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与他的朋友们

“不冤不乐”，这句北京老话王世襄常挂在嘴上。他给人解释过：大凡天下事，必有冤，始有乐。历尽艰辛，人人笑其冤之过程，亦即心花怒放，欢喜无状，感受最高享乐之过程。倘得来容易，俯拾皆是，又有何乐而言！王世襄的“不冤不乐”，于物、于人、于学问，其实有的都是一份情义。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曾焱。

第一章：芳嘉园15号

学者张中行生前回忆他初次上门拜访王世襄，把一路经过写得很仔细：

“乘公交车，南小街站下，南行一段路，远远看见路旁有人招手，原来王先生在胡同口等着。东行一段路，进街北一个大院落，王先生住北房，五间，由东头一间入门，先见到袁荃猷夫人。”

1914年5月25日，王世襄就出生在北京东城的这个四合院里。他在这里生活了几乎一辈子。这里门牌原本是芳嘉园胡同3号，上世纪60年代，北京调整了一次街道编号，于是变成芳嘉园15号，以后就一直沿用，直到九十年代末北京启开一轮旧城大改造，这个院子也就随之消失在了推土机下。

如今，上门的客人和待客的主人早都不在人世。胡同里那些传统院落，被一幢幢高楼替代。我们对王家老宅的想象，只能来自一些过来人的讲述。

黄大刚是画家黄苗子和郁风的儿子，他在芳嘉园15号住了23年。1958年他们家搬进芳嘉园时，他刚4岁。他们家搬走的时候，他27岁，而院子的主人、他最喜欢的“王伯”，则从一个乐呵呵的壮汉，变成了一个乐呵呵的老头儿。在他记忆里，芳嘉园是个很有意思的胡同。隔他们院一个门牌，是慈禧太后娘家弟弟的桂公府，老北京叫它“凤凰窝”，后来被科学院收去做过幼儿园。旁边还有一个王爷府，听胡同老人讲，里面从前养马，每匹马上都坐个马猴，也没人看管，马成天绕着胡同跑。这都是黄大刚小时候从胡同里一个剃头铺听来的。90年代末开始拆胡同，桂公府和王爷府保住了，15号院没了。

即便是在孩子眼里，15号院也非常漂亮。黄大刚记得他们家搬过去后，住在里院的东厢房，屋前有一架紫藤齐檐高，紫藤架下有个竹篱笆，爬满牵牛花和癞瓜。紫藤枝叶铺展得茂密，夏天里，三间房都没有西晒的时候。五月里，他们用竹竿够下花串，做时令的藤萝饼。东房的南窗外，还有西房的北窗外，都种了沁香的太平花，南边有一个芍药园。王世襄一家住正房，门前一边有一树高大的西府海棠。东边那棵后来老了，枯死了，王世襄把树干锯掉，弄来一个大圆青石板，自己动手用磨刀石打平了，放上树桩做桌面，又弄几个瓷墩儿当凳子，到夏天，院子里的人就在那儿乘凉、喝茶、聊天。

（王世襄在芳嘉园后院门前，旁边是他自制的信箱）

黄苗子一家，为什么会在1958年突然搬进王世襄家的宅院呢？黄大刚直到很多年后才明白个中缘由。两家能在芳嘉园做邻居，其实是这帮朋友一连串命运急转的开始。

一切还要从五十年代那次私房改造说起。解放后公有制对私房的改造，事实上从1956年初已经逐渐开始。王世襄的院里有几间厢房空着，房管局和街道居委会便天天上门动员，要么他拿出来租给无房户，要么就在他家办街道食堂或者托儿所。王世襄不愿租给外面的人，可又不敢拒绝，无奈之下，他想到自己去找几个朋友来当租户。黄苗子和郁风一家，《大闹天宫》的作者、漫画家张光宇一家，就在这种情形下成了芳嘉园15号的“房客”。

之前，黄苗子夫妇一直租住在东单的栖凤楼小院里，邻居们也都是文化人，有导演戴浩，音乐家盛家伦，还有剧作家吴祖光和他的新婚妻子、评剧演员新凤霞。王世襄那时在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所上班，和盛家伦是同事，一来二往，也就和黄苗子他们熟悉了。这些人当中有几个在40年代抗战时期的重庆就是老朋友，当时因为郭沫若的一句玩笑话，文艺圈把他们这帮常在一起的流亡文人称为“二流堂”。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二流堂”当中不少人被划成“右派”，常来往的朋友也受到牵连。他们被上面批判，不敢再住在一起。吴祖光在王府井的帅府园买了四合院，最早搬走。其他人也都在找房。这种情形下，王世襄开口邀请黄苗子夫妇去他家租房住，解了双方燃眉之急。

“文革”开始之前那七、八年，15号院还挺热闹的。那段时间王世襄已经完成了《髹饰录解说》的初稿，正在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文博界有几个老朋友，像古书画鉴定专家张珩、朱家瑨，书法家启功，都常来。画家叶浅予、丁聪，还有人艺演员吕恩，也喜欢往这跑。黄大刚回忆说，他那时还是孩子，但也记得六十年代初有个夏天，三家在一起请客的热闹场面。文博界、电影界、话剧界、美术界，来了四十好几个人，屋里坐不下了，就在院里摆了四张桌子。三家分头做菜，然后端出来一起开餐。客人都自带了粮票，因为那年代粮食按人头限量供应，来客不给钱没关系，但得交上粮票，不然谁家粮食都不够吃的。黄大刚以后回想起来，那次大人们聚会的快乐，可能和62年陈毅在广州对文艺界的讲话有点关系，政治气氛忽然显得略为宽松。

但这样还算平静的日子苦短，更大的离散随后而来：1965年张光宇去世。1968年黄苗子夫妇因为“二流堂”被定性为反党小组而被捕，坐了7年牢。1969年王世襄夫妇被下放，分别在湖北咸宁和天津静海的干校劳动改造。街道居委会安排几家革命群众搬了进来，芳嘉园15号变成八家人共住的大杂院。

芳嘉园这个四合院，本是王世襄的父亲在王世襄出生那年购置的，有他一家人的全部生活。

王家属于福建望族，出过状元，世代为官。到他祖父一辈，举家从福州搬迁北京。再到他父亲王继增，已经是受洋务思想熏陶的新派人物。王继增入读南洋公学，毕业后又出洋，跟从驻法公使孙宝琦，做了几年法国留学生监督。王世襄出生那年，他父亲已经任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官至墨西哥使馆公使兼理古巴事务，后来一度担任过国务院秘书长，直到20年代末才从官场退隐，做了寓公。王世襄自己说过，他家前辈都有“通达时事、兼备中西、注重实际的办事作风”，这对他后来的生活态度和治学风格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兼备中西”在他父亲身上，比较多的是细微的生活痕迹，其他方面倒是少被提起。王世襄记述，他父亲因为多年驻留国外，保留了西化的习惯，比如每天下午必定要用一次午点：一杯加奶的红茶，一两块点心。不过，他父亲又恪守中国老式家庭的规矩，每天上午11点，晚辈必须到他房里去请安。

家里的布置，也是中西合璧。用他们家老佣人的话来形容，芳嘉园的院子很“不格局”，但这其实是他父亲精心改造的结果。各屋都有卫生间，卫生间里有上下水。饭厅是西洋建筑风格，大开间平顶房，放置了一套从德国洋行订制的椭圆形大餐桌和皮质的高背餐椅。他父亲常在家里以西餐宴客，菜式则是那个时代比较典型的中国式西餐，如：拌生菜、土豆沙拉、牛尾汤、西法大虾、咖喱鸡等。他们家有一本早年出版的英国原版的菜谱，王世襄从中学会了很多菜，也教会了家里一位老佣工张奶奶，到后来，旗人老太太竟能独自做出一整桌的西餐来。

有意思的是，在这样家庭里长大的王世襄，除了上的是美国学校，骨子里迷的却全是北京民俗。他后来爱上明代家具研究，最愿意结交的也是民间各路工匠。他英文好，晚年总当作得意之事告诉晚辈的，是第一次开蒙写英语作文，写的就是养蛐蛐的事儿。再后来，每次写作文，篇篇养鸽子，老师怒而掷还。

王世襄这些爱好和性情，其实受他父亲影响有限，而和他母亲关系极大。

王世襄的母亲名叫金章，也是大户人家出身。金家祖籍江苏南浔，做蚕丝生意发的家，到王世襄外公一辈，已经是有实力兴办电灯厂和西医院的新派巨贾了。1900年，金章兄妹五个被家里送到英国留学，这在那个时代还极为少见。金章跟随兄长在英国生活和学习了5年，和王继增结婚后，又陪伴做外交官的丈夫去到巴黎常驻，其见识和眼界，绝非寻常中国女人可以相比。两个儿子相继出生，金章为他们分别取名巴黎和长安，稍大后，才改名为世容和世襄。

王世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也主要来自母亲家庭。金家兄妹五个都有很高的书画修养。大舅金北楼擅花鸟山水，回国后在北京创办中国画学研究会，他和留学日本的陈师曾同被尊为北方画坛盟主，可惜两人后来都早逝。另外两个舅舅精于竹刻，其中四舅金西厓被誉为近代刻竹第一家。金章也精通书画，是“女画家中的杰出者”，以鱼藻闻名其时，还写过四卷本的《濠梁知乐集》，讲如何画鱼。

除了这些耳濡目染，王世襄最不能忘记是小时候，母亲对他天性的保护和宽容。他8岁那年，大他两岁的哥哥不幸早夭。王世襄晚年在回忆中写道：“我母亲剩我一个，不免开始放纵溺爱。但有一个原则，凡对身体有益的都准许玩，如有害身体的，则严加管教，绝对不许可。”从小学到高中，他白天在美国学校接受西式教育，放学回家后，再由国学老师私授两小时经史诗词。但这些功课拦不住他到市井茶肆去厮混。养鸽子、捉蛐蛐、驯鹰、捉獾，都是老北京人所谓的“武玩”，即身体不好玩不下来。这些在亲友眼里属于“不上进的乡野玩意儿”，母亲却一概应许他，因为对身体有益。王世襄晚年跟身边人回忆自己小时候如何顽劣，母亲又怎样开明，爱讲那件上房赶鸽子的故事：他10岁开始养鸽，人小，手劲不够，家中三间瓦房的屋檐全被他那根驱鸽的大竹竿敲碎。为了追赶落到邻家房上的鸽子，他经常从正房的屋脊跳到相隔数尺外的厢房顶。有一次，母亲不幸撞见这种场面，惊吓之下几乎晕倒，但事后也并未禁止他养鸽。在开明的母爱的保护下，这些野性的自由生长给了王世襄健壮的身体，也让他日后在被政治运动打入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不至于自弃。

（四岁时的王世襄（左一）与哥哥）

1934年王世襄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科系，这是父亲所期望的结果，可他并不喜欢。对那段经历，他在书中是这样记述的：

“我对理科的东西没有一点兴趣，读了两年，多门不及格，差点被燕京大学开除。当时燕京大学有个规定：对于这种情况的学生可以为其转系，转读跟现读专业跨度比较大的专业，如果成绩及格，还可以在燕京续读。于是我就从医预系转到了国文系。协和许多大夫，都曾经是我的同班，现在他们也都老了。我转入国文系之后，别的同学都没有我的基础好，反倒成了尖子。这下子我感觉老师教的那些内容我都会，可以不用学了，贪玩的心更大了。有一次邓之诚先生讲课，我揣着蝈蝈葫芦就进了课堂。在邓先生正讲得兴致勃勃之际，我怀里的蛐蛐响了。邓先生很不高兴，把我赶出了课堂。”

上大学后，王世襄独自住在燕京大学东门外一个20多亩的大园子里，那是父亲在他读初中时就买下的，外人都叫它“王家花园”。听起来很排场，但据王世襄描述并非豪门深宅，而是一个大菜园子，里面有很多树木、花草，几排平房，几畦菜地。这样正合他不肯受拘束的野性子。他经常请来养虫和养鸽子的民间奇人，住进园子里，陪他种葫芦、遛狗、捉獾、养蟋蟀，把王家花园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乐园。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和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之女、校花才女赵萝蕤新婚，那一时期也在王家花园借住。王世襄贪玩，常常晚上一个人跑到荒郊野岭去，跟人遛狗捉獾，玩到半夜跳墙回家，陈梦家夫妇没少受他惊吓。

王世襄在燕京大学的纨绔故事，黄大刚听他父亲黄苗子也讲过一个，说他刚考入燕京大学那会儿，还是有钱人家公子的做派，每天穿得很光鲜，身后跟一个老家人，手里还抱一条狗，总在学校周围逍遥。高年级有几个学生看他很不顺眼，趁他有次落单，上前摁倒就往地上猛蹾，把这个新生给收拾了一回。其中参与收拾他的一个人，后来跟黄苗子也认识，好多年后到芳嘉园15号来玩，说起王世襄挨蹾这件事，黄苗子就把王世襄叫过来，两个老校友见面哈哈大笑。那已经是五六十年代了。

那么王世襄又是如何从这样一个逍遥公子，变成一个潜心做学问的人了呢？说起来，还是因为爱他的母亲。

1939年王世襄从燕京大学本科毕业，就在这时候，他的母亲去世了。虽说是因为久病不治，他却自责，认为是自己不肯上进，才导致母亲伤心早逝。自那以后，他性情改变。1940年王世襄考入燕京大学国文系研究院。他摒除了从前的玩好，开始在园子里认真读书，用3年时间，完成了一篇40万字的硕士毕业论文——《中国画论研究——先秦至宋》。1943年，从燕大毕业的王世襄听从父亲建议，由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推荐，南下重庆，在梁思成主持的李庄时期营造学社做了一名助理研究员。虽然只在营造学社工作了两年，他日后对明代家具的喜爱，他和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以及传世之作《髹饰录》的半辈子缘分，以及未来一生中的最灰暗和最灿烂，却都是在李庄埋下的伏笔。

在李庄，王世襄有机会读到了朱启钤发现并刻印的古籍《营造法式》和《清代匠作则例》，他因此对传统家具发生兴趣，也对朱启钤十分景慕。马衡、梁思成、朱启钤，他们在不同的时间段，分别成为王世襄人生路上的帮扶者。这样的幸运，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

在王世襄心里，朱启钤是有着极重分量的前辈：他是中国第一所古物陈列所的创立者，也就是后来故宫博物院的雏形。他在北洋政府任交通总长时期，改建了正阳门、打通东西长安街，形成北京城区最早期的现代规划。他在1930年筹资成立的营造学社，则奠定了以现代学术方法进行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基础。

1949年8月，王世襄结束他在美国的博物馆考察行程后，回到故宫博物院出任古物馆科长。他前去拜见朱启钤，说起在海外目睹各博物馆对中国古代髹漆技术的重视，朱老于是取出自己刻印的一本明代古籍：《髹饰录》，嘱咐他利用回故宫工作的条件，下工夫重新注释此书。

( 王世襄在家中书柜前 )

《髹饰录》是明代隆庆年间一个名叫黄成的漆工所记述的漆经，后经嘉兴人杨明逐条加注，但年代久远、术语名词多，一般人很难读懂。更可惜的是，这本唯一存世的中国古代漆工专著却仅在日本藏有孤本。1927年朱启钤几经周折，向日本的寿禄堂主人借出抄本，自费刊刻200部，这才在国内有所流传。同时期经他刊刻保存的另一宋代古籍就是《营造法式》，两书的木版后来都被收存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二八”事件后，不幸毁于侵华日军的大轰炸。

王世襄是何时正式开始注释这项漫长工作的？他在故宫的同事、文物专家朱家溍有段文字回忆。朱家溍写道：“有一天他说：‘你看过《髹饰录》没有？’我说：‘只知道有这个书名，没见过。’他拿起一本仿宋精刻的线装书给我看，说是朱桂老给他的。他说打算用通俗的语言注释，使研究漆器的人都能看懂。我到他的桌子旁边，看见他在一叠红格毛边纸上已经写了几行字。这就是他对于《髹饰录解说》工作的开始。”

但是安心著述没几年，王世襄就遭遇了他一生中最大的磨难。个中曲折，还得从抗战胜利后的战时文物清损工作说起。

1944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在重庆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1945年9月，还在李庄营造学社工作的王世襄由梁思成和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同时推荐，被任命为平津区助理代表，参与追还和接收六批重要文物，其中就包括溥仪匿于天津张园的那批清宫旧藏。1946年底，他作为清损会专员又赴日本押送一批善本回国。1948年5月，他被故宫博物院指派接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奖金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后回国，先后在故宫博物院任古物馆科长和陈列部主任——这样一段异常清晰且不负使命的历史，在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后竟定性有重大问题，先进了东岳庙的学习班，后又关进看守所审查10个月，直到查明没有贪污盗窃才被释放。虽然洗去了不白之冤，文物局和故宫博物院却仍将他解雇除名，通知自谋出路。1957年为此事不平而鸣，他又被划成“右派”。

这是一段最灰暗的日子，王世襄后来在各种文章中屡有提及。他在《自珍集》序中写道：“大凡受极不公正待遇者，可能自寻短见，可能铤而走险，罪名同为‘自绝于人民’，故万万不可。我则与荃猷相濡以沫，共同决定坚守自珍。自珍者，更加严于律己，规规矩矩，堂堂正正做人。惟仅此虽可独善其身，却无补于世，终将虚度此生。故更当平心静气，不亢不卑，对一己作客观之剖析，以期发现有何对国家、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全力以赴，不辞十倍之艰劳、辛劳，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

（王世襄手稿，叮嘱《锦灰堆》编校事宜）

朱启钤一番托付，当时就是他“自珍”的目标，他倾其半生近30年时间，为的是不负一诺。《髹饰录解说》的初稿，王世襄从1949年冬一直写到1958年秋，跨时近10年。脱稿后，当时已经86岁的朱启钤为他写序。王世襄心知在当时政治环境下难以出版，于是将书稿冒险送到一家小誊印社，自费油印了200册，分送给图书馆、博物馆和一些工匠、学者。在封面上，他连名字也没敢署，只印了自己的字号——“王长安”。

为了搞懂髹饰技法，写这本书的过程中，王世襄曾遍访北京匠师，其中有一位多宝臣老先生，给他的帮助最大。多宝臣18岁学艺，师从清末名匠刘永恒。刘永恒多年承应宫里营造司定制器物，一手彩绘、描金、雕填、堆漆技法，都传给了多宝臣。1953年，多宝臣63岁，经王世襄推荐进了故宫博物院修复厂，王世襄对他执弟子礼。有两三年时间，王世襄基本每个周日都去多师傅家学习，看他操作示范，为他做详细记录。他还将多师傅请到芳嘉园15号，请他现场修复一件描金柜架的残器，自己在旁打下手，做记录。

为了多做实物印证，只要听说谁家有传世漆器，他一定会想办法上门拜访，拍照、做拓本、量尺寸。黄大刚回忆说，他听王世襄的儿子王敦煌讲，王先生在写《髹饰录解说》这本书的时候，弄得院里三家人都快疯了，凡谁认识跟漆有点关系的人，都要给王先生提供，凡看见什么上漆的东西，王先生就要问：这你有用没用？他要拿走琢磨。

经过这样逐条逐句的整理、印证、补充，到最后书稿完成时，注释篇幅是原著篇幅的20倍。

（王世襄在芳嘉园书房）

这本油印册，王世襄在他人生最灰暗的时段勉力完成，更不知道有无正式出版之日，即便如此，他对朱启钤先生的交付也尽可能隆重相待。朱家溍生前回忆里说，“记得那天他把书送到我家，线装一厚册，瓷青纸书衣，宣纸木刻水印题签。全书写刻小楷，秀劲醒目，据说是请一位高手乌先生写刻的。”

1998年，《髹饰录解说》由中国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而朱启钤先生已辞世多年。王世襄捧书去到朱府，面对朱老遗像恭行了大礼。

第二章 不冤不乐，存留中华民族文化

王世襄和明式家具的渊源，除了家庭从小熏陶以及四十年代在营造学社两年经历，和他与古文字学家陈梦家的那段交往也颇有关系。

1956年，陈梦家用自己撰写《殷墟卜辞综述》的稿费购置了钱粮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那原先是王世襄舅父的房产。那时陈梦家尚未被政治运动的飓风刮入深渊，他做古文字学问，也爱古家具收藏，经常委托勤快敏捷的王世襄将自己购买的家具送去小器作抛光修理，加上那几年的耳濡目染，王世襄也逐渐窥得古典家具的堂奥。

在《明式家具珍赏》一书的序言里，王世襄曾回顾自己和陈梦家的趣事：梦家此时已有鸿篇巨著问世，稿酬收入比我多，可以买我买不起的家具。例如那对明紫檀直棂架格，在鲁班馆南口路东的家具店里摆了一两年，我去看过多次，力不能致，终为梦家所得。但我不像他那样把大量精力倾注到学术研究中，经常骑辆破车，叩故家门，逛鬼市摊，不惜费工夫，所以能买到梦家未能见到的东西。

年轻时养鸽子、抓蛐蛐练就的体力，混迹市肆和奇人异士打交道的经验，王世襄在收集研究古董家具时全用得上。他有个带大货架子的自行车，能载一二百斤重。他在架子上常备粗线绳、麻包片、大小包袱，有时间就骑着到处看家具，买到东西就捆上车带回家，朱家溍就不止一次碰见他，车上带着小条案、闷户橱。北京天坛北侧，过去有明清时期的鲁班祠和行业会馆，那里的街道也因此被人叫做鲁班胡同，里面聚集了很多老北京的古旧家具修复作坊和商铺，王世襄早年最常去那里，有时候也去马甸的晓市。碰到原主不肯卖或者他买不起，王世襄就央请人家准他拍照，他自己带着摄影师和拍照用的灰色幕布、木架子上门，或者将小件的借出来，用自行车驮到王府井照相馆去请人拍。如果这样也不成，他就会说好话，求人家让他量尺寸、画草图。最坏的结果当然是被拒之门外。

对他诸种遭遇，朱家溍先生在1989年《明代家具研究》出版时曾有过一段非常生动的描述：“我的母亲也很喜欢他有一股肯干的憨劲，一切都给他方便，工作当然就比较顺利，但力气还是要费的。可是去别处就不尽然了。譬如有的人家或寺院，想拍的不是在地面上使用着的，而是在杂物房和杂物堆叠在一起，积土很厚，要挪移很多东西才能抬出目的物，等到拍完照就成泥人儿了。还要附带说明一下，就是揩布和鬃刷子都要他自己带，有些很好的家具因积土太厚已经看不出木质和花纹了，必须擦净，再用鬃刷抖亮才能拍摄。这还属于物主允许搬动、允许拍摄的情况。若是不允许，白饶说多少好话，赔了若干小心，竟越惹得物主厌烦，因而被摒诸门外，那就想卖力气也不可能了。但世襄也不计较，还是欣然地进行工作，好像永远也不知疲劳。像这样全力以赴地搜集资料，一直到60年代中期，人人都无法正常生活时才完全停止。”

等到了70年代后期，多了活动自由，他又故态萌发，开始骑着车到处看家具。如果假日有两三天，他就自费跑去苏州和广东考察家具产地。

收回之后，保藏这些家具成了劳心费力又担惊受怕的事。“文革”开始后，芳嘉园的院子里先后挤进来近10家人。王世襄夫妇眼见躲不过抄家，为了不让收来的家具被毁，他们抢在抄家前都上交了，侥幸躲过一劫。

到了80年代，他家被抄没的物品陆续退还回来，被占走的那些房子却没法退，烦恼就来了：百十平方米的几间北房挤得满满当当，近百件珍贵家具只能摞起来，二老每天惴惴过日。王世襄的弟子、明清家具专家田家青回忆当年情形，说到了冬天最难办：“每当冬季屋里第一次点火生炉子那天，别提多让人担心了。各种杂物距火炉的位置，真是到了安全距离的极限，让人感觉火炉周围随时可能燃烧起来。”

王世襄收了四把明代一堂的牡丹纹紫檀椅子，是举世闻名的最精品，但从没有一起摆出来过，因为家中狭小，书房放下一张紫檀大案和一对牡丹纹紫檀椅子，就没什么余地了。

王世襄真正开始为明代家具研究著述，是在1980年正式落实政策、回到文物系统后。他那年66岁，被分配到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和一些20出头的小年轻成了同事。他当时也没名气，在小同事的印象中就是成天提一个破筐，里头搁两根黄瓜就上班来了。

王世襄开始写明代家具书，文物出版社派了一个摄影师去帮他拍家里的藏品，还有两个年轻人做助手。其中一个助手名叫杨术，也是文物摄影师，后来和王世襄成了忘年交。他说，紫檀、花梨的木器都重，一般至少需要三个人才能抬动。有次抬那个紫檀大画案出来拍，他们两个小伙子抬一头，王世襄一人抬一头，那时候他就觉着“这老头儿厉害”。

( 黄花梨龙纹官皮箱 )

1985年《明式家具珍赏》出版，里面有王世襄收藏的数件重器，包括：宋牧仲旧藏明紫檀大画案，明紫檀黑髹面裹腿霸王枨画桌，明黄花梨独板面心大平头案，清前期绦环板围子紫檀罗汉床，明紫檀牡丹纹扇面形南官帽大椅四具成堂，明黄花梨圆后背交椅成对，明黄花梨透雕麒麟纹圈椅成对。这些在世界范围内亦属最重要的家具收藏之一。

房子退不回来，申请换房也一再落空，王世襄不得不考虑为这些家具收藏找一个妥当的归宿。老友朱家溍过去的遭遇，更是不时提醒他，就算捐赠，也要找一个有担当的合作者。朱家曾将十几件极为珍贵的明清家具收藏捐献给承德避暑山庄，运送中无专业人士同行，货车司机为了拉点私活儿，把这批家具中途卸载在一家客店的院子里堆放了5天，之后才又重新上车运到承德。结果这批家具损失惨重，其中一只极为贵重的清乾隆紫檀圆墩，被摔掉一个牙子和托腮，另一件造型极为优雅的紫檀嵌玉小宝座，丢失了腿足及托泥，不得不送回故宫修复。此事最后也无人追究，只有王世襄撰文《萧山朱氏捐赠明清家具之厄和承德避暑山庄盗宝大案》，记述、声讨此事。

在王世襄犹豫之时，1992年，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带给他一个消息。当时上海博物馆刚修了新馆，家具馆里却没有家具可供陈列。香港商人庄贵仑为纪念其先人，表示愿意出资买下王世襄的收藏，再以自己的名义赠与上海博物馆。王世襄觉得这不失为这批家具较理想的去处：不致流离分散，可供人欣赏，国内的国家级博物馆也从此有了专室陈列古典家具的先例。至于他自己，“但祈可以所得易市巷一廛，垂暮之年，堪以终老，此外实无他求。”

据田家青回忆，王世襄当时对庄贵仑说，只要他能够答应一件不留而全部捐给上博，自己的79件明清家具就全部奉上，并且对价格决无二议。1993年2月，在马承源的安排下，这批收藏终于从北京安全运到上海博物馆。

后来有人议论他那不算捐赠，因为卖钱了。可他们谁知道他的这些真实想法呢？王世襄身边亲近的晚辈、书画鉴赏家萨本介向我确认，当时这批家具出让的价格是100万美元，他说“顶多值到全部收藏十分之一的价值”。紫檀大椅一共四把，上博本来只要王先生让一把，可他坚持将其余三把也一并送去了，他跟萨本介说，让它们散了是罪过。

1998年，王世襄和夫人袁荃猷曾到过上博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当时陪他们参观的上博专家王运天回忆：可能是有点睹物思情，二老那次并未在陈列他收藏品的“明清家具馆”里多停留，倒是坐在地下的贵宾室里和大家聊了很长时间。这之后，王运天去北京出差，给王先生打电话道歉，说这次可能没有时间登门看他了，没想到王先生让他时间再紧张也去家里一趟，有件家什托他带给上博，并在电话里接连嘱咐了两次：“一定要来！”见面后他才说出原委：有个老朋友到新居来看他，见一件旧家具都没有留，就将王先生当年送自己的黄花梨小交杌又还给了他。王世襄跟王运天说：“殊不知，没有就没有，现在又来一件旧物，反倒不自然。我在我出版的图录中唯此一件不在上博，这件我就捐给上海博物馆吧，成全了上博，也成全了图录中的家具不再散失。劳你带去，话不多说，你赶路吧！”

（王世襄与夫人袁荃猷）

王世襄口中这个送还黄花梨小交杌的朋友，是梁思成的学生、古建筑专家杨乃济。上世纪60年代初，王世襄“右派”摘帽后调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工作，为明代家具研究和杨乃济相识，杨乃济后来常去芳嘉园拜访，并为他画过一些线图。“文革”前夕杨乃济被下放广西，王世襄和黄苗子请他吃饭并送行，就在那个晚上，王世襄将他早年从马甸晓市商贩手中买得的这个小交杌送给了杨乃济，算是送他一个远行的陪伴。1983年，为了编写《明代家具珍赏》，王世襄曾将小交杌借回拍照并收录到书中，注录为“杨乃济藏”。1993年，杨乃济听说王世襄家具全部入藏上博的消息，择日便带着小交杌上门来了。一送一还，隔着几十年，两头都是厚谊。

“不冤不乐”，这句北京老话王世襄常挂在嘴上。他给人解释过：大凡天下事，必有冤，始有乐。历尽艰辛，人人笑其冤之过程，亦即心花怒放，欢喜无状，感受最高享乐之过程。倘得来容易，俯拾皆是，又有何乐而言！王世襄的“不冤不乐”，于物、于人、于学问，其实有的都是一份情义。

傅万里是已故传拓圣手傅大卣的儿子，有时会帮王世襄先生墨拓铭文。有一天傅万里到王世襄家，聊起养蛐蛐，王先生就问他：蟋蟀谱瞧了吗？他问的是他写的那本《蟋蟀谱集成》，大约是在10年前出版的。傅万里老实回答，说没有仔细读中间的内容，只觉得代序的六首诗好玩。王先生听了就说：其实，那本书我是认真按做学问方法写的。当年促成《蟋蟀谱集成》问世的老编辑蔡耕，对王世襄倾注于这本书的感情自是了解更多。他撰文讲述过“耳听”《秋虫六忆》一幕，王先生烂漫的样子就如在眼前。他写道：1992年5月，我和同事冒着小雨去王家取《蟋蟀谱集成》的书稿，对着清单一一收齐。“最后王世襄取出一沓原稿纸举手扬了一扬，面露微笑说：‘《秋虫六忆》写完了，也交稿了。不过，今天我要朗读一遍，怎样？’众口同声连说：‘好！好！’出乎意外的，王老还朝着老伴袁荃猷说：‘你也坐下来听听。你还没有听过我的全文朗诵哩！’……就这样，一篇两万五千字长文，由一位77岁高龄老人，不疾不徐地全文朗读完毕。王老显得有点兴奋，愉快，也就是劳动者在劳作过后看到自己果实时那种心情的流露。也可能就是‘驱使吾使然而终不悔者，实因无往而不有乐在’了。”

杨术庆幸他在80年代初还跟着王先生去看过斗蛐蛐。

“记得他带我去的是牛街附近一个老中医家。那老爷子白胡子有这么长。大帮人在他家里，有人买来一大摞烙饼，熬一大锅稀饭，弄点猪头肉、羊头肉，吃完就开斗。这文化其实中间已经断了好长时间，但王先生总知道哪里还有人玩。”

杨术见到的老中医，应该就是王世襄在《秋虫六忆》里写到的李凤山。王世襄说自己十七八岁时和他相识，两人在蟋蟀局上交锋过两次，一胜一负，虽然年龄差了十几岁，也从此成为忘年交。

王世襄写李凤山1949年前的几件轶事，活灵活现：“李凤山（生于1900年，卒于1984年3月28日），字桐华，以字行，蟋蟀局报名‘山’字。世传中医眼科，善用金针拔治沙眼、白内障等，以‘金针李’闻名于世，在前门外西河沿191号居住数十年。”此人常被军阀重金请到外地去坐诊，三月一期，每次3000元大洋。但只要秋天一到，多少钱他也必定请辞，回家来养蛐蛐。有一回，京剧名角余叔岩摆了一个蟋蟀擂台，久无敌手，李凤山去了就胜了，一时名声大噪。余叔岩气恼得当即拂袖而去，经人说合了才重归于好。1992年王世襄写《秋虫六忆》，里面收入不少虫具的拓片和照片，原器就多是这位李凤山的收藏。

这个江湖里还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就是古琴国手管平湖。王世襄夫人袁荃猷善抚古琴，拜师管先生。管先生习画，又曾是王世襄大舅、北派画坛盟主金城金北楼的弟子，所以两家素有往来。古琴国手也是养虫高手，据说他在京城自认第二，平生服气的只有一位人称朱六爷的老头儿。养虫分秋虫（鸣虫）和冬虫（斗虫），管平湖善养鸣虫，王世襄每提及他的本事都满纸景慕：“博艺多能，鸣虫粘药，冠绝当时，至今仍为人乐道。”他记述平湖先生的一件江湖轶事：鸣虫中有一种大翅油壶芦，身长翅大，十分名贵难求。但如果翅动却不能鸣，任品类多好也身价掉落。有一回，有个养虫家从市场重金买到一个大翅，回去后发现翅动而不出声，就又愤愤退了回去。管平湖听到消息，赶到卖家那里细看了一番，出手重又买了去。过几天，养虫的人都在茶馆聚，“忽有异声如串铃沉雄，忽隆隆自先生葫芦中出，四座惊起，争问何处得此佳虫”。众人于是叹服。王世襄对“点药”绝技记述得十分详尽：虫鸣分为“本叫”和“点药”两种，本叫是天然鸣声，点药则是用松香、柏油（或白皮松树脂）、黄蜡加朱砂熬成药，形态颜色都类似火漆，将药点在翅上，效果就像音箱，可使虫鸣好听。管平湖之绝，在他选的点药位置竟在翅尖，这在行家看来极不合常规，甚至被视为大忌，他却偏偏这么做了。这份见识非常人可有，恐怕和平湖先生深谙音律不无关系。

对北京近郊可抓蝈蝈的地方，王世襄不但如数家珍，也几乎处处去勘踏过：近点是西山的灰峪、孟窝，远点是代城峪、安子沟。东山主要是东、西葫芦峪。六七十年代他常去的是秦城牛蹄岭，这属北山地界了。这种郊野之乐，“文革”时期帮王世襄排解过很多烦闷。他那时每月只有25元生活费，长途汽车也不太坐得起，只能骑他的大架子自行车进山。通常是半夜出发，太阳出来时正好到达山麓或沟口，然后手脚并用，入沟登山。到了下午三点，必定出山往回赶，就这样也得天黑才能骑进城。每去一回，往返五六十公里，到胡同儿口必定是尘土满面衣衫褴褛，院里大人小孩就开玩笑：“一路上没有人截着您买蝈蝈啊？”80年代后期，黄苗子和郁风一家已经搬出芳嘉园了，有个周日，郁风回芳嘉园去看他们，只有袁先生一人在家，问起王先生去向，说70多岁的老头儿自己一个人跑香山抓蛐蛐去了。

对他来说，还有一件特能显出“不冤不乐”的事就是养鸽子。王世襄大约十一二岁开始养鸽。那时北京鸽迷常去的庙会鸽子市，有隆福寺、护国寺、土地庙、花儿市、白塔寺，轮着日子开。上燕京大学后，王世襄从城里搬到王家花园，得了一位名叫王老根的京城养鸽高手。从前的王公贵族迷鸽子，府里都有专门鸽佣，王老根就是鸽佣中间鼎鼎有名的，在庆王府做过。他住进王家花园后，教了王世襄许多本事。1999年王世襄写出一本《鸽话二十则》，终于将多年前所见的王老根绝活记述下来，希望别让北京民间的观赏鸽文化断代了。

60年代以后，庙会地方大都改建为商场或文物保护单位，鸽子市搬到了龙潭湖、水碓子、祁家豁子，“无往日之盛矣”。不过在鸽子市搬家之前，王世襄被“三反”运动冲击，早在1953年被迫遣散了他的鸽群。黄苗子他们1958年搬进芳嘉园的时候，他已经不养鸽子，院里只剩了鸽哨和鸽笼。他给自己留的念想是一具水磨白茬（本色不上漆）的老挎，“老挎”就是养鸽人对鸽笼的称呼，他那只据说光亮可爱，“文革”中被街道上的积极老太太拿去养了老母鸡。

（王世襄赏玩鸽子）

十几年后，他和鸽子重续亲密，好像又回到了童稚之年，不过不是在空中，是在纸上。1989年王世襄出版了《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接下来用他自己的话说，面临两个方向选择：修改《中国画论研究》，或者为蛐蛐、鸽子等北京民间玩好写书。《中国画论研究》是他从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时选定的硕士论文题目，1941年答辩时已经写到了先秦至宋末，毕业后他又用两年时间续写了宋元至清，未定稿有70万字。但有位老友跟他说：“世之寄情玩好者，何止千百。能用文字表达者，却罕见其人。有关述作，愿先生好自为之。”王世襄因此决定暂弃画论，在后来十几年里，以耄耋之年，相继写作、出版了《蟋蟀谱集成》、《秋虫六忆》、《北京鸽哨》、《明代鸽经》、《说葫芦》、《冬虫篇》、《大鹰篇》、《獾狗篇》等作。门门绝学，令人叹止。

王世襄记述的对他说了那番话的老友是谁呢？田家青说，据他所知，启功先生、叶义先生，当时都对王先生说过类似的话，而且不止一次。后来启功评王世襄的著书，“一本本，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

第三章 做饭这件事：生活态度和精神标准

王世襄爱做饭。他总是用最普通的原料做最实惠的家常菜，平时用的餐具也就是街上杂货店买的大路货。可是吃过的人，一辈子忘不了。

1996年的一天，王世襄认真跟弟子田家青说：你们青年人现在不把做饭当个事，瞎糊弄，等以后岁数大了肯定会后悔，你应该把几个家常菜好好学学，你哪天找个录像机，录下来，以后就不会忘了。

到了说好的日子，一大早他就拎着大筐到了田家青家。他准备了5种家常菜，其中有炸酱面、丸子粉丝熬白菜和他最著名的绝活——“焖葱”，其实就是海米烧大葱。

王世襄在香港有几个老收藏家朋友，有一段时间，很馋他做的炸酱面，只要一听说王先生哪天要在家动手炸酱了，他们就会把电话打到他家附近的公用电话上，无论如何要他帮着多做一份，然后第二天一大早派专人飞到北京，上王先生家取完炸酱，顺手带两棵大白菜，再赶中午之前飞机回香港，这样折腾一番，中午就能吃上王先生的炸酱面了。这也是田家青记下来的故事。

还有一回别人请王世襄吃饭，他拎着那个菜筐就去了，大家纳闷，也不好问。一桌菜吃到尾声，他不慌不忙从篮子里取出饭盒来，里面是他在家做的酿青椒，一人夹一个，说“试试我的吧！”一桌人连说好吃，老头儿让服务员把大厨也请过来，也夹了一个，笑眯眯地等着人家大厨给他叫好。

黄大刚插队回城后，在东四副食品商店当过3年多售货员。王世襄买菜常去朝内、东单这两个菜市场，有时候也去东四。对王先生买菜的本事，黄大刚就比别人见得多。他说，王伯一般到得特早，先在对面的旧文化部大楼前打一通太极拳，7点多市场一开门就进来了，挑好菜悠悠骑车回家，顺路到早点摊给袁先生端一大漱口缸的热豆浆回去，天天如此。他买菜是行家，精到什么程度呢？那会儿蔬菜的定价都是在早上开门后才统一发放下来，交给组长写到黑板上，之前连售货员都是不知道的。王伯每天都去，售货员跟他混熟了，小黑板没出来就故意问：老头，今儿菠菜多少钱？他会说这个大概多少钱，那个大概多少钱，最后拿出来的真就是这个价。

作家汪曾祺的儿子汪朗撰文回忆：他父亲编过一本《知味集》，收录了几十个文人谈吃的文章。他和汪朗说过，这本书只有王世襄先生和李一氓先生的文章最好，一是真懂吃，二是会写。

汪朗说他父亲和王世襄先生也属于“杂交”。两人都喜欢写些关于饮食的文章，都能做两道菜，彼此又都认可，一来二去就有了联系。汪曾祺曾经写过一篇《食道旧寻》，里面谈到王先生：“学人中有不少是自己会做菜的。但都只能做一两只拿手小菜。学人中真正精于烹调的，据我所知，当推北京王世襄。世襄以此为一乐。有时朋友请他上家里做几个菜，主料、配料、酱油、黄酒……都是自己带去。据说过去连圆桌面都是自己用自行车驮去的。听黄永玉说，有一次有几个朋友在一家会餐，规定每人备料去表演一个菜。王世襄来了，提了一捆葱。他做了一个菜：焖葱。结果把所有的菜全压下去了。此事不知是否可靠。如不可靠，当由黄永玉负责！”

汪朗说，王先生接着写了一篇《答汪曾祺先生》，对老头儿文章中的一些“不实之词”进行了澄清，说自己去朋友家做饭，自带食材、调料是有的，因为一般货色不尽合用，但连圆桌面都用自行车驮去则是没影儿的事。文中还介绍了几道菜的具体做法，包括“海米烧大葱”。

汪朗写道，他们家有几本王先生的书，谈明清家具的、谈葫芦的、谈鸽哨的，但是王世襄签名送给汪曾祺的书好像只有一本，就是《中国名菜谱·北京卷》，王先生是主编。

汪朗还回忆，他父亲住在蒲黄榆时，有个周末上午，王先生突然打来电话问地址，说是要过来一下。“进门之后，他打开手里拎的一个布袋子，跟老头儿说：‘刚才在虹桥市场买菜，看到茄子挺好，多买了几个，骑车送过来，尝个鲜。’蒲黄榆在虹桥市场南边，王先生家在北边，为了送这几个茄子，他老先生一来一去得多骑半个多小时。那年他好像已经78岁了。”

田家青记得，九十年代末芳嘉园15号院没了，从平房搬进公寓后，老头儿、老太太就少做饭了。在编著那一套《锦灰堆》的时候，他基本是买冻饺子热一热就吃了。菜市场上对味儿的原料越来越难找，他也就慢慢失去了买菜的兴趣。

准确描述王世襄先生确实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他当然是学者、文人、收藏大家，但他那些令人迷恋的生活性情和态度又绝不仅是这些表面上的词语可以概括的。在文化、思想和制度都变化最剧烈的20世纪，他们这代人能够完全主宰自己命运的时间其实并不多，在一生的绝大多数时候，王世襄和他的朋友们，是被时好时坏的年代和潮流不断裹挟着往前的。但即便如此，他们都始终保持了自己的一种生活态度和精神标准。

王世襄在晚年，已经成为华人文物收藏和鉴赏界内神一样的人物。但他总开玩笑说：鄙藏不值钱，10块钱以上的是朱家溍玩的，10块钱以下是我玩的。

他有一张元代名匠朱致远所制的古琴，远不如他和夫人收藏的唐琴“大圣遗音”身价高，他却特别钟爱此琴，1948年他被故宫派去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也是背着这张琴周游了一年。他说，这琴的声音和他对脾气。

（王世襄夫妇旧藏，已有1200多年历史的唐 “大圣遗音”伏羲氏古琴）

90年代中期以前，在芳嘉园旧居墙壁上他还长期粘贴一纸，其上赫然楷书“奉上级指示，王世襄不得为他人鉴定文物”。王世襄先生当然关心真伪、关心时代，还深具做出权威鉴定的能力与声望，但他从不轻言，甚至坦言“自己感到特别惭愧的是明式家具的准确断代问题未能很好解决”，而明式家具是他多年用心极苦、认知甚深的文物种类。这种求实的精神实在令人感佩，与那些胡天昏地般主观臆断和为牟钱求财而违心鉴定的各类“专家”相比，真正天差地远。

在他的家具归藏上博10年后，王世襄晚年的声誉再一次超越文博界，成为社会关注焦点，是在2003年那场拍卖前后。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总裁王雁南回忆：2002年王先生主动找到假的，说在考虑对家里的东西做些处理，主要是觉得自己年纪大了，想在有生之年做些安排。在《自珍集》里出现过的蝈蝈葫芦、红漆鸽哨、铜炉、扇面、竹刻、牙雕等各式物件，包括和他们夫妇相伴55年的最珍重的唐代古琴“大圣遗音”，他都决定让它们重找新的主人。

王雁南说，“这些东西要散，他也没有在人面前表现出特别不舍得，只是有时和我们见面，会如数家珍地讲讲故事，这件东西什么来历、当初怎么跟人换的、中间发生过什么故事。在价格方面，王先生不提什么，偶尔会问一句：为什么这个东西要比那个低？它更老啊。我们就会跟他讲现在市场怎么怎么样，他也就无奈地笑笑。老太太当时还在，但我们商量这些，她从不掺和，永远都是在进门左手边一个堆满东西的方桌边坐着，不是摘豆子就是在做其他家务，手上不闲着。王先生偶尔说到什么不确定的，老太太会轻声更正他，说不对，应该是怎么怎么回事。”在做拍卖准备的那一年多时间里，袁先生病了，走了。6年后，王先生也追随而去。

再说2003年，嘉德在秋拍中推出专场“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当时几乎件件创下拍卖纪录的轰动场面已不必再重述。人们似乎在通过竞拍的热烈来表达对王世襄先生一生致力于保存传统文化的敬意。

（黄花梨折叠式镜台）

王雁南记得，拍完后他们把结果告诉他，王先生看起来非常高兴，以后什么时候说这个事也都笑呵呵的。“以我对王先生的了解，我觉得这高兴和钱没有太大关系。要知道他一直有个心结，就是当年蒙冤被故宫除名的事情，这是他人生最低谷的一段。老年能得到社会这样完全发自内心的敬重，是他没有想到的，从那以后他心情就放松了很多。那件事他也许放下了。”

至于那些东西的去向，王雁南说，王先生也并不怎么打听。“只是他对那几把古琴的感情太深，问过，谁买了啊？”

王世襄生前，因为明式家具研究而获得荷兰克劳斯亲王基金会用以表彰跨文化交流领域杰出成就的最高奖，那年他89岁。著名汉学家柯律格在颁奖词中充满敬意地写道——王世襄属于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这样一群人：“他们冀求将构建中国的过去作为构建中国的未来的途径。作为爱国者和国际主义者，他们又冀求在不低估其他文化的同时，给予中国文化更高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