都发表了许多不同意见。”闻一多的孙子，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闻黎明向本刊分析道。

截然对立的意见并没有动摇长沙临时大学的搬迁决心。梅贻琦在西南联大校庆九周年纪念会上曾阐述迁校的初衷，选择云南“并不是专以安全为原则，因为单纯为安全可以到西藏的喜马拉雅山”。但是过分闭塞的地方，不是学校所在的目的地，选择云南，“是因为有滇越与滇缅两条路可以通到国外，设备仪器容易运到”。

滇越铁路这条在当年对云南异常重要的铁路线，它进入云南的第一站是碧色寨站，这个小站距离联大文法学院上过一学期课的小城蒙自约有半小时车程，从越南境内西迁过来的联大师生，就是从碧色寨下车，再换上从开远到昆明的列车而到达目的地。地方政府有意将碧色寨车站打造成一个旅游景点，我们去时，当地村民正在复建站台和铁道两侧的民房，在墙面上刷着法式风情的淡黄色油漆。一个来自法国的考察旅游产品项目的团队在导游的带领下正在站台里参观“云端上的铁路”老照片展。这些照片拍摄于1903～1908年，拍摄者是当时参与修筑铁路的法国会计师乔治·奥古斯特·玛尔伯特，图片里展示了当年沿着陡峭的山崖修建铁路的不易。而在已经修缮完整的宽铁轨旁，还有几段尺寸较小的窄铁轨残段，法国团队的导游对此并没有做什么介绍，但这条两轨间距仅为600毫米的“个碧石铁路”其实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是当年在蔡锷的批示下，由个旧锡矿商人集资修建的一条铁路，目的是为了抵制法国人对个旧的锡矿资源掠夺，用一种小尺寸的铁轨将个旧的矿藏经碧色寨直接运往石屏。尽管这条铁路已废止多年，但这段历史仍旧闪耀着云南人争取民族独立自主的决心。

临大决定西迁时，蒋梦麟为了说服同学，特邀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来校演讲。陈诚在演讲中说道，对日作战是长期的，政府深信抗战一定胜利。“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们，理应承担更艰苦更困难的使命，现在政府为了抗战组织青年从军是必要的，但培养未来的建国人才也很必要。”这种表态多少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况且继续学习与投入抗战并不矛盾，只是救国的方式不同，有些同学“听某一人说话以后，觉着救国对，然而当与另一个人辩论以后，立刻改变了主见，于是觉得读书对了”。

但搬迁的过程异常艰难。从长沙临大赴滇路线有三种：一是从湖南途经贵州到云南的步行路线；二是沿粤汉铁路至广州，到香港乘船至海防，再由滇越铁路经蒙自至昆明；第三条路线是沿刚刚竣工通车的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南宁，过镇南关至河内，同样沿滇越铁路从越南到达昆明。在这三条路线中，最值得纪念的是湘黔滇旅行团的3500里长途跋涉。1946年11月，胡适在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纪念会上说道：“临大决迁昆明，当时有最悲壮的一件事引得我很感动和注意：师生徒步，历68天之久，经整整3000余里之旅程。后来我把这些照片放大，散布全美。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是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可见，即使在当时，这段湘黔滇长征已令世人钦佩不已，而作为保存国粹、延续文脉的文化大迁移中的一部分，它的意义更自不必言。

最开始大家把步行入滇的队伍称作“步行团”，在1938年2月长沙临大发出的步行路线报告里，第一次将队伍命名为“湘黔滇旅行团”，为这趟艰难的冒险之旅增添了一些轻松的色彩。从长沙步行至昆明的路线共分成七段：从长沙至常德，193公里，步行；常德至芷江，361公里，乘船；芷江至晃县，65公里，步行；晃县至贵阳，390公里，汽车；永宁至平彝，232公里，汽车；平彝至昆明，273公里，步行。原先彼此互问的“去昆明乎”迅速变成了“步行乎，海道乎”，甚至有三位首次体检未能通过的学生，在坚持要求复查后，才得以进入湘黔滇旅行团的队伍。

政府指派50岁的前东北军师长黄师岳中将担任旅行团团长，还有11位自愿加入的教师：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教员许维遹、助教李嘉言，生物系教授李继桐、助教吴征镒、毛应斗、郭海峰，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地学系教授袁复礼、助教王钟山。学校请闻一多、李继桐、曾昭抡、袁复礼组成旅行团辅导团，由黄钰生教授担任辅导团主席，这些教师中，除黄钰生途中因公几次离开外，其余皆步行到昆明。

在旅行团成员的回忆中，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沿途的惊险，除了大自然的震慑，还有来自草莽的威胁。旅行团进入湘西山区时，传言土匪猖狂，“公路愈来愈曲折，两旁峭壁矗立，眼界顿时缩小，左右前后都是山，稍高些的就被云雾吞没，加上丛丛密密的树林，给人一种强人随时可能出没的感觉”。

联大学生向长清在《横过湘黔滇的旅行》一文中回忆：“把铺盖摊好睁着朦胧的眼睛正想倒下头去，忽然间传令兵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说就是那一批土匪快要迫近这里了。顿时山腰间布满了紧张恐怖的空气，灯放射出的黄光，到后来索性吹灭了，变成一片漆黑。最初有人主张放哨，可是赤手空拳的那有什么用，幸而我们的大队长挺身出来独当一切。时间一分一秒地爬去，土匪却没有来。恐惧终究是挡不过疲倦的，大家终于都昏昏入睡了。因此当第二天那破裂的号音在屋角吹响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已经平静地度过了一夜。”旅行团始终没有与土匪正面接触过，据说这是湖南省政府事先给“湘西王”打了招呼，说将有一批穷大学生“借道”去云南读书，请求放行。

战时环境下的思考，给教育界的“小长征”增添了不寻常的意义。抗战爆发后，从前线和东南地区避居内地的人成千上万，西南地区已成为抗战建国的重要腹地，认识西南、开发西南，已是坚持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团员们深思着，西南地区虽然“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地方，将来开发，前途远大”，却也“高山峻岭，急川涌流，只利于自守，而不宜于向外方发展”。一些团员不由心情沉重，国家已经失去江浙、华北及沿海地区，若只是固守西南“而不思收回失地，则生命上所受的威胁，便无解脱”，“蜀汉的往事，可引以为鉴”。

向长清写道：“三千多里走完了，在我心头留下了一些美丽或者惨痛的印象。恐怖的山谷、罂粟花，苗族的同胞和瘦弱的人们，使我觉得如同经历了几个国度。”他颇有感触地说，对于抗战而言，边远地区还远远没有动员起来。“一路上简直就看不出什么战时的紧张状态，只不过大都市里多了几个穷的或者富的流浪者！乡村充满了抽丁的麻烦或者土匪的恐怖而已。”联大师生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在这次长途跋涉中得到了升华，正如团员马伯煌所说：“在西南联大的精神结构中，也有徒步3500里的因素在内。”

1938年4月9日，距旅行团第一次长沙码头集合恰好两个月，成员们终于抵达通往云南的关口。这时距离昆明还有100多公里，在开始最后一段旅程之前，旅行团于早上8点集会。黄钰生教授报告了学校的最新消息：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为了能给迎接他们的师长、同学及昆明市民一个好印象，所有人换上干净整齐的衣服。

行至金碧广场时，学生们不禁感慨起来：“走到城中心区，抬头一看，金碧辉煌地立着‘碧鸡’‘金马’两座大牌，不禁使我忆及那已沦陷的可爱的古城——北平！太太小姐公子哥儿们，大家也想想北平是怎样丢的呵！”接着，丝绸横幅展开，上面写着“欢迎湘黔滇旅行团”几个大字，从其他路线来到昆明的师生们，唱起了语言学家赵元任谱写的歌曲：“It’sa long way to Lianhe Daxue. It’s a long way togo.”队伍穿过昆明城到达北侧的圆通公园，黄师岳将军对梅贻琦说：“我在长沙从你手里带走了200多人，现在我把他们还给你。根据名单，所有人都在这里。”

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围绕着一些保存下来的遗迹，云南师范大学建起了一座西南联大博物馆。当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匾额和西南联大纪念碑留存了下来，另有一间由梁思成和林徽因设计的铁皮屋顶教室也加固完好。除了位于室内的西南联大校史展览外，庭院的深处矗立着李公朴、闻一多的衣冠冢，以及“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代表了西南联大最悲壮的一面。

西南联大博物馆馆长李红英告诉本刊，现在每年来参观的游客超过17万人，除了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文化机构和高校外，港澳台地区及海外游客的数量也占了相当的比重。“当年西南联大去台湾的有300多人，这些人成为了台湾当时的核心教育支柱，西南联大在台湾的影响力非常大。不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来参观博物馆的游客普遍都有种‘朝圣’的心理，西南联大是一座丰碑。即便是我这里的讲解员也觉得这份工作特别光荣，我们在每年的新生里都会招募志愿讲解员，他们的培训时间是三个月，之后经过考核才能上岗，同学们都非常踊跃。”

给我讲解的女孩是9月份刚入学的“大一”学生。走进铁皮屋顶教室里，她为我介绍墙上挂着的西南联大校歌《满江红》，罗庸作词，张清常谱曲。“我给你唱一遍吧。”她自告奋勇，“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青涩的嗓音在教室上空回响。

抗战期间，迁走合并的高校有很多，但只有清华、北大、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坚持了下来，首当其冲的原因是三位校长能够精诚合作。

最开始，三校合作并不是一拍即合的。担任过西南联大外语系系主任的叶公超回忆说，当年他到了长沙以后，才知道蒋梦麟先生仍在杭州。蒋回来以后，叶公超问他南开和清华的两位校长什么时候来，蒋梦麟并不乐观。“不过他说，假使他们两位不来，我们也要把大学办起来。那时候的情况很微妙。北大一向是穷惯了，什么事不一定要有什么规模，只要有教员、有学生、有教室就可以上课。清华是有家当的学校，享受惯了‘水木清华’的幽静与安定。南开好像脱离了天津的地气，就得不到别的露润似的，总觉得政府要在后方办大学而要他们来参加，他们当然不能够把家当挖出来。清华有稳定的基金，但是恪于条文不能随时动用。”当时蒋梦麟和叶公超以及清华、南开的几个教授在一起，没事的时候聊天，大家总要打听张伯苓先生的消息，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到长沙来，梅贻琦也迟迟没有确实的消息。当时有人主张蒋梦麟回南京一次，甚至说，假使张、梅两校长不来，我们就拆伙好了。蒋梦麟当时的反应很见他的性格：“你们这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要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的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不能够因为张伯苓先生不来，我们就不办了。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我们多等几天没有关系。”后来张伯苓、梅贻琦两位校长都到了昆明，联大时期总的来说合作是很成功的。

叶公超说：“联大初成立，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对北大蒋梦麟校长说，‘我的表你带着’，这是天津俗语‘你作我代表’的意思。蒋梦麟对梅贻琦校长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三位校长以梅贻琦先生年纪较轻，他毅然担负起这一重任，公正负责，有时教务长或总务长缺员，他就自己暂兼，认真负责，受到尊敬。蒋梦麟校长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这是实话，从而奠定了三校在联大八年合作的基础。”

1915年，梅贻琦从美国留学回来，到清华任教。20年代初，清华早期的留美学生陆续回到母校教书，他们回校后不满清华的落后状态，以“改革清华、提高清华的学术地位、反对官僚政客控制学校、实行教授治校”等主张号召“反对由少数行政寡头治校”。因此，1926年清华大学教务长改由教授会推荐，梅贻琦由教授会选出兼任教务长一职。1928年他担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这一年国民政府推翻了北京政府，校名改为“国立清华大学”。由教育部长李书华推荐，1931年12月他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此前一段时间，随着时局的变化，清华大学校长一度更换频繁，梅贻琦临危受命，至1948年底，其间包括长沙临大在内的联大九年。

“联大时期是梅贻琦治校实践中压力最大的时期，也是其教育方针在学术与政治的互动中显现成效的时期。”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博士刘宇告诉本刊记者。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曾就《梅贻琦日记（1941～1946）》指出：“今天我们研究这本日记，很希望知道当时针对那些困难的局面是怎样考虑的，最后怎样做出决定。这方面，可惜他留给我们的太少了。……这本日记包括的时间正是西南联大在昆明八年的关键时期，也是先父一生经历中最艰难的时期。从日记里可以看出当时国家的形势和学校事务对他精神上的重大压力。”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出任校长后，先后从全国罗致了数十位有才识的教授，他认为“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项关联的。”

梅贻琦尊重教授，在校内树立了教授的威信。“他在校务会议、评议会和教授开会讨论问题被问及校长意见时，常常说‘吾从众’，以尊重教授发表各自意见。”刘宇说，“他将自己在校内的位置比喻成京剧中的‘王帽’一角，表面上看着很好看，但实际上是配角，真正的主角是教授群体。”对于此，朱自清在联大时期发表的《清华的民主制度》一文中写道，大学的民主制度“究竟还是很脆弱的，若是没有一位同情的校长支持的话”，“梅贻琦校长便是难得的这样一位同情的校长”。陈岱孙也曾回忆说，“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和“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这两件对清华大学迅速发展起了关键作用的事，都和梅先生的伟识、宏量分不开”。

“清华大学1925年在原有的留美预备学校里设立大学部，1928年正式建立清华大学，只用了十年时间，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已成为世界知名大学。可以从它的成功中找出许多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它在开始时能够吸取现代大学的精华，就是大学独立和教授治校，这是现代大学的命脉。”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告诉本刊记者，“当年国民党也千方百计想在大学插足，但收效不大，因为那里的教授不买账。西南联大时期，陈序经先生一度做过法商学院院长，这位当年挑起全盘西化论战的学者，身上有股浓郁的西方知识分子气质。他为人正直，明辨是非，在学校里或社会上从不参加政治活动，但对政治上的是非他心里非常清楚。1941年前后，国民党想加强对西南联大的控制，要求当时担任院长以上职务的教授都得参加国民党，陈序经知道后淡淡一笑，对他的一个学生很坚决地说：‘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后来也没人敢把他怎么样，而且当时许多教授也是这么做的，也有一些教授入了国民党，但多数教授对此很不以为然。那时西南联大从梅贻琦到众多教授，对上面的各种指令，也有惹不起的时候，但除了抵制以外，多数情况下是应付了事，那时的联大不能说完全实现了大学独立，但作为一种理念，在西南联大里是扎下了根的。”

1940年，教育部颁布训令，要求全国高校统一科目、统一教材，这激起了联大教授的不满。联大召开校务会议，由教务长主持，全体教授参加，商定抵制策略。会议通过了一份文件，由冯友兰撰写，既义正言辞又文辞雅训。“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又言，教育部乃行政机关，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作赏罚。“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设施，将使权能不分，责任不明。”这份函文经梅贻琦审阅后抄呈教育部，教育部无可奈何，只好默认联大对相关训令可以变通执行，此事不了了之。

同时，梅贻琦性格温和，在三校教授云集的西南联大也化解了不少矛盾。“遇到问题，总是先问旁人：‘你看怎样办好？’当得到回答，如果是同意，就会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就会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的好，或我看如果那样办，就会如何如何，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他从无疾言愠色，所以大家愿意和他讨论。”郑天挺曾在文章里这样回忆梅贻琦。

战争没有完全阻隔学术，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战争爆发前中国学术的强大生命力，这主要是靠当时一批学者的风范来共同构成的。抗战前的中国学术精英，在战争爆发后基本上都集中于西南联大，在这个独立的精神家园里，30年代学术界形成的学术传统得以保留和延续。

“从三位校长的年龄上看，他们基本上是19世纪末出生的人，大致比北大、清华、南开初创的时间早15年左右，这决定了他们的小学和中学教育是传统的，而大学教育则是现代的。”谢泳说，“从清华1909年首次制度性派学生赴美国留学到抗战爆发，30年代前受过完整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回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尚比较适合他们生存，这批人除少数在政府做官外，绝大多数成为大学教授。”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群体恰好是由30年代前完成中西方两面教育的三代知识分子共同组成的。第一代是出生于19世纪末的一批人，以陈寅恪、傅斯年、刘文典、闻一多、朱自清等人为代表；第二代人是20世纪初出生的一代人，如王力、唐兰、浦江请、钱端升、叶公超等；第三代则是1910年前后出生的钱钟书、费孝通、吴晗等人。“这三代学人的共同特点是在抗战前基本完成了学者的准备阶段，开始迎来自己学术上的丰收期。他们的年龄结构恰好是50岁、40岁、30岁，这个结构是学术繁荣的最佳梯队结构，可以使三代学人的知识结构、学术视野形成互补。

“以1909～1929年清华留美学生为例，在这期间几乎每一年度都有人成为西南联大教授，而且人数越往后越多。通过以上观察，我们大致可以说，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群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抗战前中国第一流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学者主要都集中在西南联大。”谢泳说。

而在战争时期的特殊环境下，西南联大的一些纯学术研究也自觉地增添了现实需要的内容。

为冯友兰带来极高荣誉的《贞元六书》动笔于长沙临时大学南岳分校，一直到蒙自后，才终于完成了《新理学》一书。在颠沛流离中他不断思考民族兴亡与历史变迁。“抗战时期，本来是中、日两国的民族斗争占首要地位，这就更加强了我的民族观点。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认为中国过去的正统思想既然能够团结中国民族，使之成为伟大的民族，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的泱泱大国，居于领先的地位，也必能帮助中华民族，渡过大难，恢复旧物，出现中兴。”

与国防关系密切的学科，在抗战中受到格外重视。曾昭抡在抗战期间撰写了大量军事科普文章和读物，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各种武器，目的就是为了普及军事知识，唤醒民众武装抵抗意识。1938年秋季，西南联大成立了航空工程学系，其空气动力学研究与实验在当时的中国首屈一指，而它的航空风洞实验更与国防建设密切相关。

西南联大师生把支援抗战作为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其中抗战戏剧演出是联大师生文人抗战的一个重要方面。

“皖南事变”发生之前是联大话剧演出氛围最浓厚的时期。1938年10月，云南省抗敌后援会发起为前方将士征募棉衣运动，省政府也决议募集棉衣20万件。15日《云南日报》刊登启事：“目前第三期抗战，已入重要阶段，我前方将士，为保卫大武汉，正用血肉与敌人搏斗，而我三迤健儿，亦已磨砺准备加入前线，惟因冬令将届，气候渐寒，单衣蔽体，实难抵御。”启事说，“近接前方部队来函，委托代为发起捐募寒衣”，为此特号召“后方民众，本爱乡爱国之精神，抱与前方战士痛痒相关之心，慷慨捐助”。当时正是“九二八”日本对昆明实施第一次大轰炸后不久，昆明民众无不义愤填膺，纷纷响应省府号召，支援在前线与日寇鏖战的滇军子弟。西南联大一些同学和教师联合起来，于1939年春排演四幕话剧《祖国》，以演出收入作为捐款。

这出话剧是外语系年轻教授陈铨根据国外剧本《古城的怒吼》改编而成，剧情描写的是：“北平爱国男儿秘密从事抗日救国工作，不屈地与日寇及傀儡斗争，唯因有迷恋爱情之荒淫少妇泄露机密，致使收复北平之伟业未成。”话剧围绕着投身民族解放斗争的男青年刘亚明如何摆脱美丽姑娘佩玉给他的爱情羁绊来展开。注重文艺效果的陈铨，没有把故事结局写成胜利，而是有意表现“光荣的牺牲和光荣的失败”，但这种“严肃悲壮的氛围”，并没有“减低它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1939年2月18日，《祖国》在光华街云瑞中学礼堂首次公演。首演当天，联大剧团发表《敬谢赞助本团的人们》，向孙毓棠、闻一多两位教授表示感谢。孙毓棠担任舞台监督，在他的邀请下，他的妻子凤子担任了剧中佩玉一角；在繁重的研究工作中抽出时间的闻一多则全权负责舞台设计，这令剧组和观众们都非常感动。

《祖国》的上演引起了相当轰动。每晚不到7点，所有坐票就全部售完，甚至还有些观众要求买站票观看，但出于安全考虑，剧团对此没有破例。原本定于22日结束的演出，在观众的不断要求下决定加演三天，一时，《祖国》成为当时昆明人民热议的话题。

“昆明远离前线，天长日久，疲惫的人们不免存在着某种与战时气氛不很协调的现象。”闻黎明说，《祖国》的剧情，便带有对这种现象的批判性质。正如一位观众在评论中所说：“在前线或邻近的后方，敌人的炸弹，正是我们的宣传品；可是在这距离前线远远的安适后方，除了一些书报外，很少有什么去刺激在做着甜梦的人们，并且有部分的设施直接间接地减少入梦的困难和推动着入梦的波浪！”而这个时候的《祖国》，“适应着客观的需要而产生了”，“它要深深地刺激着安乐里的人们，并且指示出一条光明的大道”。《祖国》成功之后，“联大话剧团”正式成立。这个剧团后来常常下乡宣传，相继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最后一计》等著名抗战救亡独幕剧。

更直接的是投入到抗战的最前线去。西南联大博物馆里矗立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碑文中写道：“联大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这座纪念碑的背面，刻着832位从军学生的名单。回溯西南联大短短八九年的历史，竟相继掀起过四次从军热潮：从抗战初期的1937年末到1938年初的长沙临时大学时期；1941～1942年为了配合美国空军来华作战及中国远征军两次入缅甸对日作战时期；1943～1944年印缅战区盟军反攻时期；1944年底响应国民政府号召组织知识青年从军时期。

抗战前，教授们在北平的生活相当优越。刘文典的儿子刘平章七八岁时就跟着父亲的脚步来到昆明，之后除了上大学几乎再没离开，但他仍对北平的老宅记忆犹新。“父亲买了北池子大街的一幢两进的四合院，除了家人，佣人、厨师、司机等等加起来有七八个，家里还有黄包车和汽车，那时父亲的工资每月有800块。”

“根据日本的资料，日本早在侵华以前就对中国的水文地貌以及各种社会动向进行过深入调查，他们对北京知名学府的教授的生活状况非常了解，不太相信生活条件这么优越的人，会愿意选择到云南这样的边陲地区去过清苦的日子。”刘宇说。刘平章回忆，周作人曾多次向刘文典发出留在北京的邀请，均遭拒绝，于是日本宪兵上门搜家，“把一家人赶到客厅里，宪兵去后院里搜，并没有搜到什么，最后也对我们一家很客气。这件事之后，父亲通过蔡元培的帮忙，搭上了南下的火车”。

长沙联大迁昆明后，校舍一时未及建盖，只能租借大西门一带的昆华农校、昆华师范学校、昆华工校和昆华中学的部分校舍以及拓东路的迤西会馆和全蜀会馆来用，但仍不够，只好将文、法两学院暂迁滇南的蒙自上课一学期。

陈寅恪是孤身一人从香港转道滇越铁路抵达云南的，他的夫人患心脏病，和子女们留在了香港。陈寅恪赴滇途中损失了很多藏书，先是寄存在长沙亲戚家的书被大火烧光，走滇越铁路时又被窃书两箱，里面装的多是他自己的中文古籍批注本、古代东方书籍及拓本、照片等。1938年春抵达蒙自后不久，他又染上了疟疾。半年后随联大文法学院迁回昆明时，右眼视网膜已脱落，仅剩左眼视力。

陈寅恪在昆明的时间为抗战前期，当时日本飞机频繁轰炸昆明。他视力不好，又多病，家人不在身边，跑警报都成问题。他当时和傅斯年住在靛花巷3号，楼高三层，傅斯年住一层，陈寅恪因为有午睡和早觉的习惯，为了图清净住在三层。警报一响，大家都争着往圆通山脚下的防空洞里跑，傅斯年怕陈寅恪睡着了听不见警报，或者因为视力不好下楼危险，每次都要上三层搀扶着陈寅恪一起跑防空洞。教授们的日子过得非常辛苦。

昆明师范大学教授余斌对西南联大师生在云南的生活情况进行过深入研究，他告诉本刊：“抗战的头两三年，云南物价还是比较平稳的，加之‘外省人’用的是中央法币，而新滇币和中央法币的比值为10∶1，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回忆说，用法币计算，当时一角钱可以买100个鸡蛋，很占便宜，所以联大师生在云南的头两三年日子还是比较好过的。但随着日本敌机对昆明轰炸日益加剧，物价飞涨，教授们的日子也难过了，大家为了养家，都得找门路创收。”

人们熟知的有闻一多刻图章养家糊口，以及几位教授夫人卖自己制作的定胜糕贴补家用的故事。更普遍的是教授去大学或中学兼课或当家教，也有政治系教授开律师事务所的，或者中文系教授为人撰寿辞、墓铭，也有教授在房前屋后种瓜种菜改善生活的。

叶公超当时住在昆师宿舍后面的孝园里，那里是金家祠堂所在地，叶住的是祠堂的享堂。1939年他的家眷从香港来到昆明后，他的夫人开始在花园里种菜。吴宓当时在叶家搭伙，他在日记中记录，曾“在超园中盘桓，看二水牛耕园地”，足以想见花园之大。孝园的位置在现在昆明学院昆师路校区内，余斌通过现存的一张《叶公超花园》照片找到了早已湮没在岁月里的教授旧宅，祠堂整体格局早已不在，在曾经阔大的需要两头水牛耕种的花园里，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建起了教师宿舍楼，中央唯独留下了叶公超曾住的享堂。余斌说，享堂后来被用作昆明师专离退休工作处的办公室，原本的平层中间隔出一层，又分出若干间，变成了一座二层小楼。

不过，云南舒适的自然环境还是给了联大师生不小的安慰，令他们回忆起在北平的岁月。在昆明时，翠湖就在学校附近，陈寅恪和吴宓常去湖边散步。“照影桥边住小车，新妆依约想京华。”陈寅恪在湖边生发出对故乡的思念。文法学院在蒙自时期，陈寅恪看到哥胪士洋行旁边的南湖，也不禁吟出“景物居然似旧京”的诗句。教授浦薛凤在文章里写出刚去蒙自时的印象：“初到时，南湖里段涸干见底，及雨水充满，景致益佳。沿湖右望，石桥方亭，长堤满树，又具些微什刹海光景。此盖因吾侪流亡者念念不忘最美丽之旧都至可爱之清华，故触景生情，动辄联想动辄比拟，正如李青莲诗中‘华阳青树似新丰，行人新都若旧宫；柳色未饶秦地绿，花光不减上阳红’云云也。”

蒙自当年在市区里种着很多高耸的桉树，联大学生周定一回忆说：“桉树的叶子修长而中部稍宽，老了就变成红色，可选做书签，在上面题字，还寄给远方友人。”如今因为城市改造，市区里已难觅桉树的身影，但联大师生的教室和住所却较昆明保存得更为完好。在南湖的南北两侧，分别是男生和单身教师居住的哥胪士洋行和用作教室的法国海关、领事馆等等，哥胪士洋行仍刷法国黄色漆，其中一部分改造成了蒙自分校博物馆。闻一多当年因为读书不肯下楼和师生们一起参加课外活动，被郑天挺劝说，“何妨一下楼？”于是他住过的房间现在挂上了“一下楼”的牌匾。

在联大师生到来之前，蒙自相当封闭。那些从香港转道过来的女学生衣着时髦，走在大街上非常引人瞩目，甚至有苗族妇女掀起女学生的裙裾，想看看她下面是不是穿了裤子。联大到来时，发现当地苍蝇非常多，于是联大联合当地驻军和其他部门，掀起了一场灭蝇运动，给每人发一个苍蝇拍，到苍蝇最多的饭馆、菜场、豆腐作坊等地去打苍蝇。一些思想比较进步的同学还给当地老百姓办了夜校，不但学文化，也讲时事，宣传抗日，教唱抗日歌曲。

哥胪士洋行背后的小街上居然还能找到当年在师生回忆录里提及的那家越南咖啡馆。周定一写道：“咖啡豆现炒脆现碾碎后，放入双层金属杯的上层，用开水一冲，沥到下层。这种咖啡味浓香烈，而且可以一冲再冲，我们总要喝到一点咖啡味都没有了才算完。店里还有颇为精致的洋点心，成瓶的啤酒，但吃得起的人不多，现做的西红柿鸡蛋饼，物美价廉，倒也实惠。”这家小门脸仍旧是当年浅绿色的墙漆，里面住着的老人就是当年店主的女儿，她不愿多言，只是指指牌位上的父母和祖父母的照片，当年随着滇越铁路的开通，他们一家从中越边境迁到蒙自开咖啡店。这所房子在1949年后被国家收回，后来又把其中一半归还给了他们。

整体上来说，在云南求学基本免除了战争的侵扰。最大的威胁便是跑警报，对此汪曾祺曾有过非常有趣的回忆：历史系教授雷海宗授课内容烂熟于心，每次下课讲到哪算哪，下次上课前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的笔记记得非常详细，有一次课前他照例发问，女同学打开笔记本说：“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由此可见当时昆明警报之多。

“一有警报，别无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作‘跑警报’。‘跑’和‘警报’连在一起，构成一个语词，细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因为所跑的并不是警报。这不像‘跑马’‘跑生意’那样通顺，但是大家就这么叫了，谁都懂，而且觉得很合适。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在汪曾祺的笔下，习以为常之后，跑警报便成了一件轻松有趣的事。

“说是漫山遍野，但也有几个比较集中的‘点’。古驿道的一侧，靠近语言研究所资料馆不远，有一片马尾松林，就是一个点。这地方除了离学校近，有一片碧绿的马尾松，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很软和，空气好——马尾松挥发出很重的松脂气味，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或仰面看松树上面的蓝得要滴下来的天空，都极舒适外，是因为这里还可以买到各种零吃。昆明做小买卖的，有了警报，就把担子挑到郊外来了。五味俱全，什么都有。最常见的是‘丁丁糖’。‘丁丁糖’即麦芽糖，也就是北京人祭灶用的关东糖，不过做成一个直径一尺多，厚可一寸许的大糖饼，放在四方的木盘上，有人掏钱要买，糖贩即用一个刨刃形的铁片楔入糖边，然后用一个小小铁锤，一击铁片，丁的一声，一块糖就震裂下来了——所以叫做‘丁丁糖’，其次是炒松子。昆明松子极多，个大皮薄仁饱，很香，也很便宜。我们有时能在松树下面捡到一个很大的成熟了的生的松球，就掰开鳞瓣，一颗一颗地吃起来——那时候，我们的牙都很好，那么硬的松子壳，一嗑就开了！”

刘平章也向本刊回忆说，那时他每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站在街上看昆明市的制高点五华山顶发出的信号灯，“五华山顶的水塔上挂了红灯笼，说明今天有预行警报”，赶紧跑回家通报，全家一起躲到郊外去。“有一次有颗炸弹投下来，强大的气流把屋顶都掀了，瓦全落在了床上。”刘文典像很多教授一样，选择搬离了市区，他们家住到了官渡，在那待了五年。

官渡驻扎着国民党一个炮兵团，有三个联大学生在炮兵团服务。“周末的时候那三个学生就开着炮兵团的吉普车带我们到处去玩。他们身上装着两种信件，一种是中文的，一种是英文的。见到中国人就拿英文信，见到外国人就拿中文信，反正对方都看不懂，通通都会放行。”联大学生在炮兵团的任务是为美国教官做翻译，当时还是孩子的刘平章对一个50多岁的美国教官印象极深：“他很喜欢唱歌逗小孩子玩，每次开车经过时，我们都翘起大拇指喊：‘老美顶好！老美顶好！’他就伸出手来撒一把糖给我们。”在刘平章的印象里，美国人非常友善。有一次有座楼失火了，一个中年人被困在二楼，“那个人无亲无故，决定不逃了，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准备等死。那个50多岁的老美披着被子冲进去，把那个人背了下来”。

而美国大兵与联大女学生之间也生发过不少浪漫的故事。前几年，报社的朋友来找余斌帮忙，一个曾在昆明服役的美国退役老兵带着夫人回到昆明寻人。他当年曾和一个中国女孩谈恋爱，只知道她的小名叫做“彬彬”，父亲是一个学校的校长。“一听到这样两个信息，我马上就想到这个人是梅祖彬，梅贻琦的大女儿。辗转找到了梅贻琦的侄女，最后获得了梅祖彬的联系方式。其实梅祖彬也在美国好多年了，两个曾经的恋人又在昆明互相联络到了彼此。”余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