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内战时期的德国海军

文：小鹿

1936年夏，德国海军受领了一项任务，其后两年中海军都为此而忙碌。西班牙发生了令人不悦的国际纠纷。人们注意到这种混乱的背后潜藏着日益增强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可见诸很多方面，他们进行了反教权主义立法，压迫教会学校，剥夺教会财产。西班牙社会党政府变得面目全非，各派别斗争激烈，许多城市都发生了流血冲突和起义。阿斯图里亚斯省宣布成立了共产党政府，在卡塔洛尼同时出现了共产党和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者。最后局势发展成为公开内战，佛朗哥将军在西属摩洛哥发动军事政变，宣称他率部起义是为了反对马德里的所谓“人民阵线政府”，随后就入侵了西班牙本土。

西班牙内战极其残酷，其影响远超出西班牙本土，成为欧洲政治的重要话题。一直试图颠覆西班牙的苏联，把这次内战视为对其实力的一次考验和为其在通往世界革命的道路上夺取一个重要的欧洲堡垒而进行的决定性斗争。它支持“人民阵线政府”。德国和意大利采取反共立场，因而支持佛朗哥将军。英法则采取不干涉政策，但他们显然同情红色西班牙这一边。

冲突、起义和恐怖逐渐使外国人根本无法继续在西班牙生活。只有民主政府才受到关注，“人民阵线”被认为是一个非法的阵线。在许多社区，共产主义者、工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夺得了权力。正如有机会到西班牙港口城市作调查的海军指挥官们后来报告的那样，耸人听闻的暴行时时发生。关注自身安全的欧洲大国们被迫采取措施自我保护，形势的不确定性和红色政府的不可靠性迫使西班牙各省市只能依靠自身力量采取防御性措施。

西班牙的地理位置使得采取这样的行动成为一个难题，尤其是海军。因为在西班牙的德国领事馆和生活在西班牙的德国侨民发出了无数请求援助的呼吁，德国政府效仿英、法、意、美等国，同几个海上小国一起，决定派海军到西班牙海域。同时，德国政府还着手保护其他国家的侨民，比如奥地利和瑞士两国就请求我们保护其侨民。我同意外交部长诺伊拉特男爵对形势和海军应采取的措施的分析，派军舰到西班牙保护德国侨民是很自然的事情。令人费解的是让希特勒同意使用海军并不容易。当他出席拜罗伊特音乐节时，我让他的海军副官普特卡莫海军中校向他告知此事。希特勒唯恐发生国际纠纷。后来，一想到德国军舰为了采取必要行动而进入红色西班牙的港口，希特勒就忧心忡忡。由于不知道这次任务的具体情况，我命令袖珍战列舰编队的指挥官卡尔斯海军上将于1936年7月23日下午立即率袖珍战列舰“德意志”号和“舍尔海军上将”号出海。这两艘舰中止了在北海的演习，连夜在威廉港进行了补给，次日早晨就出海了。几天后“科隆”号巡洋舰和四艘鱼雷艇跟随而至。无论是在西班牙民族主义者控制的港口，还是在拥护西班牙现政权的人控制的地区，我们的舰艇都受到了和平的接待，我们能够确保德国侨民和其他外国人的安全。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大约15000名德国和拥有其他各国国籍的难民从红色西班牙控制区撤出，处于德国军舰的保护之下。此外，我们还为受迫害的西班牙人开设了收容所，因而得以挽救他们的生命。这些难民中有喀他赫纳年老的主教桑托斯。

当战争正在这个不幸的国度蔓延时，几乎所有的德国人以及他们的西班牙亲戚都从西班牙撤出。德国商船以一种很典型的方式帮助战舰执行这项任务。这些商船在接到海军指挥官的无线电请求后，被派往西班牙民族主义者或是拥护西班牙现政权的人控制的港口，在那里，德国战舰正在执行撤出难民的任务和与西班牙官员进行必要的外交谈判。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这些商船中止了前往累范特和东亚的航程，转而将那些从西班牙蜂拥而出的德国人和他们的家人安全送至西班牙民族主义者控制的地区、意大利或是法国港口。由于德国商船的船长们都没有为此跟他们的航运公司请示，他们这么做完全是出于自愿，因此这种高度的责任感应该受到赞誉。撤出工作的规模显而易见，举例来说，仅仅几天时间就有2000名难民从拥护西班牙现政权的人控制的地中海港口阿尔玛丽亚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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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我们的战舰和商船及时进行干涉，在西班牙内战中死伤的德国人才很少。德国海军指挥官和商船船长采取的冷静而坚决的行动，尽可能地保护了德国家庭和他们的财产，即使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港口也是这样。由于德国海军的存在，德国商船也受到了保护，从而得以免遭西班牙当局海军的干涉。

由于战争爆发后，西班牙舰队中的大部分人都支持西班牙现政权，因此很引人注目。通过在舰员中搞渗透颠覆和谋杀大部分军官，西班牙现政权使得任何反叛投靠佛朗哥的行为都变得不可能。拥护西班牙现政权的海军禁止佛朗哥从海上将在摩洛哥的军队运往西班牙大陆。因此军队只能通过空运，然而有限的飞机数量使得空运非常费时。佛朗哥只有通过增加新服役的军舰和向西班牙民族主义者控制的港口开辟航线来逐渐增强自己的兵力。从长远来看，西班牙现政权的舰队中难以继续保持他们的优势，因为他们杀了很多军官，因此缺乏训练有素和经验丰富的军官的指导。

1936年9月30日，佛朗哥将军被推举为“西班牙政府和国家领导人”。他的部队开始进攻马德里，西班牙现政府被迫迁至巴伦西亚。在这之后不久，1936年11月，德国和意大利宣布承认佛朗哥政府，并共同签署了防止共产主义向西南欧蔓延的意向。英国和法国直到1939年2月佛朗哥取得最后胜利之前才宣布承认佛朗哥政府。美国在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不久也紧接着在1939年4月1日承认佛朗哥政府。

尽管如此，苏联依照其政治原则从一开始就全面支持西班牙现政府。来自欧洲各国的共产党志愿者大量涌入西班牙，并为西班牙现政权提供了战争物资和粮食供给，这些都有效阻止了佛朗哥在马德里取得最初的胜利。这些对西班牙现政府的援助大都通过来自黑海港口的苏联和法国的蒸汽船。

接着德国政府决定通过海上运送军事物资和派遣由德国志愿者组成的秃鹰军团抵达西班牙。德国海军向民族主义者控制的西班牙政府出售了最先进的海岸炮、高射炮、地雷探测器和地雷。物资运输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认为对佛朗哥的直接援助是必须的，特别是派遣秃鹰军团和提供战争物资，这么做是出于德国的外交政策，其目的就是阻止在西班牙建立共产主义国家。虽然德国对西班牙的援助进行了伪装，在陆地和空中进行的活动都打着西班牙的旗号，但实际情况尽人皆知。德国军舰的存在和产生的精神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很多船只穿梭往来，为西班牙内战的双方运送物资和志愿者，西班牙民族主义者和现政权一方都宣布了封锁禁令，但各国军舰的出现，以及外国势力关注的共同利益，均为产生摩擦和国际冲突提供了种种可能。随着战争的进行，这种可能性就越来越大。

德国海军的行动自然不能在所有细节问题上都听从柏林的指示。值得肯定的是，我们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对作为通信用的无线电频道进行了认真而系统的改进后，效果非常不错。然而，从最后的分析来看，海军部队的成败主要依靠指挥官的独立判断、对政治形势的理解以及他们作决定时的主观愿望。特别是海军上将卡尔斯、博洛姆、费舍尔和马沙尔以及其下的中队指挥官和各舰艇长，他们能够及时应对不断变化的形势和突发事件。除了向他们简要介绍一下德国政府的政策和海军最高指挥部的总体意图，以及安排好必要的救援和补给之外，我无须干涉在现场的海军指挥官作出的任何决定。那些年长的、经验较为丰富的舰长和年轻的鱼雷艇和潜艇艇长们均采取了机智果断和计划周密的行动以应付各种复杂情况。特别是，为了随时使舰艇处于待命和航行状态，他们向轮机部门人员下达了严格的命令，这些命令都得到了很好的执行。整个战争期间，尽管在西班牙水域执行特殊任务，他们仍没有忽视舰员的个人训练，虽然他们不能进行正常的海上训练。但在意大利海军的帮助下，我们得以使用他们的训练设施，舰艇在地中海进行了部分必要的舰炮射击、防空、鱼雷发射训练，并在那不勒斯的意大利海军船厂进行了例行的检修。西班牙民族主义者控制的海军也将其在加的斯和埃尔费罗尔的船厂设施提供给我们使用。

聚集在西班牙水域的各国海军没有因各强国在西班牙问题上采取的不同政策而互存偏见，相反，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真正关心的是其国民的安全和财产。他们互相帮助，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类似的这种合作非常广泛。举例来说，在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者拥有权力，五国军舰在法国让苏尔海军中将的统一领导下，共同制定了一个针对陆地上可能发生的流血冲突的应急行动计划。我们的军官发现很多英国海军军官毫不掩饰他们对佛朗哥政权的同情，尽管英国的指挥官坎宁安海军中将表面上自然要代表英国政府的立场。更令人欣喜的是，在与法国海军频繁接触后，他们的海军军官对我们的军官表现出兄弟般的热情。比如说，1936年11月，我们的第三鱼雷艇中队前往西班牙的时候，“狼”号鱼雷艇的舵因一场暴风雨而损坏，编队被迫在法海军港口布雷斯特停靠。在那里，他们受到了不带任何政治偏见的、礼貌和友好的接待。珀蒂海军少将领导下的法国船厂竭尽全力为我们的舰艇迅速进行了全面的检修，德国的军官和舰员接到了大量的法国军舰及岸上单位的正式和非正式的邀请，到处洋溢着对德国的友好气氛。针对整个西班牙问题，支持西班牙内战双方的外国势力最后成立了一个“不干涉委员会”，欧洲列强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

为防止发生战争摩擦，各国决定对前来西班牙的各国海军实行统一监督，这个决定于1937年3月12日生效。监督行动由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四国海军共同实施。但这种监督毫无效果，因为实施监督的这些部队本身就偏袒内战中的一方或另一方。德国和意大利的海军部队在西班牙东海岸海域实施监督行动。“不干涉委员会”分配给德国海军和意大利海军的在西班牙东海岸实施监督的任务由西班牙现政府接替，理由是有可能出现蓄意进攻性的行动而导致冲突。

最初几个月的监督巡逻过后并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然而在1937年5月29日，西班牙现政权的飞机对在伊维萨（Ibiza）湾的巴利阿里（Baleric）岛抛锚的德国袖珍战列舰“德意志”号发动了突然袭击。这架飞机下午在太阳方向出现，所以没有被及时发现，而且它伪装成西班牙民族主义者政府的飞机，因此没有人怀疑它采取任何敌对行动，结果这架飞机在“德意志”号上的高射炮开火之前从容地投弹。两颗炸弹命中了该舰。尽管对军舰本身损害并不大，可是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31名舰员被炸死，78人受伤。

必须对这一前所未有的偷袭予以报复性还击，否则我们还会无缘无故地遭到袭击。

刚乘飞机离开柏林的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返回。德国政府决定对西班牙现政府控制的阿尔玛丽亚港进行报复性攻击。1937年5月31日，袖珍战列舰“舍尔海军上将”号向西班牙现政府控制下的阿尔玛丽亚港倾泻了大量28厘米口径炮弹。西班牙现政府的炮兵仓促进行了还击。在德国指挥官未将炮击的情况向柏林报告之前，一些不友好的外国媒体上就已经出现并且谴责德国对“不设防”城市阿尔玛丽亚的炮击。

我和冯·布仑堡将军立即被召集到希特勒那里，他正为那些谴责德国的新闻报道感到恼火。恰巧那天由于天气不好，我们与驻西班牙部队的无线电通信效果极差，来自那里的德国海军指挥官的正式报告费了好长时间才传到柏林。希特勒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这份报告，直到报告传到柏林他才平静下来。报告称阿尔玛丽亚进行了火力还击，因而报纸上关于德国轰炸“不设防”城市的指控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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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夏，得土安的伊斯兰教首领——穆雷·哈桑在正式参观停靠在休达（摩洛哥北部城市）的“德意志”号的时候，对我们在西班牙实施的这次突然炮击行动不以为然，他对西属摩洛哥的部队说：“我以神的名义，沐浴在这么多死伤者的鲜血中，我为能够支持西班牙与那些不信神的人战斗而感到自豪。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英国对“德意志”号遭到轰炸一事表示非常同情，尽管他们官方的西班牙政策是反对我们的。这种同情尤其表现在他们在直布罗陀为袖珍战列舰上的死者举行异常庄严的葬礼上，以及在那里的英国医院对德国伤员的友好接待上，英国专门用飞机从本国调来医护人员为这些伤员实施精心护理。出于对死者家人的慰藉，希特勒命令将这些死者的遗体运回德国安葬，这些遗体被抬到“德意志”号上运回了威廉港。英国直布罗陀总督伊文斯（Evans）海军上将对德方的要求立刻作出了礼貌的回应，将已经下葬的遗体又都挖了出来。

鉴于“德意志”号遭受袭击一事，德国政府向“不干涉委员会”提议，如果参加监督行动的国际海军部队受到进一步攻击的话，各国海军应联合采取反击措施，但这一提议遭到了拒绝。因此，我们和意大利随后就退出了联合监督巡逻行动。从那时起，外国海军都将自身的行动限制在例行性的观察和显示存在，以及保护本国特殊利益的范围内。

然而，这时佛朗哥的军队——西班牙民族主义者——占据了军事上的优势。在佛朗哥夺取巴塞罗那和加泰罗尼亚，迫使西班牙现政权的军队逃亡到法国后，内战就结束了。1939年5月28日，西班牙民族主义者的军队进入了马德里。德国海军在此之前就已经缩减了在西班牙水域的兵力，1938年底他们完全撤出了。

在西班牙内战的两年间，德国海军经常将作战舰艇配属给在西班牙海岸附近水域的舰队司令部指挥。随着舰艇不断进行换防，很大一部分德国海军都有机会参加在西班牙的行动。因此，舰艇不可能在这段时间按照舰队的训练计划进行正常的训练，特别是单舰的训练也无法开展，但舰队总司令和我并没有因此而后悔。舰队在西班牙行动中获得的在理解判断力、政治敏锐性和自信心上的提高足以弥补我们在战术和训练上的缺陷。舰艇执行的这次特别任务激励了这些舰艇长和其他的军官训练舰员的主动性。这些军官比其他舰员更加深切感受到海军的任务是如此广泛，即使是在和平时期。跳出了北海和波罗的海狭小的限制，德国海军被纳入一个更广阔的外交框架之下执行重要的任务。与外国海军打交道和到外国港口访问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了，在处理新问题的过程中，他们获得了更多的知识和经验。由于执行的任务广泛，并且远离基地，舰员必须使他们的舰艇时刻处于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巡航和战斗。共同的任务和舰员之间的相互依赖增强了他们的纪律观念，增进了他们之间的战友情谊。海军对自身重要性和能力的认识更加清楚，海军的责任和未来现在已经得到了各方的承认。

通过执行巡逻任务，我们的舰员也带回了其他人难以带回的“无价之宝”：西班牙各阶层人民的同情和感激。德国海军和西班牙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一战后我们的军舰频繁访问西班牙的港口，每次受到他们热情的接待都使我们感到执行这种任务很愉快。现在海军很高兴能在西班牙海域行动的两年中，用实际行动回报了西班牙的恩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