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朗读》：平庸之恶、责任伦理与尊严政治

来源：春暖花开开开开

从不伦之恋到赎罪之旅

汉娜·施密茨是西门子工厂的一个普通员工。在加入党卫军后，她于1944年被派往波兰克拉科夫一所小集中营担任看守工作，负责每月选60名囚犯送往奥斯威辛处死。期间汉娜经常让女犯人在深夜为她朗读。是年冬天，小集中营被迫关闭，汉娜等人在一名指挥官带领下向西遣送囚犯，指挥官半路不知去向。一天夜晚，队伍留宿的乡村教堂遭轰炸起火，负责管理囚犯的汉娜拒绝开门，锁在里面的几百名女囚犯被烧死，只有一对犹太母女幸存，汉娜等5名看守安然无恙。战后汉娜隐姓埋名，做了一名电车售票员。

1958年， 汉娜与15岁的中学生米夏·伯格发生不伦之恋，二人年龄差距二十一岁。汉娜让米夏每天给她朗读书本，他们沉浸在情欲的缠绵当中。外出旅游时，路线、就餐、住房等事务汉娜都任由米夏安排，以掩饰自己的不识字。米夏因爱情的滋润容光焕发，在学校广交朋友，汉娜开始觉察到他的反叛。不久，汉娜不辞而别，米夏顺利进入大学。

1966 年，就读法学院的米夏参加讨论班，研究对纳粹罪犯审判的法律问题。在旁听一场法庭审判时，发现汉娜竟然是被告。原来那次火灾幸存的犹太女儿在美国出版了回忆录，司法部门顺藤摸瓜，逮捕了五名被告。法庭上汉娜拒不认罪，认为只是在履行职责，并质问审判长：“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做呢？”其他被告则利用汉娜的大包大揽，把责任都推到她身上。最终汉娜因为拒绝笔迹鉴定而承认自己写了事件报告，从而被认定为主犯。米夏突然明白汉娜一直不识字的真相。

米夏与父亲讨论尊严与自由的问题，经过一番矛盾纠结，最终决定不向法庭透露汉娜是文盲的秘密，汉娜被判处终身监禁。米夏结婚生女，但始终活在汉娜的阴影里，没找到真爱。逃避现实的他成为一名法律史学者。汉娜入狱第八年，离婚后的米夏重新为其朗读，把录音带与录放机寄给狱中的汉娜。汉娜在狱中开始对照录音读书识字，并给米夏写信，她的生活重燃希望，但米夏冷淡保持距离，从来没有给汉娜回过信。

寄送录音十年后，监狱长通知米夏汉娜快出狱了，会面临各种生活和不适应的困难，希望米夏能帮助解决。米夏在汉娜出狱前一周去监狱中探望苍老的汉娜，发现已经不复当年的感觉，并对汉娜的罪行和她以前对自己的态度有所微辞。汉娜知道这一切该结束了。米夏仍然为汉娜狱后的生活做着安排，汉娜却在出狱前的最后一天上吊自杀。

遵照汉娜遗嘱，米夏把她遗留的茶叶罐和钱转交给在美国纽约的犹太幸存女儿，对方不愿原谅汉娜，但收下了茶叶罐。米夏把被拒收的钱捐给犹太扫盲组织。

《生死朗读》的前半部分描述了一桩不伦之恋，如果情节就这样发展下去，也许能满足某些人的欲望想象，但这部小说就只能是一部二流的吸引眼球的畅销之作。小说一开始作者就写道：“当我们敞开心扉时，我们合二为一。当我们沉浸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我们消失时，你在我心里，我在你心里。这之后，我是我，你是你。”读起来有“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之感，这种情感的残缺之美大概会打动许多向往独特爱情的人。但仅仅是看上去很美，说到底，这是一段很短暂、很狗血的畸恋。

当汉娜在纳粹党卫队工作、担任集中营看守的身份被揭开后，故事开始急转直下，汉娜从一个孤苦的、安分守己的女子转变为助纣为虐的帮凶、十恶不赦的杀人狂。米夏也为自己与这位女魔头的关系陷入深深的自责。《生死朗读》的主题一下丰富凝重起来，其中包含的道德审判、法律审判、灵魂审判，不仅是针对汉娜的，也是针对试图充当某种救赎者角色的米夏的，更是针对我们所有人的。对不伦之恋的描述与对人的罪责拷问之间，存在着隐秘的关联。这样的情节结构安排，也许说明汉娜作为普通人，纳粹机器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环节，也有自己的情感渴望，值得尊重和认真对待。与此相对，米夏的责任高于热爱的做法，本身就意味着对情感的扼杀和对罪责的逃避。在他自救救人、自以为义的背后，也潜藏着平庸之恶的可能。

可以看出，米夏和汉娜具有某种精神上的同构性，他们都是骄傲的，都以为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这正是最值得反思的要点。汉娜的自杀，让作者真正意识到了问题的严肃性，从而进入矛盾的内省之中，终其一生去寻找答案。这部小说，就是他的心路历程的见证。

如果您是我，您会怎么做？

汉娜并未觉得自己践踏了道德，她在法庭上无力却直白的辩解直指每个人心中的道德标尺——在汉娜看来，她挑选囚犯送往奥斯维辛，她在大火烧房时不给犹太囚犯开门，这关道德什么事呢？这可是责任所在。你要谴责她，你就必须面对汉娜的质疑：“如果您是我，您会怎么做？”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法官是怎么回答的？法官说：“有些事是不能卷进去的，而且，只要不伤及皮肉，不送掉性命的话，怎么样都必须与之脱离关系。”法官注意到人性的软弱，但这种软弱不仅体现在经不住试探和诱惑，所以要尽量避免，更体现在一个人往往无法对抗国家机器和集体意志的践踏，而被迫卷入其中。法官只看到了前者，却忽略了后者。这一回答的问题因此在于它是一种非语境化的回答，逃避实质的回答，他泛泛说我们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实际上“冲淡了汉娜提问的严肃性。她问的是在她那种特殊情况之下怎么做才好，而不是说世上有没有不该做的事”。法官的回答显得轻淡而笨拙，所以汉娜喃喃自语道，你的意思难道是“我要是在那之前没有在西门子报名参军就好了”？

汉娜的发问，直逼人心。我们每个人都该问一声：在那种情况下我会怎么做？如果不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按照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分析思路，集中营看守，是她的职业，就像参与这场审判的道貌岸然的诸公，只不过是职业使然。一个刽子手，既没有资格，也没有责任去同情和帮助被砍头的人。汉娜的质问揭示了在现代性的处境下，人类的官僚化制度和劳动分工带来的难题。人是不可能不工作的，但你怎么知道你的工作实际上会带来作恶的效果？汉娜的道德观其实就是大屠杀所呈现出的道德盲点的典型体现：汉娜并没有直接杀死、烧死某个囚犯，她只是按照规程挑选囚犯，或者按照守则没有开门，仅此而已，而这种情形，正是现代社会中的劳动分工所产生的必然后果。劳动分工使得使对集体行动的最终成果有所贡献的大多数人和这个成果本身之间产生了距离。在一条条日益细化的现代社会产业链中，每个人都只是一颗螺丝钉，由于最终产品的复杂性，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凝聚在最终产品中。这种分工的后果一方面带来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勃兴以及整个生活方式的现代转变，另一方面则使得产品的道德本性在劳动者的评判体系中缺失了，而以技术的责任代替道德的责任。

对汉娜来说，她不需要评判她的行为所造成的远端道德后果，她挑选囚犯去奥斯维辛，这只是她的工作，而且把这个工作做的“出色”是她的“份内事”。对于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汉娜应该并不清楚。所以，奥斯维辛的暴行和汉娜的行为之间的联系被模糊了，而且我们也很难认定奥斯维辛中的哪些人是被汉娜选出来的——这种联系又一次被模糊了。这并不是汉娜一个人的问题，在整个纳粹战争机器中，有无数个汉娜，对他们来说，在漫长产业链上的工作是如此的琐碎，所以，一旦与他们遥远的后果相分离，大多数功能专门化的行为要么在道德考验上掉以轻心，要么就是对道德漠不关心。显然，本性善良的汉娜犯的就是掉以轻心和漠不关心的毛病。

现代劳动分工本身也天然排斥对劳动本身的价值评判，所以，汉娜拒绝西门子的升迁选择去党卫队应聘集中营看守也无可厚非——虽然有逃避文盲身份的企图，但在当时的德国，这只是一次普通、或许还略有点提升意味的跳槽，事实上，从公司职员变成国家公务员在如今的大多数年轻人心中都是职场成功的表现。再加上今天高科技的出现，汉娜这种对道德的盲点也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每个人不过是科学研究和生产的一个环节，最终的破坏性的后果不会破坏一个人的道德完整，也没有导致接近于任何的道德崩溃。

而且身处现代官僚体系之中，汉娜只能这么做——不识字的她显然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代价才能达到这一结果。汉娜是个好人，当我们看到她像李素丽一样在电车上勤勤恳恳的剪票时，没人会怀恨她。西门子公司职员、纳粹党成员、电车售票员，都是工作，如同今天的朝九晚五的生活，忙碌一天下来，下班回家，或与朋友约饭。汉娜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好的电车售票员，也会是一个好的死亡集中营看守，区别只在于不同体制下的工种分配不同而已。

但现代官僚体系所带来的弊病也是骇人的。它所尊奉的纪律高于一切，导致汉娜这样的芸芸大众一方面只能依附于体系获取生存利益，另一方面又坚信系统就是全部，他们无法想象有别的生存甚至意义的可能。其结果是，对自己的位置患得患失，对别人的痛感无动于衷。这样的官僚体系，使行为的对象非人化，用纯粹技术性的、道德中立的方式来表述这些对象。对汉娜来说，她的工作对象不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不是被送往奥斯维辛后惨绝人寰的屠杀照片或者死亡行军中的验尸报告，她的工作对象只是一张张报表、一个个数据、一枚枚公章而已（即使是文盲也得面对这些工作）。而且，汉娜的工作比较粗鄙——她不识字，因而无法成为现代官僚体系中一个称职的文员，所以，她只能在整个官僚体系的最底层艰难地挣扎，她是官僚体系的神经末梢，是底层互害的工具和替罪羊。那些在起火的房子里号哭喊叫的众多犹太生命似乎就是直接由汉娜的罪责造成的。

但是，这无疑是一次无耻的责任转嫁——下命令的人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要让底层执行者来承担这触及灵魂的工作？要回答这一问题，答案并不在纳粹那里，而正是来自于现代官僚体系本身的痼疾。也就是说，哪怕追究到最高层，你也找不到哪一个具体的人是罪魁祸首。纳粹大屠杀的负责部门由国家安全总局的经济管理厅负责，这个名字完全代表了它的工作性质，现代官僚体系就是一个“目中无人”的、以安全和经济为至上的冷漠机器。在其中，你找不到一个人可以真正负责，但又要求人人为它负责。所以，汉娜作为这个机器运作的最低端的螺丝钉，在法庭上才可以斩钉截铁的辩护说，不开门是因为这是我作为看守的职责所在，她们跑了怎么办，我的任务就是维持秩序。此言正中现代官僚体系的命门。

可是，这个官僚体系在强调秩序统一的同时，又是最随意破坏践踏秩序的。作为直接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党卫队的工作性质无疑有着更为极端的暴力特性。更一般地说，国家暴力机关为了自身需要，随时以紧急状态为名，并且把紧急状态常态化，摒弃繁琐、冗长的劳动分工而直接执行某些反道德的举动，但这些举动却因为符合现代官僚体系的内在要求而被合法化（或曰合理化）了，譬如运动式地直接限制人们的基本自由和权利，进而以赤裸裸的暴力直接镇压那些它所认定的破坏者、反叛者或敌人。而这种暴行的实施，恰好又是以官僚系统内部层层施压、责任考核的严密命令服从机制为正当化理由而堂而皇之进行的。这种把劳动行为与作恶后果直接拼接的特殊指令，最初也会遭受执行者发自本能的道德抵触，但是官僚体系本身的强大力量却使得这一行为无可厚非。如果可能的话，官僚体系还会在事后对此行为进行体系内的道德表彰，而反对此行为的人，即使身是居高位，也必须服从来自官僚体系的严厉处罚。由此不难理解，汉娜不开门的举动很难说没有冲撞她的良心，但无情的官僚体系却使她将内心冲撞很快搁置到了一旁，甚至成为她道德心安的最大托辞。

恶的平庸与罪感的良心

《生死朗读》的作者在创作这部小说时，主要借助的理论资源还不是鲍曼的现代性分析，而是阿伦特提出的恶的平庸（banality of evil）的问题。阿伦特是在对艾希曼的审判的观察和评论中提出恶的平庸这一概念的。艾希曼是德意志帝国中央安全办公室的前任领导人，其任务是消灭犹太对手，1960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被捕，并被引渡到以色列，在耶路撒冷提起对他的诉讼。1961年，阿伦特作为《纽约客》特派记者身份对这个案件全程观察，并进行了报道，引发巨大争议。她想看看这个纳粹屠夫，并很想了解艾希曼的想法，以解释纳粹造成欧洲文明社会道德坍塌的全部真相。

让阿伦特震惊的是，这个“杀人魔王”看上去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表现得毕恭毕敬，甚至像一位绅士。他平庸和乏味的性格在开庭第一天就冲击着阿伦特，他还感冒了，在防弹玻璃间里直打喷嚏。阿伦特也许是以貌取人，毕竟就算希特勒站在那里，如同萨达姆一样，失势的暴君，看起来都不过是糟老头子，但其实阿伦特早就提醒自己不要以貌取人和表面印象。她仔细观察其言谈，并仔细研读了艾希曼的三千页的审讯笔录，发现多半是因为艾希曼的不思考注定让他成为没有个性的死亡执行官，恶劣的罪犯。在艾希曼身上有一种“恐怖的、难以表述的、难以想象的恶之平庸”。艾希曼确实是一个尽忠职守、严谨勤奋的官员，极具工作效率。第三帝国的“国家理性”完全支配了、也合法化了艾希曼这样的“平庸”官僚的行为。艾希曼反复强调，自己只是庞大系统中的一个小齿轮。阿伦特认为，使得纳粹的罪行得以实现的绝大部分人都具有这种“平庸”特征，他们轻易地放弃了个人判断的权利。平庸并不代表无知，艾希曼证明了思想的完全缺失，他从未后悔，他不允许自己面对现实，他窃取了谁应该或不应该生存在地球上的决定权，“他有罪，因为他服从，然而服从被视为美德”。就这样一个并非恶魔的人，正常的人，遵纪守法的公民，一个好党员，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没有其他的动机。他负责将犹太人押往集中营，只是执行自上而下的命令，忠诚履行职责而已。

阿伦特说他是“官僚制的杀人者”，但不是献身于邪恶的罪犯，而是一个缺乏思考，不具有判别正邪能力的人。平庸的恶预示着对生活的无耻的毁灭。所以阿伦特强调思考在政治行动中的意义。她强调艾希曼在道德和智识上的空洞，内心的虚无。他骨子里绝不充满仇恨也不癫狂，也没有嗜血欲，但更可怕的是，他体现了纳粹罪恶的无个性化的特征，一个封闭体制内形成的集体人格。他的话语、工作等都是源于纳粹的新的正义秩序的需要。艾希曼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在行凶作恶。恶的实施不一定只有恶魔，还有白痴和笨蛋。其实大多数人也不是白痴，他们更像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小说的作者对阿伦特有很深的研究，在汉娜身上我们也完全可以看到阿伦特所描述的平庸的恶的形象。小说还表明，这种平庸的恶不仅表现在艾希曼、汉娜这样的纳粹罪犯身上，而是具有普遍性。所有进行审判和听审的人也都潜藏着或表现出平庸的恶，包括小说的作者。用小说中的语词来形容，就是一种普遍的麻木不仁。冗长的审判程序已经提不起大家的兴趣，他们不过是想尽快完成这场审判，感兴趣的只是去以色列取证时顺便旅游。米夏甚至说他需要这种麻木，麻醉作用让他把汉娜视为路人，让自己成为生活的局外人，冷眼旁观。法官和陪审员在审判开始时还能倾听恐怖景象的陈述，表达震惊和同情的正义感，但后来就走过场了。诸如此类的表现，令作者不禁想到，集中营的囚犯同样会对新来者的恐惧无动于衷，熟视无睹，正如他们每天都得面对屠杀和死亡一样：“人只要具有这项本领，生命就可以缩减到就那么几件事儿，行为也会变得冷漠无情、肆无忌惮，煤气中毒、炉子烧死也都成了家常便饭。”这种麻木不仁是铺天盖地的，因此汉娜的错误就必然也会重演，甚至正在重演，如果我们对这场审判仅仅停留在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审判宣告上的话。

问题在于：在人皆平庸的情况下，如何避免犯同样的错误，谁来承担罪恶的责任？是否大家都在犯平庸的恶，就都不用承担责任了？集体的麻木就是正当的吗？法就是不治众的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或许领悟到，阿伦特提出“平庸的恶”，并不意味着在平庸的恶之外，还存在什么深刻的恶甚至高贵的恶。一切恶在本质上都是平庸的，一切作恶者说到底也都是平庸者。平庸的恶希望在集体的、制度的、技术的幌子下逃避责任的重负。它不敢面对和实现善的深度。它在对善绝望的同时，又反过来把善的缺失作为行恶的理由。

所以，实现善的根本途径不仅要唤回内心的柔软，而且要铲除滋生邪恶麻木的温床。刘瑜说：“所谓人性觉醒，是从自己隐身的集体中抽身出来，恢复成独立、完整并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个人”。说到底，罪的问题，尤其是集体的罪的问题，当然不是光靠法律的审判就能够解决的，但也不是仅仅靠道德的呼唤就能实现善的。一方面要树立一种集体的甚至民族的罪感意识，另一方面却也要从政治的层面，对于邪恶的制度、导致人们集体犯罪而又集体无罪的制度进行反省和改造，避免那些犯罪的人一方面在家里是好父亲好丈夫，外面却可以理所当然地作恶和犯罪。制度的败坏会导致爱的自私和分裂。善和恶的问题，还得从神圣的根源入手，人不是和动物一样的活着，人一旦试图活得和动物一样，只满足所谓的利益生存，人就会活得比动物残忍。所以，两手都要做，恶的消除，需要用各种良知的行动来提醒和撞击，需要面对自己而交谈，像苏格拉底那样。需要对汉娜质问的反其道而问之：当我在施加恶的时候，我也想想，如果我是别人，如果我是我所施加的恶的对象，我会怎么样？

阿伦特的方案也许不是有效的答案。对于人性的软弱有限而言，也许没有什么“人”的答案是真正可靠的。但她的质疑对那些恶的平庸者的刺激，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在研究极权主义起源中，她坚守康德的根本恶的看法。在纳粹时代，这种恶破坏了道德律令的根基，分裂了法律范畴，践踏了人性的判断能力。她宣称只有善才拥有深度。善可以是根本性的，而恶只是极端的，但它可以像真菌一样散布，把整个世界变成荒芜。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艾希曼有事业心，希望晋升，他也没有展现出任何与众不同的想法。几乎每个参加过集体屠杀的审判的犯人，离席时都惴惴不安。他们的不安多半不是良心谴责，而是害怕惩罚。

事实上阿伦特的观察和评判，包括波伏娃对法国战犯的评论，根本不具备说服力，因为恶的平庸对这样的声音照样是麻木不仁的。阿伦特激起如此多的愤恨，与其说是立场，不如说是她的态度。这种激愤态度是有必要的。而且，她作为犹太人，对犹太委员会尤其是其领袖进行了严厉指责，她认为他们不经意间成为纳粹以最小成本和财力最大程度消灭犹太人的决策的工具。一些犹太委员会领袖十分清楚，被遣送者将直接抵达奥斯维辛，而并非某个东方定居点。在那种情况下，公开反抗当然是不可思议的。另一方面，犹太委员会的领袖们为什么不拒绝接受纳粹指派的任务？他们毕竟拥有道德权威，为什么不建议犹太人逃跑或者潜藏起来？阿伦特暗示，假如根本不存在犹太人组织，遣送机器不可能运转得如此顺畅。纳粹可能不得不把上百万人一个个拖出家门。如果这样，难道不会有更多人获救吗？假如不是犹太委员会把潜在的被遣送者汇成详细名单，假如他们没有把这些名单上交给纳粹，假如他们没有为纳粹搜集钥匙、罗列清空住房的明细以及转交给雅利安人使用，假如他们没有召唤被遣送者在某一天某一时刻到某个火车站集合，带上三四天的口粮踏上旅程，是否会少死一些人？犹太领袖不经意让自己掉进一个恶毒的陷阱，并成为伤害体系的一部分。她写道：“全部真相是，假如犹太人真的没有组织、没有领导的话，的确会乱成一团，惨不忍睹；但是那样一来，受害者的数目也就不可能达到四百五十万到六百万”。

阿伦特对犹太组织在纳粹期间的作为是有些偏激和苛责了。因为众所周知，犹太人的确有领导、有声名显赫者，他们的组织有地方性的，也有覆盖全民族的。其中不少在努力帮助犹太人，竭尽全力减轻他们的苦难。只有一小部分了解纳粹种族灭绝计划的规模。假如这些领袖跟许多人一样逃到国外，放弃那些一直依赖他们的犹太人而不顾，阿伦特又会怎么说他们呢？假如她对那些留守的犹太领袖遭遇的恐怖窘境能有所理解，她的控诉会不会不那么令人震惊？她不的确也看到被围困的人们更愿意抱一丝希望，相信哪怕能买到时间，事态也总会好转。

这些辩护还是误解了阿伦特的意思。我自己觉得，对抗平庸的恶，有时就需要对抗这种自我的道德辩护，而坦然承认自己当时就是软弱的、无力的，不必要强调自己的那些救人的努力。平庸之恶的一个明显表现就是人人都认为自己的无辜的，以为自己已经做的很好了。真的如此吗？我想没有人敢于这么确信。阿伦特提出的平庸的恶的概念，尽管很有漏洞，饱受争议，但确实是对人性状况的揭示。如果否认这一点，否认这种普遍的罪，把自己置于罪之外，那就没有从罪恶中救赎的出路，灾难性的罪恶就还会重演。

斩不断、理还乱的历史

说到这里，就必然涉及审判的资格和如何对待历史承担责任的问题。比如为了审判，溯及既往地制定对纳粹战犯的惩罚性法律，宣布他们当时服从的法律是反人类的，因而是无效的，这是否在法理上是合理的、正当的？这样的争论在学理上已经很多，最著名的是哈特和富勒的论战，但这本小说的关注重心不在这里。小说深刻揭示了作为历史和世界的局内人，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一份子，我们无法超然地置身事外，也无法彻底斩断我们和罪恶的过去的复杂关联。作者在访谈中说：“人不因为曾做过罪恶的事而完全是魔鬼”。汉娜不完全是魔鬼，而米夏，也并不完全不是魔鬼。人性、兽性与神性，经常以不同配方共存于常人身上，就像正义、残酷、宽容与惩罚，经常同在于这个复杂的世界。

所以，谁有权扔出手上的石头呢？大家都在犯罪，凭什么只追究我？尽管汉娜是在为自己推脱，但是，作为一个文明体的国家或民族，是否可以将所有的罪恶推卸到几个人身上，以期获得整个民族对自身和彼此的原谅？还是应当承认，一个如此之大的罪孽并不是一个小集团能够掀起的，这样的罪恶应该由整个社会里面所有的人共同承担。如同电影中的教授所说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工作的有8000人，其中被判罪的只有19个。那剩下的7981人是否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是无辜的呢，那19个人是否就比整个德国的所有民众都更十恶不赦呢？还是说其实他们所有人都对纳粹的事业付出了或多或少的努力，对纳粹的罪孽有或多或少的责任呢？

面对罪恶、历史、现实三者的纠缠，如果想要摆脱罪责，实现公正，建设善的生活，我们该秉持什么样的态度呢？根据小说的内容，可以归纳总结如下：

1、老人为新人腾出地方：在审判中有一段对话：“你是否知道，你们是把囚犯送往死亡？”“当然晓得。但是新人要来，老人要给腾出地方。”这是汉娜信奉的生存逻辑，一切生者都必须迎接自己被后来者取代的命运。从时间的维度考虑，那就是自然淘汰的原理，以此作为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法则，则意味着为了开创新的生活，进入新天新地，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将那些绊脚石碾碎，让大多数的历史参与者成为背景和炮灰。纳粹为了新人或高贵的雅利安人而消灭旧人或卑贱的犹太人，在汉娜看来是正常的，但在我们这些历史后人看来则是残酷可怕的。可是，如同作者反躬自问：我们这些第二代人，该如何看待那些灭绝犹太人的骇人听闻的信息呢？是不是同样眼不见心不烦，为了清算历史，放下包袱，就可以把审判汉娜这样的纳粹战犯作为某种历史终结的象征？为了前行，就遗忘那些耻辱的历史，这是不是能够达成我们建立新生活的目的？这和汉娜的逻辑又有什么实质性差别？就像托克维尔对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反思，彻底荡涤一切的新社会，最终还得依靠旧社会的瓦砾来重建。与其如此，何不正视历史所遗留下来的仍然作为活的传统支配着我们的思维和行动的那些东西？

2、园艺社会的清理术：以上是从纵向的历史维度的分析。从横向的空间维度看，现代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园艺社会，也就是说，现代人自认为是世界的园丁，他们可以通过有计划的、人为的安排来对这个世界进行符合现代理性的改造，因为自然状态的世界显然是不文明、不友善的，必须通过现代文明的重塑，才能使得整个世界完美起来—。园艺文化中的主角自然是园丁（当然主要通过统治者表现出来），园丁就一定要拔除杂草，只有被认可的鲜花才能生活下去，杂草们只能苟延残喘。对杂草的痛恨，正构成了纳粹大屠杀的思想基础。按照纳粹的惯用修辞方式，希特勒本人就经常用疾病、传染病、感染、腐烂、瘟疫等意象来比喻犹太人，将犹太人看成是人类花园中应当清除出去的毒草。有了“科学”的园艺文化来支撑，种族灭绝的目的逐渐清晰了。在纳粹看来，犹太人“被杀害是因为他们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而不适合完美社会的方案。对他们的屠杀不是毁灭，而是创造。一旦他们被消灭，客观上一个更美好的——更有效的、更道德的、更美丽的——人类社会就可得以建立。”这种社会是一个和谐的世界，没有冲突，在统治者的手中循规蹈矩，秩序井然且有所节制。可是，纯洁运动本身，就是残暴的。园艺师的手中沾满了血和肮脏的东西。

3、审判者的逻辑和汉娜是一样的：经由法庭的判决后，汉娜这棵杂草似乎也被“清除”了，在强大的现代性机器中，汉娜成了战后清算的一部分。此时人们的心态似乎依旧难逃园艺文化的窠臼：人们把汉娜关进监狱，清除出自己的阶级队伍，似乎就为社会花园的“纯化”尽了一份绵薄之力。但是，那些审判汉娜者的逻辑何尝不是汉娜的逻辑呢？作者说，我们要评价过去，是没问题的，但是，想要割断历史，并自认为正义，却有问题了，他参加讨论班时也是带着这种清算过去的热情的：“我们责无旁贷，要让人们能够呼吸清新和眼见为实。”“我们坚信，最后必须进行审判……有整整一代人站在审判席上，他们或者曾经为看守或帮凶服务，或者没有设法去制止他们”，或者没有揭发他们，所以我们要对他们进行评判，把他们暴露在羞耻之下。作者反思道：“我们那种热情，要使那些可怕的罪行大白于天下、让每个人都了解的热情，也的确有点令人望而生畏。我们所阅读、所听闻的事实愈可怕，我们的责任心就愈坚定，一定要揭露罪人和控制罪行。”他们正义感爆棚，沉迷其中，找到目中无人的乐趣，找到了归属之感，正义感爆棚。在这里，作者的自省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他所描述的那种审判者和大众的以正义自居的氛围，是危险的，仍然萦绕着汉娜和纳粹逻辑的幽灵。正义者和作恶者，不过是一念之间，甚至只是一体两面。如果不是再度遇见汉娜，经历从厌恶到误解到充当救赎者再到救赎失败后的文字反思的心路历程，作者也不可能如此深刻意识到他本人和同时代人对待现实和历史的态度的盲点。

4、尊重人的特殊性：汉娜的确有罪，但这并不意味着审判者就可以简单地根据抽象的罪名、简单地运用法律惩罚她。如果审判不是基于对“这一个”被告的全部特殊性的真实理解，而是基于利益博弈（各种计算之间的平衡），这种审判不可能是正义的。法国哲学家、犹太人德里达在思考法（Law）和正义（Justice）时指出：“若一位法官想作出正义的判决，他（或她）便不能自满于只是引用法律。他（或她）每次都必须重新发明法律。”也就是说，“在一独特的情况中重新发明一种正义的关系，这意味着正义不能被降格为约束、处罚或奖赏的计算。正确的或合法的事，很可能是不正义的。”对汉娜的判决是“正确的或合法的”同时也是“不正义的”。理解汉娜不是为了免除她的罪和罚，而是使法真正和她的特殊性发生切身的、正义的关系，否则审判就会沦为暴力，甚至只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暴力。阿伦特就认为，为了能正义地审判纳粹的罪行，一般的国内法是无效的，我们必须创造出基于对人类尊严深思的新的法律。汉娜这个形象从根本上召唤着能根据处境和人性而合理实施的正义，而不只是片面的同情。

5、带着历史的重负前行：割断历史的结果是重复历史的悲剧。人要认罪，但认罪之后，不是就认为自己无罪了，甚至不是说通过让别人认罪来显示自己的无罪。而是说，我们审判别人，首先是因为我们和别人都同样需要接受审判。我们谴责别人对人性的抹杀，是因为我们也常常可能陷入对人性的抹杀当中。从罪中拯救的途经就是要认识到罪是残酷而可怕的、甚至永远不可摆脱的现实，就像米夏和汉娜的关系一样，所以我们才可以战战兢兢地忏悔和行动，而不是一种高歌猛进的打败罪的胜利者的姿态。所以，小说作者在接受访谈时说，朗读者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代人的问题。试图通过这种清除的逻辑走出历史的阴影，很多时候无异于掩耳盗铃。

古往今来，人都是一样的人，何况是本民族的父辈一代。你的血液里有他们的基因，你的价值观里有他们的传递。有时，一种爱，更是一种深沉的精神重负。父辈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这不只是父辈的伤疤，更是人性的伤疤，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一个人不会爱上自己的伤疤，但要清楚这个伤疤不可能消除，且伤疤不只是消极的意义，它们能转化为积极的能量。伯格纠缠在不伦之恋中，他想回避、摆脱，但最终他摆正了心态，承认有罪，他的罪是每个人身上固有的罪。历史如若能重来一遍，所有的残暴依然可能再度重演，这是小说里的意思。同父辈划清界限，和同犹太人划清界限一样，都是问题。伯格终于坦然地承认：“我爱汉娜，这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命运，是德国人的气数！我，比起其他人来，更难摆脱这种命运。”这也是回应了阿伦特的论断：“在任意时刻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就是过去的世界。”在《责任与判断》中，阿伦特为此提供了更有力的分析：“最大的为恶者是那些人，他们因为从不思考所做的事情而从不记忆，而没有了记忆，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他们。对于人类来说，思考过去的事就意味着在世界上深耕、扎根，并因此而安身于世，以防被发生的事情——时代精神、历史或简单的诱惑——卷走。最大的恶不是根本的，而是没有根基的，因为没有根基，它就没有界限，于是它能够到达无法思虑的极端并席卷整个世界。”

尊严与责任

（一）文盲身份的隐喻

小说中最重要的一个设定是汉娜的文盲身份以及她拼命掩饰自己是文盲的心态。有人曾对一个德国人说，汉娜宁可谎称自己是谋杀了几百个犹太人的凶手，也不愿承认自己是个文盲，这看来完全无法理解。德国人回答，在汉娜那个时代，德国人当中几乎没有文盲，汉娜的一生都以自己是文盲为耻，是羞耻心让她做出了一生当中所有的重大选择，无论是离开西门子公司而为党卫军工作，还是离开米夏，尤其是背锅成为案件主犯而放弃最后抗辩的机会。问题是，因为文盲特别少而羞于承认自己是文盲，那她承认自己是罪犯是因为当时的罪犯特别多吗？或许正是如此，平庸之恶的一个表现不就是因为从众而放弃独立思考么？

汉娜热衷于倾听朗读，她对文化世界中的美好事物的向往越强烈，她对自己文盲身份的厌恶和恐惧也就越强烈。汉娜向往知识，而知识往往被我们认为是具有反思力的前提。又如帕斯卡所说，人的全部尊严在与思考。可是，悖谬的是，像艾希曼这样的纳粹高官，有很高的知识和艺术修养，阅读荷尔德林，听巴赫，却仍然犯下滔天大罪。可见，真正的思考判断能力与所具备知识和才能没有必然关联。有知识的人如果不思考，其实更可怕，因为他的知识随时准备为他的平庸的恶作辩护。那个时代在德国普遍弥漫的那种麻木，是汉娜显然无法超越的。汉娜的不幸之处在于，在她执着想成为有文化有尊严的个体之前，她已经饱受关于人类尊严的大是大非的残酷考验，并且毫无疑问，败下阵来。

事实上，文盲身份本身就是一个突出的反现代性标志，一场现代性的疯狂要转嫁给一位根本跟不上现代性步伐的弱女子，这更凸现了汉娜的悲剧命运。当汉娜在狱中苦心积虑的学会了识字即将出狱时，典狱长打电话给米夏，告之汉娜无亲无友（一个被现代社会彻底抛弃的人），“你不能想象现代世界对她来说多么恐怖”——此语已经将汉娜在现代性中的无所依归表现得淋漓尽致。值得注意的是，《生死朗读》中反复出现的文本是《奥德赛》，这部古希腊史诗成为了汉娜最喜爱的作品，而《奥德赛》本身的古典意蕴已然暗合了对现代性的拒斥。如海德格尔指出，现代性是存在的遗忘，从而把独特的人抹平为空乏的、没有灵魂的、千人一面的常人庸人。

值得一提的是，米夏对自己过去的羞耻，和汉娜对自己是文盲的羞耻，本质上都是一类。“我让朋友们分享了那么多青春期的重要秘密，关于汉娜却只字不提。”作者说，“文盲实际上就是不够成熟”，那么，汉娜主动读写了，说明她开始克服这种不成熟，正视自己的缺陷，但米夏始终没能正视自我。米夏为了所谓面子和尊严而不愿意公开承认自己和汉娜的关系。即便出于“自以为是”的责任感，他定期给汉娜寄送朗读录音，但始终拒绝回复汉娜的信，不与之见面。直到汉娜出狱前，因典狱长的正式请求，他才第一次去探监。

（二）尊严与责任

在明白汉娜是文盲的真相后，米夏和哲学家父亲有过对话。他想帮助汉娜，又害怕冒犯了汉娜的尊严。宣判完后，“她目不斜视，眼光穿透尘世一切，扬长而去。那是一种睥睨万物、深受伤害、彻底绝望而无限疲惫的眼神，一种任何人、任何物都不再想看的眼神。”如何做到互相尊重？纳粹罪行的底层原因，不就是缺乏这种平等的尊重精神么？在缺乏尊重的环境里，人们自然会绝望，以恶意看待这个世界。米夏希望从父亲那里得到如何处理这个难题的答案。父亲的看法是，“对大人来说，我绝对看不出任何理由，可以代替别人做决定，而推翻那人自己觉得比较好的做法。”米夏质疑道：那如果这种代替让当事人事后也觉得那样做让他更幸福，也不该强加吗？父亲的回答：“我们现在并不谈自由，我们乃是在讨论尊严和自由。”

之后，米夏决定不向法庭说出真相，也就是说，他没有在这关键时刻挽救汉娜一把。米夏这样做的理由，倒不在于他害怕暴露和汉娜的关系。他完全可以在保持这个秘密的情况下，向法庭解释清楚的。米夏这样做，是为了维护汉娜的尊严。但我们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又一次自以为正确。米夏后来开始给汉娜寄送录音，不就是向汉娜暗示自己对她的不识字已经知晓了吗？这多少证明了他既不够真诚，又不敢承担责任。米夏后来的行动，只是为了弥补自己的负罪感。

关于米夏的行为所反映的反映了爱与责任的纠结，我们可以有如下启示：

首先，爱离不开责任。没有责任的爱是轻浮的，靠不住的，也是汉娜和米夏在初期姐弟恋时常见的问题。人们谴责这种爱，往往就是因为这种爱是不负责任的。

其次，责任不意味着爱，尤其是当用责任取代爱时，往往是在逃避爱。不能说自己尽了责任了，就心安理得，就丢掉了道德的重负，这实际上是一种自私，一种为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的心态。米夏甚至活在自己充当救星的梦里，不愿被梦打碎，他希望汉娜不要出狱，好让他一辈子给她朗读录音，让良心获得安宁。他从来没有想过汉娜会出狱，“问候信和录音带之间的交流这样正常、这样密切，汉娜对我来说是如此无拘无束，虽远在天边又近在咫尺，似乎这种状态可以就一直让它持续下去，绵绵无尽。这是很惬意的，虽然，也是很自私的，我自己也知道。”

第三，在尽责时，你如果真的爱对方，你的责任和付出一定要考虑对方的特殊需要和具体需要，而不是以你的需要取代了别人的需要。米夏试图理解汉娜，可是他同时又逃避理解。审判期间，他的想法是：“一旦她锒铛入狱，就会从我的世界，从我的生活中彻底消失。我要她远远离开，我要她遥不可及，要她成为纯粹的回忆。”

第四，必须看到，不同的责任之间是相冲突的，一个工作勤勉尽职尽责的人，也可能是在作恶，所以在责任之上，必须有爱的考量，必须有超越责任和狭隘利益的视野，这是良知的起点。可以说，责任包括共情，也包括判断。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作为法律人的米夏和作为罪犯的汉娜之间对责任的理解的不同。法律人只想从实现正义中获得安慰，而一个已经承认自己罪的罪人期盼的则是爱、饶恕和救赎。汉娜没有拯救犹太人，米夏也没有拯救汉娜。在罪的逼视面前，在生活的各种牵绊中，米夏没有勇气再去面对自己曾经的爱，更没有勇气把他的爱变成真正的宽恕。

米夏和汉娜的关系表现了经历了二战、在纳粹的罪行面前或合作或沉默或麻木的老一代德国人和年轻一代之间的爱恨交织的复杂关系。“当我努力去理解时，我就会有一种感觉，即我觉得本来属于该谴责的罪行变得不再那么该谴责了。当我像该谴责的那样去谴责时，就没有理解的余地了。两者我都想要：理解和谴责。但是，两者都行不通。”

《生死朗读》是伯格的忏悔录。但这本书的真正朗读者是汉娜。她以一种盲目的身份，参与过纳粹的暴行，然后被社会归罪、排斥。她以她的最大的理解力来打量这个她无法读懂的世界。我们在读她所面对的这本难解的大书的同时，我们也在试图读懂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