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是怎样被曹魏“废弃”的?

来源: 地缘谷​

建安二十年，孙权率领十万大军亲征合肥，此战成功打响了合肥守将张辽的威名，“威震逍遥津”成为张辽一生最自豪的战绩。从公元208年到公元278年，孙吴主动进攻曹魏34次，其中合肥——寿春一线12次，将近一半。合肥是魏吴攻防战中绕不开的话题，也是孙权永远的痛。

东线重镇

魏明帝曹叡曾言：“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此三城下者，地有所必争也”。东吴作战向来依靠水军，能水战绝不陆战，因此，能够沟通长江淮河乃至深入中原的水路十分重要。

这样的水路共有三条，分别是中渎水、濡须水、汉水。其中，中渎水受季节影响太大，无法全年通航；孙权前期将荆州借给刘备，汉水一路就需要占领襄阳才能使用，但襄阳自始至终掌握于曹魏手中，汉水自然也不可用。

濡须水北经巢湖入施水，再经肥水入淮河。东吴水军从长江入淮河，不仅可以发挥其水军威力，还能保障后勤。对曹魏而言，灭东吴则同样需要将水军调往长江，大军南下也需要水运维持后勤，濡须水就成了吴魏两国互相攻打的必经之路。

而合肥正处于肥水、施水交汇处，对曹魏而言，合肥是防御东吴北上的屏障；对于东吴而言，合肥则有如横亘于其眼前的大山，无论是自保或是北伐中原，都必须攻克合肥，进而夺取淮河流域。

建安四年，袁术病逝，扬州庐江郡也被孙策占领，曹操能控制的仅仅是合肥至寿春。建安五年，正与袁绍交战的曹操任命刘馥为扬州刺史，但兵力捉襟见肘的曹操分不出一兵一卒，刘馥只能单枪匹马前往扬州。

刘馥去不了旧治，只能“单马造空城”，重新开始建立治所。虽然条件艰苦，但刘馥设法兴办屯田、招揽游民，之后建芍陂、七门、吴塘等水利工程以灌溉农田，“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

建安十三年，刘馥病逝，合肥百姓失去了一位父母官，但更可怕的是还要面对孙权的十万大军。同年，曹操兵败赤壁，刘备、周瑜于荆州发动反攻，孙权则率领十万大军围攻合肥。

连绵大雨，合肥的城墙几乎要支撑不住，城内守军不多，大部分还是地方组织的二线部队,难以抵挡孙权大军。但守城将士众志成城，凭借原来的积蓄固城死守，等待援军。但援军的到来希望渺茫，曹操向来对合肥方向的重视不够，也没想到自己会败，待到孙权大军来攻之时，曹操只能派出张喜率领的一千骑兵去增援，一千残兵打十万精锐之师，结果可想而知。

军令如山，明知不可为的张喜仍然率兵前往合肥，路过汝南时将其军队编入麾下，但兵力仍远远不够，此时合肥城已经被围困数月，可谓是弹尽粮绝，眼看坚守不住之时，扬州别驾蒋济心生一计，他对刺史诈称得到张喜书信，应当派遣主簿迎接张喜援军。即写书信遣三部让他们把这消息告诉城中守将，一封入合肥城中，另外两封则被敌军捉去，孙权信以为真，急忙放火退走，合肥得以保全。

经历了这次合肥之战后，曹操开始重视合肥，此时孙权已将荆州借于刘备而专心进攻淮南，另一方面，曹操也放弃了从荆州进攻江东的战法，转由合肥—巢湖一线直接攻击江东腹地，合肥成为了双方拉锯的前线。建安十四年，曹操派于禁、臧霸等人率军南下，消灭了盘踞淮南多年的梅成、陈兰等人，恢复被孙权破坏的基层政权，对合肥的防务也进行了全方位的整顿。

首先是增加驻军，原先留守合肥的部队都是由刘馥组织起来的地方部队，战斗力很差，这次曹操直接留下了张辽、乐进、李典三名大将和七千名精锐士兵，作为扬州地区的曹军主力。

建安二十一年，又增加张辽麾下兵力，使其兵力将近万人，并且以合肥为中心进行纵深防御，虽然合肥驻军有所增加，但总量依旧太少，因此设征东将军于合肥监督扬州军事，若合肥被围，则由征东将军上书调集兖州、豫州等地军队乃至曹魏中军增援合肥，合肥从此成为曹魏东部战线的核心，是曹魏誓死保卫，而东吴誓死争夺的要地。

战略地位下降

正所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合肥虽然被设为曹魏东南重镇，但伴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合肥的战略地位也随之变化。

赤壁之战以后，曹操战败，虽然实力仍强于刘备、孙权，但也无压倒性优势。曹操的军队主要由中军和地方军队组成，中军强而州郡兵弱，靠州郡兵无力对抗刘备或孙权的进攻，往往需要中军支援。

曹操在世时，曹魏中军数量在十万左右，这支军队主要在邺城驻扎，小部分派驻于地方，每次中军出征后也要返回邺城驻扎。面对两线作战时，曹操的中军来回奔波压力很大，但两线的边境军队又不足以独立支撑防御，为了进行有效的防御，曹操就只能采取毒计——迁民。

曹操的迁民之法大多是将边境百姓迁往内地，一是坚壁清野让敌人无法就地获得给养，增加其消耗；二则让敌人无处劫掠，即使进攻也没有什么收获。在与刘备汉中之战失利后，曹操就大举迁移汉中居民，孙权进攻合肥时，曹操也采取了这一措施。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决定将徐、扬两州南部居民内迁，造成“庐江、九江、春、广陵虎十余万皆东渡江”（引自《三国志·吴主传》）的景象，从长江至合肥以南只留下了皖城，江淮间“不居者数百里”，形成了一道广袤的无人带。建安十九年，孙权拿下皖城，合肥完全暴露在孙吴兵峰之下。

但曹操对东吴仍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因此合肥依旧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大量居民南迁或东入孙吴使得合肥地区的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在合肥维持驻军成本过高，上文也提到，合肥以南再无屏障。这样的情况下，合肥是作为军政中心直接暴露在敌人攻击下太过危险，调整东线布局已经是势在必行。

曹操病逝后，曹丕即位，他对孙权发动的三次大规模进攻，都以失败告终。这表明，曹魏想要在短时间吃掉孙刘两方是不可能的，曹魏政权也逐渐转向战略防御，对东线防务做出了极大的调整，最重要的就是将扬州治所北迁到寿春。

黄初四年（公元223年）后，征东将军改为常驻寿春，军队主力也移驻寿春。寿春与合肥相比，距离曹魏中心地区更近，一旦东线有变，中军可以迅速通过许昌抵达寿春集结，合肥就变成了吸引火力的靶子。

公元230年前后，合肥旧城被拆毁，魏明帝采纳满宠的建议，将新城西移三十里。重建后的合肥新城，交通枢纽作用明显减弱，但是远离河流，对于依赖水军作战的吴军而言，攻城难度大大提升，合肥成为了消耗其锐气的最佳棋子。

合肥衰落，寿春崛起

正始初年，魏国准备在东南一带积储军粮，派邓艾考察后，他提议在两淮地区开展屯田，“令淮北屯两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守，且田且守，……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之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引自《三国志·邓艾传》）。

这一建议得到司马懿的采纳，开始在当地兴修水利以灌溉农田，“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引自《晋书·食货志》）。随着屯田的进行，寿春地区经济实力不断地提升，军事实力也相应的提升。

诸葛诞叛乱时，凭借淮南地区聚集兵力十余万于寿春（虽然有数万的中央军队，但大部分仍是江淮屯军），江淮防务也以寿春为中心，屯军主力和支援中军主力均在寿春集结，寿春成为了调度和指挥的中心，合肥则沦为前线要塞，成为寿春的桥头堡。

公元253年，诸葛瑾率领二十万大军北伐，这也是东吴对曹魏发动最大规模一次进攻，这次进攻并非为了占领合肥，而是要引诱魏军主力出战。此时合肥城内仅有守军数千人，形势危急，但魏军并不急于救援，而将大军集结于寿春以逸待劳，等待吴军疲惫再出击。

但诸葛恪刚愎自用，中了合肥守军的疑兵之计，以至连合肥都攻不下便撤军。淮南三叛中的后两场叛乱，叛军大多将军队集中于寿春，合肥则成了空城。东吴军队为支援叛军或撤回国内时中途数次经过合肥，有多次机会可以占领合肥，却从未在合肥驻军。公元263年、268年，丁奉组织的两次北伐也无视合肥的存在，吴魏两军之间争夺的焦点由合肥转变为寿春，寿春变成了东吴虎视眈眈的肥肉。

诸葛恪，领导了东吴对曹魏最大规模的进攻（诸葛恪进攻兵力为二十余万人，对比孙权历次北伐仅十万人），但被缓兵之计所挫败，最终在国内政治斗争被杀。

在过去，一个城市的战略地位主要取决于自身条件，但也受战争形势的影响。合肥的衰落受到曹魏政权战略的影响，这一策略转变以及相应的措施不只让合肥失去了战略地位，还使其失去了作为一州治所的经济基础，而距离边境较远的寿春条件明显优于合肥，更适宜作为曹魏在淮南地区的核心，合肥也就因此被“雪藏”，最终沦为寿春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