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国报人办报实践看“文人办报”精神

【摘要】在中国近代史上，“文人办报”曾经走过一段辉煌而曲折的历程，他们不仅有新闻工作的专业精神，还带有极强的社会使命感。本文尝试从王韬、张季鸾、储安平的办报活动出发，探索其背后的办报理念，梳理“文人办报”的发展命运。

1874年，王韬在《循环日报》的创刊号上提出“言时事、言恶行，开悔悟民之智”，一改当时报纸对时局缄口不言的局面，首开“文人论证”之风；1926年，新记《大公报》提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把中国报纸“文人办报”推向成熟；1946年，储安平在《观察》的发刊词中将“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定为基本原则，这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信奉的共同理念。但在国民党极权政治下走向寂灭，标志着“文人办报”理想在中国的彻底破灭。

这是民国知识分子办报的典型代表，从中也可以看到近代文人报刊的大致脉络。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振兴中华民族成为报人关注议论之主题，他们将“以文报国，以匡扶时世为己任”的意识贯穿于字里行间，力图以事实和言论来指引国家走向、社会发展。

一、“文人办报”兴起背景

在近代中国史上，“文人”的概念主要指的是追求民主自由，以国家民族利益为诉求，崇尚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本身蕴含着批判时局、伸张正义、独立公正的身份底色。“文人办报”主张报纸为社会公器，以国家、公众利益为是非标准，政治上标榜客观中立，经济上不依附于任何利益集团。“文人论证”则指的是近代文人通过报纸发表言论、议政而不参政。在中国近代史上，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力量扶国救民，以尽力挽救国家命运。“文人办报”和“文人论证”是我国近代历史中的一个特殊现象，那么是怎样的历史机遇造就了这种现象？简单来说，有文人自身和外部条件两方面的原因。

清末“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带来的是社会动荡不安：清王朝垮台、新政权立而不稳、军阀混战以及国外列强环伺。无疑是又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打破了传统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美好愿望。面对救亡革新的重任，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再是只听风声雨声和读书声，他们开始走到历史的台前，关注社会现实、建言社会问题、企图开启民智。而报刊是他们最好的武器和平台。同时，民国报人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升，从游离于社会的“边缘”走向了“中心”，并形成了日渐明晰的知识分子群体意识和身份认同。他们大多接受过先进文化教育，有高学识的履历背景，其中出国留学者也不乏其人，他们有极强的社会使命感和爱国情愫。如张季鸾曾官费留日、胡适之自费留日。

二、“文人论证”的典型代表

1、从张季鸾看近代“文人办报”精神

要说“集文人论政之大成者”，而非张季鸾及其主笔的《大公报》莫属，执笔十五年，他纵论中国乃至世界的时事，将报纸引导舆论的功能阐释得淋漓尽致。他走的是一条纯粹的文人论政之路。张季鸾一贯认为报纸如果只是客观地报道新闻，只能算作是“无负社会”，只有勇于对国家大事表达独立的见解，才能尽到“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

新记《大公报》在续刊之日，提出“四不主义”，既“不党、不私、不卖、不盲”，使报纸不依附于任何政治或利益集团，充分发挥报纸作为社会公器的作用。“四不”方针至今为人津津乐道，也是成就《大公报》百年名誉的一大基石。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战火纷飞、政局变幻的岁月，《大公报》始终秉承着这一方针，骂国民党当局消极不抵抗，抨击书报检查制度有违言论自由。由此可见，新记《大公报》是“文人论政”的主要阵地，也是独立的公共舆论机关。

在近代中国，文人以报刊为论政平台，王韬主编的《循环日报》是“文人论政”的第一个样板。梁启超从《时务报》到《新民丛报》言论激昂，笔锋常带感情，影响一代人。张季鸾曾坦言，职业报人要“不求权、不求名”，所以，他在接管该报之初要求报纸发表评论不署名。但就在他力避锋芒之下，《大公报》仍然在1941年获得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年度最佳外国报纸奖。这一荣誉也算是对那个时代整个中国报业地位的肯定。

2、储安平的“文人办报”实践

储安平的报业生涯始于1933年任《中央日报》副刊编辑，1940年任林《力报》主笔，后来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直到1946年，在上海创办《观察》周刊，为其报业生涯的顶峰。储安平的办报理念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追求民主自由。他在《观察》的发刊词中提出该报乃至整个中国知识分子都应该遵守的四个基本原则——民主、自由、进步、理性。毫无疑问，这一理念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第二，坚持经济上的独立，并且不依附于任何党派。《观察》在征集股金时，储安平等发起人特别注意不接受具有官方或政治团体背景的资金。即使在杂志社财政极其困难的时期，有读者建议该社接受读者捐款或向读者募捐，储安平仍以这种做法“不公道”而婉言谢绝。其实这一点与《大公报》在经济上坚守的独立如出一辙。

第三，秉承持论公正。储安平认为，只要思想的出发点正确且不违背该报遵旨，所有的文章都可以刊登，不計后果。

三、“文人办报”的破灭

文人报刊虽然在中国近代史上盛极一时，但却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格格不入。这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干扰因素。

首先，民国其间的政治没有给文人报刊足够的发展空间。当时的政治是典型的极权主义，这与文人追求的自由主义产生矛盾冲突。在储安平经营《观察》其间，多次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与腐败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呼喊民主自由，但最终恰恰是因他的这种自由立场被国民党查封停刊。无论哪个时代，政治对报刊的控制从未停止过，动荡时期更不例外。其次，文人报刊在根本上缺乏独立可靠的经济基础。《观察》周刊就曾因经济上的入不敷出而缩减报纸版面。同时，“文人办报”带有一定得理想主义色彩。他们所标榜的自由是一种理想主义，在当时中国动荡不安的时局中只能算是一种跃跃欲试，而根本无法实现。即使在现代，也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

四、结束语

“文人办报”再上接中国读书人源远流长的议政传统的同时渗透了留学生们带回的自由思想，接受了岁月百年的洗礼。而今，“文人办报”精神的传承早已中断，只留下一段史诗。

通过对民国文人报刊的大体梳理，我们可以看到“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的书生意气，一代代报人笔走龙蛇，著述不缀，写尽世间万象，道出人生百态。有人说：“新闻是一个国家追求进步与光明的生动描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民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这也告诫着身处物欲纵横时代的人，要坚守良知的底线，秉承民国知识分子的情怀与担当。

【参考文献】

[1] 李 彬. 中国新闻社会史[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 2009，9.

[2] 杨 奇. “文人办报”之我见[J]. 青年记者， 2008（8）.

[3] 赵建民. 分解与重构：清末民初的报界团体[M]. 北京： 新知三联书店， 2008，6.

【作者简介】

王鹏程（1993—），男，汉族，陕西西安人，西安文理学院历史专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