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慈的皇帝，犹太人的保护伞

20世纪初的一天，一个犹太人坐火车，身穿一件宽大的长袍。查票员过来了，犹太人递上自己的火车票，查票员注意到他的长袍，心想：他是不是在袍子底下藏了个小孩什么的，想逃票？于是就说：请你把你的长袍撩起来，我要检查下。

面对查票员逼人的目光，犹太人慢慢掀起袍襟，里面没有小孩，而是一幅装裱得十分体面的肖像画，画的是奥匈帝国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

奥匈帝国瓦解有一百年了，这个帝国从1867年问世，半个世纪后不复存在。它唯一有过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在任时间则更长。1848年他就当上了奥地利皇帝，1867年他创立了奥匈帝国，奥地利、匈牙利两国被合并在一起，组成一个特殊的立宪制二元君主国，而他又兼任了匈牙利皇帝。除了政体特殊外，奥匈帝国还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除了奥地利、匈牙利两个民族外，它还容纳了众多中欧—东欧的小民族，像什么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波兰人，当然了，还有无处不在的犹太人。

奥匈帝国的犹太人，主要是从波兰过来的，18世纪晚期，奥地利参与了瓜分波兰的战争，不仅夺走了原属波兰的加利西亚地区，也把那里的犹太人给接收了。在随后的一百年间，惯于四处迁徙的犹太人，就从那里逐渐转移到了奥地利的各个城市，尤其是首都维也纳，他们受到了不错的庇护，感觉自己很安全，遂繁衍后代，到了19世纪末，维也纳渐成一个市民社会，犹太人的人口也达到鼎盛，其中的名人像心理学家弗洛伊德，音乐家古斯塔夫·马勒，都在自己的黄金时期。那是奥匈帝国的末年，但也是维也纳的黄金时代，一个不合适、但便于粗浅理解的类比：类似于北宋末年有《清明上河图》为证的繁荣。

当然，犹太人很难当上贵族，他们顶多能进入富裕的中产市民阶层，例如1881年出生，后来成为名作家的茨威格，他被家里保护得很好，在维也纳从小长到大，一直过得十分滋润。可是，大多数犹太人还是处在分母的位置上，他们得各显其能地挣钱，无论做佣人、当农民、做行商还是当站街女，而在活跃的同时，他们便感受到了维也纳的反犹主义日益炽烈起来。文章开头的那个故事是相当有说服力的：犹太人在帝国境内坐火车，就要受到列车员的怀疑和盘查。而他取出那幅画像，则表明在犹太人的眼里，已经年过七旬的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是他们的保护伞。

犹太人能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的宽厚吗？即便可以，但万一哪天皇帝不在了怎么办？如果嗅觉足够敏锐，警惕性足够高，犹太人是一定要考虑出路，而不会麻木不仁，待一天算一天的。不仅如此，他还理当比一般奥地利人更清楚地看到一点，那就是，奥匈帝国本身都已到了脆弱不堪的时候，老皇帝的步履蹒跚，他那用王冠勉强拢住的一身威严，正是帝国步入尽头时的真实征兆。

所以，由犹太人来书写这样一个时代，是十分合适的。他们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里的那只“鸭”，就是地震来临前着手搬家的老鼠，当别人还无知无觉的时候，他们已在讨论何去何从了。但这个书写的任务，茨威格担不起，茨威格限于活动范围，时代感并不强，他所待的是一个德语—欧洲文化精英的圈子。这个任务落在了比他小十三岁的约瑟夫·罗特身上。罗特，正是这篇文章要说到的主角，也是开头那个故事的讲述者。

约瑟夫·罗特

他就是加利西亚人，1910年后来到维也纳读大学，呼吸着反犹的气息，又体会到犹太平民对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无比尊崇，这种尊崇是带着哀惋的，他们一面依赖皇帝，效忠于皇帝，一面清晰地预感到皇帝和帝国的没落，以及自己恐怕又要踏上颠沛流离的路途。

1932年，约瑟夫·罗特出版了《拉德茨基进行曲》，这时的他已有了八年的小说写作经验，同时还是《法兰克福报》的资深记者。《拉德茨基进行曲》写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奥匈帝国境内的末日景象，其中，有一个画面精心描绘了皇帝出巡，被犹太人夹道迎迓。这一天，皇帝来到奥匈帝国和俄国边界的某村落巡查——他必须经常巡查，以安抚帝国境内的各个民族。他先后去了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的居住区，就在东正教堂里做弥撒的时候，随从过来说，外边还有犹太人等着他。

于是皇帝就去了。他骑着马，犹太人“像乌云似的朝皇帝涌来，黑压压一片。全村的犹太人向皇帝鞠躬，宛如田野里的罕见的黑穗随风摇曳。”站在最前面的是老人，皇帝“看见了他们在和煦秋风中飘拂的长胡须，有银白色的，有黑色的，有火红色的，还看到他们那骨骼凸出的长鼻子朝着地面，像是在寻找什么。”

接着，八十岁的皇帝看见一个差不多同样年龄的虔诚的犹太长老朝他走来，他便下了马，朝前走去，“犹太老人在皇帝面前三步之远的地方站停下来。他怀里抱着《摩西五经》的紫红色大羊皮纸卷，饰有金色的冠盖，上面的小钟发出轻轻的声响。犹太老人把《摩西五经》奉献给皇帝。他张开满是胡须的无牙的嘴，以一种难以理解的语言，结结巴巴地念叨着犹太人参见皇帝时非念不可的祝福词。”皇帝也俯下头去。念完之后，老人说了一句：“衷心祝福你！你的世界将永世不灭！”皇帝心想：这我知道。两人握了握手，就此作别。

罗特的描写精确、传神，纤毫毕现。这个画面里，无论皇帝还是犹太人，都是真诚的，犹太人指望着皇帝的庇护，但他们的祝福是诚挚的，对这些老人而言，崇敬上帝，遥望耶路撒冷，跟祝福帝国及其主人万寿无疆，是浑然一体的，不必在意宗教教义上的相斥。而弗朗茨·约瑟夫呢？他无数次地参加仪式，虽有“这我知道”的一想，可他在年龄面前，在虔诚面前，也是翻然下马，趋步上前。两位耆耋老人，虽然一个贵为至尊，另一个不过是村中黎庶，但在耆耋之年面前却表现出了同等的垂首的姿态。

弗朗茨·约瑟夫的统治时间比维多利亚女王还长，也胜过了满清的康熙帝和乾隆帝，但他一般被看作一个悲剧人物。他在政治决策上一直是昏头昏脑，他统治下的奥匈帝国，是有名的打败仗专家；1914年，正是他50岁的侄子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卷入其中，四年后瓦解。最敏锐的维也纳犹太人知道，帝国瓦解，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自己了，因为匈牙利人，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一个个民族都会独立，只有犹太人，就此将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只好继续逃奔。因此，他们和皇帝、和帝国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即便“老人治国”是执政的大忌，即便帝国人民已对他们充满了敌意——1913年，一个24岁的青年正是在维也纳街头立志将来要消灭所有犹太人的，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

《拉德茨基进行曲》是向奥匈末日的致敬之书，不过，约瑟夫·罗特可没有对老皇帝本人表露什么明确的看法，他把恋旧之情藏得很深，几乎看不见了，因为早在小说中的故事发生的时候，他就看清了犹太人没有永远安定的机会。他们的生存需要智慧，有时权宜，有时苟且，经常忍辱负重，及时趁虚而入，但是，这个智慧得建立在对永世游荡、漂泊的完全认同之上，否则他们将真的没有未来，也将积累不起虔诚的能量——这虔诚也是智慧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