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列强环伺,土耳其是怎样守住伊斯坦布尔的?
“他们认为奥斯曼帝国唯一具备威胁之处只是伊斯坦布尔,只要攻下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便不值一提。
文:大尾巴熊 来源:地缘谷
伊斯坦布尔,一个坐落在亚欧交界处,被人们赋予了“黑海边上最伟大城市”的称号,无论在任何时代,都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宏伟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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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这座城市的前身,君士坦丁堡,曾是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的首都,后来被崛起的奥斯曼帝国攻占,划为首都;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俄罗斯、希腊、保加利亚、意大利、英国、埃及等列强都对伊斯坦布尔,这座土耳其最珍贵的城市垂涎三尺。
各国企图夺取这“黑海边上最伟大的城市”的原因很简单,伊斯坦布尔处于巴尔干半岛东端,扼守博斯普鲁斯海峡海峡,黑海的入口和出口都在伊斯坦布尔严密的监视下,它地处欧亚的交通要冲,是兵家必争的要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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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奥斯曼帝国是如何在衰落中守住这座“伟大之城”的呢?
向死而生:加利波利之战
当年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被人称为“西亚病夫”,但奥斯曼帝国绝非真正随意任人挨打的病夫,只是一个虚弱的勇士,早在1830年,奥斯曼土耳其就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坦齐玛特改革,为土耳其的实力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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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政治的博弈上,因为改革的优势,土耳其始终是半个棋手,而不是任人摆布的棋子,何谓棋手?有能力搅动棋局的人,才能叫做棋手,而任棋手摆布的,是棋子。
事实确实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下议院看不起奥斯曼帝国,直接征用了原本卖给奥斯曼帝国的战列舰。他们认为奥斯曼帝国唯一具备威胁之处只是伊斯坦布尔,只要攻下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便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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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1月,海军大臣丘吉尔提出,凭借雄厚的皇家海军实力打破达达尼尔海峡的封锁,由协约国士兵登陆加利波利作战,从东色雷斯省急行军攻下伊斯坦布尔,这便是“斩首计划”。1915年3月18日,以皇家舰队炮轰达达尼尔海峡作为信号,加利波利战役正式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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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波利悬崖边的登陆场,集结了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军团,俗称“澳新军团”(ANZAC),以勇猛著称;还有来自英国、法国、英属印度的军队,共有着近八万人。
而他们面对的是德国军事顾问冯·赞德尔斯带领的奥斯曼第五集团军,共计八万四千人,从人数上来看,两者相近,论武器,澳新军团要优于第五集团军,但第五集团军的作战意志更强烈,更坚定,他们身后就是伊斯坦布尔,他们无路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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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4月25日夜间,澳新军团在火炮掩护下抢滩登陆,但大多数人都没有接受过良好的夜间作战训练,虽然建立了滩头阵地,但这些阵地大多零碎狭窄,无法有效展开兵力,更为致命的是,这些滩头阵地与土军之间隔着悬崖,这意味着,土军掌握了居高临下的战略主动权,而澳新军团必须冒着枪林弹雨攀登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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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新军团打算先发制人,爬上悬崖;但第五集团军十九师的一个年轻中校,穆斯塔法·凯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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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了危机性,于是带领19师急行军前来阻击凶猛的澳新军团;全师不惜一切代价,向已经爬上悬崖的军团发起全面进攻,不久之后,战况陷入了胶着,19师进攻也开始显出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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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末尔明白,如果让澳新军团成功登陆并展开,加利波利之战必败!于是他在危急的关头下达了那道著名的命令,“弟兄们,我不是在命令你们进攻,而是命令你们向死而生!”
收到命令的19师全军上刺刀,向已经爬上山顶的澳新军团发动白刃冲锋,最终成功把澳新军团逼回悬崖下的海滩,并在悬崖上建立了稳固的防御阵地。
随后,前来驰援的英国29师继续向悬崖发动进攻,但仍没能打退神勇的19师,至此,制高点再也没有回到协约国手中。到5月8日,八万协约国军队伤亡已经超过了两万人,近四分之一的军队失去作战能力,加利波利之战已经完全失去其战略的“突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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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到战况不妙的英国法国开始向加利波利补充兵力,先后共有近四十三万协约国军队远渡重洋作战,却依旧无法打破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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鏖战十一个月后,在加利波利的沙滩上,留下了四万四千具尸体,近九万人负伤,耗费了大量军事辎重。
时至今日,澳新仍有纪念”加利波利之战”死伤军人的缅怀日,这足以说明这场战争的惨烈程度和土耳其人保家卫国的决心。无论如何,英国染指伊斯坦布尔的企图最终落空。
至暗时刻:萨卡利亚河之战
一战之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战败,希腊作为胜利者自然想从这个宿敌身上获得更多利益。
希腊首相维尼泽洛斯是个天生的战略家和外交家,他在巴黎和会上用巧妙的言语和虚假的民意调查争取到美英法的支持,从而迫使当时奥斯曼的傀儡政府签订了极其苛刻的«色佛尔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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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尼泽洛斯的希冀是实现”伟大理想“,即收复伊斯坦布尔,还于旧都”君士坦丁堡“,重建古东罗马的辉煌,成就“新罗马帝国”。毫无疑问,希腊对“黑海明珠”伊斯坦布尔早就垂涎三尺。
1920年6月22日,第二次希土战争正式打响。希腊军队登陆伊兹密尔,分为两路;一路往北直取重镇布尔萨,共计六个师,为北路希军,一路往东,为南路希军,前往安纳托利亚高原,意图夺取当时土耳其国民政府、大国民议会所在重镇安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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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土耳其民兵对这次突然的进攻完全没有防备,到了7月8日,希腊军队势如破竹,一路攻取了伊兹密尔、布尔萨等重要城市,已经向内陆推进了将近200公里,最远部队已经到达杜姆卢伯纳尔山巅,而到了那里,当地土军才依托有利地形勉强维持住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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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坏的消息传来,东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亚美尼亚人发动了起义,与西部的希腊军队遥相呼应,此时的土耳其可谓是前有豺狼,后有悬崖,情况十分危急;幸而东线亚美尼亚人的民兵武装实力较弱,东线土军迅速取得了胜利,并迅速抽调兵力回援西线。
与此同时,西线凯末尔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收编民兵与游击队的同时,加紧训练正规的土耳其国民军,数次打退了希军小规模的进攻,并取得了几场胜利,但战争的天平,仍未倾向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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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胜利,震慑了各国,更开始重新审视放任希腊的进攻是否符合他们的利益,在1921年1月10日,各国再次召开“伦敦会议”,但谈判建立在色佛尔条约的基础上,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拒绝接受,会议以失败告终。
既然在谈判桌上无法得到,希腊决定在战场上做两手准备,先将服兵役范围增加三个适役年龄,大量补充受损的兵力,在土耳其的希腊军队扩充到20万人左右,另一方面,希腊从英国的支援中获得了大量坦克、火炮,以及优秀的英国军官,到了7月初,希腊已经完成了全面战争准备。
完成全面准备的希腊爆发出了惊人的实力。7月10日,屈塔西亚战役爆发,南路希军配合攻占了阿菲永,与北路会师之后,屈塔西亚陷落;至20日,厄斯基色西希尔也面临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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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军连连失利,相继失去三座战略重镇,唯一的一次反攻也被希军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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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耳其最危险的时刻,凯末尔下令军队全面后撤至萨卡利亚河东岸布防,这一举措不仅保存了土耳其国民军队的实力,也为日后的反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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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峻的局势摆在眼前,萨卡利亚河后面,就是首都安卡拉,他们无路可退。8月5日,大国民议会通过特别法案,任命凯末尔担任全军总司令;同时,希腊国王康斯坦丁一世也亲临屈塔西亚担任全军总司令,这是希腊和土耳其两个国家的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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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8月23日,希腊军队集中共7.5万精锐部队,装备300门大炮,共计3000挺机枪向萨卡利亚河发动全面进攻;土军休整之后,集中了5.5万人的精锐兵力,共计150门大炮以及280挺机枪,依托萨卡利亚河防御作战。
凯末尔亲自上阵指挥作战,土军在希军雄厚的兵力优势面前,几乎支撑不住,有些防线已经被突破,有生力量也损耗严重。但凯末尔在危机之中,鼓励作战的土军,”我们也许失去了阵地的防线,但我们仍有血肉组成的防线,我们脚下的土地是我们战友的鲜血换来的,一步也不准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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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战中,他的肋骨被敌军子弹打断,也坚决不下火线,仍然裹着绷带血战希军,土军受此鼓舞,最终在希军显出颓势时,一举突破希腊军队左翼,希腊军队措手不及,紧急撤退。到了9月10日,希军全面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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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22天的萨卡利亚河战役,奠定了土耳其的胜利基础,协约国对希腊全面失望,终止对希腊的军事和财政援助,土耳其在不久后发起了全面反攻,肃清了20万希军,1923年7月24日,《洛桑条约》签订,土耳其用鲜血保住了民族的尊严,希腊的“伟大理想”彻底破灭。自此,“君士坦丁堡”从世界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伊斯坦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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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末尔被称为“伊斯坦布尔的救星”,但伊斯坦布尔真正的救星,是那些坚守阵地的土耳其士兵。战后的土耳其,失去了许多土地,却保住了伊斯坦布尔这块宝地,除了依靠不屈不挠的奋战精神,更多的是那民族基因中不甘沉沦的血性,鼓舞着土耳其士兵,浴血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