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资本风风雨雨的四十年

新中国70岁了，而中国电影资本化也已经40年了。

就如同这七十年来风风雨雨、跌宕起伏，从低谷到动荡，从动荡到改革开放。电影资本化这四十年也同样经历了市场化、产业化、证券化的三次“大跃进”，也经历了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民企资本进入市场、盗版横行制片崩盘、资本结构单一向多元转化受阻等许多心酸又艰难的过程。

四十年来，国家下达过28个重要文件来推动电影产业的资本化进程，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四十年来，有近万家电影公司成立、并购、合资亦或是倒闭，是他们铺出了中国电影成熟资本化的道路；四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年度票房最低谷的8.1亿（1999年），见证了去年年度票房破600亿的奇迹。四十年来，我们用了近24年时间才实现第一部国产票房破亿的影片（《英雄》，2002），如今70周年国庆之际，内地影市却已有70部10亿+的电影。

面对璀璨的成绩，现在也许就是最好的时机，来讲一讲中国电影资本化四十年所有的故事。

1979-1983：文艺复兴背后的经济危机

在去年北影节上，中国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谢飞说了这样的话：如今的电影院和电影屏幕变多了，但他还是想回到1979年那个全民看片年代。

谢飞导演口中的“全民看片”绝对不是一句夸张的比喻，1979那一年，中国全年观影人次达到293亿次，为历史之最。结合那年9.69亿人口后做一个简单的换算，全民平均观影28次、平均每天有8000万人在看电影，超过了美国“黄金年代”人均观影23次的记录。这个数据可以说早就远远突破了“全民看片”的范畴，简直就是除了看电影，大家就没做过别的事。光从数据上看，把那一年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年都没问题。

那一年看电影的热情深入到乡村

然而“文艺复兴”的背后，却隐藏着极大的“经济危机”。

作为艺术家的谢飞导演赞美艺术传播无可厚非，但是他并没有站在经济角度去看这个成绩背后的市场因素、政治环境以及更深处的资本压力。

首先，观众在此前已经因为十年特殊时期而压抑了太久。在此期间针对电影有一次著名的禁播令在后来被称作「十七年」，既1949-1966十七年间拍摄的电影都不予播放，取而代之的是八个样板戏在全国轮播。可以想象这十年间人民群众对于文化渴求的内心已经挤压到一个要爆发的顶点。

举几个让人啼笑皆非的例子就能反映当时人们对于娱乐文化的“饥渴程度”：越剧电影《红楼梦》因为实在太好看，在那一年都被许多观众连续看了10遍以上；而那一年的引进片，别说《母亲》、《雾都孤儿》、《偷自行车的人》这些来自欧洲的“高级货”，就算是印度、朝鲜甚至阿尔巴尼亚和当时没有解体的南斯拉夫的引进片，照样能“人满为患”。

1962年的越剧《红楼梦》，两代人的青春回忆

现在的影迷也大可不必惊讶这样的“盛世”。要知道那一年没有智能手机、网络平台、社交媒体，游戏机和电视机在中国也没有普及，就连舞厅和录像厅都还是大城市才有的“稀缺资源”。而「一块白布＋放映机」就能组织几百人观看的电影自然才是娱乐生活的主流。

而另一方面，「十七年」的所有影片直到1979年才全部解封，所以在那一年市场上影片的数量已经达到峰值（全年发行长片电影433部），必须要被“消化”掉。为了让市场能够吃得下这么多影片，国务院相继出台「三、七政策」和「二、八政策」来扶持发行业。可造成的结果却是发行和制片厂之间出现巨大的“利润倒挂”。

所谓利润倒挂，就是A赚钱越多，B花出去的越多

别忘了，1979年中国才刚开始经济改革啊，很多旧习惯还没有丢！那会儿电影怎么拍？国家拨款给文化部，文化部拨款给国有制片厂，国有制片厂按指标，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KPI，完成要求拍摄的电影数量，再把电影按照统一价格卖给中影和制片厂所在的地方政府发行。由于电影是统购，再加上那会儿没有「制片分账」的概念，所以无论电影好坏如何制片厂的收入都是“死”的。这样的利润倒挂让当时两个行业的收入相差巨大，最高时达到49.4倍。

那票房收入去哪儿了呢？自然是全都让发行赚走了。但是发行又把钱花哪儿了呢？别担心，1979年全年9亿票房收入可都没乱花。中影发行赚的钱，除了养自己之外多余赚的钱都要还给文化部，文化部再继续用这笔钱发给制片厂拍新的电影。地方政府发行赚的钱，用处就更大了——修剧院、修图书馆、修博物馆、修文化景点。这可只是十年特殊时期之后的第三年，百废待兴，文化行业行行缺钱，“以电影养文化”成为当时的常态。为了早日让国家恢复生机，地方政府根本没有多余的钱返还给电影行业。

有太多文化基建被破坏，需要重修

而制片厂也无可奈何，只能饿着肚子不停地拍电影。虽然不赚钱，但好歹有的是人看啊，口碑传开了，传到现在已经传成了一个“中国电影最好的时代”。

人民需求观影、积压成片太多、制片发行利润倒挂、地方政府无钱返利……1979年虽然是一个全民看电影的时代，但却并不是一个电影经济顺畅的时代。但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找不到毛病，毕竟他们都是在为十年特殊时期埋单。

面对此情此景，长期下去必定生乱，最先倒下的就是已经快吃不起饭的各制片厂。于是在1980年的时候，文化部下发1588号文件废除了此前发行业70万影片统购的方式，新的换算方式让制片厂每部影片售价提高到了90-108万。小小的改动让制片厂的利润率得到显著提高，平均成本利润率在这一年为99.2%，此后连续几年都超过80%。

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中影坚持不住了。

作为中国当时唯一的电影发行公司，中影的职责有两个：一，按照KPI要求采购制片厂的电影，以及引进国外的电影；二，将影片交给地方政府放映，再和其分摊票房。由于中影主要是一个中间“枢纽”，不管放映，因此分账时自然是较少的那一方。所以购片涨价对中影来说无疑成为一个巨大负担。1980年的时候，中影的利润率就下降到了8.12%，此后连续三年更是皆为负数，共亏损6761.5万。那三年的中影，只能靠进口片维持盈利。

别看中影现在这么牛，曾经也委屈过

而地方政府“以电养文”的状况还在持续，依然没有钱返还给电影行业。还是那句话，要怪就去怪十年特殊时期吧……

为了让电影产业每一环的经济稳定，到了1984年国家终于放了一个大招，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从此制片厂从事业单位转型成企业单位，开始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通过银行贷款做项目，然后交税，从而减少中影发行的负担。现在看起来这已经和今天的模式无异，但在当时却又引发了新的难题。

1984-1989：大哥们借钱拍电影的日子

1984年的张艺谋很兴奋，因为前一年《一个和八个》的成功，以他为首的北影学院派四人向自己的厂长韦必达提出了两个要求：一，他们要拍《黄土地》；二，他们需要陈凯歌。

1984年的陈凯歌很懵逼，因为广西厂的韦厂长居然亲自来要求用四倍薪水把他这个北影厂的实习生挖走。他心想：对方一定是看上了我的才华、我的资源、我的艺术态度，那我得提要求。于是他拿着自己写的《孩子王》对韦必达说：“我这儿有个剧本，您看看要不赶紧拍了吧，准火。”韦必达呵呵一笑：“我说了不算，你问问他们。”顺手就把陈凯歌交到了张艺谋等人那里。陈凯歌一看老同学：“啥也别说了，我这儿有个剧本，你们看看要不……”“走，拍《黄土地》去，你当导演，准火。”（以上对白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就这样，陈凯歌突然就变成了《黄土地》的导演，张艺谋做了他的摄影。他俩一起到大西北取景，碰到了吴天明。

拍《黄土地》时的二人

1984年的吴天明，已经是西影厂厂长了，圈子里谁不认识？那会儿制片厂刚转型，广西厂又是小厂，能拿出来拍电影的钱本来就少，陈凯歌和张艺谋一合计，要不跟吴厂长借点吧，硬着头皮就上去了。吴天明见了两人特别高兴：“陈凯歌我知道，你爸爸陈怀皑和我喝过酒。”“你就是张艺谋吧，你们那《一个和八个》我看了，拍的真好。”一见如故的氛围，让两个当时的愣头青也不和吴天明见外了，张嘴就直接要钱。吴天明也是个爽快人，没多犹豫：“钱可以借给你们，但是有个条件，张艺谋，我下部电影你得来给我做摄影。”张艺谋立刻连连答应，钱也就借到了。

后来，《黄土地》大获成功，获得1985年金鸡奖，陈凯歌一鸣惊人。再后来到了1986年，吴天明“一不做二不休”，把陈凯歌和张艺谋从广西厂挖到了西影厂。

他们并没有注意到那两年电视已经开始在全国普及，全国观影人次锐减52亿。为了保持盈利，电影票甚至赢来了50年来第一次涨价（0.35元到1元）。“事业转企业”的危机正在悄悄来袭。但如今中国电影圈的大哥们那时仍然坚守在艺术的第一线，借钱拍着电影。

1986年的张艺谋很懵逼，因为西影厂厂长吴天明来亲自挖角。可是韦必达对张艺谋有知遇之恩，他并不愿轻易离开。豪气的吴天明还是不啰嗦，让张艺谋直接开条件。实诚的张艺谋绞尽脑汁，提了两个他认为对方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条件：一，给他老婆换成城市户口；二，涨工资。结果吴天明不仅都办了，还附送了一套分配房。

后来合作的吴天明（中）和张艺谋（右）

这下可就不去不行了，毕竟当初借钱时还答应给人做摄影。但吴天明却不让张艺谋做摄影，非要他当演员出演《老井》，让张艺谋彻底懵了。而且为了让张艺谋能把那个劲儿演出来，还不计成本把张艺谋在农村“关”了一个多月适应角色，全剧组等着张艺谋“出关”。最后《老井》让张艺谋成为第一个国际电影节的中国影帝，吴天明也获奖无数。荣誉太多，也就没人计较这片子花了多少钱，成本收没收回了。毕竟和艺术，不能谈钱。

被《老井》逼“疯”的张艺谋

1986年的陈凯歌很兴奋，因为西影厂厂长吴天明来亲自挖角。还没等吴天明多说话，陈凯歌就拿出《孩子王》：“啥也别说了，我儿这有个剧本，您看看要是能拍，我就去。”吴天明惜才啊，立刻答应了下来，于是《孩子王》也立刻开拍。虽然最终反响平平，票房不佳，但是陈凯歌实现了梦想，吴天明挖到了人才，于是也就没人在意亏损和借来拍电影的钱要怎么还了。

1986年的吴天明，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挖一个多大的“资本坑”。这一年，全国许多电影院已经改成了歌舞厅和录像厅，港片和港文化盛行，电影观影人次以每年10亿下跌。

为了赚钱，许多影院顺应市场改造成歌舞厅

1988年，西影厂已经成为国际奖项常客，许多西影厂人至今已经成为中国电影行业的泰斗，他们代表着中国电影艺术的巅峰。但是内部资本运营不善，没有人当时在意他们已经接近2000万元的财政赤字。那一年张艺谋拍《红高粱》，取景地的高粱拍出来不好看，吴天明毫不犹疑的批款5万块钱让剧组种新的高粱拍。拍出来的高粱是又艳又好看。

一系列的因素，让吴天明厂长的位置出现动摇。到了1989年年初，接受采访的吴天明还在计划这一年西影厂的片单，可到了年中就突然引咎辞职。许多人闲言碎语也出现，毕竟大家都爱看故事。但没有人注意到当时的报告里说的那句：西影厂负债已经远超2000万。

1996年隐退后的吴天明在东京电影节，旁边是侯孝贤

吴天明在西北地区肯定有极好的资源和背景，不然也不至于能贷款那么多拍电影。但是如他这样的人和西影厂这样的大厂也承受不了亏损的压力，更何况其它同样亏损的制片厂呢？这些年，全国的电影大哥们拍片子拍爽了，中国电影的艺术往前迈了一大步。但是不计成本的贷款拍片，企业转型的无所适从——一切的一切都让中国电影的资本原地踏步，禁止不前。

吴天明的隐退让全国制片厂敲响警钟。后面连续多年为了盈利帮助还贷，许多制片厂开始拍摄娱乐片，甚至风流女色片，一度被广大媒体批评为“脏乱差”。这个状况一直到1991年国家出手整顿，要求多拍历史革命题材后才得以改善。然而发行和放映的收入到了1992年还是下降了20%，全国制片厂总收入仅1.68亿，别说盈利，还钱都不够。显然此刻中国电影面对的问题显然不在内容上，而在资本运营上。如何盈利成为下一个长时间探索的难题。

1993-2002：资本的黎明，市场的黄昏

就像现在个人贷款不换钱会出现征信问题，那会儿制片厂拍片年年还不上钱，是会出现信用问题的。到了90年代初，银行已经不愿意借钱给制片厂拍电影了。为了不让制片厂无钱可拍，国家开始出钱投拍电影。但是能被资助的毕竟只是少数，大部分制片厂开始因为无片可拍走在倒闭边缘。

看到此情此景，想起1984，又到了一个必须放大招的时候了。于是1993年初，广电下发3号文件，打断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发行垄断，允许制片厂自己发行。

这个文件的意义有多大？它足以称得上是中国电影资本在谷底的第一丝曙光。

首先，制片厂可以做发行了，也就是可以票房分账了，赚的钱就更多了，并且同时还催生了一个至今大热的商业模式——合拍片。当时与香港的合拍片诞生了多少经典，无需赘述了吧？（代表作：《霸王别姬》、《活着》）

其次，它将中影从多年的发行压力中释放出来。中影在此之前每年都顶着国产所有影片和海外所有引进片的发行压力，还要不断和地方政府沟通。这下释放了，就有精力做点别的正事。比如帮助北影厂牵线资本，成立兄弟公司紫禁城影业（代表作《甲方乙方》、《天下无贼》）。

唯一受到利益打击的，就是地方政府的发行机构。但是毕竟已经“以电养文”十几年，也是时候给电影行业还点利息了。

尽管电影观影人次依然在下降，但当发行行业被彻底打开后，许多新鲜的“玩法”也开始刺激电影行业，制片厂们也就终于开始盈利了。

像1993年，港片《黄飞鸿之狮王争霸》在内地上映，香港公司一套两轮分成结算的方式看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眼花缭乱”，既在卖片子时赚一次钱，又可以自己做发行然后独立放映影片赚一次钱。

而合拍片的盛行，不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也给予了中国资本第一次走出去的机会。1994年中影和华纳兄弟合资拍摄了《亡命天涯》，不仅那年在中国取得了2580万票房的好成绩，还踏出了分账片在中国电影市场的第一步。

中国电影市场第一部分账片《亡命天涯》

然而资本的慢慢抬头，却挡不住市场的萎靡不振。

首先由于VCD的普及使得盗版VCD横行，偷瞒漏报、走私盗版屡见不鲜，到1994年的时候电影业内已经出现大量贪腐。同时大片分账不均（进口片和合拍片都有），制片方回款极慢，收不回票款。尽管政府出台了“双统”、“双结”的监督手段，但都没有发挥作用，外资企业难以监管，国内的合作企业业务不成熟，完全“玩”不过对方。到了1995年，哪怕盈利最多的西影厂604万的年利润，也不及美国大洋公司发行一部《红粉》。

许多人不知道《红粉》是美国公司发行

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对于看电影的热情降至冰点。

首先因为九五五零工程的下达，让主旋律电影成为主流，可那会儿的主旋律电影还是以前红色电影的套路，完全没有现在商业化后的主旋律那么抓人，在当时只能总结出一个词：难看。

而艺术电影在当时被市场堵死，导致许多导演开始转型。张艺谋和陈凯歌纷纷开始拍摄商业片，冯小刚在《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后来的《一声叹息》）被迫叫停后转而开始拍贺岁片。

刚开始崭露头角的第六代导演们，既想要在国际上获奖来证明自己，又不敢因为题材限制而在国内无法上映导致亏损，于是开始靠大量海外发行来收回成本。王小帅的电影都会在超过150个国家和地区发行，贾樟柯甚至将电影卖到了爱沙尼亚。

贾樟柯的《小武》除了爱沙尼亚，也卖到了法国和日本这些主流文化国家

其次，当时正值改革开放最火热的时期。县城农村里的人沉迷于进城打工，城市里的人沉迷于南下做生意，大家都无心娱乐生活，痴迷于创业，电影被冷落也无可厚非。尽管在1998年《泰坦尼克号》上映时还是会出现短时间的观影热和3.59亿的超高票房，但从1994-2002年的这九年，中国电影票房冷极了。年度票房最低时仅8.1亿（1999），最高时也不过14亿（1998）。说来都觉得不可思议，这样的成绩放到现在，对于某些大片来说甚至是个不及格的成绩。可在当时，就是这一点点票房，伴随中国电影市场渡过了长达10年的寒冬。

寒冬期唯一的市场回暖，结果故事结尾还是撞上了冰山

我们要承认由于国家助力，中国的资本在90年代抬头了。但是市场的不成熟，依然让资本没有发挥实力的余地。如何把电影市场做成繁荣的产业，不断地敲打着当时每一个电影人。

2003-2009：民营资本入场，盛世降临前兆

寒冬十年，大家都有期待，期待着国家能有又一个大招，就像1984和1993那样，帮助中国电影脱离泥潭。

国家给出的答案是：有，不过这次急不得。两次大调控，国家已经意识到中国电影不能再这样一出问题就“打一针”应急，问题需要根治，内容市场化后，资本需要产业化。

2000年发生了一件现在看来很大，当时却很小的事——中影、上影、长影同时在那年被集团化，并且被国家赋予了制片、发行、放映三大环节全掌控的使命。目的很明显，做全产业链公司。可惜在那时，电影行业的许多人对于“全产业链”是什么可能都不清楚，所以对这件事并不上心。

2001年又发生了一件现在看来很大，当时却很小的事——为了加快院线组建和影院改造的进度，地方政府允许吸收国内民企资本入股。许多我们如今熟悉院线品牌的像北京新影联、四川太平洋、江苏东方，都是在那会儿起步。可惜在那时，电影行业的许多人看见年度票房连10亿都过不了，心里还叫骂修那么多影院有啥用。

一切准备就绪，到了2003年，一条改变中国电影命运的新规则落实——广电总局召开全国电影工作会议，宣布允许国内非电影行业的民营资本投资电影业。尽管至今还有人觉得这一改变，让煤老板拿着钱乱投电影，导致了电影内容混乱。但是无数其它行业过量的资本被注入电影行业，无疑给这个沉睡的“猛兽”焕发了生机。

广电组织召开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

以华谊兄弟为首的一大批电影公司开始崭露头角，并且凭借背后优秀的资本资源和生意模式，迅速让自己的影视公司A股上市，我国民营企业的投融资实力可见一斑。和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的市场灵活度和敏感度确实远胜一筹。中国电影家协会会长饶曙光就在2013年指出：“国有企业包袱沉重、体制机制不灵活，在一些方面僵化与限制，让他们不能发挥出积极作用…民营企业善于在电影产业改革中享受政策红利。”

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还配合国家大力改善主旋律电影，让“主旋律电影商业化”的口号成为现实。而政府为了鼓励民企多拍主旋律电影，政府也给出了相应的福利。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资金上的支持。首先是主旋律电影在电影频道播出后得到后续补贴；再来，更重要的是，银行贷款会给主旋律电影开很大的绿灯。如在2009年，华谊兄弟在以《唐山大地震》为代表的四部主旋律电影得到了工商银行1.2亿的融资贷款，博纳影业的《十月围城》等三部电影得到了工商银行5500万的贷款。

同时，越来越多的主旋律电影开始使用明星演员，包括港台明星。因为商业片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明星制，这是让主旋律电影和商业片结合最直接的方式。但这个模式在一开始是颇受争议的。早在1999年的时候，张国荣主演《红色恋人》这部主旋律电影就引起了相当大的舆论，观众不太接受主旋律电影的伟人由一个香港明星来主演，违和感实在太强。

但在“主旋律商业化”的口号出来以后，港台明星的上镜率就更高了，梁家辉和刘凯德出演的《太行山上》，以及徐若瑄出演的《云水谣》。看这些都还是国家出资投拍的电影，为了票房都开始毫无顾忌的使用港台演员，民企就更不会在意了，能上的明星都通通安排。

这个模式在《建国大业》里达到了顶峰，全片有超过190位明星出演，并且还都是无偿。《十月围城》被监制陈可辛定义为「民营主旋律」，也是集结了中港台三地的大量明星，票房收益显著。

明星愿意参演主旋律电影，有两个重要原因，首先是容易获得国内奖项以及积累人气，为自己造势，一举两得。如李冰冰就是在连续接拍《云水谣》和《风声》之后得到的金鸡奖。同时主旋律电影的造星能力也越发强大，张涵予就是凭借《集结号》直接拿到百花奖，然后开始家喻户晓，成为现在的“红星一哥”。再来主旋律电影资金到位，不用担心片酬问题，民企融资方便，而国家投拍的一般都是大手笔，比如《太行山上》，投资一共5000万，中央军委就出资了3500万。

主旋律电影《集结号》让张涵予登顶一线

在“主旋律商业化”发展几年后，到2009年，已经变成了商业电影要刻意向主旋律电影靠齐，终于两边归为一流，实现了统一。主旋律电影不再被观众嫌弃，终于走上了一条完整的生产线。如今更是中国电影市场举足轻重的电影类型。

国产电影市场终于在民营企业的加入后步入正轨，当时很多人也觉得中国电影是时候该起飞了。但很多人没想到的是，居然飞这么快？

2009-2019：十年腾飞，终成电影大国

华谊兄弟2009年的上市具有历史意义，不仅因为它证明了民企的投融资实力，更主要的是会引来一批批效仿者。所以我们随后看到嘉禾娱乐、华策影视、光线传媒相继上市，这些可都是如今影视圈的龙头公司。

电影行业的上市公司越来越多，意味着中国电影正式进入证券化时代。

在最初两年，冯小刚又喷了谁，李冰冰在和谁谈恋爱，都能成为群众一周的话题，因为他们直接带动公司的股价，影响整个电影行业的资本运营。而大牌导演和明星在成为最热门话题的同时，也成为了票房好坏的第一标杆。为此许多公司也不惜大量炒作来引起话题，尤其是在此时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成熟期，流量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流量明星」在这几年成为热词也实在是发展之必然，而他们有争议也无可厚非，因为他们是切切实实的和资本直接挂钩，除了网民的口水战，肉眼可见更多的是对股价的影响。

冯小刚怼记者现在依然有热度

然而当上市影视公司市值越来越高，想要从中占便宜的也越来越多。从2013年开始，各种影视公司雨后春笋般的开了起来，他们都想以并购和借壳的方式完成资产证券化，实现不拍电影就捞一波钱的无本买卖。这些可憎的骗子公司直接导致电影行业明星片酬疯涨，甚至票房造假的情况，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去年的税务风波。好在这次税务风波没有打垮真正有实力的公司，也的确清掉了一大批行业里的“污点”。

税务风波动荡虽大，但不全是负面

如今，国内前十大院线公司的证券化率已达到90%，他们是这“黄金十年”最有力的先锋。不过现在中国经济发展飞快，这个排名随时都有变化的可能。尤其是在这个互联网时代。

互联网的繁荣也促进了两个产业的互相“融合”。当阿里巴巴和腾讯相继成立阿里影业和腾讯影业，当小米入股华策影视，我们能感受到中国电影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只不过目前中国的年度票房依然还有成长的可能性，因此互联网公司带来的变化也许要等中国的票房到达一个瓶颈期后才能被看见。

如今中国电影在经历腾飞后的成绩也不用再反复赘述，经常关注这个产业的朋友或许已经对年度票房606.5亿，年度票房十四年间上涨50倍，全国银幕60076块这些数据张口就来。

有影迷会提出质疑，认为大资本让中国电影没有了优质内容，只追求票房的行为不可取。但是这就如同农民要多产粮，工人要多出料，科学家要多出研究成果一样。中国电影也需要更多的高票房来解放生产力，去赚钱盈利，去走市场化，这都是从小作坊到大企业的必经之路。

中国电影现在上市公司虽然已经很多，但是其市值仍然不比美国大公司。好莱坞六大那价值上千亿美元的市值是我们暂时羡慕不来的，因此我们也不用和人家对标即拍商业大片照顾大众，又拍许多不追求盈利的艺术片照顾小部分核心影迷。

目前的中国市场肯定还是以大众口味和商业片为主。但是相信当我们的影视公司也发展到千亿美元的市值时，一定也能拍出不输欧美的艺术片，就好像在成长期（赚钱阶段）我们已经拍出了不输他们的商业片一样。

中国电影资本这40年，老实讲前面30年都是黑着眼在探路，但是在那扇窗被打开后我们可以用10年时间就成为电影大国，这个成绩已足够骄傲。不要因为获奖少或者评分不高就说中国电影还不行，用这么短的时间成为一个资本完全体，可比获奖难多了。中国电影的下个四十年，会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