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以色列的捷克飞刀

翻译:李昭辉      来源：三少说事

译者注：本文原文发表在美国史密森学会出版的2019年9月刊《空天》（AIR & SPACE）杂志上，原作者是罗伯特·甘德特（Robert Gandt）。译文所配图片有改动。

“志愿飞行员们驾驶着一款原本应当停飞的战斗机，为保卫以色列而努力奋战。”

捷克生产的阿维亚S-199战斗机俯视图

没有人会对阿维亚（AVIA）S-199战斗机一见钟情的：这款捷克制造的战斗机支撑在张开间距很窄的起落架上，外观险恶，令飞行员和潜在的购买者心生警惕。更有甚者，当飞行员对这架长鼻子的战机逐渐熟悉后，警惕变成了不信任。

单发的S-199战斗机是捷克斯洛伐克阿维亚公司的产品。在二战快要结束时，该公司已开始为纳粹德国空军生产梅塞施密特Bf 109战斗机。战后，该公司选择继续为捷克空军制造梅塞施密特战斗机。

由于原本用于推动Bf 109战斗机的戴姆勒-奔驰DB 605 V-12发动机无法再获得了，因此阿维亚公司为其S-199战斗机安装了重量更轻且功率较小的容克斯Jumo 211F发动机，这款发动机也是纳粹德国空军的多用途轰炸机——亨克尔公司的He 111H中型轰炸机的动力装置。为了匹配Jumo 211F发动机，阿维亚公司为S-199安装了亨克尔的大型船桨状螺旋桨，对于机体小巧的S-199来说，这是一套危险的组合，并导致阿维亚公司的这款战斗机在机动性方面变得“笨拙”了。不出意料，除了捷克空军，这款机型根本没有其他买家。

从侧面图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捷克S-199几乎就是对梅塞施密特Bf 109的仿制品。这两款战斗机都是采用后三点式起落架布局的单翼飞机，但梅塞施密特Bf 109由一台马力更大的发动机提供动力

不过，在1948年春天，另一个客户出现了：刚成立的以色列国准备宣布独立，其周围的五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即将越过边界，准备入侵这个新生的国家。以色列急需武器、坦克装甲车辆、弹药，尤其是军用飞机。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战争剩余物资拥有者——美国和英国都不同情以色列，美国国务院严格执行着《中立法案》，该法案禁止将战争物资出售和运送至爆发武装冲突的国家，比如以色列。英国政府的态度更加不友好，它不仅对以色列实行武器禁运，而且还向阿拉伯国家的空军提供飞机和训练。

以色列陷入了绝境。尽管志愿飞行员们已经瞒着禁运执法人员，将少量作为战争剩余物资的运输机和教练机走私至以色列，但他们始终无法成功地将任何一架战斗机运进以色列。于是，新生的以色列转向资金短缺的捷克斯洛伐克寻求帮助，后者当时正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出售武器。通过秘密谈判，捷克人传达出了这样的意愿：他们将向以色列出售25架阿维亚S-199战斗机。

在代表以色列参加谈判的人中，没有哪个喜欢这项交易，也没有人喜欢这款“代用版”的梅塞施密特战斗机。对方开出的价码太高了：包括武器、飞行员训练和辅助设备在内，每架战斗机售价18万美元。相比之下，性能更优越的北美P-51“野马”战斗机在美国的售价仅为4000美元。但是，对以色列来说，“野马”及其他所有的现代化战斗机都是得不到的。以色列事实上的国家元首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亲自下达了命令：购买捷克战机，并且现在就派飞行员前去学习如何驾驶它们。

1948年5月11日，第一批志愿飞行员（2名美国人、1名南非人，外加7名以色列本国人）抵达捷克布杰约维采（Budějovice）空军基地。瘦长而结实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飞行员卢•莱纳特（Lou Lenart）驾驶S-199飞机进行了首次飞行，这也差一点儿成为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飞行——莱纳特在2014年出版的一本名为《狮子门》（The Lion’s Gate，译者注：这是一本站在以色列视角上，采访了多位战争亲历者的口述历史，“狮子门”是迈锡尼雕塑中唯一幸存的纪念性雕塑，也是古代文献中描述的唯一此类浮雕图像，在此作为书名似取其“唯一幸存”之意）的书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大桨叶螺旋桨产生了很大的向左拉动的扭矩，以至于我在第一次尝试起飞时，飞机就脱离了我的控制，并在跑道上偏离了方向，撞穿了一道篱笆，并坠入了后面的悬崖中。”莱纳特努力控制着飞机，终于使战斗机勉强获得了足够的速度飞了起来。当他降落回到机场时，这位大难不死的飞行员注意到他的志愿者同伴们都在盯着他看，因为他们对莱纳特居然还活着表示惊讶。

以色列的第一批空军飞行员没有令人羡慕的装备，但他们以进攻精神来弥补这一劣势。这些志愿飞行员来自多个国家，包括南非和美国

莱纳特的这次首飞是志愿飞行员与供货商后续一系列动荡关系的开始。对于志愿飞行员们来说，开捷克战斗机似乎有一种“威胁驾驶者安全”的迹象，就像是一条处于攻击状态的猎犬转过身来咬它的主人。狭窄的起落架间距使S-199难以在起飞时对准跑道，而螺旋桨的巨大扭矩则使方向控制变得更加糟糕。捷克人将S-199称为“mezec”，意为“骡子”；以色列空军则给这款战斗机起了一个更具威胁性的名字“messer”，其在意第绪语中的含义为“刀”。

1948年5月15日，当捷克境内的广播电台开始播报那场决定以色列生死存亡的战争已经爆发的消息时，志愿飞行员们才刚刚开始接受训练。“我们听说特拉维夫被炸弹轰炸了”，埃泽尔•魏茨曼（Ezer Weizman）在1976年出版的《在鹰翼之上》（On Eagles’ Wings）一书中这样回忆道。魏茨曼后来成了以色列空军司令，并最终当选为以色列总统。他回忆了当时他们这批飞行员对广播的反应：“‘（训练了4天已经）足够了’，我们这样说道，‘我们要回家了。’”

曾担任过贝尔公司X-1验证机试飞员的美国飞行员查尔默斯•“斯里克”•古德林（Chalmers “Slick” Goodlin）在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自愿前往以色列助战

在捷克斯洛伐克接受训练期间，只有5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相关经验的志愿飞行员能够驾驭这款棘手的战斗机，而且就连他们总共也没飞行过几次。首批几架S-199战斗机被拆解并装入运输工具，连夜飞往以色列厄刻龙（Ekron）机场。

起初，战争形势对以色列是不利的。到1948年5月29日晚上，埃及军队已沿着地中海海岸向北推进至距离特拉维夫约32千米的阿什杜德（Ashdod）村。以色列突击队员炸毁了一座桥梁，阻止了埃及军队的推进。然而，到第二天早上，桥梁就会被修复，埃及人即将进入特拉维夫这座城市。

在厄刻龙机场存在捷克制造的战斗机是一个机密中的机密。刚刚组装起来的S-199没有经过测试，航炮也从未开过火，机载无线电设备也都无法工作。但是，在阻止埃及军队这个头等问题面前，这些担忧都是无关紧要的。

以色列空军装备的阿维亚S-199战斗机，照片摄于1948年

在天黑前一小时，四名飞行员驾驶着S-199起飞了。莱纳特率领着这支四机编队飞行，要知道他此前从未在以色列上空飞行过。阿什杜德村在哪里？他想知道。沿海地区的所有村庄看上去都很相似。不过，几秒钟后，地面目标变得惊人地清晰：一长串敌人的卡车和装甲车在阿什杜德大桥以南延伸着，长度超过1英里（约1.6千米）。

在1970年出版的《誓言》（The Pledge）一书中，莱纳特对书的作者伦纳德•斯拉特（Leonard Slater）这样说道：“我们开始下降，整个地面立刻陷入了一片混乱。”每位飞行员都投下了自己的两颗炸弹，然后又调转机头朝地面上扫射。不过，仅仅打了几发炮弹，每架战斗机上机翼内的航炮就卡壳了。

这次任务最终以灾难告终。来自南非的埃迪•科恩（Eddie Cohen）驾驶的第四架S-199被地面火力击落。以色列飞行员莫迪凯•“莫迪”•阿隆（Mordechai “Modi” Alon）驾驶的是第二架飞机，他在驾机降落到厄刻龙机场上时，飞机在跑道上突然转弯。在之后的岁月里，还将发生多起S-199因起落架毁坏而在地面上转圈的事故，阿隆开了先例。

夜幕降临，绝望的情绪笼罩着这一小队飞行员。他们几乎没有给敌人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害，这让他们质疑自己付出的努力的价值。一个小时后，他们有了答案：以色列监听人员截获了由阿什杜德村的埃军指挥官发出的无线电情报，埃及人被出现的以色列战斗机吓住了，他们停止了推进，特拉维夫目前已获救。

第二天凌晨，由魏茨曼和美国志愿飞行员米尔特•鲁本菲尔德（Milt Rubenfeld）驾驶剩下的两架S-199对以色列北部的约旦-伊拉克装甲纵队进行了空袭。鲁本菲尔德的座机被地面火力击中。他勉强飞到了地中海沿岸，并在低空跳伞。尽管受了重伤，但他幸运地活了下来。

对S-199这款“捷克飞刀”来说，这算是一次不吉利的首次亮相。在前两次任务中，共损失了2架战斗机，还有1架严重受损。在最初的5名飞行员中，1名阵亡，还有1名因重伤而无法再次飞行。不过，原本被严格保守的秘密此刻已经大白于天下：以色列拥有一支空军。为了正规起见，该单位被给予了一个番号：第101中队。这就好比是在一件破旧的衣服上贴了个名头响亮的标签，虽然该中队此时只有1架可飞行的战机和3名飞行员。

以色列空军第101战斗机中队的徽章

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捷克飞刀”获得了自己的荣誉。“莫迪”•阿隆驾驶着剩下的唯一一架S-199，在特拉维夫市区上空拦截了两架埃及轰炸机。在地面上成千上万观战的以色列人的众目睽睽之下，阿隆当空击落了一架轰炸机，接着是第二架。他马上成了英雄人物，并成为第101中队的新指挥官。

不过，阿隆在战斗中打掉的那两个目标是被改装为轰炸机、飞行速度较慢的C-47运输机，对任何一架战斗机而言，这都是唾手可得的猎物。以色列和阿拉伯飞行员都想知道，“捷克飞刀”该如何对抗真正的战斗机，如英国制造的安装“休泼马林”发动机的“喷火”？

几天之后，答案揭晓了。新加入的志愿飞行员吉迪恩•利希特曼（Gideon Lichtman）在驾驶S-199执行任务时，与埃及的“喷火”式战斗机进行了一次对抗。在2015年11月的一次采访中，利希特曼对我（译者注：即本文原作者罗伯特•甘德特）说：“我之前在梅塞施密特战斗机上总共只飞过35分钟。我连解除航炮保险的开关都找不到。”利希曼一直在沮丧地扳动开关，直到找到合适的开关为止。他从尾后咬住一架“喷火”开火了。利希特曼后来回忆说：“我看见碎片从‘喷火’中飞散出来，然后敌机开始冒烟，并坠毁在了沙漠中。”

更多的击落战果接踵而至。阿隆增加了他的战果清单，击落了另一架“喷火”。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飞行员鲁迪•奥加滕（Rudy Augarten）也是如此，他曾驾驶P-47在法国上空击落过两架德军的Bf 109。其他飞行员也开始取得空战胜利。

Bf 109战斗机共生产了将近34000架，它是纳粹德国空军战斗机力量的基石

事实证明，“捷克飞刀”是一款强大的战斗机，只要它飞在空中。当然了，它在地面上的表现则是另外一回事——其在起飞和降落时仍然容易偏离跑道。当第101中队于1948年6月份从厄刻龙机场的混凝土跑道转移至赫兹里亚（Herzliya）那用推土机修建的新跑道后，飞行员们原本以为“捷克飞刀”在起飞和降落时的表现会更好一些，可惜事实上没有。“捷克飞刀”在起飞和降落时出事故是如此地频繁，以至于地勤人员装备了一套长长的杆子，以便在战斗机偏转方向时把它推回正确的位置。

不足为奇的一点是，S-199很难维护，以色列的地勤机械师被迫在夏季炎热的天气里努力让这款飞机能够飞行。我（译者注：即本文原作者罗伯特•甘德特）在2015年7月9日采访了当年的志愿飞行员米切尔•弗林特（Mitchell Flint），后者回忆说“同一时间在天上的‘捷克飞刀’的数量从未超过四架”。

当以色列人抱怨S-199惨烈的飞行安全记录时，捷克人却将坠机事故归咎于飞行员对这种机型缺乏经验。捷克人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志愿飞行员们在赶赴中东严酷的战场环境之前仅在捷克斯洛伐克接受过最低限度的训练。那些习惯了美制P-47、P-51、F4U等战斗机的宽间距起落架的飞行员并没有为适应梅塞施密特那怪异的窄间距起落架做好准备。

目前，以色列唯一一架保存下来的阿维亚S-199战斗机存放在位于内盖夫沙漠哈茨里姆（Hatzerim）空军基地的以色列空军博物馆中

直到1948年7月9日早晨，“捷克飞刀”才展现出其最致命的特征：这一天，莱纳特被指派领导一支四机编队，对设在埃里什（El Arish）的埃及空军基地进行空袭。驾驶第二架飞机的是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安德鲁斯（Stan Andrews），他在起飞时飞机突然急转弯，并迅速倒扣了过来，并把跑道堵了整整15分钟。整个任务一开始就发生了这样不利的情况，导致莱纳特手头上只剩下三架战斗机了，而且燃油也不够了，于是他们选择了一个更近的目标，即埃及人控制下的加沙海港。

最终，只有两架S-199返航，未返航的那架“捷克飞刀”是由另一名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年轻飞行员鲍勃•维克曼（Bob Vickman）驾驶的，他连人带机失踪了。搜索者和无线电监听人员通宵达旦地进行了尝试，但始终未能发现维克曼的下落。

第二天，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故。7月10日，在加利利海附近，两架S-199突然出现在了两架叙利亚的俯冲轰炸机面前。领头的飞行员是英国退役老兵莫里•曼恩（Maury Mann），他不等第一架轰炸机投完炸弹，就在几秒钟内将其击落；曼恩的僚机飞行员是来自南非的莱昂内尔•布洛赫（Lionel Bloch），他在第二架轰炸机的后方左右摆动，追赶着敌机一路向北飞进了叙利亚。这是曼恩最后一次见到布洛赫了——第二架S-199也失踪了。

7月11日早上，一位名叫西德•科恩（Syd Cohen）的南非前医学院学生跳入了一架S-199的座舱，试图找回那位失踪的同胞。凭直觉，科恩捏了一下机鼻上安装的机枪的扳机，他感觉到了两挺机枪的嘎嘎作响，但也感觉到了另外一些东西，一种另外的振动。降落后，科恩的怀疑得到了证实：所有三个螺旋桨叶片上都有弹孔，原来是使机枪在两个叶片空档间射击的同步协调器存在缺陷，维克曼和布洛赫很可能打坏了自己的螺旋桨。

1948年10月，以色列人在内盖夫沙漠发起了代号为“约阿夫行动”（Operation Yoav）的进攻作战，每架可以飞行的S-199都投入了战斗。阿隆驾机对海岸的目标执行了轰炸和扫射任务并返航。在准备降落到赫兹里亚机场时，他通过无线电报告自己的起落架出了问题。这是S-199的另一大缺陷，即一个或两个前轮无法放出。补救措施是猛地向上和向下推拉战斗机的机鼻，以便将起落架从机翼的容纳凹坑中“甩”出来。

当阿隆用上述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时，地面上的观察者发现了更多令人不安的迹象：战斗机的机鼻上冒出了一团灰色的烟雾。临时塔台中的控制人员通知阿隆检查他的发动机温度，“温度正常”，阿隆回答道。这是他的最后一次通话了，短短几秒钟后，阿隆的战斗机俯冲下来，坠毁在跑道旁边，并燃起了熊熊大火。

当天晚上，飞行员们挤在他们的临时酒吧里，谈论发生了什么。阿隆当时已成为以色列人心目中近乎神话般的英雄，他就像那位年轻而有魅力的大卫，战胜了如巨人歌利亚般的阿拉伯空军。“中队里的每个人都哭了”，鲁迪•奥加滕在《不容失误》（No Margin for Error）一书中这样回忆道。他还说：“在我经历的所有战争中，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

鲁迪•奥加滕，他在二战期间为一名美军战斗机飞行员，后来在加入以色列空军第101中队后获得了王牌身份

人们一直未能找出导致阿隆坠机的明确原因，不过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伤心了，战争已经达到了高潮。尽管禁运一直存在，但仍有越来越多的战斗机进入了以色列空军的装备序列，包括3架从美国走私来的波音B-17轰炸机、4架从英国走私来的布里斯托尔“英俊战士”战斗机和2架被拆散了装在箱子里，上面标有“农业设备”的美制P-51战斗机。对第101中队的飞行员而言，最棒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向以色列提供了作为二战剩余物资的“喷火”式战斗机。

以色列凭借其日益增强的空军逐渐控制了天空。截至1949年1月7日，即第一次中东战争空战的最后一天，“喷火”共击落了15架敌机，P-51摧毁了4架。至于S-199，尽管发生了一系列惨烈的事故，但它们还是获得了7个空对空战果。

以色列空军装备的“喷火”式战斗机

尽管阿维亚S-199战斗机具有一系列不良的特性，但它们的确在以色列早期的空中力量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战争初期，仅仅是让敌人看一眼这些飞机的存在就使侵略者感到恐惧，并激起了人数上居于劣势的以色列抵抗者的斗志。对此，吉迪恩•利希特曼说：“这真是令人惊讶。”“所以我们飞了它，我们阻止了敌人。”如果没有S-199，那么1948年爆发的第一次阿以战争可能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