俘虏第一号

一

但是，悲剧到来了。在冲进珍珠港的过程中，袖珍潜艇碰到了珊瑚礁，导致艇载鱼雷的发射器受损失灵。瞎猫已然瞎了，现在还失去了爪牙。一心想成为英雄的潜航者，已经失去了立功的可能。悲剧还在持续。因为水下操作条件太恶劣，袖珍潜艇搁浅到了珍珠港海滩。失去爪牙的瞎猫，连腿脚都折掉了。酒卷和男与副手所能做的，就是为保证潜水艇的技术机密引爆潜艇。引爆后他们一起跳进了海中。艇副死于海中，酒卷却侥幸活了下来。

《俘虏第一号》中酒卷离舰之际有一段非常反映那个时代特征的心理活动：

和我们一直同命运的潜艇受伤倒下了。可怜它正在爆炸中走向最后的终点。我是不是应当和潜艇共命运呢？我这样逃出来只让潜艇无情地走向毁灭对吗？要和舰艇同命运—那才是海军的“玉碎”。但求生的本能呼唤着我。我是人，舰艇不过是冰冷的铁块的变形体。人有血，有肉，有未尽的生命和工作。兵器可以制造很多，可以找到许多代替品。但人不能那么简单地被代替。人不是兵器。即便我不是一个优秀的军人也无所谓，我要选择人的道路，迎接我的新使命。我这样想着毅然下定决心离开了舰艇。

七十年后的今天，这样的心理活动也许需要一点解读才好理解。在日本军队里，“和舰艇同命运”与“和武器共命运”“和军旗共命运”一样，是军队神圣性教育的一环。

按照日本军队的思想脉络，士兵应召入伍，一方面是履行近代民族国家的国民义务，但更根本的是他们放弃了原有的诸如商人、农民、工人、市民等社会关系，像前近代的武士们一样，获得了“天皇的士兵”这样一种神圣的新身份。发到每一个士兵手中的三八枪上，都刻有天皇家才能使用的“菊纹”。这种新身份对于很多日本士兵来讲是意义非常的。很多日军士兵在回忆文章中会提到这个“菊纹”。我曾经阅读过一位最后在菲律宾投降的日本士兵的回忆录。当军官宣布战败，明天要统一交出武器的时候，他因为觉得没有打赢仗对不起天皇而彻夜难眠。最后他找到一块石头一点点把自己步枪上的“菊纹”完全磨掉。做完这件事，他总算嘘了一口气，为最后替天皇做了一点什么而感到心安。五十年后回想起来，这位老兵还觉得那是自己做的一件漂亮事。

二

正因为有这样的“活思想”，酒卷自己最后活着落到了美军手里。在美军俘虏集中营里，他是“俘虏第一号”。

战时的日本军人一直被告诫，壮烈的战死是军人的本分。每一位日本兵入伍后都被要求背诵《战阵训》。《战阵训》要求士兵们为完成任务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并且明令，每一个日本军人可以战死但不可以当俘虏。“二战”期间，日本军队有战败自杀的传统。据统计，在太平洋战场几次主要战役中，日军被俘者与战死者的比例最低是塞班岛1：16，最高为硫磺岛战役1：143。平均为1：56.3。这个比例在参加“二战”的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如果战斗面临最终失败的局面，成群的日本兵会选择“玉碎”，即冒着枪林弹雨做最后的死亡冲锋。这样的冲锋不以胜利和杀敌为目的，而只是追求“圣洁的死”。

死生亦大矣。死从来都是每个人必须面临的问题。从理性判断出发，酒卷和男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事实是更多的日本人选择了“玉碎”。理性地分析这种看似迷狂的做法，我们能够看到近代民族国家的宣传和教育怎样左右了日本民众的思想。一切为了天皇陛下！一切奉献给天皇陛下！七生报国！在一切为了天皇的大义名分下，日本军人活为皇军，死则成神。这看起来只是抽象的观念和思想，但经过反复地宣传和洗脑，最后会变成一种可怕的信念。而“军神”产生和对“军神”的宣传，是给国民和士兵洗脑时最好用的灵丹妙药—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对于这一思想逻辑做出了生动的诠释。

在中世纪，战争是武士们的特权。但民族国家时代的战争是国战。因此战争宣传的对象不仅仅是乃木希典和东乡平八郎这样的将帅，士兵和基层军官都需要树立相应的典型。日本帝国的宣传者们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甲午战争的黄海海战宣传重点中，海军就有松岛舰上濒死还在反复问“定远还没打沉吗”的三等水兵，陆军有关于一位号兵吹喇叭的宣传，这样的宣传最后成了套路，并最终发展出“军神”的称谓。

一九四四年日本开始发动“神风特攻”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模式几乎不变地被重演。从第一轮特攻起，整个新闻界即进入宣传状态。在战争结束前，报纸对于“神风特攻队”的报道，对于民众精神的影响之大是超乎我们想象的。设想一下在败色浓厚的日本本土，看到报纸上一排排赴死的神风特攻队队员的头像照片，有多少人会将心比心，于是怎样艰难的生活环境都变得没有那么艰难。一切为了神圣天皇陛下这一神圣的大义，捆绑了一个时代的人。

那么，被这样的宣传和教育培养起来的日本士兵、日本国民，最后是如何脱却这种近乎疯狂的思想羁绊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复杂，因为即便在战中，也并非所有人都被完全洗脑。“二战”中日本帝国发起的神风特攻，很多队员都是学生兵。因为前线兵力不够，从一九四三年起，日本帝国的征兵对象扩大到了大学生。应征入伍的大学生因为有文化被编入海军航空兵。日本海军本来走的是精兵路线，海军兵学校一九四二年两期学员加起来只有一百九十人，而一九四三年九月入学的人数一举增加到五千一百九十九人。这其中死于战争者有一千六百一十七人，其中三分之一是死于神风特攻。这些年轻的学生们战死后留下的日记、书信，战后被整理出版。以下文字摘自其中最著名的《听啊，海之灵的声音》：

巨大的、肉眼看不到的风暴扑过来。扑过来。扑过来。……它把我扔向未知的世界。这是怎样的时刻？所谓人、所谓历史、所谓世界，到底是什么？谁在推动历史？像卷动怒涛一样。听得到梦幻马车的轮声。眼睛看不到的车轮声。历史是什么？人是什么？我究竟该做些什么？

——柳田阳一

这是常识之外的知识横行的人世间，我不想把他们的知识作为知识来想。这是一种叛逆的说法吧。

——浅见有一

历史的现实是充满梦想和偏见以及我执的世界。这就是其本质。

——中村勇

这些文字告诉我们，那些驾驶战机撞向美国军舰的神风队员中，那些死在湿冷的战壕中的士兵，很多人原本都有自己的思考。只不过形势比人强，他们在表面上要表示相信并采取服从的态度。因为这不仅关乎自己，还关乎自己的亲人，关乎很多复杂的因素。

对于我们理解战时日本人精神的这一层面，《俘虏第一号》那段话，是非常有参考意义的。

一九四五年酒卷和男回到日本后并没有马上踏上归家的道路。“我不知道信和电报究竟要经过多少天才能送达，所以我没有向故乡发出任何消息。并且我没有那种马上想回乡的想法。归乡这件事，我觉得好像就是碰触脓包一样。”一直拖到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他终于还是踏上了故乡的土地，耳朵里灌满了德岛特有的乡音。很快他看到了自己家的房子，灯火透过窗子映出来。走进家门时酒卷踟蹰再三。近乡情怯，酒卷和男是个心思很细腻的人。但真正让他迟迟迈不出归乡脚步的，让他在自己的家门前踌躇不前的，让他忐忑不已、想让人知道自己归来又怕人知道自己归来的，是他曾经当了俘虏的身份。听到自己的妈妈流着眼泪说“我以为你光荣地战死了哪”，那一瞬间酒卷和男难堪到了极点。在战争中的日本帝国，做了俘虏的人会被看成是耻辱，家里会被看成“非国民”，会承受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所以当了俘虏会给自己的家人带来极大的伤害。为了不让人认出自己，很多人被俘后会报假名字，而酒卷和男为了不让人认出自己，也曾在美军给自己拍照片时用烟头烫伤自己的脸。事实上，为了正面宣传九军神，酒卷和男成为俘虏一直是日本海军严加保守的机密。所以他的家乡和亲人都不知道他的准确消息。

那么，民众层面这个转化是如何发生的呢？事实上战后半年，日本人以惊人的柔软性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中，这本来就是应当有的正常的生活。看到这种变化，很多人都在说日本人堕落了。而在作家坂口安吾看来，这种堕落是应当欢迎的，因为这符合人的本性。相反，“一切为了天皇陛下”的大义束缚，它对人心的禁制是非人道、反人性的。关于天皇制，坂口安吾在《堕落论》中指出，“天皇制这种东西和武士道是同种的”，是非常深刻的见解。“一切为了天皇陛下”“一切为了皇国”这一大义，正是建立在武士道的逻辑之上的。但是，按照武士道的逻辑，败者要以洁白之死负起失败的责任。然而，一旦日本战败，坐在权力顶端的昭和天皇不仅没有自杀谢罪，甚至没有退位，反而屈身于美军，最后躲过战争追责，一直活到了一九八九年。成千上万的士兵被《战阵训》束缚着走向自我毁灭，发布《战阵训》的东条英机反而做了美军的阶下囚。有人把手枪私递进监禁他的牢房，希望他有一个洁白的死，结果是这位从小就读陆军中央幼年学校接受军事训练的职业军人用手枪自杀时居然枪会打偏。苟活下来的他，最后站到了东京大审判的审判台上被审判。这一切才是真正关键的地方：不论是昭和天皇还是东条英机，他们最后的行为才真正为曾经被神圣化的大义签下死亡证明。神国的言说、武士道的逻辑，在这里才真正完成了自身永远的崩溃。

酒卷和男于一九八八年去世，享年八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