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那些年流传的关于列宁和斯大林的一些造谣与污蔑

来源：爱书者同盟

导读：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提出“重评历史”，一时间，苏联文坛和报刊上出现了大批污蔑列宁、咒骂斯大林、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言论，十月革命被称为“暴力和罪恶”，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被称为“兵营式的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极权主义”，等等。苏共成了历史的“罪人”，社会主义制度成了“万恶之源”，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卫国战争等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被作片面、歪曲的描述；苏共各级干部的形象被丑化，他们被描绘成一群不学无术、贪赃枉法、只会阿谀奉承、欺上瞒下的人……捏造了苏联历史上一个个荒诞的“神话”。这些为苏联的最终解体，奠定了舆论攻势。现在正在开打的俄乌战争背景下，那些关于列宁和斯大林的说法，其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

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在苏联历史中“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3月，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召开会议落实中央指示，由此揭开大规模重新评价苏联历史的序幕。一时间，苏联文坛和报刊上出现了大批污蔑列宁、咒骂斯大林、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言论，十月革命被称为“暴力和罪恶”，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被称为“兵营式的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极权主义”，等等。苏共成了历史的“罪人”，社会主义制度成了“万恶之源”，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卫国战争等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被作片面、歪曲的描述；苏共各级干部的形象被丑化，他们被描绘成一群不学无术、贪赃枉法、只会阿谀奉承、欺上瞒下的人……捏造了苏联历史上一个个荒诞的“神话”。

01 关于列宁是德国奸细的谣言

自苏联解体以来，在俄罗斯社会生活当中一直在不断复制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十月革命并非是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革命，而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是一次在西欧一小撮阴谋家和冒险家的情报机关帮助下，由‘德国奸细’列宁和‘英美’特务托洛茨基所密谋组织、挑唆完成的一次‘政变’。在这次政变过程中，俄国人民只是作为历史的玩偶，成了受‘革命极端主义者’任意摆布的存在。”2004年1月25日，曾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雅科夫列夫宣称：“从文件中早已得知，这（场革命）是德国总参谋部的行动……列宁在1915年3月得到了200万（约合今天的1000万）以进行破坏活动。这些都是有文件记录的历史事实。”这件事甚至被拍成了电影《谁为列宁付钱？世纪秘密》。我国也有些人鹦鹉学舌，重复以上言论。他们说道：“柏林用马克、武器弹药支持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德国外交部直到1917年年底至少给了列宁2600万德国马克，相当于今天7500万欧元”；还说道：“列宁是德皇威廉二世的间谍；这些材料一披露，就把伟大的十月革命和革命导师列宁彻底颠覆了”。

那么，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

有关布尔什维克领袖被德国黄金收买的最重要论据，是来自所谓的“西逊文件”。1918年，美国外交人员艾德加·西逊在彼得格勒以2.5万美元得到这些文件，其中包含着有关德国总参谋部资助布尔什维克的情报，以及德国方面对自己所谓的“代理人”布尔什维克下达的指示。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Г.Л. 索博列夫、美国著名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乔治·肯南和圣彼得堡历史学家斯塔尔采夫等人经过研究指出，所谓“西逊文件”是伪造的。乔治·肯南得出结论：“本来是来于俄国的文件，却在俄国本土被确确实实伪造成了似乎是出自德国机构的文件。这是赤裸裸的欺骗。”要注意乔治·肯南是一位反苏政策的拥护者，他来说明这件事并没有粉饰列宁及苏维埃政权的主观意图。斯塔尔采夫写道，这些文件的唯一来源是记者菲尔迪南德·奥先多夫斯基。这一天才骗局的制造者从1917年11月到1918年4月之间伪造了大约150份有关“德国—布尔什维克阴谋”的文件。关于这件事最权威的说法，出自2009～2010年俄罗斯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A. 丹尼洛夫、A. 菲利波夫主编的《俄罗斯历史（1900～1945）》（教师参考书），以及仍由他们主编的《俄罗斯历史（1900～1945）》（11年级教材）上。在叙述1917年4月列宁从国外返回俄国这件事时，书中写道：在布尔什维克声望日渐增长的情况下，一些投靠政府的低级庸俗的报刊散布着这样一个事情，仿佛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从瑞士经过德国回国，是为了接受德国的任务并领取德国的金钱。书中写道：为了证明向专政过渡和迫害政治对手的正确，临时政府散播虚构的“德国资助千百万金钱”和“布尔什维克是德国的代理人”的谎话。参考书在这里明确表明所谓“列宁领取了德皇威廉的金钱”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虚构的神话”。那么，临时政府为什么要捏造这个神话呢？书中对此进行了分析：“布尔什维克领袖关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号召，以及他那意志坚强的彻底革命者的形象，不能不引起政府工作人员的忧虑。对于广大群众来说，在列宁的立场中包含着群众期待已久的在当时唯一可行的具体行动计划。随着布尔什维克声望的日益增长，庸俗低级的报刊受当局的指使，就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为什么从瑞士经过德国返回俄罗斯一事大做文章，暗示他们是根据德皇威廉下达的任务和接受他的金钱回来的。”书中明确指出：“在经过公开的调查后可以确定，列宁并没有做任何败坏其名誉的事情。”

把十月革命的发生说成是少数人的“阴谋”，目的是否定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事实上，十月革命的发生是俄国社会各种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绝非靠少数人的“阴谋”就能发动这场气势磅礴、席卷全国、震惊全世界的运动。

02 关于肃反“大清洗”问题

（一）“大清洗”的原因。首先，当时在党的官僚中，普遍存在着“右倾”的思想（布哈林和其他一些人），因此，在党内不仅需要进行思想领域的斗争，还有政治方面的斗争。斯大林不知道，攻击来自谁，因此，他发起了对后来熟知的所有反对派和集团的打击，打击甚至波及了那些对他忠心耿耿的同路人和盟友。其次，应当注意到当时反对派有针对国家领导人实施恐怖手段的可能，斯大林他们甚至面临着被肉体消灭的危险，所以对基洛夫的暗杀成为“大清洗”进程的催化剂。最后，这些人还被视为在即将来临的战争中是敌方“第五纵队”的潜在力量。其他一些国家（最明显的例子是西班牙）利用“第五纵队”外部力量的教训曾被苏联领导层认真研究。所以斯大林下令对这些人实施镇压。

（二）“大清洗”的规模。“大清洗运动”中究竟抓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关押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在国内外学界一直是争论不清的问题。此前社会上流传较多的说法是西方的观点，如英国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认为在1937～1938年有700万～800万的人被判刑；他还认为在1939年底关押在苏联集中营和监狱的人数不少于900万。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其《大失败》一书中认为，在斯大林时代“有数百万人惨遭杀害”，受迫害的人数“可以绝对有把握地估计不少于2000万，可能高达4000万”。对20世纪30年代被镇压人数的分歧首先是在对“镇压”内涵的理解上，常常产生两个歧义。

第一，“镇压”是否等同于“枪毙”？在1954年2月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司法部长戈尔舍宁写给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关于清查过去年代以所谓反革命罪被判刑的人数”情况的报告中，列举了下列判罪形式：（1）死刑；（2）驱逐出境或被流放；（3）监禁。

第二，1930年代被镇压的人是否全部是政治犯？当我们谈到苏联镇反中滥杀无辜的现象时，主要指那些因政治原因受迫害的人。至于因抢劫、盗窃、贪污、贿赂等刑事犯罪被判刑的人则不应在统计之列。但是通过考证，我们将会看到，实际上，一般刑事犯在关押的犯人中所占比例是较大的。因此，当西方一些文章谈到“镇压”的人数时，或者通通理解为被判死刑；或者提法比较笼统，一概称之为“镇压”，没有把不同判罪形式区别开来；或者是把政治犯和一般刑事犯混为一谈，都当成了无辜的被镇压对象。显然，混淆了这些概念是不能准确反映当年苏联“大清洗运动”概况的。

那么因政治原因被判刑的总人数以及因政治原因被判死刑的人数有多少？长时期以来，苏联当局对这些数字是严加保密、讳莫如深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陆续公布一些档案材料。我们这里引用几个比较权威的说法。

（1）1954年2月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等人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镇反人数的统计报告中指出：从1921年到1954年2月，以“反革命罪被判刑的人数，总计是3777380人”。报告还说明，在判刑的人中大约90万人是经过法律机构宣判的，290万人是经过非法律机构宣判的。因“反革命罪”被判死刑的有642980人。

（2）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首次公开了被判刑的人数。1930～1950年，被法庭及非法庭机构判处所谓“反革命”罪的总共有3778324人，被判死刑的“政治犯”总数是786098人。

（3）苏联解体后，1992年8月3日，俄罗斯联邦安全部为落实“俄罗斯政府为因政治罪而被镇压的人恢复名誉的法令”举行专门会议。公布了整个苏联时期，即1917～1990年“由于犯国事罪以及根据刑法典犯类似罪”的总人数，共计为3853900人，被处以死刑的政治犯为827995人。

以上是俄罗斯在这方面最权威部门和权威人士公布的统计数据。这几个数据由于统计的年代不同而略有差距，但总体上相差不多。需要强调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执政时，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70年，特别是对斯大林时期进行了极为猛烈的批判和全盘否定，此时公布的材料一般是不可能缩小当年被无辜镇压的人数的。

（三）对“大清洗”的评价。随着近年来俄罗斯档案材料的不断公布，有关斯大林时期镇压的一些真相逐渐显露，俄罗斯社会对斯大林及苏联历史的重新评价，为研究当年的镇压事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思考。首先，应当看到“大清洗”事件中大量存在的违背法制的行为。其次，纠正了过去对“大清洗”中有关政治犯的数据，包括对被判以极刑、关押及流放者的人数的极度夸大。指出斯大林时期的镇压并非全部是枉杀无辜，其中也包含相当部分属于罪有应得的人。第三，对“大清洗”似乎“杀掉”了几千万人并造成苏联人口减少的后果，以及关押上千万人的论调予以驳斥。最后，一批亲历“大清洗”事件的当事人的现身说法为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真实的佐证。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是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1930年代他曾参加一个准备暗杀斯大林的恐怖组织，被捕后逃跑，长期隐姓埋名。他说，他最有资格谈论“大清洗”问题，因为他“并没有享受斯大林时代的好处”。2005年他撰文写道：

“我根本就不接受肃反这一被索尔仁尼琴清晰描述并从意识形态角度加以歪曲了的苏联历史概念。事情不在于肃反是否存在，它确实有过。它当然没有达到肃反揭露者夸大的规模，但规模的确相当大。事情的本质在于，这些描述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环境，所有被镇压的人都被描绘成罪恶的斯大林和其手下人的无辜的牺牲品，似乎当时没有发生任何社会斗争。而这种斗争确实存在，有时甚至是相当尖锐的。我参加的恐怖主义小组，不管有多荒诞，它都是实际上存在的。如果被挖出来，我早被枪决了。难道说这也要算是斯大林的刽子手们恣意妄为的暴行吗？！为谋杀斯大林还该给我发奖章不成吗？！当然，如果谋杀成功了的话，早晚会有人给我授勋的。这也会成为社会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简而言之，我研究了很多年的战前情形，包括军队中的肃反情况，得出了所有讨论过这个话题的人们都认为是歪理邪说的结论：如果战前军队中没有进行肃反运动，我们就会输掉这场战争。别说一个弗拉索夫（苏联卫国战争中叛变的将军），就是几十个弗拉索夫也会出现，而且还都是比他更猖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