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夕保密局天津站的瓦解

作者：李俊才【曾任天津稽查处副处长，代理处长．保密局天津站代站长】

一、召开“紧急应变会议”

1948年12月上旬，当人民解放军分别隔围天津、唐山时，保密局特务已成了“热锅上的蚂蚁”。特别在同年12月唐山解放，平津铁路中断后，特务们更加惶恐不安。但仍抱着幻想，总认为苦撑下去还会有一线希望，或许会’’因祸得福”藉机巩固个人地位，继续再向上爬。当时革命胜利已近在眉睫，而保密局在津特务仍然妄图苟延残喘，继续与人民为敌。 12月13日下午6时许，保密局天津站长吴景中电话通知在津的公开和秘密机构负责人即刻前往站部（天津旧十区林森路297号）举行紧急会议，当时我是以稽查处副处长代理处长的身份率领本处督察长王鲁翘同去参加（处长李广和已于11月下旬被警备司令陈长捷奉总统府令扣押），是晚陆续到会的人有：市警察局正副局长李汉元、齐庆斌和该局督察处长王清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严家浩、保密局三有企业公司华北办事处正副主任白莲承、林翰章、津浦铁路警务处天津警务段长郑善明、平津铁路警务处天津警务段长贾金南、天津县警察局长陈仲仑、行政院物资供应局华北办事处替卫稽查组长侯化钧、招商局天津替察队长毛洪明、保密局本部第六（司法）处长李希成（李是12月12日经毛人凤从南京派去天津提解李广和的）。吴景中主持开会时，临时推定齐庆斌担任记录。吴首先说明形势紧迫，必须立即采取紧急应变措施，在南京方面的指示未到之前，应该研究必要时的对策。因为保密局在天津人员几年来绝大多数由于工作关系已公开暴露了特务身份，而且人员众多，势难全部潜伏，因此，必须作有计划的撤离，如果一旦情况突变，陆海交通势必中断，到时只能跟随大军进行突围。

为了应付这种非常局面，提出下列方案讨论决定：（一）由严家浩随时供给战况情报，并密切注意警备司令部的动向和战防部队的转移，以使在必要时所有公密机构人员随部队突围撤走。（二）各公密机构人员按其所有武器之条件一律配发枪支并随时准备轻装集体行动。（三）路途给养由白莲巫、林翰章事先妥为充分准备。（四）尽先打发眷属乘船南下，免于在突围时受拖累。（五）派专人在事前雇妥大批渔船，必要时先乘小船去塘沽，再从海上去青岛。（六）成立突围撤离指挥部，由吴景中、严家浩共同负责。上述各项，与会者均表示赞同，并决定将记录整理交李希成顺便带往南京，交毛人凤作最后决定，14日夜李希成搭乘最后一艘开往上海的“无培轮”南返；从巧日起解放军封锁了海河，至此海运亦告中断。此后各机关负责人均在本部门积极作撤离准备，但一直未见毛人凤的指示到津。

二、“鸟兽散”的混乱局面

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吴景中竟然在12月18日秘密率同天津站人事股长蒋锵搭乘押解李广和去南京的飞机不辞而去（12月18日毛人凤派保密局技术总队长杜长城从南京乘飞机到津持“总统府”的命令提解李去南京），直到吴的汽车司机自机场返站部后，该站人员始得悉吴已不辞而走。于是部站情报股长唐敬修，站员郑承愈等带头将站部金柜打开，由唐独自抢去案款黄金四五十两，其他人员将全部经费一抢而光。唐等并造谣说：解放军已攻人市区，这时全站内勤人员一哄而散，自行寻找藏匿处所。当日午后l时许．我始得知吴已逃走及站部溃散的情况，当时我认为吴既没有得到毛人凤的撤退使命，竟敢撤离职守，必然事前与李希成有所密谋。但又估计吴可能已接到撤退电报怕公开宜布后飞机座位有限，难以分配，不如抢先搭机南去后电告在津人员撤离。因当时津郊张贵庄飞机场已不保，眼看飞机着陆已成问题。这时我的心情开始不安，立即去陈长捷处探听津郊战况，并顺便将吴景中离津情况面告于陈。据陈当时表示，战局尚未恶化，竟有人抢先逃离，如果大家都这样擅自行动．局面该如何维持！警备司令部人员必须坚守岗位集体行动，否则以临阵脱逃论处。现在北平傅总司令方面已有妥善计划，以侯总部移津后，天津当保无虞，万一战况失利，随大军自海上南撤也不晚。你应将这一情况向你处人员说明，切勿惊慌失措，必须各守岗位，维持地方治安。次日听说站部有极少数年龄较轻、在津无亲友的人员已被齐庆斌收容后安置在其私宅。于是，我认为按我在原军统组织的资历当然比不上齐庆斌、李汉元、严家浩等，照理他们应该主动处理天津站的善后，不过我是毛人凤派在天津的“秘密督察“，如果对此不闻不间，将来责任枚关，因而打算将昊离津情况迅速告知毛人凤。约在20日左右的一天上午，陈长捷找我去，对我说：参谋长严家浩已搭乘航空公司人员撤离的飞机不辞而走，行前给陈留下一信，说明去南京另谋他职，并表示未及面辞而致歉意。同时，将其自用小汽车一辆．望远镜一副托人代为送陈以作纪念。接着陈又气愤地说：此人在津三年，恶行多端，白我来津后就有意撤换，但因严是你们保密局的人，所以一向对他保留情面，殊不知当前情势紧张，人心惶惶，但他居然擅离职守，显系有意动摇军心，我已急电南京将严扣押解回天津予以严惩，以正军法。我也不要他那些奥东西，这简直是对找的莫大污辱。最后并要我将严逃走情况电告毛人风。当晚六七时许稽查处第一科副科长吕士伦对我说：“听说天津站电台台长郭维双已雇妥渔船携带电台、报务员等准备从海河去塘沽转乘轮船南逃。如让郭走掉，今后和南京方面的联系即会完全中断，这对你很不利。最好马上派人将郭劝回，对其慰勉一番，要他架设电台继续和南京通报〔该站电台，历来就架设在稽查处官兵消费合作社楼上，对外以稽查处为掩护），你应以“十万火急”电报将吴景中、严家浩等离津情况速告毛人风，同时请示我处应在何时撤离。吕的这番话，正合我的心意。我立即派本处军需室主任胡鸿章率领副官燕振等，前往海河码头将郭等连同电台一并接回到处。我即对郭表示，今后电台人员的生活由我全部负责，当即叫胡军需主任付给郭l000元金圆券。是夜我拟一电报给毛人凤，主要内容是报告吴、严离津情况和陈长捷在严走后的表示，以及阻留天津站电台、站部抢劫黄金等情况。最后请求本处在何时撤离，交通工具等问题。但由于我和毛没有直接通电的密码本，我又不愿交给电台译发，这时胡鸿章（军需主任）对我说：李广和与毛使用的“封”字密码本，现仍在李的私人秘书韩显宗处保管，可交韩代为拟发，想不到这份电报发出后，我就成了保密局天津站收拾残局的主持者！

三、我是怎样收拾残局的

拿我在原军统的资历来说，特别是按我在保密局内部的人事关系而论，我确实没料想到会成为保密局天津站的最末一任站长。以资历来说，我不过是1938年军统临训班毕业的一个中级特务，站长总得应有“少将”级职，而且以当时天津市替察局正副局长李汉元、齐庆斌而论，他们不仅是军统的老特务，并且和已死的戴笠以及军统内部重要人物有私人关系，同时他们在津任职有两三年的历史，任何人都会了解，旧社会里有一句话“朝里有人好做官”。事实证明，正如李广和被扣后，我还企求真除（由代理实授本职）正处长，但军统还要派夏松来津接任处长（终因交通阻隔夏未到津），因之，我并没料到会被特务主子毛人凤“宠信”到这般程度，虽然毛在同年8月到津视察时对我那样“器重”．但我总认为不过是毛对我的一种笼络手段，培植其私人党羽而已。因为一则我过去和毛从未见过面，再则我也役对他进过贡，高官厚禄的职位自然轮不到我头上来。

约在12月23一24日突然接到毛人风要我亲译的一封“限即刻到”的特急密电。电文仍用李广和的“封”字密码，这封电报足足有两三千字，而我当时确实没有亲自翻译的耐心，当即将李广和的私人秘书韩显宗找去在我的办公室内代译，并再三叮嘱不论其中有任何内容，绝不能透露丝毫。同时找立即下达“手令”，派韩任“稽查处”中校人事秘书（因原任秘书华世英于12月14日请假护送其妻南去，临行时，并表示不愿再北返）。经韩译出电报的主要内容大致是：某某电悉（指我的去电），吴景中弃职逃走，罪该万死，现已扣押，定予严惩。派你自电到日起兼代站长，希即从速恢复站部继续加强工作。吴景中曾在津布置有四个潜伏组，并详附各组台人员姓名，住址如下（此处从略），希你亲自化装与各组台分别秘密取得联系，根据具休情况，予以加强布置，督伤各组台迅即和本局开始通报。如有任何困难，必须予以解决并希电告，大难临头应龟勉从事。弟毛人凤。当我仔细看完电报后，心情上有些激动，首先在内心里暗自喜欢，认为干了十年总算爬上来了。但是，当前天津局势日益紧迫，这个站长究竟能代多久？不论将来如何，我总算成了保密局的一名高级人员了。同时想到毛为啥不派李汉元或齐庆斌兼任？是否对他们不相信？或许是毛怕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不愿干，而失了毛的权威？也许是李广和到南京后在毛处给我进了“善言”？总之在沾沾自喜中夹杂着多种猜测。经过十几分钟的思考后，决定将稽查处一科副科长吕士伦找来研究一番，应该怎样应付当前的迫切处境。这里需要先说明吕和我的关系：吕和我是山西同乡，又是中学和大学的先后同学。虽然过去不相识，但从1938年同人军统临训班受训时，私人相处十分融洽，他又比我大十几岁，对我很加照顾。我总以“老学长”待他，凡事认为他见识广，经验丰富，并在班内有过口盟的封建结拜关系，平常对吕以“二哥”称呼。因之，我到天津稽查处任副处长后，吕不仅是我家中的食客，同时也是我的谋士。我把来电给吕看后，他首先说：”老弟！应向你道喜啊！”我说：“不知是凶是吉？”他说：“不管怎么说，只能说是老弟官运亨通”!从此咱们兄弟也能在天津独霸一方了乡老弟，加油干一下吧，只要能够撑持过目前暂时的局面，你的前途未可限量啊！”我说：“只要二哥全力支持．咱们就千下去，反正不干也不行｝”经我俩密谋后，决定采取如下措施：第一，首先将毛人凤电令我兼代站长事速告陈长捷．一方面抬高我的身价，或许由此陈会考虑提升我接任处长；另方面也要陈了解我已成为军统在津的负责人，而不仅仅是他手下的一名副处长了。第二，分别密函军统在津各机构已奉毛人凤令，由我兼代天津站站长，并将站部暂设在稽查处内。第三，速将站部驻站法官宋长铜找来，计议恢复站部事（因宋是军统临训班同学）。第四，由吕士伦代表我化装前去与各潜伏组台人员联系，约定时间到津市旧德国租界温州道五弓我私宅见面，接受加强潜伏布置任务。第五，由我出面速电毛人凤保荐吕士伦兼任天津站副站长，代我实际负责。次日我去陈长捷处说明来意后，陈说：”这样很好，但你应将主要梢力放在稽查处，看情况毛人凤派的新任处长已不可能来了，所以你还要继续实际负责。最好找一个得力助手代你主持天津站。这时我为了谋得正处长的职位，乃满口答应说：“我完全遵从司令的指示，请求司令今后对我随时指导”。当天，宋长洞来处，经我和宋、吕三人商议后，决定派宋联系站部在津．人员，并规定具体日期，在旧一区林森路34号集合，听候宣布毛人凤派我兼代站长的电令，大约过一两日的一个上午，宋长洞对我说：已联系到二十余人均集合在指定地点，我即由宋陪同前往。当我宣布命令后，该等喜形于色，纷纷表示今后有所依归了。同时我对该等表示，一俊站部正式恢复，所有人员的生活和安全我完全负责；但应各自坚守岗位，共度难关。将来天津一旦解围，我们就结成了患难与共的关系，希望大家安心工作。讲话毕，我遂即指使站部庶务股长吴仲庆、主任会计李培杰，立即与“稽查处”军需主任胡鸿章接头，在处内办公大楼筹设站部办公处所，并指示李培杰即日电南京保密局火速电汇全站三个月的经费，防备交通中断后无法接济，同时规定凡站部无眷属人员准在处内食堂搭伙，伙食费暂由处内供给，另外指定站部情报股站员李国庆、人事股站员陈时济，分别代理该股股长。惟文书股长张成信拒绝报到，我令宋长洞去张家胁迫其到站部办公。并指使李培杰、李国庆、陈时济等设法探听情报股长唐敬修、站员郑承愈的下落，诱召该等来站自首，交出抢去的黄金公费等，则不再迫究。一两天后，唐、郑果然先后到站，并交出部分黄金约45两、金圆券二三千元，我即背弃诺言，将唐、郑关押在稽查处看守所，并电毛人凤予以惩处。这以后站部开始逐渐恢复，但据李培杰等说：站部除密电本及会计账簿外，所有情报、人事等案卷，均在12月14一15日夜间由吴景中、蒋锵二人亲自悉数焚毁。我即分令各股重新建立案卷收发制度。同时召开一次站务会报对各股作如下指示：由情报股代股长李国庆经常和稽查处一科密取联系，随时向警备司令部参谋处探听津郊战况汇编成情报逐日电报南京；另由人事股代股长陈时济商同李国庆对全站各外勤情报组分别联系。根据各组具体情况，进行一次人事整顿后继续恢复搜集情况活动；宣布由吕士伦兼副站长，代我全权处理站务，派宋长洞兼任驻站督察（原督察宗巫风在12月上旬临时请假去北平未返）帮同吕督导全站工作。根据全站现有人员一律颁发1949年元月份薪响，以安定生活，另指定助理会计兼出纳朱玲（女）帮同译电员翁华锢〔女）加强译电工作．并规定当日电报必须当日译发，不得积压。最后严格规定站部各股负责人及译电员等搬至站部住宿不得搜离，以备南京方面派来接运撤退的飞机时一齐撤离。约12月末据李国庆、陈时济报告：该站原有五个外勤情报组，经过分别联系后，其情况如下：第一组（社会情报组）正副组长朱佑衡、王兰夫妇已于12月中旬包乘飞机南逃，组内情报无法了解。第二组（军事情报组）组长邢仁甫（中共叛徒）原在杨柳青以河北省第三行政专署保安副司令为掩护，该组亦设在保安司令部，因专员兼保安司令朱占魁于11月间投向解放区，邢组已撤回天津暂设邢家，全组处于停顿状态，邢并表示即日来处和我面谈一切。第三组（工运组）组长周士甫。第四组（学运组）组长张源清，均于12月18日搭乘飞机南逃，已选定各该组骨干分子代理组长（姓名已忘）并指示该等积极搜集有关工运及学运情报。第五组（政治情报组）由副组长葛奎壁代理组长，该组专门搜集有关中共情报，惟该组文书某人（姓名已忘）与葛私人矛盾较深，因之葛很消极。据李国庆说：葛原系中共叛徒，该组成员中多系叛徒，自解放军围城后，多消极怠工。即日我令李将葛找至稽查处，除将该组文书调任站部收发外，责成葛积极搜集情报，并准葛将该组成员中工作不力者送处关押。次日邢仁甫来见我，据邢说：他接到河北省主席楚澳春的电报，要他即日飞平，接受特殊任务（我未询问内情），并希望我准他辞去组长，代为购买机票前往北平。当时我认为该组已不起作用，答应邢辞职，对该组未加整理。与此同时接到毛人凤来电指示：准吕士伦兼副站长，并电汇站部三个月的经费乃万元金圆券，对于天津站何时撤退一事只字未提。这时我已感觉到毛要我继续撑持下去。当时我为了弥补个人亏空，从25万元中提出功万元交给同乡商人孔逢源代为搞黄金黑市买卖，仅数日间获利黄金十两。1949年元旦我集合槽查处全体人员聚餐时，将站部人员也召去赴宴。我曾在宴会上作过一次煽动性的讲话，鼓励大家积极工作，会后并摄有“元旦合影”。站部虽已恢复，但从12月末开始，市内每日受到近郊解放军的炮轰，市区不断发出’’警报“，实行临时戒严。因之，各外勤情报组的活动受到一定影响；站部日常工作仅汇编一些当日近郊战况电报南京。

在我兼代站长后，还遇到了不少麻烦。虽然我当时在特务人员中，一无名声，二又不孚众望，但当时流窜在津的外地特务，在穷途来路的情况下，只得向我投奔，至少也能解决吃住问题。因之，自从东北解放后，陆续逃亡到天津的特务，虽然保密局已通令该等一律集中北平，并指定当时逃亡在北平的保密局东北督导室主任褚大光负责收容，但自12月12日平津铁路中断后，陆续逃至天津的仍有四五十人被阻滞留，当这批特务沿途狼狈逃窜抵津后，食宿大成问题。听到我兼代站长后，每日三三两两来稽查处找我，要求解决生话问题。因我无法支付齿仕费用，乃电告毛人凤请示解决办法.不久毛复电指示：令我暂作收容，从站部经费中挪用一笔特别费，酌予借发生活费若于，同时令我向李汉元协商，由市警察局暂垫借面粉几十袋，另设一个招待所予以安置食宿。1949年元月上旬，我叫副站长吕士伦通知这批特务集合在稽查处大礼堂听我讲话。在我讲话前曾按照报到的名册点名一次，并宣布么旧一区林森路34号作为“临时招待所”，每人预借200元金圆券作为生活补助费。这时在场者有人向我提出安排工作问题，以及何时才能撤离等。我诀以必须向南京方面请示后才能具体答复。最后为了安定他们在逃窜时惊魂不定的情绪，即将陈长捷一向公开自吹自擂固守天津的战术所谓“地雷战”传播一番，并扬言如果度过“难关”后，再行解决工作问题，如若局势一旦恶化，即可率领大家随部队突围，总之希望切勿闹事，静待形势的发展。以后听说这些特务搬人“招待所”者廖廖无几，多数各自寻觅藏身处所，以求个人安全。

四、加强潜伏布置

经吕士伦代表我和各潜伏组联系后，我在12月末和1949年元月初，分别与各潜伏组负责人见面，首先和我见面的是第二潜伏组长胡润泉，地点是在温州道五号我家中。据胡自称：他原在站部担任收发，于本年八九月间被站长吴景中指派为天津市第二潜伏组长，从此即开始筹备潜伏，潜伏方式以普通居民为掩护，主要任务是在天津解放后．专门在河东区一带刺探情报，但从接受潜伏任务后，直至吴景中离天津前，从未受到进一步的布置，除和本组潜伏台报务员张经纶见过几面外，有关潜伏经费以及和南京保密局本部的联系等问题，迄今尚未解决，本组成员亦尚未开始物色。当我在和胡谈话时，见其酒气熏熏，面红耳赤，语无伦次。找甚为不满，认为吴景中选择这样的潜伏人员根本不合条件。我当即以严厉的口气对胡说：现在我奉令对你进行加强布置，解决一切问题．但潜伏人员绝对不应有任何嗜好，喝酒固然是个人生活细节，但酒醉后不易控制理智，容易暴露秘密，今后必须在私生活上注意，这样对工作和你个人的安全都有利。接着我将毛人凤来电中所规定该组与南京保密局本部直接联系的化名，以及尔后保密局派人到天津与胡组接头人的化名、特征、衣着、暗语、暗号等等一一详加指示，胡并作了记录。最后谈到潜伏经费问题时，胡提出要求一次预发半年以上的生活费和一笔活动费。我答应侠电请毛人凤核定数目后即可转发。在胡离去时我再三叮嘱胡，切勿和组台报务员互通潜伏处所，以免将来互受牵连；同时在每次会见时，必须约定下次不同的会面地点。次日我在稽查处会见了该组电台报务员张经纶，张当时约二十余岁，还有些稚气，但在举止上已染有军统电讯特务的目中无人的骄气（一般军统电讯人员，由于组织系统和业务上的独立性，处处表现超然特殊，见之令人作呕），据当时在场的站部电台台长郭维双向我介绍说：张原在站台一度任过报务员，是吴景中令他挑选的潜伏报务员。我问张计划用何种掩护方式？张说：他有一个表兄（未提姓名）在天津开设电料行，经售电讯器材和收音机。计划以此电料行为掩护，并准备将电台秘密架设在该行。但在架设技术方面尚未作出充分考虑，现今只领到两瓦半电台一部，希望早日发给足够半年以上需用的电池，并要求预发半年生活费和一笔架台特别费。我即面告郭维双发给张半年所需的A、B电池，同时指定郭迅速帮同秘密架台，并规定与南京保密局通报之称号、波长、时间、双方化名、密码更换办法等。至于潜伏经费，侯电请毛人凤核定数目后，当即照发。此后我在家中会见了第三潜伏组长丁护。丁有些书生气派，态度较持重。据丁自称：曾在东北锦州军警联合督察处任过职，锦州解放前来天津，被吴景中布置担任潜伏组长，他有一个亲戚（未说姓名）在天津海河北一带开设煤球铺，计划以此为掩护。另外还有一个亲戚在天津邮局任职，将来可由其掩护和刺探各种情报。接着我对丁作了同第二潜伏组的布置和指示。此后我在稽查处和该组报务员张孝莲见面。据郭维双介绍说：张在北平天行无线电学校毕业后，受过军统电讯训练，曾在天津站电台实习过一段时期，已具有独立工作能力。当时张向我报告他的潜伏计划：他家在天津经营一个棉布庄，准备在该商号的存货库房修一个夹璧墙，作为秘密架台处所，但得郭台长亲往进行技术指导。最后我对张作了同对第二潜伏组台的布置和指示。再次日第一潜伏组长王抱华到我家会见时，正逢我准备去旧十区张庄大桥元兴池澡堂洗澡，我顺便将王带至澡堂。据王自称：他曾在天津站担任过内勤，后又调在该站某外勤组任组长（或副组长〕，1948年9月间被吴景中秘密指派为第一潜伏组长，任务是专门搜集天津海河码头及车站一带的情报，计划以普通居民为掩护，因其本人家属在津市居住多年，尚未暴露过特务身份，他已吸收了一个潜伏组员某某某（名字记不清，是天津红帮大头子姜般若之子）。最后我对王作了同上述各潜伏组一样的布置和指示。同一天我在郭维双处会见了该组报务员辛国梁（或名辛守农，记忆不确），据郭介绍说：辛曾在站部当过较短时期的报务员，以后介绍给吴最中被指派为第一潜伏组报务员，当时我看到辛的举止还机智；虽然年龄还不过二十几岁，但有些社会经验，在同我谈话中，有阿谈奉承的旧习气。当时辛说：他还没有选定秘密架台的地址，虽然家属居住天津，但环境复杂很难保守秘密。现正准备和郭台长研究建台问题。我对辛亦作了同其他各组报务员的布置和指示。第四潜伏组的情况是这样的：据吕士伦对我说：他按照电报指示的地点去联络该组长何某某（名字我一时想不起），但何居住在天津西郊，该地带近来已成战场，居民逃走一空，故无法前往联系。据毛人风的电报中说，何组在吴景中布置时，一直未选定报务员，要我和郭维双商量，由郭在该站报务员中物色适当人选。经我和郭研究后决定，由郭选一个较老练的报务员，并兼代该组组长。以后郭介绍站部电台报务员陈攀敏担任此职。我在郭处与陈会见时，见陈年近三十岁，身体很痰弱，操一口浙江话。从态度上看，很像一个军统特务老手，但我担心陈的条件难以适应地方环境，因为一个南方籍的中年单身汉，自然会引起怀疑。但据陈说：他有一个浙江同乡友人（未说姓名）曾在天津旧十区小白楼开设水果鲜货店多年，计划以此为掩护。随后我指使吕士伦将加强布置情况拟以详细电报，仍交韩显宗翻译后，当面交给郭维双以特急电发给毛人凤。经过一二日后，毛复电指示：由站部情报股长唐敬修交出的案款黄金内拨给每潜伏组各五两，每组电台各发两万元金圆券，作为半年内的潜伏经费．所需电料由郭维双从站部电台储存的器材中配发各台半年用的电他。并指示由郭切实负贵指导各组台从速秘密架设后即刻开始通报。核准由陈肇敏任第四潜伏组长兼报务员。我接电后，立即通知吕士伦、郭维双分别通知各组长和报务员，再次与我会见。由我亲自如数发给潜伏经费，并叮嘱该等有计划的节省使用。此外并指使郭维双迅即妥为帮同各组台架设电台，配发电料，争取早日和南京通报。1949年元月10日左右，郭对我说：各台均已架妥．已开始和南京通报，情况良好。最后郭说：按照组织规定，凡担任参与潜伏的人员，必须在布置毕撤离当地，以免将来一旦发生意外，互受牵连。因之，他必须辞去站部电台台长，准备暂在天津躲藏，一侯解放后潜逃。至于台长遗缺，建议由当时撤退在津的唐山站电台台长孙折接任，我当即和郭联名电请毛人风核示，以后毛复电核准，由孙接替。

在我进行上述加强布置时，老实说当时我认为这四个潜伏组的具体人选并不合潜伏条件的要求，自然将来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因为按军统组织布置潜伏特务的常规，潜伏人员必须在当地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特别是要丝毫没有暴露过个人的特务身份，甚至在当地得有悠久的一般自由职业，并能在经费接济不及时的情况下，尚能独立生活继续活动。同时潜伏人员必须具备丰富的社会阅历，狡猾的手段，随机应变的伎俩；所谓要有：机智、沉着、勇敢、善谋、毅力等等特点。但以上四个组台所选定的人员，基本上均不符合这种要求。但是为了求表现，企图巩固个人的反动地位，曾有过一个另行布置潜伏的计划。我和吕士伦说明我的意图后，吕士伦表示同意，并由吕提出计划．拟由军统分子贾履厚等建一个潜伏组，因贾系山西平途县人，1938年和我同人军统临训班受训，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军统晋陕区太原直属组书记（组长吕士伦）。当时因太原难以立足，贾即长期住在天津其族叔开设的某商号。日本投降后，于1946年任河北省香河县警察局长；1948年离职住在天津其族叔家赋闲。一天吕将贾找去说明此意后，贾表示同意。我当即要贾作出潜伏计划，但贾提出须有20两黄金的筹建费，我认为贾的要求过高，当然不会得到毛人凤的同意，同时我还打算将站部所余案款黄金作为我日后潜逃的费用。因之，此项计划未成。以上四个潜伏组和电台在1949年元月15日天津解放我被俘后，已全部如实交代。

五、在津各机构的全面瓦解

解放前保密局设在天津的重要机构，仅就个人了解的计有：三有企业公司华北办事处（该处辖有天津国华公司、泰东公司．均以一般民营商业面目出现）、中美无线电器材制造厂（摘有天津中国广播电台）、天津经济通讯社、行政院物资供应局华北办事处瞥卫稽查组、保密局华北经济作战组驻天津办事处、津浦铁路替务处天津警务段、平津铁路誉务处天津苦务段、保密局天津策反组、保密局唐山站、招商局警卫稽查组天津警察队、以及和军统有关的国防部二厅天津侨防组、华北‘’剿总”二处驻天津第十四通讯组、华北“姗总”二处派驻天津邮检组、天津警备司令部电讯监察科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特务机构在天津形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均开始逐渐瓦解或结束。惟独被保密局掌握的地方性机构，如天津市警察局、天津县警察局、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仍在继续苟延残局。因为市警察局在建制上属于市政府的公开行政机构，不能自作主张拭自撤走，同时直属该局的保安警察总队已在天津被围后被陈长捷编人城防部队归陈直接指挥。而局长李汉元虽然已将眷属送往香港，但其本人一再表示不打算离开天津，并到处扬言个人在天津多年尚无显著恶迹，如果共产党来了，也不会和他过不去；还可得到津市的知名社会士绅对他予以袒护。究竟李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别人难以揣测。天津县警察局局长陈仲老在未受到省政府的指示前，自然不能按其个人意图行事。故我在1949年元月10日前后和陈会面时，陈向我表示决定在解放后化装潜逃，并作了具体准备。至于稽查处在未得到毛人凤的指示前，必须听从警备司令陈长捷的指挥，特别是1948年12月下旬陈发表我升任处长时，在事前并未征求毛人凤的同意，仅在发布命令后陈给了我一个电报，要我发给毛予以备案。因之，我虽然连电向毛人凤请求何时撤离，但表面仍表示要绝对听从陈的指挥，实际上当时稽查处也处于苟延挣扎的残局。我当时的内心矛盾重重：一方面总想逃走，但另一方面，还在幻想撑持过这个“难关”后，就能巩固个人既得的地位，如果擅自逃走，还有兼代站长的拖累，将来也会得到和吴景中同样的命运。于是硬着头皮抱着听命于天，不过我已打定了主意，在解放后化装潜逃。如假造了“解放证”，又向陈仲客处要来天津县的空白“国民身份证”以及积极准备便服、路费和临时躲藏的地点等。

现将当时保密局在津各机构的瓦解情况概述如下：

（一）   三有企业公司华北办事处

该处是保密局于1947年设在夭津旧十区营口道泰东公司！日址的经济机构之一，对外以泰东公司为掩护。1948年l0月东北辽沈解放后，该公司总经理军统大特务戴颂仪从南京到津指挥该办事处正副主任白莲巫、林翰章开始办理结束。并将存放物资积极南运；迄至十二月中旬，仍有部分待运物资，堆积海河码头。白莲巫曾托我向招商局天津分局说清准予优先起运，但因北来轮船较少，客运拥挤，这批物资直至天津解放尚未启运。12月下旬天津飞机场被警备司令部控制后，白、林二人一再央我向该部代为请领“出境许可证”，此后白、林始购得机票乘飞机去青岛转南京。事后我听白的汽车司机刘桐轩说：“办事处库房仍存有部分遗留物资如棉布、汽车轮胎等等，白、林走后已由职工分赃。白的小汽车，由刘私人保管，所有职工已散伙。

（二）   中奖无线电器材制造厂

这个厂是日本投降后，军统在津接收的日寇某电讯器材厂，当初军统通过该厂修配各种无线电机，配备给军统在华北地区的特务机构使用，以后逐渐制造各神电器用具和材料，如电扇、收音机等公开出售，同时在天津旧一区罗斯福路开设中国广播电台，一面进行反动宜传，一面兼营商业广告。1949 年冬该厂曾和华北“勒总’天津修械所勾结，专门修制各种枪械。同年12月该厂厂长楼兆绵和中国广播电台台长（或称经理）阮一诚（女）夫妇南逃后，由楼的妻弟某代为负责，并准备将机器南迁；后被厂内工人阻止。天津解放后已由政府接管，楼的妻弟被捕获。

（三）   天津经济通讯社

该社是日本投降后，军统设在天津的经济情报机构，由秦丰川负责主持。l949年元月上旬，天津解放前夕，该社临时负责人刘子威（刘可能系该社秘书）将社内无线电台一部送至稽查处交我代为保管。据刘表示准备将全社职工遣散，其本人计划在解放后潜逃。

（四）   行政院物资供应局华北办事处势卫枪查组

该组专门担任北平（今北京）、天津“美援”物资仓库的看管，由保密局特务侯化钧任组长，组址设在天津某地（街名记不清）。1948年12月14日夜侯乘元培轮南逃时，曾托我代为关照该组人员的生活。侯离天津后，全组人员各自逃散无形瓦解。

（五）   保密局华北经济作战组天津办事处

该组是1948年春南京保密局本部派上校专员桂询到北平秘密设立的一个专对解放区进行经济破坏的特务机构，并在北平（地址不了解）秘密设有印刷厂，大量印制解放区的各种假钞票，通过种种手段带至解放区边沿地区使用。同年秋该组在天津设立销售假钞的秘密据点，桂询曾勾结我代其在天津市旧十区大沽路45号租得商铺楼房一所，桂即以商栈为掩护设立天津办事处，以后桂经常往来平津间运送大量假钞。同年12月上旬，桂从北平携带其父和妻子乘轮船南去，由副组长徐之乔负责：1949年元月上旬，天津解放前夕，徐将该办事处存放的一批假钞送至稽查处托我代为保管，徐本人表示准备在解放后潜逃。

（六）津浦铁路局，务处天津奋务段

该段设在天津市北车站，由保密局特务分子郑善明任段长。1948年9月下旬济南解放后，仅只唐官屯至天津通车。其瓦解情况参看平津铁路天津警务段。

（七）平滩区铁路局，务处天滩，务段

1948年12月12日平津铁路中断后，该段亦成停顿状态。该段段长贾金南于12月15日派督查股长陈名铁将妻女护送乘船去上海，后因段上经费无法接济．难以维待残局，因该段有美械装备的数百名武装路警被警备司令陈长捷看中，陈于1949年元旦前后曾函电南京交警总局准将该段及津浦路天律警务段和唐山警务段撤在天律之路替部队统一合编为一支担任城防的“交警总队”，并由陈振警备司令部参谋处李广荫兼该总队长。元月14日上午该总队指定地点集合点名正式改编时，解放军开始总攻，市内受到猛烈炮轰，故未能点编，次日天津市即告解放，大部分人员均被俘获。

（八）保密局天津策反组

该组前身是保密局华北军政督察组由天津稽查处长李广和任组长，李未调天津前该组在北平活动。1948年5月李调任天津稽查处长时仍兼任组长．以后该组亦逐渐移至天津活动。因该组人员在天津勾结财政部天津金融管理局专门查禁黄金黑市，故敲诈勒索之手段层出不穷，引起舆论不满。同年8月毛人凤到津视察时，将该组改称为“策反组”，仍由李广和兼组长，此后李运用一批地痞流氓阴谋筹组反动武装，听说已发表了几个”大队”的番号。同年11月李因纵容下属不法，被人向南京“总统府”控告。“总统府”电令陈长捷将李扣押，至此该组无形瓦解。12月18日李被押解南京时该组秘书王慕海随李同去。1949年元月12一13日南京保密局本部电令我将该组骨干分子房厉冲调至天津站酌予安插，我即派房任该站外勤第五组组长，过一日后天津解放．房被逮捕。

（九）保密局唐山站

1948年该站在唐山成立，同年12月12日唐山解放时逃窜到天津。经该站正副站长张雄藩、刘宜禾商得我同意后，于12月下旬（或1949年元月上旬）将站部暂设在津市旧十区林森路297号原天津站站址（这时天津站已移至稽查处办公）当时该站已成为逃亡性质，1949年元月11日（或12日）我去该站和正副站长接洽电台台长孙沂调天津站任电台台长时，见张、刘等正在狂饮白干酒，张雄藩对我说：“老兄来的正好．喝一杯解解愁吧！”我说：“愁中浇酒愁更愁。”天津解放时张、刘均被描获。

（十）招商局警卫稽查组天津水上警察队

1948年12月16日津沪间海轮停驶后，该队队长毛洪明（毛人凤之族弟）终日惶恐，焦虑异常，打算逃走．曾一度和天津站电台台长郭维双等合谋自天津雇渔船从海河去塘沽南逃，但因海河不久亦被阻隔无法成行。天津解放前夕，毛通过天津站直属通讯员吕一民的关系和平津铁路天津警务段段长贾金南一同躲藏在中共天津城工部负贵人某某某的掩护处所张树德（解放后张在“民革”天津市委）家中，解放后毛、贾均被政府逮捕。

（十一）华北“剿总”二处天津第十四通讯组

该组成员绝大多数系保密局特务分子，组长白浦宣于解放前夕积极进行全组潜伏布置，解放后，该组经政府破获，白被逮捕。

（十二）国防部二厅天津侨防组

该组是1946年国防部二厅在天津布里的一个秘密机构，专门利用一批白俄分子和国际间谍分子搜集反苏情报。组长席墨僧以山西阎锡山在天津某经济机构的职员名义为掩护。解放前夕打发其妻先去四川，其本人亦准备逃走，后因交通中断滞留天津。解放后席被政府逮捕。

（十三）华北“剿总”二处天津邮检组

该组约在1948年春夏间派去天津，为便于活动将组部设在稚查处办公大楼。1948年12月上旬组长陈颧去北平后，由副组长刘香亭代理组长。其间该组曾在邮局查扣得林彪将军写给陈长捷的一封劝说投降信，同时查扣一封天津民主人士李烛尘等三十余人联名向蒋介石告发陈长捷的信。该信主要内容是指责陈不应在市区修筑碉堡，破坏市容及建筑等。这两封信送稽查处后，均经我送至陈处。当时我的意图是：一面观察陈对林将军劝说信的态度；一面并建议陈对李烛尘等进行迫害。1949年元月上旬，因市区每日受到炮轰，邮局业务停顿、该组人员均聚居稽查处苟延残局，解放时副组长刘香亭等均在稽查处和我一同被俘。

（十四）天津警备司令部电讯监察科

该科在组织系统上受国防部二厅领导，组内成员绝大多数系保密局电讯特务。主要任务是专门控制电讯器材之售运和破坏革命电台。1948年12月中旬该科科长郑之宜奉二厅电令撤退。

最后我必须举出的一件事实，戳穿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和谈”阴谋。1949年元月10日左右我接到毛人凤的一封“十万火急”密电，内容大意是：据悉近年来华北的和平气氛浓厚，令我速与李汉元、齐庆斌等密谋适当镇压措施，希切实执行具报。当我看完电报后，感到有些没头没脑，因为在当时国民党的报纸上已发表了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发出了求和文告，并提出所谓“和平谈判”的几项条件，为什么还要切实镇压？元月12一13日的一个下午，我持毛的密电去市警察局找李、齐等，李看过原电后，对我冷笑了一声说：“事已到此，还搞这套把戏干啥？”齐庆斌接着说：“发个电报请毛先生亲自来吧！咱们没这本事！”这时我将话题转移到探听李、齐究竟作何打算，齐说：“现在已成了瓮中之鳌，只得听天由命了！”接着我对李汉元半开玩笑地说：“请你给我准备一套替察衣服到必要时我计划混在警察里躲一下，然后再逃跑。”李说：“这样不妥吧，我现在还自顾不暇哩！”少坐片刻我即离去。

1949年元月14日上午9时许，人民解放军开始向市区发起总攻击，顿时市内炮声隆隆，枪查处附近不断落有炮弹，这时我吓作一团，躲在楼下暖气锅炉房内。约午后二三时许，我令天津站情报股代股长李国庆、人事股代股长陈时济将站部恢复后十多天内的文件统统焚毁，并将站部所存密电本一并焚毁。不久传闻天津西营门已有部分解放军突人，这时李、陈二人向我请求说，他们己预选找好藏身处所，要求我派汽车送他们逃走。我即派站部汽车司机倪某某送他们离去。次日上午解放军已包围市中心区，我指使韩显宗将“封”字密码本焚毁，同时我把个人保存的加强潜伏布置的来往电报原件和底稿悉数焚毁，约当日中午我在稽查处被解放军俘虏，至此天津站全部被没。( 1962 年9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