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合果品公司与一九五四年危地马拉政变

文:贾力

危地马拉是中美洲的一个小国。在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初期，它是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唯一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民选政府和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1950年，民族主义者哈科沃·阿本斯当选为总统，继承其前任发展本国民族经济、改善劳苦大众生活的政策。从1952年起，阿本斯开始实行比较激进的土地改革，没收了长期支配危地马拉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所占有的闲置土地40万英亩，引起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无理干涉。1953年夏，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授权中央情报局制订了旨在推翻阿本斯政府的秘密行动计划，1954年6月，策动危地马拉流亡份子组成的雇佣军从邻国洪都拉斯武装入侵、危地马拉境内武装部队首脑叛乱，终于推翻了危地马拉合法的民选政府，扶植
亲美军人独裁政权上台。

在整个美国干涉和颠覆过程中，美国联合果品公司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联合果品公司同美国决策集团、政府机构、国会人士关系密切，公司的说客更是四出活动，实际上直接参与导演了这一幕武装颠覆和政变丑剧。

一

联合果品公司是由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九个香蕉公司于1899年合并而成的一个跨国垄断公司，在危地马拉所占的比例最大。它在危地马拉作为“国中之国”起着作用，拥有危地马拉的电报电话设施，垄断危地马拉的香蕉出口；它的子公司－－中美洲国际铁路公司控制了危地马拉境内唯一有效的交通网，联合果品公司还通过它的商业船队和控制危地马位唯一重要的大西洋港口巴里奥斯港，实际垄断了危地马拉的海运业。此外，它还在危地马拉拥有或租借大片土地，享有大量免税特权，并从危地马拉获得巨额利润，但这是以牺牲危地马拉经济为代价的，它拥有危地马拉的一半以上的土地，生产纯粹用于出口的香蕉，许多危地马拉人因此被迫以高昂的价格购买进出口的食品；又由于它实际上不向危地马拉政府缴税，危地马拉政府不能从它的巨额利润中得到任何收益。因此，当危地马拉革命者于1944年推翻独裁政府，建立民主政府，实行民族主义改革时，联合果品公司就成为改革的主要目标，尤其是哈科沃·阿本斯总统1952年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以后，对联合果品公司的士地进行没收，极大地触动了公司的利益。

在土地改革法的条款下，1953年2月26日危地马拉政府没收了联合果品公司靠近危地马拉太平洋沿岸大约234,000英亩士地，并给联合果品公司提供政府债券作为补偿；1954年2月24日，危地马拉政府又宣布最终没收联合果品公司位于危地马拉加勒比海沿岸的另外172,532英亩的土地，并再次说明它的意向是以长期农业债券的形式予以补偿。

危地马拉政府提供给联合果品公司的补偿总额是1,185,000美元，这是根据当年联合果品公司为向危地马拉当局少报应纳税额而估价的地产价值计算的数额，联合果品公司和美国国务院都对此进行抗议。1954年4月20日，美国国务院为维护联合果品公司的利益而向危地马拉政府提交了一份正式照会，要求补偿公司15,854,849美元。联合果品公司在20年前购买土地时支付每英亩1.48美元，危地马拉政府提供的补偿数额平均大约每英亩2.99美元，而美国国务院想要每英亩75美元以上的补偿，危地马拉外交部长托列略·吉列尔莫拒绝接受美国的照会，认为这是“干涉危地马拉内政的又一企图”，拒绝美国提出的无理要求。

土地改革本来就是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有权没收外国公司占有的本国土地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的事，而美国政府却横加干涉，并且威胁要进行国际讨论，由国际仲裁解决。这显然构成对一国内政的干涉，企图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甚至不惜冒险从事一次推翻别国政府的阴谋政变，这就有必要认真分析一下联合果品公司同美国政府究竟是什麽关系。

二

史料表明，导致美国政府直接作为联合果品公司的代言人，介入与危地马拉政府的纠纷，并且不惜冒险堆翻这个合法政府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政府里一些重要人物与联合果品公司有着密切关系乃至切身利益。

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其中一个主要例子。杜勒斯於1911年加入有威望的华尔街沙利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该律师事务所是美国在拉美企业的代言人。杜勒斯在该律师事务所工作时，於1917年到过中美洲，回来以後就敦促威尔逊总统承认哥斯达黎加亲联合果品公司的独裁政府；1936年，他又在起草“给予联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马拉订下一个99年特殊地位的合同”中发挥了作用。杜勒斯的兄弟艾伦·杜勒斯是设计、组织和策划危地马拉政变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他也是沙利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一战之前，他成为Ｊ·亨利·施罗德银行公司的一个董事，而施罗德持有联合果品公司的子公司－－中美洲国际铁路公司的股份；1953年任美洲国家事务助理国务卿的约翰·摩尔斯·卡柏特的家族在联合果品公司拥有大量股份，他的兄弟托马斯曾是联合果品公司及其注册银行的董事和总裁。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第一任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罗伯特·卡特勒将军曾是联合果品公司转帐银行——老殖民地信托公司的董事长，从而也使他成为联合果品公司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以後，召他到国务院秘密会谈危地马拉问题。艾森豪威尔的密友、前驻德高级专员约翰·麦克洛伊曾是国际复兴和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的一支）总裁，也是联合果品公司的一个董事，总统私人秘书安·惠特曼是联合果品公司公共关系副主任埃德蒙·惠特曼的妻子，副国务卿比德尔·史密斯在帮助策划反危地马拉政系的同时又谋求联合果品公司的一个行政职位（他後来被任命为它的董事成员）。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在联合果品公司拥有股份……

美国政府的这些高层人士与联合果品公司关系如此密切，可想而知，联合果品公司的利益受到损害，也就直接威胁到自己的利益。他们之间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正是这些人在策动危地马拉政变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直接给中央情报局下命令发动政变的决策人正是国务卿杜勒斯；参与确定并部署政变的人当中关键的三个人就是与联合公品公司有密切关系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副国务卿比德尔·史密斯和总统的第一任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罗伯特.卡特勒；在政变期间竭力延揽联合国处理危地马位申诉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是在联合果品公司有切身益的小亨利·卡伯特·洛奇……

三

由於危地马拉政府的改革极大地触动了联合果品公司的利益，联合果品公司也竭尽所能地开展制造政变阴谋的舆论和游说政府的活动，敦促并配合美国政府在危地马拉的隐蔽行动。

联合果品公司雇用了一群有影响的说客和天才的时事评论员，在美国制造一种有利于推翻阿本斯的公开和秘密的气氛。在联合果品公司雇用的这些人当中，著名的有爱德华·伯奈斯、托马斯·科科伦、约翰·克莱门茨以及斯普鲁伊尔·布雷登。

爱德华·伯奈斯在美国公共关系方面一直是一个光彩夺目的人物，他与美国新闻界和许多民主党人有密切关系，他长期致力于使美国报界相信阿本斯政府是不责任的，而且无情地反对美国。他在新闻界发动了两次宣传运动对危地马拉政府进行歪曲报导，他首先说服《纽约时报》出版商派出新闻记者撰写联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马拉的困境的文章，《纽约时报》的记者写了一系列关於危地马拉“赤化”的报导，引起了《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大西洋月刊》等杂志的兴趣，他们都向危地马位派去新闻记者撰写类似文章。伯奈斯的第二步是组织一系列报界人士到危地马拉免费旅游。随着阿本斯土地改革的步伐加快，伯奈斯组织的旅游更加频繁。1952年初到1954年春，伯奈斯至少把50个新闻工作者分五次邀请到危地马拉进行为期两周的旅游，他们听从联合果品公司为他们精心安排的旅行，与联合果品公司为他们安排的人进行交谈；伯奈斯本人在回忆录里写道：“他们回去以后，正如我所期望的，在美国，公众对加勒比的兴趣猛涨。”

到1954年初，伯奈斯精心策划好的反阿本斯政府的宣传运动已经制造了一种对危地马拉政府的本质和意图产生深刻怀疑和害怕的气氛，为美国政府发动危地马拉政变制造了大量的舆论。

有了舆论准备，并不能使美国政府开始行动。为此，联合果品公司又租用了华盛顿“圈内的”说客，当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智囊团成员之一、有着广泛联系的托马斯·科科伦，给公司提供一个“宫廷人士”，帮助把公众对危地马拉的关注转变为政府的具体行动。

科科伦在华盛顿和中央情报局拥有许多亲密朋友，他赞助过一位前参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拉福莱特使华盛顿其他自由派相信阿本斯不是民主派而是危险的激进派。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就任前，科科伦派拉福莱特会见内定的新任国务院官员包括负责美洲国家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托马斯·曼，拉福莱特迫使曼说服艾森豪威尔政府参加其他拉美国家反对危地马拉土地改革法和“共产主义影响”的协调行动。科科伦还接近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副国务卿比德尔·史密斯，在科科伦的劝说下，1955年联合果品公司为酬谢史密斯在政变中提供的帮助而任命他为公司董事会成员。

科科伦在促使艾森豪威尔采取行动中起了关键作用，在反阿本斯行动中一个关键的中央情报局人物霍华德·亨特评论科科伦“代表联合果品公司游说反对阿本斯，经过这种特殊的推动，我们的计划（指推翻阿本斯）的代号为‘成功行动’的隐蔽行动计划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同意……”科科伦还充当了1952年名为“幸运行动”的阴谋和1954年“成功行动”中联合果品公司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秘密的中介人，他在政变中的作用可见一斑。

伯奈斯和科科伦都是自由派人物，为了确保阿本斯下台，联合果品公司认识到还需要保守派的支持。于是，公司又雇佣了右翼的约翰·克莱门茨咨询公司作为联合果品公司新的公关公司，全部集中於危地马拉问题。

克莱门茨与美国保守派联系密切。他自称有800名美国重要的“决策者”名单。克莱门茨咨询公司在1952年仓促完成了一份报告，对所谓“危地马拉共产党人通过秘密的马克思主义总统阿本斯建立的腐败政府接管危地马拉”的问题，提出指控，报告的许多细节显然来自不满的危地马拉流亡分子和联合果品公司的宣传，这份报告题为“1952年危地马拉报告”。联合果品公司为这份235页的报告支付了35,000美元，克莱门茨咨询公司把它油印出来送给美国国会议员以及他的“800名‘决策者’”，正是通过这一途径，在国务院1954年发布的关于危地马拉的白皮书里，在後来国务院的“国际共产主义在危地马拉的干涉”报告里，在美国政府代表在联合国的演说里，以及其他官官方发布的消息里都引用了这一诽谤性“研究”报告。1953年克莱门茨咨询公司又拿出第二份文件强烈抗议美国当局不去推翻危地马拉政府。这份94页的研究报告题为“1954年中美洲报告”，认为危地马拉由一个倾向于征服中美洲并攫取巴拿马运河的共产主义政权统治着。这份研究报告很快被中央情报局看中，并把克莱门茨咨询公司的两份报告作为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分送高级政府官员。

克莱门茨咨询公司还获得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默许，为中央情报局和联合果品公司物色的政变领导人－－卡斯帝略·阿马斯的“解放军”，承担控制报界舆论的任务。在数月内，他在美国报界吹捧卡斯帝略·阿马斯，把美国通讯员空运到阿马斯在洪都拉斯的流亡地会见这位“解放者”，并在美国向反阿本斯的国会议员提供贬抑阿本斯的材料。

克莱门茨咨询公司不是联合果品公司雇佣的最後一个公共关系专家。公司还雇佣了1945-47年间杜鲁门的拉美助理国务卿斯普鲁伊尔·布雷登作为“公司辩护人”,有时作为公司的发言人，公司显然渴望有一个与负责中、南美洲事务的美国外交官有直接联系的人出任公司的雇员。布雷登曾任驻哥伦比亚、古巴和阿根廷大使，而且是杜鲁门在拉美的巡回特使。1953年3月，布雷登在达特默恩学院讨论会上做了一篇广为报导的演说，抨击艾森豪威尔不对危地马拉采取干涉行动，他叫嚣“用炮火对付炮火的战斗是必要的！”

正是通过雇佣的说客和宣传员，联合果品公司调动了美国领导层的左派和右派，赢得了自由派和保守派对它在危地马拉干涉政策的支持。

此外，联合果品公司还直接参与推翻阿本斯政府的阴谋行动。1952年，联合果品公司与中央情报局制订了一个名为“幸运行动”的阴谋，用联合果品公司的一艘船装载武器给危地马拉政府的反对者。但是在国务卿艾奇逊的劝说下，杜鲁门放弃了这一计划，1953年危地马拉政府第一次没收联合果品公司的土地以後，公司又与中央情报局策划了萨拉马叛乱，联合果品公司捐赠64,000美元现金，中央情报局给危地马拉官方的右翼官员运送少量军火。1953年5月29日，200名袭击者占领了距危地马拉城不远的一个省会萨拉马，占领长达17个小时，政府军队粉碎了叛乱，在其他村庄计划的起事也告失败。

中央情报局为推翻阿本斯的政变计划－－“成功行动”制订的策略需要物色一个危地马拉流亡分子来领导“解放”力量，联合果品公司积极为此提供人选。因为公司在危地马拉的前途同它对危地马拉新领导的控制力休戚相关，联合果品公司想要一个顺从的人，一旦他上台，联合果品公司必须驾驭他。联合果品公司无处不在的说客托马斯·科科伦寻求保证：推翻阿本斯以后，联合果品公司的利益能得到照顾，科科伦可能私下里与艾伦·杜勒斯会见讨论阿本斯垮台後联合果品公司财产的地位。艾伦·杜勒斯答应无论谁被中央情报局选中作为一个领导人都不得搞国有化或用任何方式干扰公司的活动，他甚至敦促公司在物色远征军司令方面起些作用。中央情报局与联合果品公司一起先後选择了三个流亡份子，最後选中了顺从的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作为叛军首领。

在“成功行动”的实施过程中，联合果品公司积极配合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制造混乱和恐惧的行动。联合果品公司的公关公司－－克莱门茨咨询公司建议卡斯帝略·阿马斯禁止新闻人员到“战争区”，甚至切断了通向这一区域的电话线，使新闻人员得不到可靠消息，只能依赖联合果品公司提供的消息。克莱门茨宣传员发放少量掩盖事实但不公开撒谎的“战争布告”，例如，一份公报报导：“解放者的陆海空军正在打击巴里和圣何塞港……”这是事实，但是被大大地夸张，因为只有两艘船带着一些士兵出现在巴里斯港，两架飞机短时间地扫射圣何塞港。与此同时，克莱门茨发放在边界小城镇里“自愿者”加入“解放”部队的照片。实际上这只是阿马斯的叛军把空步枪塞进迷茫的村民手中，在克莱门茨人员的要求下排好队拍照而已；联合果品公司新闻办公室的托马斯·麦康恩发表了就要埋进一个大墓里累积在一起的死尸的照片，作为阿本斯政府犯下的暴行的例子，麦康恩后来承认图片中的尸体几乎全部是地震的牺牲者，联合果品公司的这些行为加剧了危地马拉内部的恐惧和混乱，有力配合了中央情报局在危期马拉的政变行动。

四

从前述事实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发动1954年危地马拉政变的真正原因是为了维护美国在危地马拉的利益——主要体现在联合果品公司的利益上。事实上，1952年的《国家情报估计》就强调指出，“未来政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危地马拉和联合果品公司之间冲突的结果。”这就暗含着如果形势变得对联合果品公司不利时，美国政府就会出面干涉。到1953年冲突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危地马拉政府没收了联合果品公司的士地而不按美国意愿加以补偿，这是推动美国人行动的关键因素。

美国学者斯蒂芬·施莱辛格和斯蒂芬·金泽尔认为：“没有联合果品公司的麻烦，杜勒斯兄弟可能不会对危地马拉极少数共产党人如此密切注意，因为更大量的共产党人在战後时期在更大的规模上参加巴西、智利和哥斯达黎加的政治活动而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关注。”危地马拉总统阿本斯和外交部长托列略也看得十分清楚。托列略作为驻美大使离任时对艾森豪威尔作了辞行拜访，他一再强调联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马拉的垄断地位问题是美国和危地马拉之间关系困难的源泉。阿本斯在被推翻後的告别演说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联合果品公司与美国统治集团合作要对我们所发生的一切负责……他们以谁的名义实施这些野蛮行动？他们的旗帜是什么？我们十分了解。他们使用反共藉口，事实真相完全不是那麽回事，事实真相就是联合果品公司和其他在拉美有大量投资又担心‘危地马拉的榜样会被其他拉美国家效法’的美国垄断公司的金融利益受损。”

一些在1954年危地马拉事件中卷入的美国新闻记者後来也承认美国的动机正是阿本斯曾宣布的：保护联合果品公司的利益。《时代周刊》的一位资深记者多年以后道破了真情：“如果联合果品公司不存在，就不会有美国压力或干涉，美国就不会关心。没有对美国财产的威胁，就不会有问题。”

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就是代表大商业财团和垄断公司利益的政府，为了维护海外垄断公司的利益，它不借践踏国际法原则，从事干涉活动，发动阴谋政变，扶植美国政府的傀儡；而美国的海外垄断公司也在美国政府内部安插自己的说客和代表，这些说客和代表甚至可以是国务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这样就造成官商勾结，政府和公司狼狈为奸，为了垄断资产阶级的自我利益，从事一次又一次的罪恶行动。联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马拉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正是美国跨国公司统治拉美的一个典型例子，美国政府高层决策者，中央情报局同联合果品公司共谋颠覆危地马拉合法的主权政府的政变，只不过是战後美国在拉美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搞颠覆的诸多案例中的一个，诚然也是具有典型性的
一个个案，因仳，剖析这个个案显然具有典型的政治意义和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