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棱首 ——由嘉庆帝申斥刘墉说起

嘉庆元年十月初六，是颙琰登基后的第一个万寿节。次日午后，刚满三十六岁的嘉庆帝颙琰发布谕旨，一改通常的谦慎温煦，矛头直指吏部尚书刘墉。旨意峻厉，切责刘墉“以模棱之词塞责，不胜纶扉”。刘墉在史上享有清誉，他调侃戏弄权臣和珅的轶事亦传播甚广，竟被皇帝如此责斥，其间有冤枉乎？

事情起因于当日的召见。

大学士缺出，久逾匝月。现在各尚书内，若以资格而论，则刘墉、纪昀、彭元瑞三人俱较董诰为深。但刘墉向来不肯实心任事，即如本日召见新选知府戴世仪，人甚庸劣，断难胜方面之任，朕询之刘墉，对以“尚可”。是刘墉平日于铨政用人诸事全未留心，率以模棱之词塞责，不胜纶扉，即此可见。彭元瑞不自检束，屡次获愆，纪昀读书多而不明理，不过寻常供职，俱不胜大学士之任。董诰在军机处行走有年，供职懋勤殿，亦属勤勉，着加恩补授大学士。至王杰因患腿疾，久未入直，现在军机处汉大臣止有董诰一人，着左都御史沈初在军机处学习行走。朕于用人行政悉秉大公，考绩程材，无不权衡至当。刘墉、纪昀、彭元瑞皆当扪心内省，益加愧励！（《清仁宗实录》卷一〇，嘉庆元年十月己卯）

这番话信息量极大，涉及官员层级亦高：由一个从四品知府的选任，引出内阁大学士的补选；由对刘墉的不满，牵连到当朝好几位大臣；再由内阁补选扩展到军机处的人事变更，扩展到对另一位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王杰的安排。太上皇在禅让前明确说过“大事还是我办”，这样的顶级人事调整当然是大事，不属于子皇帝决断的范围。

初七日己卯，内阁奉谕旨：本日召见新选处州知府戴世仪，本出捐纳，人甚庸劣，应对全不明晰，岂可胜方面之任？戴世仪着留部在员外上学习行走，以资造就（若好着该部奏请外用）。所有浙江处州府知府员缺，着王绩著补授。

此为稿本，括弧内文字为御笔所加，复行抹去，亦留下皇帝阅批时的思绪之痕。荣晋新职，赴京接受皇上召见，是一种荣耀、一个机遇，也会是一道致命关卡。如这位戴世仪，先是拿钱买官，再一步步巴结到这一层，白花花银子不知送出多少，眼见到手的一个肥肥的知府，说没就没了。颙琰还算宽厚，心知人家的官是用银子买的，另给了一个员外郎的差事。若换了乃父乃祖，没准还要严旨追查，讯问抄家，搞得戴兄鸡飞蛋打。

接下来的另外一道谕旨，才说到刘墉等三人，指斥刘墉一向不能实心任事，并以召见戴世仪为例：

即如本日召见新选知府戴世仪，人甚庸劣，断难胜方面之任，朕询之刘墉，对以也（尚）可。是刘墉平日于铨政用人诸事全未留心，率以模棱之词塞责，不胜纶扉，即此可见。彭元瑞不自检束，屡次获愆，纪昀读书多而不明理，不过寻常供职（人所不数上列者，尚觉不及刘墉），俱不胜大学士之任。……朕于用人行政悉秉大公，考绩程材，无不权衡至当。刘墉、纪昀、彭元瑞皆当扪心内省，益加愧励（莫谓朕不知人也）！

以上两处引文皆见稿本，括弧内为御笔改动文字，应当属实，出于子皇帝之口应无可怀疑。问题在于，这是颙琰的真实想法吗？

后来的史料证明，这只是子皇帝的一次选择性发飙。

遇事模棱的滑头官员，历史上岂可枚数，唯唐朝的宰相苏味道最称擅名，得号“苏模棱”，载入史册。《旧唐书》卷九四载：“味道善敷奏，多识台阁故事，然而前后居相位数载，竟不能有所发明，但脂韦其间苟度取容而已。尝谓人曰：‘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摸棱持两端可矣。’时人由是号为‘苏摸棱’。”

刘大夏不肯进揭帖，且言用人行政与大臣面议，而行久之天下自治。帝因袖金以赐，属勿廷谢。

弘治帝将刘大夏视为“特达之知”，悉心采纳，并嘱其有事可进呈揭帖（颇类后来雍正朝的密折）。而刘大夏建议皇上与大臣面议国事，堂堂正正，故弘治帝深以为然，袖金与之。此事通常被作为一段君臣佳话，该书却大加指责：“孝宗之于刘大夏倾心倚任，延纳方殷，正宜剀切敷陈，以副咨访；即令具揭帖以进，如果灼见事要，有益国家，又何嫌之可避？”说理也很透彻。统勋认为刘大夏回避现实弊政，推脱应尽之责，转而去说一些无谓的漂亮话，“复以天下自治为言，尤为模棱无实”。细味刘大夏之言，还真的有些回避矛盾和含糊其辞，统勋虽求之过苛，但也是一语中的。

刘统勋为乾隆中期的内阁大学士，“罢而复入”，“决疑定计”，弘历“许为有古大臣之风”。他办事结实，作风明快，厌恶含混模棱，怎知卒后二十余年，被皇上责以模棱的，正是他的长子刘墉。

乾隆帝登基之初，降诏求言，左都御史孙嘉淦上《三习一弊疏》，先盛赞新帝“仁孝诚敬，明恕精一”，接下来对君臣关系，以及帝王的积渐成习、由明入蔽，做了极为深透的论述。所言“三习”，皆从皇帝的耳目所见、内心感受谈起，节录如下：

耳与誉化，匪誉则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

目与媚化，匪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

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

注意，这里所说不是昏君暴君，而是明君令主。在一片颂扬敬畏中，皇帝由英明聪察、爱惜人才，到喜欢阿谀柔顺，厌恶刚直与违拗，皆于耳濡目染间渐渐生成，鲜有例外。嘉淦说“三习既成，乃生一弊”，此一弊，即用才而不用德，喜小人而厌君子。

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小人与君子共之，而且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保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君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貌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

这是一道名疏，青年皇帝弘历当时倾心接纳，后来的几朝皇帝也曾奉之为座右铭，至于真正产生了多大作用，则难以检验。中年之后，乾隆帝已是“三习”俱全，其快速提拔和倚重和珅，更是“一弊”的显证。他多次在朝堂夸赞和珅之才，也为“用才不用德”做了注脚。

责斥刘墉模棱的关键，在于内阁大学士的补选。非补选，便不会逐个议及几位大臣；亦可知被依次点名批评的刘墉、纪昀、彭元瑞，都在上皇考虑斟量之列。

朝廷的人事运作历来是微妙的。嘉庆帝对刘墉的指斥，本是父皇评价的翻版，可一经言出，上皇翻觉不算什么大事。模棱，也可以解释为缺少野心、不争权夺利。模棱两可的态度，常虽会激怒帝王，却并非最不能容忍的罪过。以乾隆皇帝为例，对刘墉的模棱圆滑知之已久，斥责应有多次，但均很快原谅，念及其种种优长，仍是一路带病提拔。至于和珅，由此察知新帝对刘墉的厌弃，警觉之心大为减弱，无意多加阻击；且刘墉如果入阁，吏部尚书的位子必须让出，于管理吏部的和珅也有许多便利。

嘉庆二年二月，董诰丁母忧回乡，内阁中再次空出位置。上皇决定补选刘墉为大学士，子皇帝即发布谕旨：

大学士缺出已届匝月，现在各尚书内刘墉资格较深，着补授大学士。但伊向来不肯实心任事，行走颇懒，兹以无人，擢升此任。朕既加恩，务当知过，倍加感激，勿自满足，勉除积习，以副恩眷。（《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二，嘉庆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补选内阁大员的谕旨，照例要夸奖几句，似这样严加指责、列出一大堆不是者，应属甚少。行走颇懒，指的是刘墉作为上书房总师傅，经常不到场履职，被处罚后也无大的改变。整出这么多缺点，仍能升任阁老，一则上皇念乃父刘统勋之品性劳绩，二则对刘墉见其廉正大节，三则朝中没有看到更合适之人。值得注意的是，刘墉并未进入军机处，也未宣布其管理哪个部，倒是他的吏部尚书一职，立马就有人接替了。

谕旨中虽已厉责，官场上无处不在的“模棱”，岂能一朝消除。作为从政技巧的模棱，早已跨越君子、小人之界，与“智慧”“练达”携手登场，呈现出巨大潜能和实惠。和珅此人，嚣张贪纵有余，而心机不深，全不知子皇帝对刘墉实是深有好感。升至相位的刘墉，似乎未改模棱作风，备位伴食，对朝纲吏治皆未见有何建言，奉钦差到地方也是含糊无为。然嘉庆帝亲政后，刘墉即一反常态：皇上拟将和珅凌迟处死，刘墉是谏阻者之一。其行为可解释为以德报怨，说到底还是为了皇帝的名声。这是刘墉的一次清晰表态，也是对嘉庆帝忠诚的体现。再后来刘墉做了内阁首辅，很快认清颙琰刚愎拒谏的本性，重又捡起模棱的法宝。先前的“模棱手”，也就成为真正的“模棱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