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定人心，抵御灾荒：中国的粮食储备蕴含哪些智慧？

文/黄金生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

刻铭方砖，1971年隋唐洛阳含嘉仓遗址出土，洛阳博物馆藏。古人认为仓储是“天下之大命”，历朝历代都对粮食仓储给予足够的重视且不遗余力地进行建设

“天下之大命”

古人认为仓储是“天下之大命”，历朝历代都对粮食仓储给予足够的重视且不遗余力进行建设。在西安半坡遗址中有很多窖穴，考古发掘发现其中藏有很多已经腐烂的粮食。这表明，最迟在六七千年前，我们的先祖们便开始有意识地储存粮食。甲骨文中曾发现有商王命臣下巡查仓廪的记载，说明当时已经有了国家级别的公共储备。从周朝开始，国家对于粮食储备制度实行中央、地方两级管理。

官办粮仓主要由各级政府机构管理，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限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先秦时的粮食产量必须三年丰收，才能积蓄一年的种子和口粮以应对灾荒，而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这种事又往往不可避免，故 《礼记》认为：“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国家的物资储备，不够九年用就是不富足，不够六年用就会告急，不够三年用就不成为国家了。这段名言，成为后来历代政权设计社保体制的经典理论。这些粮食储备制度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靠天吃饭的国情下，对调节国家的粮食供求情况、抵御灾荒、稳定粮食市场、平抑粮价、稳定民心、实现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周代开始，从中央到地方都兴建了规模不等、层次多样的仓储，仓储制度逐渐趋于成熟，仓储规模不断扩大。据推论，古代从西府 （今宝鸡）到东府 （今渭南）的渭河两岸，应该到处都是粮仓，关中平原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 “天府之国”。公元前647年，秦国丰收，而秦国东面的晋国，却遭遇饥荒，粮仓十有九空。晋惠公只能向已经结为秦晋之好的秦国买粮食。为了维护两国关系，秦穆公决定向晋国输出万斛粮食。一斛为十斗，一万斛粮食也就是十万斗，大约150万斤。随后，数百只大船首尾相接，浩浩荡荡沿渭水东进，到达黄河之滨时，船运的粮食又被车载马拉，运送到汾河漕运，装船北上直抵晋国都城绛城。

洛阳大运河回洛仓遗址航拍图。回洛仓始建于隋炀帝大业年间，其主要功能是为洛阳都城内的皇室和百姓供应粮食。我国从周代开始，从中央到地方都兴建了规模不等、层次多样的粮仓，仓储制度逐渐趋于成熟

秦国一次向晋国出售如此多的粮食，肯定是在留足了国内所需口粮后才出口的。贮藏如此多粮食的粮仓，自然应该遍布秦国各地，且数量极众。后来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后，《商君书》里曾对秦国粮仓有所记录：“粟如丘山”“万石一积”的粮草仓库随处可见，咸阳城的粮仓甚至“十万石一积”，连最初秦孝公因农业生产条件限制而放弃的故都栎阳，也建有 “二万石一积”的大粮仓。

正是这些粮仓成就了秦统一六国的基础。灭掉六国后，官府开始建立更大规模的粮仓。从职能上看，已经有了储备库、运转库和供应库的分工，比如都城附近的咸阳仓就是大型储备库和供应库，而建立在河南荥阳县东北方向敖山上的“敖仓”就是当时最大的粮食中转库，朝廷将中原地区的漕粮集中在这里，向西输送到关中、陇西等西部地区，向北输送到边塞各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楚汉争霸之时，敖仓便成为双方争夺的目标，刘邦先下手为强，“军荥阳，筑甬道属之河，以取敖仓粟”。但随后“项王数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乏，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可见敖仓在那场战争中的重要性。

隋末大乱时，粮仓同样成了影响谁能称王的关键。瓦岗军将领李密在夺取洛口仓后，大量饥民和缺粮的义军投奔，为瓦岗军的壮大奠定了基础。随后，李密大意丢失洛口仓和回洛仓，数十万之众一瞬间崩溃。元末群雄并起，人人都在争夺天下，朱元璋之所以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与其奉行的“深挖洞，广积粮，高筑墙”九字箴言有关。

被称为“天下粮仓”的含嘉仓位于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北，建于隋炀帝大业元年 （605），是盛纳京都以东州县所交租米的皇家粮仓，其中的部分窖仓一直沿用到北宋时期。据《通典·食货》记载：唐天宝八载 （749），全国各大型官仓的储粮数量是12656620石，而含嘉仓就储存了5833400石，几乎占了总量的一半。

1971年，国家有关部门对含嘉仓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探出粮窖287座；在含嘉仓160号窖还保存有约50万斤碳化谷物，这50万斤粮食在当时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水平下，相当于近千农民一年辛勤劳动的成果、数千农民一年的口粮。

平粜与平籴

在中国古代，粮仓不仅能够应对战争、饥荒、旱灾等意外情况的发生，还能对市场供需起到调节作用。正仓是指国家设置于各个州 （郡）县的仓库，由州 （郡）仓和县仓收纳百姓所交租税，除了部分上缴中央太仓及供军之外，正仓粮储还要用于支付地方官员的禄廪以及驿递丁夫的口粮。而“常平仓”制度则是我国粮食储备制度最大的创举。所谓 “常平仓”制度，即政府在丰收之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粮价过低伤害农民利益，歉收之年卖出所储粮食，以平抑市场的粮价。

最早提出“常平仓”制度构想的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他从为君主牟利的角度阐释平抑粮价的方法与重要性，提出“轻重之术”“以贱泄平”，就是当粮食过剩粮价暴跌之时，国家以较高价格收购形成储备，引导市场物价回升，当粮食短缺引起粮价飞涨时，国家则开仓发散，低价抛售粮食，促使市场粮价回落至平价水平。到春秋末期，越国的计然第一次提出平粜论，战国时期魏国的李悝则最早提出平籴法。

七层连阁式陶仓楼，为东汉时的建筑明器。1993年出土于河南省焦作市白庄，现收藏于河南省郑州市河南博物院。陶楼的附属建筑高四层，为储藏粮食的仓楼

平粜与平籴两者意思相同，籴，是买进粮食；粜，就是卖出粮食。平籴就是官府在丰收时用平价买进粮食，以待荒年卖出；平粜则是指官府荒年时用丰收时购进的粮食平价出售。李悝为魏文侯制定了一项以“重农”为主的政策，即“尽地力之教”，他认为“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粮食价格过高和过低，损害都是一样的。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就是要使城邑居民不受损害，农民更加勤勉。李悝认为，丰收之年，粮价过低，就会损害农民利益，农民入不敷出，就会影响农业生产，来年就会没有粮食来缴纳或足额缴纳国家的赋税，从而导致国家贫困。灾荒之年，粮价过高，则不生产粮食的城镇居民，就会买不起粮食，导致生活困难，人心就会离散。因此，粮价过高和过低都不利于经济发展。为此，他制定和实施了“ 平籴法”：把好年成分为上中下三等，坏年成也分为上中下三等。好年成由国家收购多余的粮食，坏年成由国家拿出所收购的粮食平价卖出。大荒年就卖出大丰年所收购的粮食，中荒年就卖出中丰年所收购的粮食，小荒年就卖出小丰年所收购的粮食。这种取之有余以补充不足的办法既不伤农，又不伤民，稳定了经济，稳定了社会。

“平籴法”是后来历代均输、常平仓办法的始祖。

秦代的仓廪体系中没有平抑粮价这一职能，因为秦国法律禁止民间进行粮食交易，政府直接掌握粮食的定价权，在这种情况下，秦代的仓廪系统也不需要通过平籴平粜来干预市场粮价。

汉承秦制，西汉初期汉高祖刘邦采取了一系列重农抑商、开荒屯田、打击富豪土地兼并等重要措施，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粮食积累日益增多。但是汉代放开了对民间粮食贸易的管制，这样就容易导致粮价的大幅波动。《汉书·食货志》记载，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于五凤四年（前54）奏设提出建立常平仓，提到“以谷贱时增其价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其价而粜⋯⋯民便之”。

“我最值得骄傲的行动”

耿寿昌建议设置常平仓是为解决漕运问题。漕运历来是西汉朝廷的一大心病，因为关中谷物不能自给，而自关东向关中运谷又耗费巨大。耿寿昌注意到当时 “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的实际情况，他建议，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收购粮食，储备起来以供京师之需，这样可以免除以往从关东漕运粮食到京师的劳民伤财。政府采纳了这个建议，便在上述地区购谷积储备用。后来耿寿昌又建议边郡都修建粮仓，在粮食价格较低时，适当提高价格收购，储入粮仓，到粮食价格升高时，又将仓内粮食适当降低价格卖出，以利农人。

虽然汉代的常平仓没有向全国推广，却被后人视作中国常平仓制度的滥觞。中国历史上常平仓制度施行的好坏，与国家统一稳定成为互为因果的关系。例如唐朝前期，常平仓制度确立，而安史之乱发生后，常平仓被废。战乱平定后，部分恢复了常平仓，但藩镇局面未能消除，常平仓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北宋在设立常平仓的同时，还设立了广惠仓。广惠仓初设于嘉祐二年 （1057）。

以前，一些地方的绝户田（即全家人亡后，无人耕种的田地）都被地方官卖掉，卖田的钱去了哪里，不得而知。枢密使韩琦建议，以后这样的田地都留下来，招募农民耕种，将收获的粮食存放在固定仓库里，用来资助城中无以自养的老幼病残。韩琦的建议被采纳，以后遂成定例。此类粮仓被命名为广惠仓，由提点刑狱司管理，年底将各类进项与花销上报三司。广惠仓将原先属于灰色地带的收入纳入了“阳光管理”。

开始时，广惠仓与常平仓的收粮和放粮各有针对性，后来由于互相调来调去，在一般百姓眼中，已经没什么差别了。又由于同属司农寺管理，广惠仓经常与常平仓相混，统称为常平广惠仓。王安石变法时颁布的“青苗法”，就是利用常平仓、广惠仓作为资本。在粮食收获前，由政府借钱给农民，收获后交税时，农民可以以谷物抵值还款，如果还款时市场谷物价格上涨，农民可以归还现金，以保护农民免遭高利贷盘剥、稳定粮食生产、减少市场价格波动，从而保护消费者。至此，常平仓制度趋于完善，成了稳定农业生产及国民经济的重要制度，为历朝历代所沿用。不过由于具体操作时官员谋私、胥吏盘剥，常平仓每每名存实亡，起不到平抑粮价和备荒的作用。

有的常平仓还具有很强的自我造血能力。淳熙八年（1181），浙东提举、著名理学家朱熹上表说，乾道四年（1168），本地百姓生活困难，我经过请示，得到常平米六百石，夏天收粮后马上发放给缺粮群众，受益者冬天连本带息偿还。此后随年敛散。以有利于民众为原则，歉收时利息减半，如遇大灾荒，则连本带息都不追讨。经过14年的经营，原从常平仓借的六百石谷米全部还回，且用息米造仓三间，储米三千一百石，作为社仓经营，不复收息，每石米只收三升米的损耗费用。因此，在我管辖的范围内虽遇凶年，百姓也不会饿死。中央政府对朱熹的做法大为赞赏。

20世纪30年代，时任美国农业部长的华莱士，偶然读到中国留学生陈焕章在其博士论文 《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原理》中对中国 “常平仓”制度的介绍，深受启发，他结合美国实际，制定了 《1936土壤保护和国内配额法》、《1938农业调整法》等相应法规，将常平仓引入了罗斯福新政，解决了农业生产过剩带来的经济危机和战争物资的短缺问题。从此，在各种演讲和回忆中，华莱士把常平仓视为“我任农业部长最值得骄傲的行动”。

位于河北蔚县的常平仓始建于明洪武年间，原来是明朝的蔚州卫仓(军粮仓)，清初改用常平仓。历经几百年至今完好如初，仍可使用，2006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天下皆置义仓”

除了官办的常平仓外，还有另外一种具有赈济性质的义仓。义仓可视作地方州县设立的 “常平仓”。隋文帝开皇五年 （585），工部尚书长孙平上奏建议设立的“义仓”具有明显的民间慈善性质。义仓的本意是“民办”粮仓：仓库设于乡间，仓粮由乡民自愿捐献，富者多出，贫者少出；粮仓由乡民中威望高、声誉好者管理，管理人员定期轮换，有利于仓储透明；遇到灾荒时，义仓可以就近赈济，及时便捷。但这项制度明显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在现实执行中总是困难重重，所以，历朝历代总是时立时废、时兴时衰。

据 《旧唐书》记载，唐贞观时，“天下皆置义仓”，自王公以下，凡拥有田产者都要按“亩纳二升”的比例缴纳义仓粟，其实就是用法律手段迫使广有田产的权贵富豪吐出一部分既得利益给全社会共享。但这种改革由于侵犯了权贵的利益，等唐太宗去世后又恢复了按户等缴纳义仓粟的办法，哪怕是占田千顷，也只有岁交五石的限额。

据 《通典》卷十二所记唐玄宗天宝八载中央财政部门的统计：该年中央和各地的官仓存粮总数为5477万余石，各地义仓存粮总数为6317万余石，各地常平仓存粮总数为460万余石。就是说，义仓粮储已超过官仓，而常平仓的粮储还不及义仓的1/10。可以说，义仓已成为社保体系的主干，常平仓反倒退为义仓的补充了。

在清代，义仓一般由当地有声望的乡绅负责管理，每年春天将粮食及种子借贷给农民，秋季再收回，并收取一成的利息。乾隆时期，全国约有数万义仓，储存的粮食总量超过数百万石。义仓的制度在这时也进一步完善，主要措施有：地方官吏加强对义仓的检查，在灾荒发生时期的借贷不收取利息，详细登记借贷者的姓名和借贷情况，义仓的负责人每三年更换一次，每年春季只允许借贷出一半的储存等等。

义仓蕴含了古人极大的智慧，建造上也大多布局科学、设计奇巧, 具有珍贵的文物和建筑价值，其中有“天下第一仓”之称的丰图义仓直到如今还能使用，每年收储调运粮食两万余吨。

丰图义仓位于陕西大荔县城东17公里处的朝邑镇南寨子村。历经百余年的风风雨雨，如今仍在使用，每年收储调运粮食两万余吨

丰图义仓位于陕西大荔县城东17公里处的朝邑镇南寨子村，东邻黄河，地处秦、豫、晋三省交界之地。据大荔县志记载，清光绪年间 （1882），著名的“救世宰相”阎敬铭(东阁大学士、户部尚书)倡议捐资修建义仓，民间捐资白银4万两，历时4年建成丰图义仓。据说慈禧太后曾亲笔题写了“天下第一仓”的匾额，可惜此匾现已不知了去向，但在义仓城墙的顶部，至今留有慈禧御赐的“龙”“虎”二字的碑刻。

远远眺望，丰图义仓为城中城布局，独矗于黄河西岸老崖之上，地势险要，唯我独尊。外城坐东面西，依山势而建，夯土筑围城，此为义仓的第一道防线。义仓虽由民间自建，然防盗防抢仍需壁垒森严。外城墙夯土高8米，厚8米，与内城之间筑有壕沟，由于年久失修，外城墙的土质已颓败残破。

内仓城坐北朝南，是仓墙合一的建筑构型，与密封于地下的粮窖不同，地上粮仓的防水和防火要求更为严苛。内仓的城墙顶部是由青砖铺就，形成 12个四周高、中间低的排水区，每个排水区中部都留一水槽，水槽延伸 4—5米，通过导水墙顶把水导向仓城内广场。广场地形也是四周高、中间低，这样积水就可以很快排出墙外。每至雨天，从仓墙到院内，排水通顺流畅，雨停，墙院即干。如此先进的排水系统，在我国同期建筑中非常罕见。

丰图义仓的防火，也是从每一个细节入手。首先，它的位置临近黄河，水源充足，仓城附近还设有一水池，可作为就近水源；其次，内仓城墙体为黏土砖砌结构，黏土砖能承受 800—900℃高温而无明显的破坏，这就提高了建筑本身的防火能力；采用小仓多室的分隔储粮方式，也是为了适应防火需要，仓房之间以坚硬厚实的墙体相隔，若一仓起火，也不易殃及其他。

回洛仓由710座仓窖组建而成，每个仓窖的大小基本一致，半径为5米，高10米左右，粗略估算可以储存50万斤的粮食。据记载，回洛仓的粮食到了唐贞观年间还没吃完，依然可以食用

令人惊奇的存储技术

从丰图义仓便可看出，中国古人对于如何进行粮食储藏已经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我国古代储藏粮食的建筑有地下和地上之分，地面下的建筑为窖，地面上的则为仓。为了更好进行粮食储存，必然会对粮仓的设计和建造提出相应的要求。汉代陶仓大多具有仓顶，仓顶包括悬山顶、四阿顶等，多数四面出檐，起到防雨的作用。陶仓的仓底有平地式、有足式和干栏式，无论哪种仓底都具备一定的防潮湿作用。汉代先民已经认识到了储粮环境如果潮热，就容易生虫变质。

因此，汉代粮仓一方面墙体较厚，开设较少的仓口或门窗，以此增加密封隔潮性能。另一方面，粮食收仓后会有一个后熟期，需要伴随呼吸作用才能完成，因此还要在粮仓上设置气孔和天窗，利于粮仓内通风散热，调节温湿度，保障粮食不易发霉或生虫。此外，老鼠也会使粮食受到侵害，因此在不少干栏式陶仓上，我们可以看到支撑仓房的柱顶安装有防鼠的挡板装置。在汉代，驱雀曾是粮食收获后一项重要的农事活动，因为粮仓上设置有窗，鸟雀可以由此进入，给人们储藏粮食带来不小的困扰。当时人们采用在窗上编制竹篾来拦防鸟雀的方法。在一些出土的陶仓天窗上就刻有网格状的图案，这种网格状的装饰还出现在某些汉墓壁画的谷仓上。

考古工作者们甚至在隋代所修含嘉仓160号窖内发现了满满一窖当时人存下的粮食，谷粒颗粒分明。后来人们用仪器进行检测，发现这些粮食虽然已经发生碳化，但有机质的含量仍高达50%以上，中国古人存粮能力之高，实在是令人惊奇。

含嘉仓160号仓窖内的碳化粮食标本。这些粮食虽然已经发生碳化，但有机质的含量仍高达50%以上

这与当时先进的粮窖工艺有关，挖好窖坑后，首先要用火烘干，然后把草木灰摊在窖底，上面铺上木板，木板之上铺席子，席上垫谷糠后再铺一层席子，窖壁也照此办理，这种“席子夹糠”法，可以使粮窖隔湿保温，犹如一个巨大的保温瓶，而且，封存粮食都在冬季进行，这样就可以达到低温储粮的效果。这样的粮窖不仅防鼠防盗、防潮防火，还具有良好的“保鲜”功能，粮食不易发热、发芽，不易腐烂。

从古至今，粮食安全一直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对每个人来说，不浪费一粒粮食是最基本的守则，只需记住：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