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史开端的“国人暴动”与“共和行政”究竟发生在哪里？

《史记》记载，公元前841年（共和元年）开始记年记事，因此发生“国人暴动”、厉王被逐、“共和行政”的这一年，被视为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公元前841年，发生在西周王朝国都的“国人暴动”重大历史事件，使得这一年被明确记录在中国文献典籍中而成为中国进入真正信史时代的标志。那么，“国人暴动”究竟发生在哪里？是由哪些人群发动了“国人暴动”？具体历史原因、历史背景是什么？并由此诞生了与中国数千年封建王朝格格不入的“共和行政”时期？只有这些基本历史问题清楚了，才能真正重新认识传承不断、博大精深的五千年中华文明。

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国人暴动”作了如此记述：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怒甚多，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周’。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也。”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

“国人暴动”，传统史学界一直认为发生在西周王朝的都城宗周丰镐，因周厉王暴虐贪财，不顾西周王朝的国都宗周的国人疾苦，将山林湖泽改由天子直接控制，不准国人进入谋生。在周厉王的高压政策下，国人不敢在公开场合议论朝政。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招呼，只用眼色示意一下，然后匆匆地走开，这就是成语“道路以目”典故的历史来源。

但是，最新中国考古成果表明，西周的宗周并非丰镐遗址，而是周人兴盛之地的周原遗址，东距丰镐遗址还有一百公里左右。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全国人口也不过二千万人。西周王朝的国都宗周周原，作为周氏族的起源地与王朝国都，是西周王朝统治的基础，有限的周氏族民众更是西周王朝的第一受惠人群，全国各诸侯邦国的物资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国都宗周周原，保障周氏族统治阶级的享用。大量的周氏族人员被派往各诸侯国邦国参与王朝管理，或参加维护西周王朝统治的军队。按封建王朝时期历史规则来说，身处边缘西土、人口不多、王朝利益的受益者集团的宗周周原国人，是不可能发动针对周厉王的反叛暴动。就如清王朝时期，位于沈阳的满族民众，即使是最底层的满族氏族人员，也不可能发动反对清王朝皇帝的“国人暴动”。

因此，公元前841年发生在西周王朝国都的平民“国人暴动”，绝不可能发生在周氏族的祖地宗周周原，也不可能发生在错误历史的宗周丰镐，更不可能发生在被伪造出的历史成周洛邑。“国人暴动”只能发生在西周王朝统治东南地区的东方都城——成周四方湖古城。

“国人”为西周、春秋时对居住于国都的人的通称。当时国人有参与议论国事的权利，甚至对国君废立、贵族争端仲裁等有相当的权利，同时有服役和纳军赋的义务。《周礼·泉府》云：“国人郊人其有司。”贾公彦疏：“国人者，谓住在国城之内，即六乡之民也。”可见，“国人”乃谓国都里面的人们，而非广大的民众。“野”，亦称“遂”，即“国”以外的广大地区，其地域比国大。居住在野的人叫做“野人”。按照中华文化传承不断的历史来说，“野蛮”词汇的来源与此有相当大了历史渊源，“野人”与“蛮人”的并列使用成为“野蛮人”的历史来源。当然，这是一种地域歧视、文化歧视下的时代产物，但也为我们进行历史研究提供了一种难得的地域视角。比如，笔者就是一个历史视野下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以“在野之人”“南蛮之人”视角看待中国历史文化的纯正“野蛮人”。

西周实行“国野制度”，生活在周王畿国都城里的人被称为国人，周王畿国都以外的人被称为野人。国人与野人之间不仅地位千差万别，他们承担的责任也不一样。国人与野人的地位大不相同，前者是统治者，后者是被统治者，政治待遇有着天壤之别。国与野的对立，是西周时期阶级矛盾的具体体现，也是西周奴隶制度的一个特点。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这种“国”与“野”的地域矛盾，是发生在西周王朝的国都宗周周原就大错特错了，这是一段被隐藏的中国历史，或者是历史变迁下的一种想当然的错误历史认知。也因此，“国人暴动”成为中国历史中的一大历史谜团。

在公元前841年发生“国人暴动”的前几年，周厉王一直都生活于宗周周原吗？一直都在宗周周原的国都内盘剥剥削的周原平民吗？周厉王在逃亡前，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对宗周周原平民的利益剥削上面吗？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周厉王在被国都平民赶出国都，逃亡续命十四年之前，并不生活在宗周周原，而是忙碌在西周王朝的东都成周，忙碌于对东国南国的军事征伐与高压统治方面。

《史记·周本纪第四》：“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周厉王三十四年（公元前845年），当时周厉王更加严苛，百姓没有谁再敢开口说话，路上相见也只能互递眼色示意而已。《史记·周本纪第四》：“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於彘”。周厉王三十七年（公元前842年），百姓不约而同起来反叛，袭击周厉王，周厉王于是逃到彘地。周厉王从三十四年“王益严”对“国人”开始了历时三年的更加严厉的作死之路。所谓“严厉”，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产生于这三年周厉王的所作所为。

实际上，在周厉王三十三年的正月，周厉王就踏上了“严厉”的作死旅程。周厉王时期的晋侯苏钟铭文记载：惟王卅又三年，王亲遹省东国南国。正月既生霸戊午，王步自宗周。二月既望癸卯，王入格成周。二月既死霸壬寅，王偿往东。三月方死霸，王至于 ，分行。王亲令晋侯苏：率乃师左氵舟（周）镬，北氵舟（周）□，伐夙夷。晋侯苏折首百又廿，执讯廿又三夫。王至于 城，王亲远省师。王至晋侯苏师，王降自车，立，南乡，亲令晋侯苏自西北遇（隅）敦伐 城。晋侯率厥亚旅、小子、呈戈（秩）人先，陷入，折百首，执讯十又一夫。王至淖列，淖列夷出奔，王令晋侯苏帅大室小臣、车仆从，述（遂）逐之。晋侯折首百又一十，执讯廿夫；大室小臣、车仆折首百又五十，执讯六十夫。王惟反归，在成周公族整师宫，六月初吉戊寅，旦，王格大室，即位。王呼膳夫曶召晋侯苏，入门，立中廷。王亲锡驹四匹。苏拜稽首，受驹以出，反入，拜稽首。丁亥，旦，王鱼阝于邑伐宫。庚寅，旦，王格大室，司工扬父入右晋侯苏，王亲侪晋侯苏禾巨鬯一卣、弓矢百、马四匹，苏敢扬天子丕显鲁休，用作元龢钖钟，用昭格前文人。前文人其严在上，翼在下，醴醴毚毚，降余多福。苏其迈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兹钟。

周厉王在三十三年正月戊午日从宗周周原出发，巡省东国南国，历经四十六天的漫长征程，到达了东周成周四方湖古城。周厉王以国都成周四方湖古城为统治中心，帅军亲征东夷、南夷，在每次征伐中就杀死了上百人的东南夷人民，与东南部落、邦国人民彻底敌对。周厉王返回国都成周四方湖古城后，大肆封赏征伐东南夷有功的王公贵族，走上了与东南夷人民完全对立的道路，后果是严重。随后西周国都成周与东南夷之间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史记》的记载“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可知在东都成周四方湖古城所发生的国人与周厉王统治的对立。

西周初年，周武王在伐纣灭商后，征伐殷商王朝的南都“大邑商”四方湖古城，定下了西周王朝的基本国策“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周武王要以大邑商四方湖古城为国都，让四方湖古城为西周的国都能够团结东南夷氏族邦国人民。在周公、周成王、周康王坚决贯彻周武王政策的努力下，产生了“成康之治”使得西周王朝走向强盛。生活于国都成周四方湖古城的王公贵族、东南夷人，成为“国人”的基本组成人员。而国都成周城之外的东南夷地区民众，成为被统治对象而称之为“野人”，是被剥削的对象，为西周成周城的王公贵族提供各种服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中“国人”与“野人”产生的历史背景。

兮甲盘铭文：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玁狁于（余吾），兮甲从王，折首执讯，休亡敃(愍)，王赐兮甲马四匹、軥车，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畮（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责（积）、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其隹我诸侯、百姓，厥贾，毋不即市，毋敢或（有）入蛮宄贾，则亦刑。兮伯吉父作盘，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从兮甲盘的铭文记录中，我们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到周厉王对成周国人“专利”政策的后遗症，一种国家政策的延续影响。虽然已经过去了22年，但“专利”政策还在延续。“淮夷旧我帛畮（贿）人”淮夷人以前就是为“国人”提供锦衣玉帛的民众，为西周王朝王公贵族提供各种财物与服务。他们必须把他们的财物拿到成周四方湖古城国都来交易，不能到南方的氏族部落进行贸易，敢于与南方野蛮人贸易者，或者入刑或者扑伐，采取暴力统治管理。这些暴力政策，正是周厉王与周宣王时期对国人的“专利”制度，最终为西周王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当周厉王三十三年对东南夷的军事征伐，取得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后，周厉王就有本钱对东南夷人民采取“严厉”的“专利”制度，对东南夷人民及生活于国都成周四方湖古城的平民“国人”实施掠夺性的利益剥削。在此背景下，成周四方湖古城的国人，发动推翻周厉王的“国人暴动”，赶走了周厉王，就是一种历史必然。所以说，“国人暴动”只能是发生在东都成周国人的暴动，而不可能发生在人口资源比较贫乏、地位比较优越的国都宗周周原本族平民。

当周厉王被从成周四方湖古城赶走后，成周的王公贵族与东南夷人民达成了一种缓解阶级矛盾的“共和”形式，形成了短暂的“共和行政”时期。但随着周宣王的继位，西周国力的恢复，周宣王再次采取了“专利”政策，由尹吉甫对南淮夷人民采取的高压统治。兮甲盘的重要历史价值正在于此，不仅为我们明确了西周成周的历史地理位置为南淮夷，而且明确反映了周厉王的“专利”政策的特殊对象，也同样证实了“国人暴动”的具体地点为国都成周四方湖古城。

周武王定下了“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的国策，实现了“成康之治”；周宣王在国都成周四方湖古城实行的“专利”政策，虽然实现了短暂的“宣王中兴”，但也让“共和行政”这一改变历史进程的文明成果化为泡影，西周王朝走向灭亡就不可避免。周武王的“国自之乂民”与周厉王时的“国人暴动”，为同一国都成周城邑人民——东南夷地区的南淮夷人民。

因此，只有还原出真实的历史地理，才能为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提供坚实支撑。判断一个历史研究成果的标准，不是某个组织机构的是非认定，而是能够为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可靠的基石。西周王朝时期的东周成周四方湖古城，正是破解众多中国历史谜团的基石，也是中华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能否走向成功的关键历史节点。中国文化复兴，必将以成周四方湖古城的历史地理地位确认为标志，开启博大精深中华文明发展的“中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