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太的客厅”拆毁了,遥想当年……

文:温儒敏

春节期间发生一件遗憾的事:北京东城北总布胡同三号,一个古色古香的四合院被开发商拆毁了。此举引发很多批评,网上一片哗然,政府部门不得不出来“打马虎眼”。原来这些“败家子”拆毁的是文物,民国时期著名才女和建筑学家林徽因的故居——“太太的客厅”。为了让大家了解“太太的客厅”的来历,这里略述某些史料与掌故,多少是遥想当年吧。

“太太的客厅”这个说法和冰心有关系。1933年冰心写了一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发表后人们认为是暗讽林徽因的。小说这样描写:

“时间是一个最理想的北平的春天下午,温煦而光明。地点是我们太太的客厅。”

“我们的太太自己以为,她的客人们也以为她是当时当地的一个‘沙龙’的主人。当时当地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一切人等,每逢清闲的下午,想喝一杯浓茶,或咖啡,想抽几根好烟,想坐坐温软的沙发,想见见朋友,想有一个明眸皓齿能说会道的人儿,陪着他们谈笑,便不需思索的拿起帽子和手杖,走路或坐车,把自己送到我们太太的客厅里来。在这里,各人都能够得到他们所向往的一切。”

小说写的确有所指,当时林徽因的客厅就是文人俱乐部,现在说的“沙龙”。常在这个俱乐部或沙龙出入的,主要是诗人、哲学家和文学教授;而这些人,很容易“对号入座”被指认为徐志摩、金岳霖等人。冰心与林徽因关系有点微妙,都是作家,彼此早在美国留学期间就交往,但性格、为人和创作颇不相同。林徽因绝顶聪明,多才多艺,口快性子直,又是绝代美女,追求者甚多,到哪儿都是中心,难免“所有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批评家李健吾语)从冰心的小说看,也许以林徽因为模特,又略含讥讽,但说不上有多少恶意。倒是通过小说一宣扬,林徽因 “太太的客厅”更出名了,以致成为现代文学史上象征性的场景。当年北平的这种文艺沙龙式的场所并不仅有林家,朱光潜家的读诗会也甚有文名。文学史家研究当年的文坛状况,乃至文化生态,不由得会联想到“太太的客厅”。

撇开小说,看看当时位于北平东城的北总布胡同三号的“太太的客厅”真实样貌吧。一个美国妇女、也是当年林徽因的“闺蜜“费慰梅(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夫人)这样回忆:

高高的墙里是一座封闭但宽敞的庭院,里面有个美丽的垂花门,一株海棠,两株马缨花。沿着院子,每一溜墙边一排平房罗列,屋顶铺灰瓦。平房与平房之间有走廊,方砖铺地,廊顶铺的也是灰瓦。房间面向院子的那面是大片大片的门窗,镶嵌着精致的木格子。格子里糊了或挂着漂白的薄纸,让阳光花花泼洒进来,而外人却看不见里面。院子的北面有一道中央门廊通往客厅,这个厅比别的房间大些,面南的方向,梁家把几个窗户宽阔的下层窗框上糊的纸,卸下,换成光溜溜的玻璃,这样视野范围扩大了些。大片玻璃窗将外面的花草风景延进屋里来,临冬时,寒冽冽的北京,又迎来一片温暖的阳光。每一片玻璃窗顶悬着一卷纸帘,晚上可以放下来,室内室外顿成两个天地。(《中国建筑之魂》第62页)

这个客厅,也兼作书房,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最重要的家庭空间。从现存的不多的照片来看,客厅布置得很优雅。林徽因喜爱梅花,客厅靠窗就有一个暗香浮动的角落,是她工作及冥想的地方。

来拜访北总布胡同三号的朋友,都是文化界的名流,比如周培源夫妇、张奚若夫妇、陶孟和夫妇、钱端升夫妇、以及陈岱孙、金岳霖、叶公超、常书鸿、沈从文等人。这个客厅,确乎成了当时北平最著名的“文化沙龙”。我们已无从知晓这些文人名流常聚谈的内容与情景,那就不如回顾一下几位常客的个性风情,庶几可以见识这个沙龙的风貌吧。

先说金岳霖,哲学家、逻辑学家,湖南长沙人。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1914年考取官费赴美留学,先后入读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先习商科,后转学政治。1926年金领衔创办清华哲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为人率真,兴趣广泛,冯友兰赞他天真烂漫,有雅人深致,晋人风流,是“现代嵇康”。他又是一位 “情圣”。据说他在外国有不少漂亮女友,其中一位还曾追随他来到中国,但是结识林徽因之后,就一心全向着林了。林徽因对金也有感情,但最终嫁给了梁启超之子梁思成,也是著名的建筑学家。金岳霖大失所望,此后终生不娶,“逐林而居”。林徽因还是当他朋友,这梁思成全然知道,并不多心厌烦,三人来往坦然。金岳霖后半生几乎成了林、梁的家人,他晚年就是和林、梁之子梁从诫一家同住的。特别有趣的是,关于金岳霖与林徽因的情感故事,是由梁思成晚年来讲述的:

我们住在总布胡同时,老金就住在我们家的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在1932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时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和丈夫,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楚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是我也感谢徽因对我的信任和坦白。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怎么办?我想了一夜,我问自己,林徽因到底和我生活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都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过几天徽因告诉我说:她把我的话告诉了老金。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当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相信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难题,也常常去请教老金。甚至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了的问题分析得清清楚楚。(林洙《梁思成、林徽因和我》第238、239页)

再回到“太太的客厅”。说起来,金岳霖不能算是客人,因为他就住在北总布胡同三号的后院,与前院的梁家有门相通,有时林徽因的客厅沙龙活动也可能移师金岳霖后院举行:

从1932年到1937年夏,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30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金岳霖《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京派”作家沈从文也是“太太的客厅”一位常客。沈从文是“乡下人”,考写作才华攀援上流社会,他是通过胡适和徐志摩结交林徽因夫妇的。不过,《大公报》也是他们联手的原因。《大公报》的“副刊”原由清华大学的教授吴宓主编,学术性太重,不适合报纸读者,报社老板决定换由沈从文与杨振声主编,刊名改为《文艺副刊》。沈、杨网络京津作家,林徽因即在其中。改版后的《文艺副刊》第一期就刊发了林徽因小说《惟其是脆嫩》。为联络作者,定期有“聚餐会”,多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办,林徽因也是聚会的核心人物。后来副刊办得越来越火,成为当时最富盛名的文学性刊物,沈从文与林徽因也从约稿往来成为朋友。沈从文常有 “乡下人”的自卑,并不妨碍他将心扉向林徽因敞开。认真读沈从文这一时期的小说,会发现微妙的变化,都市知识者题材及人物增多,作品中总在苦苦探究生命、上帝、艺术、人类等话题。可以推想这些都与“太太的客厅”中的聚谈话题不无关系。沈从文其实很多情的。从沈从文《水云》看,这一时期他经历了“偶然”的女性带来的情感波折和苦恼,并从一种友谊的回声中证实生命的意义。在一大堆混乱的思考中,他“希望抓住理性的自己”,找一个“聪明的人”来帮忙整理一下自己。他就找到了林徽因,“我们太太”还“扮演”着倾听者、安抚者、甚至“心理专家”的角色。从林徽因给沈从文的回信看来,她对此有种深深的同情与理解,以自己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来宽慰烦恼的“沈二哥”,鼓励他把这些思考转移到创作上去。林徽因是善解人意的。对朋友的理解和劝慰,她会把捉对方的“精神脉络”,为别人设想,让人产生知己之感。

沈从文又把另一位更年轻的京派作家萧乾带入到“太太的客厅”中。

那是1933年11月,林徽因读了萧乾的小说《蚕》,觉得甚有味,便通过沈从文约请他来聚会。当时萧乾还是一名燕京大学学生。林见到萧乾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这给了年轻作家鼓励。后来,萧乾参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务,三天两头从天津到北平约稿,造访“太太的客厅”,听取林徽因的意见。林徽因大力支持《大公报》举办文艺奖,还亲自选编过一本《大公报小说选》。文学史通常把《大公报·文艺副刊》视作“京派”的主要“阵地”,那么,从林徽因与沈从文、萧乾等人的交往来看,也不妨将北总布胡同三号的客厅当作这个“阵地”的一个“后备所”。

在“太太的客厅”里常出入的,还有一对美国人,他们就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费慰梅(Wilma Fairbank)夫妇。

费正清那时致力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他1932年初来到中国,准备他在哈佛的博士论文“中美贸易关系发展史”。他在北平的西总布胡同租了一座院子,迎来了新婚妻子费慰梅。住处相近,年龄相当,志趣相投,两对夫妇很快成了密友。此后他们的友谊长达几十年。抗战期间费正清主持在华的美国新闻处工作,五十到七十年代,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而费慰梅作为一个画家,也深受林徽因夫妇影响,对中国建筑及装饰艺术情有独钟,几十年后,凝聚了林徽因、梁思成夫妇毕生心血的插图本《中国建筑史》的英文版,正是她一手促成出版的。1935年圣诞费慰梅回美国之后,两人有十年没有见面,彼此有大量的书信,谈的多是家长里短的私房话。后来,林徽因得重病,在进手术室之前,还特别留恋地写信给费慰梅:“再见,最亲爱的慰梅。要是你能突然闯进我的房间,带来一盆花和一大堆废话和笑声该有多好。”(1947年12月24日致费慰梅)这长达几十年的友谊,自然植根于当年的“太太的客厅”。

费慰梅作为一个从美国来到中国的女性,对于一个从美国回到中国的女性,她更格外了解两种不同文化带给林徽因的困惑,体察她的苦衷。林徽因对这份友谊非常珍视,她说:

你们知道,我是在双重文化的教养下长大的,不容否认,双重文化的接触和活动对我是不可少的。在你们俩真正在(北总布胡同)三号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前,我总是觉得若有所失,缺了点什么,有一种精神上的贫乏需要营养,而你们的“蓝色书信”充分地补足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我在北京的朋友都比我年岁大,比我老成。他们提供不了多少乐趣,反而总是要从思成和我身上寻求灵感和某些新鲜东西。我常有枯竭之感。

费氏夫妇既是“太太的客厅”里的宾朋,更是客厅外的游伴。他们彼此带给了对方不同的视野,也带给精神上的抚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