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太的客厅”拆毁了，遥想当年……

文：温儒敏

春节期间发生一件遗憾的事：北京东城北总布胡同三号，一个古色古香的四合院被开发商拆毁了。此举引发很多批评，网上一片哗然，政府部门不得不出来“打马虎眼”。原来这些“败家子”拆毁的是文物，民国时期著名才女和建筑学家林徽因的故居——“太太的客厅”。为了让大家了解“太太的客厅”的来历，这里略述某些史料与掌故，多少是遥想当年吧。

“太太的客厅”这个说法和冰心有关系。1933年冰心写了一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发表后人们认为是暗讽林徽因的。小说这样描写：

“时间是一个最理想的北平的春天下午，温煦而光明。地点是我们太太的客厅。”

“我们的太太自己以为，她的客人们也以为她是当时当地的一个‘沙龙’的主人。当时当地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一切人等，每逢清闲的下午，想喝一杯浓茶，或咖啡，想抽几根好烟，想坐坐温软的沙发，想见见朋友，想有一个明眸皓齿能说会道的人儿，陪着他们谈笑，便不需思索的拿起帽子和手杖，走路或坐车，把自己送到我们太太的客厅里来。在这里，各人都能够得到他们所向往的一切。”

小说写的确有所指，当时林徽因的客厅就是文人俱乐部，现在说的“沙龙”。常在这个俱乐部或沙龙出入的，主要是诗人、哲学家和文学教授；而这些人，很容易“对号入座”被指认为徐志摩、金岳霖等人。冰心与林徽因关系有点微妙，都是作家，彼此早在美国留学期间就交往，但性格、为人和创作颇不相同。林徽因绝顶聪明，多才多艺，口快性子直，又是绝代美女，追求者甚多，到哪儿都是中心，难免“所有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批评家李健吾语）从冰心的小说看，也许以林徽因为模特，又略含讥讽，但说不上有多少恶意。倒是通过小说一宣扬，林徽因 “太太的客厅”更出名了，以致成为现代文学史上象征性的场景。当年北平的这种文艺沙龙式的场所并不仅有林家，朱光潜家的读诗会也甚有文名。文学史家研究当年的文坛状况，乃至文化生态，不由得会联想到“太太的客厅”。

撇开小说，看看当时位于北平东城的北总布胡同三号的“太太的客厅”真实样貌吧。一个美国妇女、也是当年林徽因的“闺蜜“费慰梅（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夫人）这样回忆：

高高的墙里是一座封闭但宽敞的庭院，里面有个美丽的垂花门，一株海棠，两株马缨花。沿着院子，每一溜墙边一排平房罗列，屋顶铺灰瓦。平房与平房之间有走廊，方砖铺地，廊顶铺的也是灰瓦。房间面向院子的那面是大片大片的门窗，镶嵌着精致的木格子。格子里糊了或挂着漂白的薄纸，让阳光花花泼洒进来，而外人却看不见里面。院子的北面有一道中央门廊通往客厅，这个厅比别的房间大些，面南的方向，梁家把几个窗户宽阔的下层窗框上糊的纸，卸下，换成光溜溜的玻璃，这样视野范围扩大了些。大片玻璃窗将外面的花草风景延进屋里来，临冬时，寒冽冽的北京，又迎来一片温暖的阳光。每一片玻璃窗顶悬着一卷纸帘，晚上可以放下来，室内室外顿成两个天地。（《中国建筑之魂》第62页）

这个客厅，也兼作书房，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最重要的家庭空间。从现存的不多的照片来看，客厅布置得很优雅。林徽因喜爱梅花，客厅靠窗就有一个暗香浮动的角落，是她工作及冥想的地方。

来拜访北总布胡同三号的朋友，都是文化界的名流，比如周培源夫妇、张奚若夫妇、陶孟和夫妇、钱端升夫妇、以及陈岱孙、金岳霖、叶公超、常书鸿、沈从文等人。这个客厅，确乎成了当时北平最著名的“文化沙龙”。我们已无从知晓这些文人名流常聚谈的内容与情景，那就不如回顾一下几位常客的个性风情，庶几可以见识这个沙龙的风貌吧。

先说金岳霖，哲学家、逻辑学家，湖南长沙人。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1914年考取官费赴美留学，先后入读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先习商科，后转学政治。1926年金领衔创办清华哲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为人率真，兴趣广泛，冯友兰赞他天真烂漫，有雅人深致，晋人风流，是“现代嵇康”。他又是一位 “情圣”。据说他在外国有不少漂亮女友，其中一位还曾追随他来到中国，但是结识林徽因之后，就一心全向着林了。林徽因对金也有感情，但最终嫁给了梁启超之子梁思成，也是著名的建筑学家。金岳霖大失所望，此后终生不娶，“逐林而居”。林徽因还是当他朋友，这梁思成全然知道，并不多心厌烦，三人来往坦然。金岳霖后半生几乎成了林、梁的家人，他晚年就是和林、梁之子梁从诫一家同住的。特别有趣的是，关于金岳霖与林徽因的情感故事，是由梁思成晚年来讲述的：

我们住在总布胡同时，老金就住在我们家的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在1932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时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和丈夫，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楚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是我也感谢徽因对我的信任和坦白。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怎么办？我想了一夜，我问自己，林徽因到底和我生活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都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过几天徽因告诉我说：她把我的话告诉了老金。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当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相信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难题，也常常去请教老金。甚至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了的问题分析得清清楚楚。（林洙《梁思成、林徽因和我》第238、239页）

再回到“太太的客厅”。说起来，金岳霖不能算是客人，因为他就住在北总布胡同三号的后院，与前院的梁家有门相通，有时林徽因的客厅沙龙活动也可能移师金岳霖后院举行：

从1932年到1937年夏，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30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金岳霖《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京派”作家沈从文也是“太太的客厅”一位常客。沈从文是“乡下人”，考写作才华攀援上流社会，他是通过胡适和徐志摩结交林徽因夫妇的。不过，《大公报》也是他们联手的原因。《大公报》的“副刊”原由清华大学的教授吴宓主编，学术性太重，不适合报纸读者，报社老板决定换由沈从文与杨振声主编，刊名改为《文艺副刊》。沈、杨网络京津作家，林徽因即在其中。改版后的《文艺副刊》第一期就刊发了林徽因小说《惟其是脆嫩》。为联络作者，定期有“聚餐会”，多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办，林徽因也是聚会的核心人物。后来副刊办得越来越火，成为当时最富盛名的文学性刊物，沈从文与林徽因也从约稿往来成为朋友。沈从文常有 “乡下人”的自卑，并不妨碍他将心扉向林徽因敞开。认真读沈从文这一时期的小说，会发现微妙的变化，都市知识者题材及人物增多，作品中总在苦苦探究生命、上帝、艺术、人类等话题。可以推想这些都与“太太的客厅”中的聚谈话题不无关系。沈从文其实很多情的。从沈从文《水云》看，这一时期他经历了“偶然”的女性带来的情感波折和苦恼，并从一种友谊的回声中证实生命的意义。在一大堆混乱的思考中，他“希望抓住理性的自己”，找一个“聪明的人”来帮忙整理一下自己。他就找到了林徽因，“我们太太”还“扮演”着倾听者、安抚者、甚至“心理专家”的角色。从林徽因给沈从文的回信看来，她对此有种深深的同情与理解，以自己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来宽慰烦恼的“沈二哥”，鼓励他把这些思考转移到创作上去。林徽因是善解人意的。对朋友的理解和劝慰，她会把捉对方的“精神脉络”，为别人设想，让人产生知己之感。

沈从文又把另一位更年轻的京派作家萧乾带入到“太太的客厅”中。

那是1933年11月，林徽因读了萧乾的小说《蚕》，觉得甚有味，便通过沈从文约请他来聚会。当时萧乾还是一名燕京大学学生。林见到萧乾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这给了年轻作家鼓励。后来，萧乾参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务，三天两头从天津到北平约稿，造访“太太的客厅”，听取林徽因的意见。林徽因大力支持《大公报》举办文艺奖，还亲自选编过一本《大公报小说选》。文学史通常把《大公报·文艺副刊》视作“京派”的主要“阵地”，那么，从林徽因与沈从文、萧乾等人的交往来看，也不妨将北总布胡同三号的客厅当作这个“阵地”的一个“后备所”。

在“太太的客厅”里常出入的，还有一对美国人，他们就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费慰梅（Wilma Fairbank）夫妇。

费正清那时致力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他1932年初来到中国，准备他在哈佛的博士论文“中美贸易关系发展史”。他在北平的西总布胡同租了一座院子，迎来了新婚妻子费慰梅。住处相近，年龄相当，志趣相投，两对夫妇很快成了密友。此后他们的友谊长达几十年。抗战期间费正清主持在华的美国新闻处工作，五十到七十年代，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而费慰梅作为一个画家，也深受林徽因夫妇影响，对中国建筑及装饰艺术情有独钟，几十年后，凝聚了林徽因、梁思成夫妇毕生心血的插图本《中国建筑史》的英文版，正是她一手促成出版的。1935年圣诞费慰梅回美国之后，两人有十年没有见面，彼此有大量的书信，谈的多是家长里短的私房话。后来，林徽因得重病，在进手术室之前，还特别留恋地写信给费慰梅：“再见，最亲爱的慰梅。要是你能突然闯进我的房间，带来一盆花和一大堆废话和笑声该有多好。”（1947年12月24日致费慰梅）这长达几十年的友谊，自然植根于当年的“太太的客厅”。

费慰梅作为一个从美国来到中国的女性，对于一个从美国回到中国的女性，她更格外了解两种不同文化带给林徽因的困惑，体察她的苦衷。林徽因对这份友谊非常珍视，她说：

你们知道，我是在双重文化的教养下长大的，不容否认，双重文化的接触和活动对我是不可少的。在你们俩真正在（北总布胡同）三号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前，我总是觉得若有所失，缺了点什么，有一种精神上的贫乏需要营养，而你们的“蓝色书信”充分地补足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我在北京的朋友都比我年岁大，比我老成。他们提供不了多少乐趣，反而总是要从思成和我身上寻求灵感和某些新鲜东西。我常有枯竭之感。

费氏夫妇既是“太太的客厅”里的宾朋，更是客厅外的游伴。他们彼此带给了对方不同的视野，也带给精神上的抚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