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慈的皇帝,犹太人的保护伞

20世纪初的一天,一个犹太人坐火车,身穿一件宽大的长袍。查票员过来了,犹太人递上自己的火车票,查票员注意到他的长袍,心想:他是不是在袍子底下藏了个小孩什么的,想逃票?于是就说:请你把你的长袍撩起来,我要检查下。

面对查票员逼人的目光,犹太人慢慢掀起袍襟,里面没有小孩,而是一幅装裱得十分体面的肖像画,画的是奥匈帝国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

奥匈帝国瓦解有一百年了,这个帝国从1867年问世,半个世纪后不复存在。它唯一有过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在任时间则更长。1848年他就当上了奥地利皇帝,1867年他创立了奥匈帝国,奥地利、匈牙利两国被合并在一起,组成一个特殊的立宪制二元君主国,而他又兼任了匈牙利皇帝。除了政体特殊外,奥匈帝国还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除了奥地利、匈牙利两个民族外,它还容纳了众多中欧—东欧的小民族,像什么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波兰人,当然了,还有无处不在的犹太人。

奥匈帝国的犹太人,主要是从波兰过来的,18世纪晚期,奥地利参与了瓜分波兰的战争,不仅夺走了原属波兰的加利西亚地区,也把那里的犹太人给接收了。在随后的一百年间,惯于四处迁徙的犹太人,就从那里逐渐转移到了奥地利的各个城市,尤其是首都维也纳,他们受到了不错的庇护,感觉自己很安全,遂繁衍后代,到了19世纪末,维也纳渐成一个市民社会,犹太人的人口也达到鼎盛,其中的名人像心理学家弗洛伊德,音乐家古斯塔夫·马勒,都在自己的黄金时期。那是奥匈帝国的末年,但也是维也纳的黄金时代,一个不合适、但便于粗浅理解的类比:类似于北宋末年有《清明上河图》为证的繁荣。

当然,犹太人很难当上贵族,他们顶多能进入富裕的中产市民阶层,例如1881年出生,后来成为名作家的茨威格,他被家里保护得很好,在维也纳从小长到大,一直过得十分滋润。可是,大多数犹太人还是处在分母的位置上,他们得各显其能地挣钱,无论做佣人、当农民、做行商还是当站街女,而在活跃的同时,他们便感受到了维也纳的反犹主义日益炽烈起来。文章开头的那个故事是相当有说服力的:犹太人在帝国境内坐火车,就要受到列车员的怀疑和盘查。而他取出那幅画像,则表明在犹太人的眼里,已经年过七旬的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是他们的保护伞。

犹太人能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的宽厚吗?即便可以,但万一哪天皇帝不在了怎么办?如果嗅觉足够敏锐,警惕性足够高,犹太人是一定要考虑出路,而不会麻木不仁,待一天算一天的。不仅如此,他还理当比一般奥地利人更清楚地看到一点,那就是,奥匈帝国本身都已到了脆弱不堪的时候,老皇帝的步履蹒跚,他那用王冠勉强拢住的一身威严,正是帝国步入尽头时的真实征兆。

所以,由犹太人来书写这样一个时代,是十分合适的。他们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里的那只“鸭”,就是地震来临前着手搬家的老鼠,当别人还无知无觉的时候,他们已在讨论何去何从了。但这个书写的任务,茨威格担不起,茨威格限于活动范围,时代感并不强,他所待的是一个德语—欧洲文化精英的圈子。这个任务落在了比他小十三岁的约瑟夫·罗特身上。罗特,正是这篇文章要说到的主角,也是开头那个故事的讲述者。

约瑟夫·罗特

他就是加利西亚人,1910年后来到维也纳读大学,呼吸着反犹的气息,又体会到犹太平民对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无比尊崇,这种尊崇是带着哀惋的,他们一面依赖皇帝,效忠于皇帝,一面清晰地预感到皇帝和帝国的没落,以及自己恐怕又要踏上颠沛流离的路途。

1932年,约瑟夫·罗特出版了《拉德茨基进行曲》,这时的他已有了八年的小说写作经验,同时还是《法兰克福报》的资深记者。《拉德茨基进行曲》写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奥匈帝国境内的末日景象,其中,有一个画面精心描绘了皇帝出巡,被犹太人夹道迎迓。这一天,皇帝来到奥匈帝国和俄国边界的某村落巡查——他必须经常巡查,以安抚帝国境内的各个民族。他先后去了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的居住区,就在东正教堂里做弥撒的时候,随从过来说,外边还有犹太人等着他。

于是皇帝就去了。他骑着马,犹太人“像乌云似的朝皇帝涌来,黑压压一片。全村的犹太人向皇帝鞠躬,宛如田野里的罕见的黑穗随风摇曳。”站在最前面的是老人,皇帝“看见了他们在和煦秋风中飘拂的长胡须,有银白色的,有黑色的,有火红色的,还看到他们那骨骼凸出的长鼻子朝着地面,像是在寻找什么。”

接着,八十岁的皇帝看见一个差不多同样年龄的虔诚的犹太长老朝他走来,他便下了马,朝前走去,“犹太老人在皇帝面前三步之远的地方站停下来。他怀里抱着《摩西五经》的紫红色大羊皮纸卷,饰有金色的冠盖,上面的小钟发出轻轻的声响。犹太老人把《摩西五经》奉献给皇帝。他张开满是胡须的无牙的嘴,以一种难以理解的语言,结结巴巴地念叨着犹太人参见皇帝时非念不可的祝福词。”皇帝也俯下头去。念完之后,老人说了一句:“衷心祝福你!你的世界将永世不灭!”皇帝心想:这我知道。两人握了握手,就此作别。

罗特的描写精确、传神,纤毫毕现。这个画面里,无论皇帝还是犹太人,都是真诚的,犹太人指望着皇帝的庇护,但他们的祝福是诚挚的,对这些老人而言,崇敬上帝,遥望耶路撒冷,跟祝福帝国及其主人万寿无疆,是浑然一体的,不必在意宗教教义上的相斥。而弗朗茨·约瑟夫呢?他无数次地参加仪式,虽有“这我知道”的一想,可他在年龄面前,在虔诚面前,也是翻然下马,趋步上前。两位耆耋老人,虽然一个贵为至尊,另一个不过是村中黎庶,但在耆耋之年面前却表现出了同等的垂首的姿态。

弗朗茨·约瑟夫的统治时间比维多利亚女王还长,也胜过了满清的康熙帝和乾隆帝,但他一般被看作一个悲剧人物。他在政治决策上一直是昏头昏脑,他统治下的奥匈帝国,是有名的打败仗专家;1914年,正是他50岁的侄子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卷入其中,四年后瓦解。最敏锐的维也纳犹太人知道,帝国瓦解,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自己了,因为匈牙利人,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一个个民族都会独立,只有犹太人,就此将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只好继续逃奔。因此,他们和皇帝、和帝国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即便“老人治国”是执政的大忌,即便帝国人民已对他们充满了敌意——1913年,一个24岁的青年正是在维也纳街头立志将来要消灭所有犹太人的,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

《拉德茨基进行曲》是向奥匈末日的致敬之书,不过,约瑟夫·罗特可没有对老皇帝本人表露什么明确的看法,他把恋旧之情藏得很深,几乎看不见了,因为早在小说中的故事发生的时候,他就看清了犹太人没有永远安定的机会。他们的生存需要智慧,有时权宜,有时苟且,经常忍辱负重,及时趁虚而入,但是,这个智慧得建立在对永世游荡、漂泊的完全认同之上,否则他们将真的没有未来,也将积累不起虔诚的能量——这虔诚也是智慧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