筸军大佬成就一代湘西王传奇：陈渠珍的沉浮！

来源：艽野尘梦

自乾嘉年间苗民起义以后的几百年间，湘西形成了一支由同乡原籍世代习武的族裔组织的职业兵团，那就是苗汉古城凤凰的“筸军”。而正因为“筸军”的起源和独特的地域民风，成就了最具筸军性格又能长久在湘西叱咤风云的人物，莫过于民国时代雄霸一方，人称“湘西王”的陈渠珍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能够当上这个“湘西王”，并由此开启了湘西大一统的局面？这位如同链条一样将晚清至新中国的若干历史事件与人物，都能连接起来的“三朝元老”，又是如何实现他的“湘西王”梦想呢？

艽野尘梦:中国最后一个湘西王,和藏族妻子的一段传奇

湖南湘西有一个国家级的历史名城，就是现在名动国内的凤凰古城。此地历来就是苗族土家族聚居区。清康熙39年，沅州镇由芷江移防凤凰，称“镇竿城”，自此凤凰一度逐渐形成湘西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这座“一湾绿水四围山”的古城，由于地势雄伟险峻，在军事上显得特别重要，历来为明清两朝所谓“绥远”、“镇边”的防地。

1882年9月22日，正在湘西苗疆镇守边关的凤凰营都司陈茂林，从家中传来一喜讯，时年54岁的他再添一男婴。这名男婴便是日后统领湘西数十年的“湘西王”陈渠珍。

陈渠珍满6岁时，父亲陈茂林便把他带到自己的驻防地黄丝桥入蒙童馆开始读书。

离镇竿城50约华里的黄丝桥，曾是苗族人民反抗清王朝统治、多次与官军厮杀过的古战场。

只要时间允许，陈茂林便带上小陈渠珍，在参观用青条石砌成的古城堡和炮台的同时，讲述自己在战场上的许多亲身经历。也是从这时起，陈茂林经常亲自教小陈渠珍练习刺枪、击剑及掷镖等武功。

1898年，年仅16岁的陈渠珍与同县的好友肖官麟一道，以“品学兼优”被选送到沅州府（今芷江）的“沅水校经堂”读书深造。

沅水校经堂系由明清之际的明山书院演变而成，为沅州府知府朱其懿于1886年所建，堂内分别设有文学、政事、训古、史地等科目，著名学者和政界要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等，就是出自这个校经堂。

陈渠珍在这里选学政事和文学，由于刻苦钻研，学习进步很快，第二年便考取秀才。然而，当时正值中日甲午战后，清朝战败丧师赔款，全国震惊。陈渠珍听闻之后，“愤慨之余认为国家兴亡，青年有责，于是爱国之心，油然而起。”

芷江文庙：沅水校经堂旧址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渐渐开始忧国忧民的陈渠珍，搜购了不少的时务书籍，日夜钻研才得以知晓国际情形已到了不整军经武、充实国力，而不足以救亡图存的地步。后经“庚子之变”，各西方列强盛倡瓜分中国之议，更是让陈渠珍感到痛心疾首。

而陈渠珍从此决心投笔从戎的转机，终于出现在了1903年的秋天。

原来，经过甲午海战的惨败，更加深深震动了清朝廷，清政府也渐渐意识到，“外患内忧，非变法图强而不能自存”，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废科举、兴时务的倡议。

为了实现清政府创练新式军队、操习新式枪炮“以成劲旅”的目的，湖南于1903年5月开始筹办武备学堂。

同年9月，21岁的陈渠珍便与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肖官麟，背着破旧的衣被，告别沅水校经堂，来到了位于长沙小吴门外大校场旁的湖南武备学堂。

武备学堂及其附设的兵目学堂，虽说都是“仿效西法”用来训练官兵的，但训练的对象则有所区别：武备学堂培养新式军官，而兵目学堂则培养新军基层骨干和士兵骨干。

在这里，陈渠珍结识了一位日后为他带来荣耀与机会的“贵人”——当时在武备学堂将牟班的学员田应诏。

也是在武备学堂，“陈渠珍”这个名字才正式开始启用。

以前一直是叫陈开琼，他觉得自己是被丢弃在水沟的珍珠，所以就自己改了个名字叫做陈渠珍，就不再用以前的那个名字了。

贵州提督田兴恕：田应诏父亲

陈渠珍在兵目学堂学习了一年，各科成绩都非常优秀。恰在这时，在武备学堂学习的田应诏，因怀抱不平、暴打外籍教官，而被学堂开除学籍；而田应诏在湖南武备学堂的这名缺额，则由兵目学堂中择优增补。

因为陈渠珍在兵目学堂平时勤奋好学，成绩优异，所以经过考试，最终果然以优异成绩于1904年升入武备学堂将牟班学习，就顶替了田应诏的那个空缺名额。

此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陈渠珍受到革命新思潮的影响，内心渐渐萌发了反清思想，于是便开始倾心于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及思想。陈渠珍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好友同学，一同加入了同盟会组织。他们经常到天心阁、岳麓山等地方秘密集会，策划反清活动等。后来被清政府湖南当局怀疑上了。陈渠珍担心被暴露，那时候对革命党人抓一个杀一个，所以就从天心阁城墙上跳下来逃跑了。

天心阁

从天心阁城墙上跳下来逃跑的陈渠珍，在凤凰镇竿城的老家里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也算是好不容易避过了风头。此时的陈渠珍眼看革命形势一天天高涨，胸怀伟大理想和抱负，又见过世面的他，觉得自己老这样躲在家里终究也不是个办法。

而就在这时，同窗好友林修梅等来信约他同去武汉，求见早已转任湖北巡抚的赵尔巽，以谋出路。因为在他们这些人看来，赵尔巽在清代封疆大吏中算得上是一个颇为明达之士。就这样，经历过首次折戟沉沙之后的陈渠珍，再一次开始了自己的新征程。

只是这一次，带给陈渠珍的会是什么呢？

陈渠珍找到湖北巡抚赵尔巽之后，他说我有个胞弟赵尔丰在四川任巡抚，正好需要用人，就把他介绍到了赵尔丰那里。但赵尔丰得知陈渠珍是从湖南来的之后，担心他是革命党人，所以陈渠珍并没怎么得到重用。

湖北巡抚赵尔巽

细心的陈渠珍在随部队驻防四川百丈邑时，利用公务闲暇之余，悉心搜集有关川边西藏等地的史地资料，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陈渠珍深深感到英法俄等帝国都有着觊觎西藏的野心和迹象，于是在治军之余，集中精力写了一部“规划藏事”的《西征计划书》，准备适当时候向上启奏。

1909年，时值英军入侵西藏，当地政府行政首长向清廷求援，清政府随即命令四川新军率部出川援藏。一心想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陈渠珍，则抓住良机上书《西征计划》，因而得到上司赏识。

没东西吃的时候，有个士兵快不行了，甚至有人提出杀了这个士兵把他吃掉。可以说这段西藏经历，对陈渠珍后来有很大的影响，底子都是那时候打下的。经历了大生大死之后的陈渠珍，因此练就了常人难有的毅力与品格，为他日后成就一番事业而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经过长途奔波，费尽千辛万苦的陈渠珍，终于独自一人，在1913年农历正月底，再次回到了久别的家乡凤凰镇竿城。

而此时，正值湘西镇守使署在家乡凤凰成立，陈渠珍显然不知道凤凰早已经“光复”一年多了。还有一个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驻扎在凤凰镇竿城的湘西镇守使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当年顶替其名额空缺的武备学堂的学长兼好友田应诏，而这个人将会在7年之后，再一次地将取而代之的名额机会让给自己。

田应诏，字凤丹，原贵州巡抚田兴恕的儿子，湘西“竿军”第一任大佬、曾因不满外国传教士在贵州的非法活动，而先后将天主教传教士及教民等四人凌迟处死，因此被清政府革职。

自从在长沙武备学堂因暴打教官而被开除学籍后，依靠他父亲的老友时任湖南巡抚赵尔巽的设法帮助，自费留学日本，先后在振武学堂和陆军士官学堂学习。在日期间，他结识了孙中山，不久便加入了同盟会。

后因在辛亥革命担任光复南京的“敢死队队长”，以及在护国战争时的英勇表现，谭延闿主湘期间，田应诏被任命为湘西镇守使。

看到当时全国都处于动荡之中，豪强四起，无兵则无权，田应诏很想网罗一些人才，整军经武、扩大实力，以图日后大举。

当他听到陈渠珍援藏归来，正闲赋在家中，于是便立即命人召见。

田应诏对陈渠珍说，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革命以来，百废待举，正是用人的时机，你血气方刚，正好为国家效力。

陈渠珍则说，现当今正是用武之秋，没有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是不能巩固自己的地盘的，更不可能成大气候。所以当务之急是应该兴办军官训练团，培养大批军官、干部。

田应诏委任陈渠珍在自己的湘西镇守使署中任中校参谋，而陈渠珍以自己多年来的经历和反思，回报给田应诏的第一个建议便是，在湘西范围内兴办军官训练团。

假如你培养一个连长，他如果管60个人，我培养好10个连长的话，就等于管好了六百多人，只要我管好我的将领，就管好所有的兵了，那如果我培养一百个将领的话，就等于可以管好几万人的队伍。田应诏一听，连连说是，那就这样办，你陈渠珍在军官学校读过书，那就你亲自抓这个事情吧。

湘西军官训练团就设在镇竿城皇殿，学员有连长以上的青年军官110多名，共分三个班。一切均仿照北洋武备学堂，学员多为凤凰人，如谭自平、顾家齐等，也有少数是从麻阳、乾城等地来的，每期学习半年，先后共办了两期，训练了200多名军官。

后来随着田应诏的实力日益扩大，而陈渠珍则以军官训练团出身的这批学员为骨干，为尔后长期统领湘西，准备了坚实的军事条件。

当然办军官学校，陈渠珍也有自己的考虑和想法，他想要起步就要想到如何起来，于是想到第一步就是办军官学校。那这些军官今后将是为我所用的，就巩固了自己的实力，把这些军官安排到部队里面去，将来就都听我陈渠珍的。总之就是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就必须得走军官学校这条路才能发展迅速壮大。

正当陈渠珍集中精力为田应诏训练军事骨干之时，袁世凯筹备称帝的步伐也日益加紧，全国局势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全国人民反袁的声浪越来越高。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登上皇帝宝座，就在他接受百官朝贺的第二天，蔡锷等即通电各省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同时，孙中山也发表了《讨袁檄文》。随后，云南的唐继荛、蔡锷、李烈钧等组成护国军联名发表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20条罪状，并率部分别于1916年元月10日和元月16日自昆明出发，一路北上进军讨伐。袁世凯则紧急调派兵力进行堵截。湘西则一下子成为了双方极力争取、拉拢的战略要地。

到底该援助谁，站到哪一方的阵营中去呢？田应诏在这个重大问题面前，感到非常的棘手。

田应诏找到陈渠珍商量，陈渠珍当时就分析说，纵观情势，是应当帮助护国军讨伐倒行逆施的袁世凯，但无奈我湘西历为边陲，地瘠民贫，如我出兵，湘西必为南北战场，无论哪一方获胜，我湘西将必遭破坏而一蹶不振。即然这样，不如暂守中立，坐观成败，待大局稍定再做定夺。以不变应万变，实为上上之策。

根据“暂守中立，坐观成败，以收渔利”的两面策略，田应诏接受陈渠珍的建议，一面向北京统率办事处屡电告急，表示“忠贞不渝”；一面又与西南护国军暗通声息，表示同情支持。

袁世凯、汤芗铭调派阻击的北军与西南护国黔军在湘西一带进行拉锯式的激战，双方互有胜负。田应诏则在南北战争中，大发“洋财”，北军丢失的枪支、子弹、装备等，相当部分落入到了湘西竿军手中。

首战告捷，由此一来，田应诏对陈渠珍更加器重，开始无不言听计从起来。

1916年4月26日，程潜、林修梅等在靖县组织反袁，同时召开护国军湖南人民讨袁大会，正式宣布湖南独立，公举程潜为湖南护国军总司令。

湖南独立的宣言，很快传遍三湘四水，反袁怒火迅即成燎原之势。

5月24日，湘西镇守使田应诏再次接受陈渠珍的建议，顺大势而为，在凤凰镇竿城召开军民群众大会，宣布独立，并就任湘西护国军总司令。不久，田应诏将陈渠珍提升为湘西护国军参谋长。

陈渠珍在个人实践能力上，战术素养上都比其他人要强些，而且主要的还有他这人比较勤奋好学习。最大的优势还在于他这个人具备了汉文化武装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所具备的政治敏感性，他也有着统领全局的这样一种能力水平。

然而，自田应诏宣布独立以后，自以为拥有兵力六、七千人，管辖地区范围已达七县之多，手下还有一批善谋能战的军事骨干，不免开始有些踌躇满志、不思进取的情绪，渐渐开始疏于军政大事。

与此同时，湖南作为南北大军交战的前沿阵地，战祸连年，民不聊生，时局更加动荡复杂。而作为周边各路军阀势力都想染指的湘西，其战略地位更加凸显无疑，因此局面更加复杂异常。

田应诏应该来说是个文人，他闲来没事的时候就在家里写诗作画，当时湘西在那样复杂的环境里面，你怎么能够闲得下心来做这些事情呢？公务繁忙得要命，他当时是应付不了那样的复杂局面了，想渐渐地淡出并打算退下来了。

1920年春，谭延闿第三次督湘，上任伊始便开始进图湘西，携重兵向田应诏驻地推进。眼见局势紧张，田应诏便接受陈渠珍的建议，一面通电公开表示拥护谭延闿督湘，一面派人到省城长沙紧急斡旋。

谭延闿看到田应诏对自己一再表示拥护，随即允许他保留湘西镇守使原职，要他将镇守使署迁到长沙，牌子挂在长沙，人也住在长沙。此时的田应诏更加因为感到军政界的斗争变幻莫测，且残酷无情，早已有些意志消沉，只想过点安乐日子。于是便决定要陈渠珍代理自己的湘西靖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职务，将所部系数带回芷江、麻阳、凤凰、乾州一带，好日后再图良策，自己则携带眷属到了长沙。

在送走田应诏之后，陈渠珍随即便带领驻辰州部队回到麻阳，一方面利用湘西各剩余主要势力之间的相互倾轧和争斗，相继扫清了自己在登顶“湘西王”路上的障碍和阻力。另一方面，陈渠珍继续在原定防区 剿匪，争取赢得第三次督湘的新任“湖南王”谭延闿的信任。

通过一年多的坐镇剿匪，湘西境内的大股土匪暂时得到了平息，而这也果真得到了谭延闿的赏识。此时的谭延闿也一方面忙于应付混战，另一方面也认为湘西需要稳定，而又鞭长莫及，惟有陈渠珍是绥靖湘西的佼佼者。因此，不久之后，谭延闿就先后正式任命陈渠珍为湘西剿匪总指挥、湖南省十三区清乡司令、湘西巡防各军统领兼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古丈、凤凰、麻阳等十县剿匪指挥等职。

陈渠珍也由此在真正意义上，初步实现了自己取代田应诏在湘西的统领地位，并为日后近二十年时间，开创了湘西大一统的局面。

上个世纪军阀混战的二十年代，陈渠珍一统湘西，采取“保境安民”政策，锐意兴学，提倡自治，兴办军农、军工，欲把湘西建设成为一个“礼运大同世界”。

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一直以来陈渠珍都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准则，不愿与任何势力发生冲突。当时，贺龙领导革命武装队伍在湘西一带活动，出于保存实力等等考虑，数年里，陈渠珍对当时湖南省主席何健下达的“剿共”命令并不理睬。见陈渠珍抗命不遵，不听自己的调遣，何健大为恼火，于是他开始寻找机会向陈渠珍发难，一场危机逐渐逼近了。

1934年10月，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二军团向桑植进军。何键获悉这一消息之后，再三发电，严令陈渠珍全力“堵剿”。

一方面迫于压力，另一方面害怕红军发展过大，影响自己的利益，最终陈渠珍只得出兵，开始进攻。可没想到，陈渠珍的湘西军在十万坪被红军一举击溃，损失三千多人。

当时已经被蒋介石任命为“追剿”总司令的何键，马上落井下石，不但借改编之名吞并了陈渠珍的剩余人马，还秘密电告蒋介石，将剿共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陈渠珍身上。

军队瓦解，大权旁落。1935年2月，孤身一人的陈渠珍，黯然离开湘西，以“湖南省政府委员”的空衔移居长沙。

随后近十年，虽经多次努力，然而陈渠珍却再也无法重回昔日辉煌。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渠珍回到离别七载的故乡凤凰镇竿城，在西门坡的“寥天一庐”过起隐居生活。

虽然独安一隅，但对于湘西这片土地，陈渠珍内心里却总没能放下。

这天，县长杨仲璞陪同陈渠珍出门散步，走过市场，却看见几名警察正在围殴一个卖菜农民。一问才知，原来这位农民因为不满当时的经济状况，骂了县长几句娘。

由于当时国民党执意发动内战，致使国统区经济崩溃，贬值迅速，法币已无法在市面流通。在城市里，大宗买卖早已只用黄金美钞来计算。而在农村，用粮食来进行交易，成为唯一方式，民怨沸腾。

国民党政府发行了万元法币和二千五百元票面的关金大券，还有二十五万元的“关金”大钞。老百姓讽谓“金元券”曰“今晚转”， “银元券”曰“明天变”，并编成顺口溜曰，“今晚转，明天变，转来变去都不见”。

当时的湘西凤凰，市场上也一团乱，上街买东西，都要提一袋子米，买东西的要提米，卖东西也要用袋子装米，而且计算价格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街巷市场上白米撒地，怨声载道。

老洞古苗寨：统治湘西三十年的“湘西王”陈渠珍的公馆所在

和杨仲璞分手后，陈渠珍默默踱回“寥天一庐”。望着自己曾经费心经营的湘西，变成眼下如此光景，陈渠珍心中有种说不出的苦闷。

后来他就找到县长杨仲璞、参议长谭自平、副议长龙辑五、参议田雅凤等人，就讲了街上遇到的这件事，让大家一起出个主意，给凤凰县的人民办点好事。

一个月后，陈渠珍以个人名义发行“陈氏米票”，代替大米流通使用，票面有“寥天一庐”印章，有一合、半升、一升、二升等数种面额。

他隐退了七八年，这个时候看见他自己的老家凤凰也乱成一团了，老百姓苦不堪言，觉得这个时候他已经无法再置身事外了，总要尽自己能力方便老百姓的生活，就商量了这个法子。当时的米票是用土产夹皮纸手工加工制作，票长约三寸，宽约一寸，发行总额三万斤大米。

然而米票发行不到两个月，商户们竟然纷纷拒绝收用米票，市场交易忽又紊乱起来。陈渠珍几番调查询问得知，因为这种纸票没有特殊的纸张和印制技术，市场上不断发现假造的米票使用流通。异常恼怒的陈渠珍，又把县长杨仲璞、参议长谭自平和一些商会负责人叫到了家中。

他很生气，米票发行本来是有利于民生的，现在搞成这样子，明显的是官员不谋事造成的。当时县政府秘书田景阳就顶了一句，说，玉公你年事已高，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您老何必多此一举。这一下就把他真的给惹火了。

气急之下，陈渠珍指着县政府秘书田景阳，要他当即写就《通告》：如有商户大贾，再不收用米票，民众就要吃大户，责由自负。

吃大户，言下之意就是小心会出现抢米事件。这一下就把县长、参议长和商会的负责人给吓住了。马上就吩咐警察去侦查捉拿假造米票的人，同时又颁发《通告》，还在米票上加盖了钢印。当时没有钢印，就找到凤凰县立初级中学的校长戴亚东，拿学校的钢印盖在米票上，防止假冒。

虽然已经下野多年，但陈渠珍三个字，在湘西仍有着一种威严。当全县商户看到《通告》，无人再敢拒绝使用，春节后，米票一直流通到了乾州、麻阳、永绥、松桃等县。

不过，虽然陈氏米票最终在凤凰得以推行，但放眼整个湘西，陈渠珍感受更多的，却是一种无力和落寞。

回到湘西凤凰的陈渠珍，了解到湘西各地的实力人物，大都是一些年轻人，深感“当代贤达，鲜所结识”，自己称雄湘西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年事已高，似乎只能终老残年。然而此时国共内战日紧，时局动荡，官员腐败贪污成风。在湘西各地，匪患更是日益猖獗，眼见如此山河，如此湘西，陈渠珍内心不免痛心难平。

就在陈渠珍怅然哀叹之际，一场兵匪战祸，却将本已无意征途的陈渠珍，再次推上了风口浪尖。

1949年3月，早春天气，乍暖还寒。晚上九时左右，“寥天一庐”的客厅里，围坐着十几个人。他们正在向陈渠珍讲述着，近期湘西发生的一次惊天事变。

1949年3月2日，由于反对国民党第十七绥靖区司令李默庵在湘西的整编计划，土匪出身的永顺警察局长曹振亚等人联合造反，并攻陷沅陵县城。史称“三二事变”。

湘西土匪的特色就是，拖枪上山，国民党剿不了就封官，他们就借机买武器扩大势力。

继沅陵、麻阳暴动之后不到一周，湘西局势已经一片混乱，保靖、乾城、龙山、永绥、永顺、怀化、黔阳等县，烽烟四起。

来到“寥天一庐”找陈渠珍的，是当时凤凰县军政官员，他们希望陈渠珍能够出面坐镇，利用其昔日的声威，保护凤凰县城不受侵扰。

陈渠珍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67岁的老人了，已经没有了割据争雄的雄心壮志了，但是当时有一个土匪头子张玉琳，他家里世代为匪，张玉琳父亲被陈渠珍剿匪的时候杀了。这个时候张玉琳抢了辰溪兵工厂的枪支弹药，纠集了人马，说要来报仇，血洗凤凰。陈渠珍被逼无奈之下，成立了凤凰县防剿委员会。

可就在陈渠珍刚刚出任凤凰县防剿委员会主任一职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为了对抗国民党政府军的镇压，当时湘西的各路势力举行了一次联合会议，决定成立“湘西自卫联军”。然而在联军统帅一职上，却始终无法达成共识。最后所有人都只想到了一个人——陈渠珍。

就这样，本是出来抗匪的陈渠珍，一转眼竟变成了湘西众匪的首领。

防剿“自卫联军”在陈渠珍的统率指挥下，与国民党剿匪部队在沅陵展开了拉锯战，国民党剿匪部队久剿不灭，湘西人又是特别的顽强凶悍，打了两个多月，刘嘉树的部队都没能打进湘西来。

此时，在国共战场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正一路南下，势如破竹。面对节节败退的局势，对于湘西，白崇禧改围剿为招安，于5月24日任命陈渠珍为“川黔湘鄂四省边区绥靖司令部副司令长官”，计划让混乱的湘西，成为阻拦解放军西进的屏障。

至此，几个月的湘西大动乱宣告结束，本已被人渐渐淡忘的陈渠珍，凭此又一次东山再起。

此一时彼一时，三十年前的陈渠珍，称雄一方，踌躇满志，“大同礼运”，抱梦无限。

三十年后的这个时候，已是风雨飘摇的国民政府，欲以湘西为大西南屏障，据穷山恶水以抗击南下解放大军。此时的湘西各路军马，名义上是以陈渠珍统率湘西，实际上却多是心高气傲的年轻人各自掌握实力，一盘散沙，年届古稀的陈渠珍，纵有“保境安民”之心，却也难以为继，值此国势飘摇之际，自己和湘西，究竟该何去何从呢？

湘西王陈渠珍

1949年9月，乾城“寥天一庐”。

这几天，在乾城桔园公馆“寥天一庐”里，陈渠珍和他的十几位“心腹”一直在激烈地争论着。

就在一个月前，程潜、陈明仁在长沙通电宣布和平起义，局势的迅猛变化，让陈渠珍一时陷入彷徨之中。

他在他自己的自传里面也写了，贺龙在1936年的时候就给他写信介绍了共产党，而且他身边的心腹臂膀不少也是比较亲近共产党的，他自己也不排斥，而且在围剿的时候还跟红军有过交情。应该说他是比较偏向于起义的。唯一可能担心的就是起义之后遭到国民党部队的围攻，起义部队可以跟解放军协作，可以退，但湘西的老百姓往哪里逃，不是要遭殃了？陈渠珍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数次会议始终没有结果。国民党方面，“特使”、“专员”、“代表”、“高参”、“旧友”等形形色色人物，却纷至沓来，穿梭游说不算，蒋介石也亲自来信，勉励陈渠珍“勘乱卫国，共图中兴”。

“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陈渠珍，烦闷之下索性将沅陵行署的一切事务，交给老部下戴季韬，自己带领一个警卫营住到离凤凰县城五十多里的黄丝桥去了。

陈渠珍的父亲过去曾经带兵驻扎过这里，与这一带的苗民世代相交关系很好，他选这里，东进可到常德桃源，退守可到贵州四川。

1949年9月30日晚，一名叫王尚志的人悄悄来到了陈渠珍的住地。

王尚志，桑植人，原是陈渠珍的高参。在当年陈渠珍主持湘西时，曾多次为其出谋划策。而这一次，王尚志却是奉湖南省临时军政委员会之命，前来策动陈渠珍起义。

早在9月18日，沅陵已经解放，中共湖南省委、湘西区党委，四十七军，多次派员来凤凰策动陈渠珍和平起义。

看见昔日老友到来，陈渠珍非常高兴。当得知王尚志是来劝说自己起义的，陈渠珍将自己的顾虑和盘托出。

听完陈渠珍的话，王尚志哈哈一笑，逐条给陈渠珍分析起，湘西附近国民党几大兵团的状况来，并保证湘西百姓，不会因此而遭受牵连。

陈渠珍就说了一句，“你我关系太深，完全可以相信”。王尚志是一个他真正可以相信的人，而且王尚志也允诺了陈渠珍，“只要玉公决定起义，究竟何时发表通电，尚可斟酌”。这一下就让陈渠珍之前的顾虑全部消除了。

整整一夜，两人越谈越兴奋。

不知不觉中，历史来到了1949年10月1日。当陈渠珍结束谈话，准备回卧室准备休息时，电台收发员向他汇报，就在刚刚不久，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一个新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布成立了。1949年10月，陈渠珍赴乾城同解放军和人民政府进行政权交接。湘西迎来了一片光明！

第二年夏天，陈渠珍以第一届湖南省政府委员的身份，第一次来到了北京，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贺龙等人的亲切接见。

当时毛主席还跟他握了手。贺龙见了陈渠珍，说，老首长，我们又见面了。并要陈渠珍留在北京。

1950年6月1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日内即将召开，毛泽东主席特意设宴款待了包括陈渠珍在内的35位人士。然而，或许是乡情难舍，晚年的陈渠珍谢绝了贺龙的好意，最终还是选择回到了湖南。

临行之前，周恩来总理特意送给他一份礼物，当时天津农机厂生产的农具。陈渠珍非常高兴，他一直就喜欢农耕工具。

从北京回来之后，曾经叱咤一方的“湘西王”过起了平常人的生活，直到去世。

1952年2月，因患喉癌陈渠珍病逝于长沙，终年71岁。

湘西王陈渠珍的一段旷世恋情《艽野尘梦》

纵观陈渠珍的一生，可谓历经坎坷，大起大落。在经历过晚清时代的悲愤、民国时代的沧桑后，在面一个新旧时代的转折之口，他最终带领湘西将领和人民走向和平解放，避免了一次生灵涂炭的战祸。他寄望湘西“礼运大同”的梦想，固然在旧时代支离破碎，却又在一个新时代里一步一步得到实现。

湘西王的起落命运，逐渐随风淡去，一个安定的诗意湘西日渐扬名。抛开时代的纷乱意图，单就一个赤子而言，经过起落的陈渠珍，的确将心念系给了湘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