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披澜读史
编者按：在互联网上，当提到导致灭亡的靖康之变时，总有人会将下意识地将此战的胜败归为两国士兵战斗力的巨大差异。认为正是因为女真”满万不可敌“，所以在面对孱弱不堪的北宋士兵时，才能一次又一次地创造出后世难以想象的军事胜利。可在冷兵器时代，士兵的战斗力也绝不仅仅体现于体格的强弱、战技的优劣。更何况，在靖康之变中，北宋朝廷同样征调了宋夏边境的西军以及其他边军部队。事实上，相较于战斗力差距这种万金油式的解释，靖康之变中北宋朝廷在军事调度上所显现的低效和无能，才是这场靖康之耻发生的根本原因。
靖康之耻的过程中，女真骑兵曾两度南下围困汴京。一次是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一次是次年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两次围困战中，汴京城下，宋金两方的军事实力对比不相同的，第一次汴京之围时，完颜宗翰所率西路军被牢牢钉死在太原城下，未能进攻汴京，参与围城的金军，只有完颜宗望的东路军。
根据抗金名臣李纲《靖康传信录》的记载，宗望麾下所统兵马只有六万。而北宋方面，京师内禁军空编严重，仅存“卫士三万”。但由于较早的发布勤王诏令，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七日，抵达汴京城下的勤王军“集城下者二十余万”，其中不乏西北名将种师道所帅精锐西军，以及两湖地区彪悍的刀弩手等部队。正是因为勤王军的巨大压力，攻城不利的宗望这才选择签订和约，领兵北归。
但第二次汴京之围的情况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曾经在太原城下裹足不前的西路军与东路军会师，根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此战中仅汴京主战场的金军就已达十万众，反观北宋，在第一次汴京之战中就死伤惨重的京师禁军只能以城中乞丐、无赖凑数，而抵达京师的勤王军更是只有南道都总管张叔夜的三万人和王琼、郑建雄的八千兵马。双方的军事实力发生了巨大反转，这才导致徽钦二帝被掳，北宋灭亡的靖康之变。为什么两次汴京之战双方的军事对比如此之大呢？
事实上，与第一次汴京之围时的情况差不多，北宋朝廷在面对金人铁蹄再次南下时，同样诏令全国各地”守臣自将，倍道并行，星夜前来，殄灭虏寇“。尤其是在发现金人已经抵达开封城下后，更是以“军士复补官资，百姓免五年租赋”的优渥条件，号召全国军民勤王。
可问题也出在这里，第一次汴京之围时，为解京师之困，朝廷同样下旨诏令各地出兵勤王，根据学者统计，此次勤王行动中，全国被动员起来的勤王军队至少在五十万以上。面对刚刚灭亡辽国、凶名在外的女真骑兵，北宋君臣试图以庞大的体量迫使对手退却。这对于兵事不振的北宋而言，似乎是一种稳妥的选择。然而，这种尽起国中之兵的做法带来的后遗症也相当明显，除了河北路距离京畿较近外，其余诸路的勤王军距离汴京路途遥远，一路上的补给极为困难。
尤其是在金兵南下的危机时刻，北宋朝廷一方面建议勤王军自备粮草武器等辎重，另一面也严令各地官员要保障勤王部队后勤。但这种起于仓促间的命令只能是“意识流”的指挥，就跟电视剧里反派军队头目大喊“都给我顶住”一样，毫无指导效果。
其结果是，各地粮饷物资调配困难重重，矛盾不断。如西北种家军，这支久历战火的精锐之师奉王命星夜兼程而来，在第一次汴京之围解除后，在宿将种师中的率领下，前往太原邀击金国宗翰部，然而，这样一支有着重要使命的军队，却因为补给不至“乏食三日”，每日仅能以一勺豆子充饥。最后，粮饷断绝、孤军深入的种师中部士气崩溃，他本人率领亲军与敌接战，身披数创战死。要知道，种师中的哥哥种师道当时被任命为河北河东宣抚使，理论上是负责抗金调度的核心，都说朝中有人好做事，连种师中都不免兵败身死，其他勤王军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
这倒并不是说当时的地方官员对于勤王一事丝毫不上心，恰恰相反，第一次汴京之围时，汴京并未被完全围困，朝廷政令基本通畅，因为办事不力被免职罢官的官员不少。只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以当时宋朝地方的储备，想要负担这些勤王军的军事给养，有时并不容易。举个例子，神宗时期北宋曾经派遣五路大军讨伐西夏，有人说，这种分兵作战的方式在战术上绝对是一种智障操作，可是没办法，宋神宗时期北宋改变了军事部署，原本居重驭轻的方式下，京师军力最多，而为了对抗西夏，北宋调遣重兵至西北。就像馆陶人王沿评价的那样，西北以全国四成土地供养北宋七成军队，早已疲敝不堪。以这种补给水平，三十万大军若是集中一路突破，那将是活脱脱一场军事灾难。
勤王军的情况也是类似，承平日久的北宋地方，并没有供给这样一支庞大部队的能力，一旦超过其承载极限的勤王军队同时到达，那么引起的负面后果不堪设想。更吊诡的情况是，宋廷在勤王诏令中鼓励强盗、流寇们勤王免罪，以至于声势浩大的勤王军鱼龙混杂，一些地方官员不得不关闭城门拒绝勤王军进城休整，在这种情况，这些军队的补给状况就更加难以保证了。
诚然，在理论上，宋廷通过系统规划勤王军行进路线，避免大军在地方过分集结扎堆，是可以减少或者避免军队缺衣少粮的情况的。可这毕竟只是理论，这种精细的调度，并不是一个封建政权可以做到的。更何况，以当时的情况来看，不要说这种近乎微操的调度，宋廷对于自己所掌握的军队数，都没有一个精确的认识。《宋代军队数量考》的作者程明生认为，宋朝对于军队士兵数量缺乏最基本的统计，这不是说“吃空饷”这种历朝历代都有的积弊，而是说宋代甚至没有成体系统计过自有的兵员数量，即使有一些统计，但因为口径不一，数据往往彼此冲突，难以为信。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就记载了一个看上去颇为奇怪的细节，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二月辛未、乙亥、己卯三条中，光是河北军队数量就出现了七万、八万九千和九万三种说法，其中甚至有两个数据都是宋神宗本人提到的。宋代军队数量统计之混乱，可见一斑。
尚有锐意进取之心的神宗朝尚且如此，积重难返的徽宗、钦宗时期恐怕就更加一言难尽了，指望当时的大臣们在金兵南下的仓促时间内精准调配各地勤王部队，也有些强人所难。
另外，以李纲等人为首的大臣们，即使真的想要居中调配，也是有心无力。
自女真南下起的一年多时间，北宋朝廷一直缺乏一个可以统一指挥调度军政抵抗金军的指挥机构，从一开始的亲征行营使司，到后来的京畿、河北、河东宣抚使司，再到最后大提举守御司和四道都总管并存，这些叫法各异的机构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独断权，就像钦宗皇帝继位之初说的那样，他力图确保的是“一尊元丰官制”的祖宗之法，在这种环环嵌套、彼此相制的情况下，如李纲、种师道等要员，甚至不能节制姚平仲这样一位仅率三千军队的地方将领。扑朔迷离的“姚平仲劫营”事件中，急于求成的钦宗皇帝越过二人，直接命令姚平仲夜袭金军大营，不仅损兵折将，还差点导致尚为康王的赵构被金军所杀（这似乎也是第二次汴京围城时，赵构领三十余万兵马却对汴京置若罔闻的原因之一），这一事件也是靖康期间北宋混乱指挥调度局面的一个缩影。
在这场陷入罗生门中的劫营事件中，钦宗皇帝本人的态度十分值得玩味。原本曾经因为金军围城惊恐异常的他，在勤王西军到来后终于决定与金军决战。不过似乎因为姚平仲本人的劝说，他决定行险一搏利用姚平仲所部劫营。可在劫营失败后，面对金人的质问，他又将全部责任归于姚平仲、李纲等人。
这位最后身死五国城的皇帝性格怯懦善变，在继位之初的三日内，就曾经在“御驾亲征”“南狩”“守京”等方案中反复横跳三次。这种反复无常没有定式的性格特点，对于靖康之变的发生也有着巨大的影响。第二次围城战发生后，宋廷之所以直到闰十一月十八日才开始“间使往诸道召勤王兵”，也与其本人在战和间的举棋不定有关。
正是因为宋廷的举棋不定，原本就因为第一次勤王而元气大伤的地方各军，直到此时才开始准备筹集勤王军队。然而此时，疲惫不堪又辎重匮乏的勤王军们，面对的是已经被金军团团围住的汴梁，而最善战的陕西勤王军，更是要首先面对堵截在潼关以逸待劳的五万金军。
总的来讲，面对金军的威胁，宋廷原本打算依靠各地勤王军队的体量对其进行震慑，可是，因为缺乏统一的指挥机构，这种粗糙征集方式严重损耗了宋廷的战争潜力，同时，由于宋钦宗本人对是战是和一直举棋不定，贻误战机，这才导致第二期汴京之战中北宋不仅兵员质量上处于绝对劣势，就连数量上都难以跟金军保持平衡。质量数量上的完败下，汴京沦陷、二帝北狩，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