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降级”的大熊猫

从1974年开始，国家林业局每隔10年就要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一样的大熊猫调查，业内人士简称“猫调”。前三次的统计结果分别是1050～1150只、1114只、1596只。第四次“猫调”历时3年，在2015年公布的最终数据是，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为1864只，圈养的大熊猫375只，比第三次调查时增长了16.8%。

但这四次大熊猫调查的数据，多年来一直有争议——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是，从第一次“猫调”开始，“官方对外”和“内部流传”就是两套数据。

我国上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大熊猫调查，业内普遍认同的说法是超过了2400只，甚至更多。但因为要体现大熊猫的珍稀性，这个数字被人为砍掉了至少一半。

1980年的第二次“猫调”，正值在国有林区进行木材采运、加工的国内森工企业大规模采伐，有研究者撰文指出：“有关部门及森工企业由于担心发现有大熊猫会影响当地的采伐，于是就谎称没有大熊猫，从而成为调查的盲区和大熊猫分布的白区。”

英国动物学家约翰·马敬能（John MacKinnon）博士1986年受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派遣，来到中国参与熊猫保护，他觉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熊猫总数应该比2500只还要多。“熊猫数据最奇怪的是，各个县有自己的数据，但不能把他们的数据相加得到总数——每个县都想报多点，拿到更多经费，但中国想让总数看起来小一点，才能从国际社会拿到更多的钱，所以数据是不可靠的。”

前三次大熊猫普查，一直采用的是“咬节法”：一只成年大熊猫一天要排泄达十几公斤，这十几公斤大约为100～200团的粪便。用咬节法统计大熊猫数量时，如果粪便之间距离超过预估的大熊猫活动范围，就判定为两只熊猫；在同一范围内，如果粪便里遗留的竹竿、竹叶咬节的长度不同，就评估为两只大熊猫。

这个办法现在看来误差极大，即便是同一只大熊猫，吃不同的竹子、用不同的姿势、不同的健康情况，排出来的粪便咬节都有很大差异。如果划定的参数有调整，最后统筹的数据就有大幅变化。与此同时，影响数据的政治逻辑又一直没有变化：保护区把数字报高了，外界会认为说谎；说少了，那过去10年的保护成绩到底在哪里呢？

第四次熊猫调查采用了DNA技术，对大熊猫粪便上的黏液做分析，要比“咬节法”更为精确。调查用了3年时间，但又花了1年才公布结果。

所以，IUCN用作参照系的猫调数据，到底值得采信吗？

88岁的胡锦矗，恐怕是这个问题最令人信服的解答者。胡锦矗被称为“熊猫之父”，是国内资格最深的熊猫研究专家。这位一辈子坦诚、爽快的专家在业内拥有泰斗级别的名望，我的每一位采访对象提到敏感问题，都说“你最好去问问胡老先生”。

在电话里，耄耋之年的胡锦矗思路清晰，不假思索地列举出一系列数字：“第四次‘猫调’结果是1864只，这个数字没有包括年幼的熊猫，实际上加上年幼的，应该有2000只左右。”

“这个数字是一个相对数字，并不是绝对数字。”胡锦矗解释，“四调”的数字本身就是通过设置样线加DNA调查，再用统计学方法计算出来的，即便现在用分子生物学，用粪便上残留的肠道上皮细胞做DNA分析，科学上要细致些，“但这个调查历时三四年时间、涉及几十个县，怎么可能把每一只熊猫的粪便都拾到？”

胡锦矗认为现在的统计手段已经很细致了，跟第三次调查相比，相对数字是在上升的，另外大熊猫栖息的环境面积也增加了。“90年代提出退耕还林，提出保护原始森林，过去那些采伐的栖息地也恢复起来了。以前栖息地只有1万多平方公里，现在已经扩大到了2.5万平方公里，恢复得也很快。”

按照这个方法看，即便调查会受到调查强度、范围的影响，现在野外大熊猫的增长趋势也是很明显的。

过去把大熊猫归为濒危，参照的是IUCN的划分标准：成年个体小于2500只，趋势下降，且没有任何亚种群超过250只成年个体。根据2015年正式公布的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结果，岷山种群已经拥有400只以上的成年个体。

“简单来说，大熊猫数据是稳中有升的趋势，不是衰败的趋势，根据这个才被下调了等级。”胡锦矗说。

真正重要的野外栖息地

如果国内把大熊猫保护级别下降，也许最直接受影响的，是保护站这样的基层组织。

刚过完元宵节，窗外下了一夜大雪，保护站体感温度只有十几摄氏度，久坐不动就会瑟瑟发抖。卧龙本地家家都点着几个电炉子，即便屋里没人也不会关：一关上，湿冷的空气就会顺着各个缝隙涌进来，侵蚀掉一切干燥的物什。位置最高、海拔2700米高的邓生保护站点着电炉子，还开了空调，这是近两年的福利——2008年地震前，邓生站的原址都还不通电，晚上点炭火取暖，靠写小纸条让过路的大巴车捎口信；地震之后，保护站员工们借住过道班房，住过外界捐赠的集装箱，上面掏出来几个窗户，冬天冷得房顶都是冰花，等到这两年终于住进了香港援建的小楼里，2015、2016两年都断断续续地停电，到了2017年，电力和网络信号才终于稳定了。

很多巡护员在站上工作了十多年，也从来没在野外见过大熊猫——真正的野生大熊猫是怕人的，远远闻到人的气味儿就跑走了。卧龙保护区管辖的范围最大的邓生保护站，一共19名员工，分三批轮休，管理8万公顷的范围，这相当于整个成都市建成区的面积，其中分布着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和河流深谷，很多地方都是无人区，想要在这么大的范围内与熊猫打个照面，几乎是不可能的。

像“猫调”这样的体力活，庞大的数据都是基层保护站员工带着民工们跑出来的。调查把卧龙保护区划分了网格，每个格子派人去采集粪便。做熊猫调查，冬天不合适，过河水太冷，下雪也会盖住粪便。夏天也还是令人恼火：提取DNA，用的是新鲜粪便最外的那一层黏液，如果不下雨、不被太阳暴晒，黏液可以保存15天。黏液在冬天会冻得凝固，夏天又极容易腐烂。捡到一坨粪便，如果上面颜色加深，就采集背面做样本，如果下了雨被冲过，就采两侧的——底下的泡水已经沤了。

粪便其实能体现出野生熊猫的许多习性。野生熊猫是一个机警、生命力旺盛、有强盛性欲和繁殖能力的群体。熊猫跟人一样，也爱在舒服的、能晒到阳光的、坡度平缓的地方生活。母熊猫的领地是固定的，公熊猫会为了交配在山区穿来穿去。队员们在很陡的山坡也发现过粪便，一般都个头大、粗一些，应该是过路的公熊猫留下来的。

每年到了春季繁殖期，各自独立生活的公熊猫会向母熊猫生活的区域聚集，公熊猫们靠打斗来争夺交配权，反应在粪便上，围着火炉聊天的员工告诉我：“在餐厅这么大的地盘（20平方米左右），我们在繁殖期就采到过五六只熊猫的粪便。”

西氏贝蛔虫目前是导致大熊猫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生活区域的不同，大熊猫群体中的一半甚至全部个体都会被感染。有巡护员告诉我，卧龙曾经在都江堰虹口救治过一只野生大熊猫，吃了打虫药后，这只大熊猫排下来近千条蛔虫，蛔虫的数量过多，就可能造成肠梗阻，进而导致更严重的疾病。巡护员在牛头山上捡到过一坨粪便，在里面就看到过蛔虫，大家猜测熊猫自己有对抗意识：“我们捡到的粪便里有过石头，核桃那么大的一个，也有的粪便外面一圈黑得很，是熊猫吃了泥巴，我们觉得这都是熊猫为了打虫子，自己主动吃的。”

然而这些工作中总结的熊猫习性，并没有太多学术价值。要真正被科学界认可，需要有严谨的、长期的观察数据，经过模型计算，最后得出具有科学意义的分析结论。然而很多基层保护站上，有大学文凭的员工不到三分之一，普通员工能跑山，但不会处理数据，会处理数据的大学生们来工作一两年，嫌条件艰苦就考了其他公务员调走了，或者一开始就留在山下的保护局工作，从来不参加野外巡护。

与此同时，“猫调”只是日常工作中被抽调的一项工作，日常的主要工作还是巡护：员工看不到大熊猫在哪里，但是为了大熊猫，要关注栖息地里的一举一动，盗猎、砍树、采药、防火，都要监督。

这些烦琐的工作看起来跟熊猫没什么直接联系，卧龙保护区是香港对口援助的，经常有香港团体来参观，一进门的问题无一例外，都是“哪里能看到大熊猫？”巡护员们永远要讲清楚一个概念：在保护站，是看不到大熊猫的。

但正是这些工作，是保护野生大熊猫最关键的方法——保护好栖息地，才能让野生大熊猫逐步、稳定地扩大生存空间，扩大种群。

前两年，邓生保护站在山上安了50台红外相机，从2000米的针阔混交林到近5000米的高山流石滩，拍到了大量野生动物的照片，有金丝猴、羚牛、藏酋猴、水鹿等当地常见动物，还有雪豹、豺、黑熊等极难发现的物种，这证明了大熊猫这一旗舰物种对本地生态的庇护。

尚且遥远的放归

至于那些圈养的大熊猫，最终的未来，还是放归到野外栖息地。

放归的方式40多年来也有不同争议。70岁的马敬能至今在质疑，为何中国不能把大熊猫异地放归到神农架这样的地方：“现在熊猫已经没有什么天敌了，大熊猫放归最大的危险是一只熊猫杀死另一只熊猫，像神农架这样，过去有熊猫、现在区域性灭绝的地方，为什么不能放归几十只熊猫呢？人们在错误的路上走了30多年。”

胡锦矗针锋相对地告诉我，在神农架放归的想法，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竹子开花的时代就提起过，当时中央领导已经同意了，但是最主要的反对者就是他。“神农架在清末民初时还有熊猫，但过去环境好些，熊猫都消失了，现在的自然环境还不如消失的时期好。”胡锦矗一直认为，保护现有栖息地是最好的办法，过了30年，他的判断有了新的佐证，芦山、乐山等地多处过去没有熊猫的地方，最近频频发现熊猫，证明熊猫的栖息地扩散了。“你觉得是自然扩散好呢，还是把它们捉到一个原来没有的地方好？”

国内科学家还曾经有过克隆熊猫的想法，如果是以扩大大熊猫野外种群为目的，这看起来性价比实在过低了：正常繁殖的圈养大熊猫尚且没能大规模放归，一只克隆的大熊猫，自身还带着免疫力等问题，距离野化放归那一步就更远了。

国内现在圈养大熊猫数量最多的有两个单位：一个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胡锦矗是第一任中心主任，这个中心隶属于国家林业局；另一个是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属于城市动物园系统，归住建部管理。两个单位平时各自运营，繁育的计划也各不相同。

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终极目标，是把所有圈养的大熊猫放归野外，壮大野生种群。核桃坪野化培训基地是中心的基地之一，现在淑琴、壮妹，以及一只叫水秀的母熊猫，正在核桃坪带着各自的幼崽做野化训练，每对母女拥有一个3000平方米的活动空间，幼崽从出生开始，不再进保温箱做人工育幼，都靠母熊猫在这片操场大小的山坡上独立带大。等到幼崽长到1岁，再运到20多公里外的天台山野化场地，那里有3个野化场，每个有30万平方米，相当于一片山头。在那片更大的围栏里，如果熊猫幼崽能显现出独立生活的潜能，就会被放归到下一片真正的野外。这就像一条流水线一样，不断遴选健壮的熊猫妈妈，培养不与人直接接触的幼崽，再从中择优，放归到野外。

胡锦矗告诉我，另一边的成都大熊猫繁育中心，正在借鉴美洲黑熊的经验。“想培训熊猫听话、不会跑，带到野外去与野生公熊猫交配，改良圈养的基因库。但是现在还没有实施到这一步。”

放归是一个更宏大的科研课题了，大熊猫没办法完全借鉴其他物种的成功经验，国内最成功的野化放归案例应该是朱鹮，30年里种群从7只扩大到2000多只，有稳定的人工种群和野生种群，2016年四川还引进了50只朱鹮，准备野化放归。麋鹿、普氏野马放归的野外种群正在稳定上升。但是大熊猫作为一种古老的哺乳动物，从圈养到放归野外，这个适应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

2003年，卧龙选中了一只叫祥祥的雄性大熊猫做放归实验，这只2岁的熊猫被放入野化训练圈，逐步扩大野化的范围，让它自行学习躲避危险、去除寄生虫的技巧。3年后，2006年4月28日，祥祥被放归在卧龙五一棚附近的山林中。然而最大的错误是，五一棚是熊猫的活跃区域，每只公熊猫都有自己的领地，一个从亚成体才开始培养的圈养雄性熊猫，一进入真正的丛林社会，立刻遭到了致命的打击。2007年2月19日，人们找到了祥祥的尸体，目击到“它蹲伏在一棵大树旁，头低着，一动不动，大雪覆盖了它的下半身，就像睡熟了一样”。

祥祥死前经历了与野生大熊猫的打斗，在慌忙逃脱时，从高处摔落，胰腺严重损伤，最终因严重内外伤痛、惊恐、衰弱导致休克、死亡。

“像黑熊的野化还好训练，它是杂食性的，国外的繁殖搞得还比较好。熊猫在野外和人工环境是两回事儿，就说饮食，野生熊猫要选竹子的老和嫩，春季吃竹笋，到了夏季吃竹竿，到了秋季专门吃竹叶……在人工环境，每天那么一大堆竹子，爱吃的就吃，不爱吃的丢掉就是了。像这种择食行为怎么训练？野外培训难就难在这个方面。”胡锦矗说，最好是有一个懂动物学、懂行为学的人，能带着熊猫上山做训练，这个想法难度太大了，现在哪里找这样的年轻人带着熊猫进山生活？

更现实的办法，也许是让圈养的母熊猫进入半封闭的野外环境，吸引雄性大熊猫来交配，把新的基因带回来。卧龙的五一棚野外观察站正在搭建一个新圈舍，3月1日，将有一只母熊猫被抬到2500米的山上，尝试在这个繁殖季能“借种”成功。然而当我跟核桃坪的工作人员询问细节时，对方表示最好不要提这件事——在整个大熊猫采访中，谨慎、小心、闭口不谈，是最常见的态度。

大熊猫永远环绕在公众的聚焦之下，但公众需要知道，圈养的“毛绒玩具”，和野外竹林里隐匿的野生群体，是大熊猫的两个世界。抱大腿的视频在网络上疯传，同时真正的巡护工作，却并不因为科技发达减轻了多少辛苦。在西河流域做猫调，巡护员从沟口走到沟尾，要反复蹚80多次水，上岸时全身从里湿到外。出野外要露营，员工们是不背帐篷的，“又沉，住的人又少”。他们用的是彩条布，在背风处直接搭个人字形的棚子出来，外面点上柴火，里面挤成一排睡觉，用棉睡袋的本地民工睡里面，保护站员工都是鹅绒睡袋，就守在棚子的两头。

相比之下，出野外每天120元的补贴性价比越来越低，几乎每个队员都提到了工资太低的问题，如果不是家里还有牦牛等产业支持，单纯靠每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这些在高海拔行走如履平地的壮年男性员工，是肩负不起养家重任的。

而在大熊猫保护上，国家的投入几乎不计成本，这在其他物种上不可复制。卧龙自然保护区每年的经费，已经超过了四川省内其他保护区经费的总和，更多的区域没有那么多能上山的巡护员。“实际上除了卧龙、唐家河、王朗这三个保护区有不少动物保护专业员工外，大部分保护区实际上只守着几个人，巡逻的人根本不够，只是划出来一个地方，找一些人看起来就行了。”胡锦矗说。现在即使是卧龙保护区，对人才的吸引力都远远不如成都近郊的熊猫繁育基地。而大熊猫与卧龙保护区，已经是国内最受关注的动物保护物种以及条件最让人羡慕的自然保护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