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英千里老师

编者按

他是《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的儿子,也是著名演员英若诚的父亲,而在这里,他是台湾大学六十年代外文系同学眼中的英千里老师,是一个背井离乡、茕茕孓立的旅人,是风度翩翩、智慧博学的讲授英国浪漫诗歌的教授,是视死如归的志士仁人,也是谦和的基督徒。总之,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生命。

文 | 郑培凯

回忆青少年时期的师长,翻开记忆深层的残余,很像进行侦探工作,打开了封存几十年的档案夹,发现其中只有寥寥几页资料,而且笔迹已经模模糊糊,因岁月的磨蚀而褪了色。我不禁想象,自己若是伦敦的福尔摩斯或巴黎的马格磊探长,会不会拿到灯下仔细瞧瞧,从中探索出一些蛛丝马迹,或许还可以找到自己年轻时候的踪影。记忆的深层像幽暗的海沟,游过一些大大小小叫不出名字的海洋生物,还有不时缠绕在足踝的海草,把你拖向冥漠的深渊,分不清真实与虚幻,分不清眼前浮现的影像,究竟是过去的魂灵,还是自己思念的纠缠。

英千里

十多年前,想写一篇纪念恩师英千里的文章,找了些资料,向当年同班同学发了电邮,立了个档案夹,文章却一直没写。最近翻出来整理,发现有些材料纠缠不清,令人怀疑,有些却记录了同学们深沉的怀念,可算是我们六十年代台大外文系的集体回忆。有位同学乔伊斯(Joyce)是外交官子女,读到“大二”就去了美国,却一直和我们保持密切联系。或许是她只在台大读了一年书,记忆就特别深刻:

谁会忘记英千里这样的老师呢?在短短的一年中,我们真是幸运,有他作为我们的老师与院长。是他把我们引向了西方文学世界的根源:希腊神话与《圣经》……我也永远忘不了我们私下谈论他的生平片段。我现在回想,他在日本侵华时期坐牢,受过多少折磨与痛苦,在台湾离乡背井,远离家人,是多么孤寂。我们父母那一辈,都遭到类似的痛苦命运,遥望家乡,到死都无法叶落归根我听说英千里有个儿子是著名的演员……我来到美国以后,每次在报刊上看到他的名字,就想起他父亲孤孤零零一个人生活在台湾,每年面对一百多个新生,给他们讲宙斯、维纳斯、赫丘利斯、亚当与夏娃、肯恩、亚伯拉罕……我们就在教室听得入神,听那些上古世界的故事及苦难,如真如幻。他从来没说过自己经历的苦难,我们是如此的幼稚,如此无知!你写文章纪念我们爱戴的英老师,一定要寄给大家分享,别忘了。

还有一位后来在纽约当了律师的同学说:

我们敬爱的英千里老师,给我们上西洋文学入门,让我从希腊神话中深刻认识到西方世界的爱恨情仇。还有他的翩翩风度,显示了我们身上缺乏的涵养,那是他西方学养与生活经验的积淀。

英千里(左一)自少年时期就参与了欧洲当地人的生活

有一位后来成为教育心理学教授的同学说:

提到英千里老师,当年我选修他的“希腊罗马神话”,在文学院大教室里,只见他摇头晃脑、双手比画,像说书的,娓娓道来,有滋有味!“话说××女神,当年如何如何……”我们在台下听得如醉如痴。没想到三十多年来我教心理学,许多典故都源自mythology,如:“Oedipus Complex”,“Electra Conflict”,“Narcissism”……每上到这儿,我就也说一遍这些古老神话故事,我的学生们似乎也听得如痴如“梦”!

一位在美国教比较文学的同学,大概总是关心中西文化比较,就说:

我记得“大一”修英千里老师的“西洋文学概论”,他强调:“中国人最重视伦理,而西洋人重视的是宗教。这从‘国骂’和‘洋骂’之差别可见一斑。中国人骂×你娘,×你祖宗八代,你一定会跟他拼命。外国人要是骂你Go to hell,中国人就不会感觉那么痛,甚至会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佛菩萨精神。反之,你若骂西洋人Go to hell,他可能会揍你。但你骂他×你祖宗八代,他会觉得不痛不痒,心想:‘那干我什么事?’幽默的人甚至可能会说Be my guest!”

留在台大外文系任教的高天恩后来告诉我:

记得那时英千里老师还是系主任,但系务都任由助教们处理。也记得后来参加了他的告别式,但忘了是在哪个教堂,印象最深的倒是王文兴及林耀福等年轻讲师个个西装笔挺。当时他们顶多三十来岁,如今都已年过七十,从台大退休了。……英千里之子是英若诚先生,曾在大陆翻译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并主演该剧,十几年前在台北国家剧院的贵宾席上看到他的身影,蓦然想起英千里老师的点点滴滴,我便趋前向他致意,谈到英师若干细节,若诚先生原本木然的脸渐渐浮现了感动的表情。可惜他也过世多年。

点点滴滴,都是追忆,也都是满怀深情的感恩。

上台大外文系的时候,我还读过一整个学期的“英国浪漫诗”,授课的老师也是英千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台湾,说到英文领域的泰斗人物,一是台大的英千里,另一位则是台师大的梁实秋。当时坊间通行的英汉词典,也顺应学术名家的效应,一本是英千里主编,另一本是梁实秋主编,成了我们学习英文的主要工具书。那年我刚进台大,有一门外文系必修课是“西洋文学概论”,主要是讲希腊罗马文学,由英千里自己执教,大概是特别重视西方文化古典传统的基本知识,要让每一个同学都熟悉荷马史诗的世界,知道海伦之美可以倾国倾城;阿喀琉斯刀枪不入,只有脚跟是致命的弱点;知道木马屠城的缘由,以及奥德修斯在海上漂流了二十年的历险故事。英老师讲起古希腊神话,着眼于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讲得眉飞色舞,十分动听。他讲课的方式比较特殊,虽是英语为主,却中英夹杂,一会儿英语,一会儿中文,英语是标准的“国王英语”(King’s English),中文则是标准的京片子。从学长那里知道,英老师一九一三年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就随比利时神父雷鸣远到欧洲去求学,一九二四年从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毕业,至少通晓五种外语,英、法、西班牙、拉丁、希腊。上课只用中英两种语言,是考虑到我们的程度,怕使用了有如天书的古希腊文,会吓到刚入学的新人。

英千里(左一)随雷神父赴欧,接受严格的欧洲正规教育

英老师的希腊罗马文学是入门课,讲述希腊罗马神话故事,给我们填补西方孩童熟知的知识典故。我从小喜欢阅读荷马史诗故事,觉得这门课稀松平常,没花什么功夫,只觉得英老师声音好听,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像在上一门吟诵课。那么,怎么会在“大一”那年,又去旁听了一门英老师为高年级学长开的“英国浪漫诗”呢?说起来,就有故事了。

刚进大学,有高年级的学长来帮忙辅导,怕我们人生地不熟,万一触犯校规,或是选课出了问题,耽误了学习。辅导我的是位学姐N,身材高挑,性格开朗,虽然容貌并不特别出众,但充满了青春活力,在学校也是个风头人物。她对我非常好,从选课到日常生活,参加什么社团,如何应付系里的功课,照顾得体贴周到,就像我的大姐姐一样。有一天,她问我可不可以代她去上一门课,把上课笔记抄给她,让她有时间去陪男朋友。帮师姐上高年级的课,我的自我感觉良好,便说可以啊,是什么课?结果就是,听了一学期英老师的“英国浪漫诗”。

英千里与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班学生合影

英老师教浪漫诗,完全用传统教学法,就是上课念诗,好像古代私塾先生吟诵古诗那样,一首一首念下来。好在他还夹杂着中文的讲解,分析英诗格律与诗歌用词的特殊性,偶尔还说说英国文人的掌故与轶事,增加不少趣味。他用的课本是一本厚厚的Major English Romantic Poets,主要是五位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雪莱、济慈,好像也有布莱克与彭斯,因为我记得他讲过这两位诗人。印象最深的是,他讲湖滨诗人通过诗歌写作,回归大自然的体会,有点像中国道家的自然观,是天人合一的心灵纯净。好像大半个学期都在读华兹华斯,诵读“Tintern Abbey”“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不说,还介绍了华兹华斯自传体的长诗《序曲》(The Prelude)。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英老师上课从来不讲基督教与英诗的关系,即使讲到诗句中有上帝感召的段落,也只是一言半语带过,从来不加以发挥。英老师不是天主教家庭出身的吗?他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吗?为什么讲华兹华斯,从来不提基督教心灵升华与诗歌创作的关系呢?

英老师上课讲诗,最好听的是吟诵柯勒律治的《古舟子歌》与《忽必烈汗》,好像古代巫师或喇嘛诵经那样,让人感到是天外传来的籁声,可以体会到浪漫诗悦耳的韵味。他特别告诉我们,“The Rime of Ancient Mariner”中的ancient一词,不是“古代”的意思,而是古英文的“老”(old),所以不该译成“古舟子歌”,应该是“老船夫之歌”。

上完一学期课,把笔记交给师姐,从此再也没见过她。也不知道她浪漫的经历是否完满,是否有了浪漫的结果,倒是让我因缘际会,好好认识了英国浪漫诗。

英老师身体羸弱,讲课却很认真,中气虽然稍显不足,声音倒是挺大的,而且其上流社会的伦敦腔,咬字清晰,十分动听。老师上课的时候,乘坐一辆私家三轮车而来,穿一身笔挺而稍微老旧的西装,打着领带,有点没落贵族的派头,对我们这些大学青年倒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在课堂上讲荷马史诗的特洛伊战争,娓娓道来,就像老人家给孙辈讲传说故事一样。讲浪漫诗,念得抑扬顿挫,让我们从他吟诵的音感中,多少体会了英诗的韵律美感。他讲课的时候有个极为特殊的动作,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记得清清楚楚,历历在目。就是他讲书讲了一段之后,或许是因为口唇干涩,会伸出舌头,从左边嘴角舔到右边嘴角,一堂课会重复舔舐几遍。我坐在下面听课,有时会走神,就觉得老师这个动作十分可爱,有点童趣,让人联想到爱因斯坦吐舌头那张照片。

英千里辅导韩拱辰英文

学长告诉我们,英老师是满族,家里信天主教,父亲英敛之创办《大公报》,是创社社长兼总编辑。英老师从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毕业,返国协助父亲创立了辅仁大学,终身奉献给中国教育事业,是很伟大的教育家。我们还听说,英老师在抗战期间利用辅仁大学从事地下工作,两次被日寇逮捕,坐了三年苦牢,屡遭严刑拷打,一直到抗战胜利才放出来,身体受到极大摧残,落下了严重的胃溃疡,以致晚年病魔缠身。我上大学的前一年他才辞去了辅仁大学副校长一职,“大二”的时候辞去了台大外文系系主任职务,却坚持教课,我就是在他晚年刚辞去辅仁大学的工作,还担任台大外文系系主任的时候,上了他的两门课,也算是忝居门下了。

老师身体不好,背躯佝偻着,行动起来有点颤颤巍巍的,总有助教在一旁服侍。看他上课虽然谈笑风生,却总是舔舐着嘴角,似乎在掩饰身体的不适,我们都静静听课,不忍心问他问题,怕拖长了上课的时间,徒增他已经难以支撑的劳累。每次看到他瘦弱的身躯慢慢离开讲堂,好像有一道岁月的魅影拖在身后,我就感到历史的无情,让这样一位文化教育的圣徒,远离故乡北平的妻儿,孤孤单单地生活在台大教员宿舍,也就从来不敢私下请益,不忍去打搅老人家清净的生活。后来在波士顿认识师姐韩拱辰,知道她是英老师的义女,从小给老师带来许多欢乐,打破了老年病魔缠身的孤寂,才稍感释然。

英千里与亲属合影

韩师姐告诉我一些英老师遭日寇逮捕的狱中经历,更让我感到老师的人格崇高,并且通达世情,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后来她写成怀念文章,仔细记载英老师告诉她第一次被捕坐牢的三项心得:第一,发现同志受害,都是遭到变节同志的出卖,就坚信做人是最重要的,“人格”第一,至于“学问”“才干”都是次要的。第二,伪警大多数良心未泯,多为环境和生活所迫,不得已给日本人当差。第三,从事地下工作,万一被捕,需先准备一套无害于同志的话,表示“坦白承认”,千万不可先闭口不说,受刑之后再供认,即使你全说了实话,审问者还是不信。然而,有了坐牢的心得,并不能免除他一九四二年三月再次被捕。日本人对他不再客气,严刑拷打,要他交代华北地下工作的情况。英老师说:“我在十分痛苦时,一心想着国家民族重于一切,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痛苦便是一小事了,这样只要咬紧牙关,忍受五分钟,便会痛极而晕厥,就不知道痛苦了。及至醒来,他们再施酷刑,我仍如此视死如归,受痛而昏晕,他们终究从我一无所得。”

英千里被日军关押期间,视死如归,大义凛然

英老师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志节高操,很有古代仁人志士的风范,就像文天祥临刑前在衣带里写的自赞:“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我更觉得这与他信仰天主教有关,把国家民族的命运与上帝点化的真理结合起来,才有如此强大的道德力量。他再次被捕,辅仁大学师生二十六人被送入集中营,有学生后来追忆:“在审讯过程中,日军对他们棒打、脚踢、皮鞭抽、灌凉水、灌辣椒水、双臂吊起来打、用火筷烧、上夹板、电刑、放入洋狗群中咬、手指钉竹签等等,惨不忍睹。张怀教授和英老师多次因受刑晕死过去。”有学生在英老师晚年的时候,要为他写传,他都一口谢绝,总是说,他一无所成,没有什么值得记述的。韩师姐一九六五年在美读书时,也曾有过这个想法,英老师回信却说:“I suggest that you’d better forget it,or at least postpone it to some future date.I feel very proud and touched by your good opinion of me;but I am sober enough to realize that there has been nothing in my life remarkable or striking enough to arouse the interest of a ‘general reader’.(我建议你最好打消这个念头,或者将来再说吧。对于你的好意,我既骄傲又感动,但是,我头脑还很清楚,知道我这一生没有什么非凡出众或轰轰烈烈的事迹,可以让一般读者感兴趣。)我就想,英老师的涵养已经超凡入圣了,如此的温良恭俭让,如此的谦卑和逊,绝对可以媲美天主教的圣徒。假如英老师的一生,还没有“非凡出众”(remarkable)与“轰轰烈烈”(striking)的事迹,不值得我们著书立传,还有什么人有资格出书写传的?

我想,我是十分怀念英老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