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刘少奇去世前后的一些谣言

1. 刘少奇去世前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和救治吗？

在刘少奇去世之前的这段日子，目前有很多谣言。例如周瑞金最近的文章《思考姚文元之死》中，这位人民日报前副总编写道：

“刘少奇赤裸的身体难以抵御飞行途中的严寒，到了开封感染了急性肺炎，没有人关心他的病。”并且在死亡之时“蓬乱的白发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都变形了，下颔一片淤血”。

但是当年的亲历者，原解放军155医院工作人员师振德回忆，事实却是“因为机舱温度高”，所以在飞机上“他盖的是酱紫色的毛巾被”，飞机降落后，“换上粉红色的棉被”。

可见护理人员是极其细心的。不是没有人关心他的病，恰恰相反，是有开封医疗组多名医生和护士照顾：“治疗是由刘主任按照北京的治疗方案治疗，我们在这里又给他增加了一些抗菌素。他有肺炎，有糖尿病。这些病都按照病情治疗。”

按照师振德的说法，似乎肺炎也是来洛阳前感染的，只有感冒发烧才和这次乘飞机有关。有一篇文章叫《刘少奇之死-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最后的27天》，据说是一位“天良未泯的”“刘军医”，“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偷偷写下”的“监护日记”，全文见：http://www.ce100.com/info/list/148861.htm

文中提到：“北京来的曹护士拿出北京带来的治疗肺炎的药物”，这也证明肺炎是旧病，只是由于“旅途颠簸、受了惊吓”，才“肺炎复发”。

师振德说“他有肺炎，有糖尿病。这些病都按照病情治疗”，而不是周瑞金说的“没有人关心他的病”。

师振德讲：在饮食上，有鸡蛋汤、鸡肉汤、豆浆、牛奶，并且“还写了一个饮食单，每天按照这个，定量是五顿。三四天、四五天剪一次指甲，天天给他洗洗脚、梳梳头”。

这是周瑞金说的“被当作一截木头似的推进了监狱”吗？就连支持刘少奇的文章，比如上面那篇“刘军医”的“监护日记”，对此也是否定的，否则他那篇文章就站不住脚了。看来这些人自己还没统一口径。

我发现，上面“刘军医”的“监护日记”以及王光美、刘源等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那本书，在讲到刘少奇去世时，都有“白发蓬乱”，“一尺多长”，“嘴和鼻子变形”，“下颌一片淤血”的描写。

周瑞金的说法即来源于此。

按照师振德的说法，既然“三四天、四五天剪一次指甲，天天给他洗洗脚、梳梳头”，又怎么会头发蓬乱呢？师振德讲到后来清洁遗体的时候，也只是“洗洗澡，净净面”，根本没有提到理发。而“监护日记”和《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中的说法来自刘少奇的卫士长李太和（见 http://cul.sina.com.cn/y/2004-10-12/ba86497.shtml），我不好说谁对谁错，也许都对。

2. 刘少奇被关押在监狱的地下室吗？

周瑞金的文章说：刘少奇“到开封后被当作一截木头似的推进了监狱”，并且死在“监狱地下室”。

《江泽民传》在“史无前例的破坏时期”一章说：“当监狱方面拒绝治疗刘少奇的糖尿病时，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在《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中也写道：“林彪在河南的那个死党亲自把爸爸关进一个特别监狱。这里围墙高大，电网密布，戒备森严”。刘少奇死后，遗体“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

可是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最近编写的《刘少奇年谱》中，是这样说的：

“10月17日晚身患重病的刘少奇被用担架抬上飞机，送往河南开封，秘密关押于开封市革命委员会院内原‘同和裕银号’旧址。”

在人民网上也可以看到该书的电子版：http://www.people.com.cn/GB/33831/33839/30513/34210/2568160.html

另外在华夏旅游网，还有更详细的介绍：http://www.ctn.com.cn/china/kaifeng/you22.htm

“1969年10月17日晚9点多钟，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林彪‘一号通令’的逼迫下，被武装押上专机，秘密送至开封，安排在北土街路西市人民的一个小院里。这座院落始建于民国初年，是‘同和裕银号’的一所分号，1933年银号倒闭，改为河南省银行。日伪时期，在此设市政府，日军降后，仍归河南省银行。解放后为市人民政府所在地。”

只要心眼儿没有放歪的人，都看得明白，开封市革命委员会不是监狱，而且历史上也没有做过监狱。

王光美1980年来参观，也没有提到监狱：http://cul.sina.com.cn/y/2004-10-12/ba86497.shtml

“王光美……然后即到刘少奇被关押的地方参观。刘少奇同志被关押的地方是原开封市政府院内一栋三层的老式楼房。这里解放前是开封银行及其金库，所以修得非常坚固，院落也不大。由于墙高房固，院落封闭，且只有一条安装了铁门的通道可以进出，符合易于保密的要求，因此选定在此，把少奇同志关押在一楼的一间斗室。”不知道刘源等人在写《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的时候，是不是把爸爸被关进监狱的内容给妈妈看过了。

那么，刘少奇有没有进地下室呢？参观过的人是这样写的，登载在《开封日报》上，标题是：刘少奇在开封陈列馆 http://news.sina.com.cn/c/2004-09-16/09483680397s.shtml “穿过前厅，来到后院。这是一座四面三层高楼对峙耸立的天井院，这里就是刘少奇同志身陷囹圄之地。院正中立着刘少奇的半身铜像，其北侧靠墙的一块汉白玉石碑上，镌刻着杨尚昆题写的‘刘少奇主席逝世处’。”

“走入南侧房——刘少奇同志逝世的房间，里面仍按原样摆放着病床、被褥、氧气瓶、药橱、药品。”

可见刘少奇在开封不仅没有“被当作一截木头似的推进了监狱”，而且从来没有进过地下室。只有在他去世后，才像师振德所说，曾经“停放在天井院北楼通往地下室的甬道房间内”。注意，这也不是地下室。

3. 抢救刘少奇，是真抢救还是假抢救？

一位当年在北京参加过抢救刘少奇的医生，如今接受采访时是这么说的：http://www.southcn.com/nfsq/ywhc/tbxst/shentan/200508190525.htm

田炳信：你是抢救组的成员啊？你们那时是真抢救还是假抢救？特别是在“文革”的初期。

马晓先：真抢救。我是这个组的成员，要没有我们这些成员，他不可能就从中南海活着去河南，他走之前，我看到的刘少奇，满头银发，也有一些黑头发。

田炳信：当时就在中南海里面，就在他住的地方抢救？

马晓先：中南海里面，我们有一个抢救组的，包括大医院的一些医生。我想我们肯定按中央的要求去抢救，尽力抢救，不惜各方面的代价。

田炳信：他那时候能说话吧？

马晓先：能说，这个是尽力的，而且我们作为医生，出于医生的角度，你不管是什么人，你说他是“打倒什么，当权派啊”、“大叛徒”、“卖国贼”，这个那个，但是对于我们来讲，他首先是病人。

这说明在北京应该是真抢救。那么到了洛阳后，是不是假抢救呢？上面那篇“刘军医”的“监护日记”就讲这是“明摆着……让人死掉”。

据师振德说，治疗是由开封医疗组刘医生按照北京的治疗方案治疗，并且还加了一些抗菌素。“他有肺炎，有糖尿病。这些病都按照病情治疗。”没有讲到有上级压力，存在假治疗的问题。

而在《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中提到，在刘少奇去世的4天前，专案组向当地负责人员训话说：“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如果这本书所说属实，那么中央特派员就更不可能搞假抢救，把人害死了。

所以说，“假抢救”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之所以说法很乱，除了某些人别有用心散布谣言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把时间搞错了。在《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中写道：

病得太厉害了，大夫护士也不敢好好看，每次看病前先开一阵批判斗争会，一边检查病情还得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用听诊器狠狠敲打，用注射器使劲乱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样。有一次，爸爸实在忍受不了，抗议道：“你们给我看病是假，我的病你们越看越重。”接着，他们又把爸爸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D860也停了。

这段内容很多人在用，我不去考证这段内容的真伪，只想指出，这段写的是1968年，斗争最激烈的时候，而不是1969年。而马晓先医生讲的是1969年北京的抢救组。也就是说，如果有假抢救，也只是发生在1968年的秋冬。当然，如果有证据证明这两个抢救组是同一个，那么《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的这段论述就值得怀疑了。

4. “刘军医”的“监护日记”在细节上存在的问题

不可否认，“刘军医”的“监护日记”在构思上是比较严密的，很多情节也比较合理，一些细节也和其他人的回忆和资料对得上，但又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

不一致1. 关于一个从北京来的姓曹的同志。师振德没有提到他的性别，应该是负责刘少奇生活、治疗和饮食等方面的人；“刘军医”多次讲到有一个北京来的姓曹女护士。这两个姓曹的人，职务有些出入。

注：师振德还提到一个曹护士（曹文秀，第一次出现的时候误写为常文秀），从名字看是女性，不过不是来自北京，而是从155医院调来的。

不一致2. 没有能证明“刘军医”存在的证据。师振德提到负责治疗的是“开封医疗组的刘医生”，又称之为“刘主任”；“监护日记”的作者自称为“刘军医”，从口吻看也像是治疗组的负责人（比如他说“我很满意我的医护组成员们的表现”），但又说自己是解放军155医院的（“我们一五五医院的药是国产的”）。可见这个开封医疗组的刘医生并不是“刘军医”。幸好师振德本人也是解放军155医院工作人员，他提到155医院参加医护工作的有：作者自己，张院长，石斌，常文秀等三个护士。估计还有其他的医生（当然都是军医）和护士，从未提到一个姓刘的本院医生。

不一致3. 师振德说北京的两位同志（包括姓曹的）在这留了一个星期就走了；在“刘军医”的“监护日记”中，曹护士呆到了第22天，那天是11月7日；而在《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中，这一天却是11月8日。另据刘少奇的卫士长李太和回忆（见 http://cul.sina.com.cn/y/2004-10-12/ba86497.shtml），日期也是11月8日。

不一致4. “刘军医”说，撤走北京来的同志是突然袭击；师振德说，等到本地同志熟悉医疗饮食工作后，北京来的同志才走，可见有个一开始就准备的交接工作的过程，而且负责治疗的刘医生并未撤走，所以不会给治疗带来多大困难。

不一致5. “刘军医”说刘少奇11月11日发高烧；《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说是11月10日。

不一致6. 最后一次抢救刘少奇的时间：师振德四点钟起床，但相比于其他抢救的人已经来晚了，发现当时“很多人正在抢救”；“刘军医”的抢救组迟到两分钟；在《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中，迟到的时间就更长了：“两个小时后，‘抢救’人员才赶到”。后两者实际上否认有抢救的存在。

不一致7. 是否有条件作最后一次抢救？师振德就不用说了；“刘军医”说没有药物，无法抢救；在《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中，承认有抢救（但该书作者似乎认为这不算，只有送去医院才算抢救），但是在不能确诊的情况下按肺炎抢救的，不告你医疗事故已经不错了。而前面《开封日报》那篇文章说，在刘少奇去世的那个房间，仍然照原样摆放着药品，看来“刘军医”没有药物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不一致8. 刘少奇的李卫士赶到开封的时间：“刘军医”说是11月13日上午8点，《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说是这天的凌晨。

不一致9. 清洁遗体：师振德说是他和曹文秀一起做的，“清洁遗体，洗洗澡，净净面”；“刘军医”和《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都说是从北京赶来的李卫士做的，从对遗体的描写上看，之前没有人清洁过。

不一致10. 运送遗体的车：师振德说是“大六九车”（六九吉普）；“刘军医”说是“二」型军用吉普车”，他还提到后面还跟着一辆一五五医院的救护车，而师振德没有提到救护车。

不一致11. 火葬场谁办的手续？师振德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155医院的张院长；“刘军医”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开封八一七二部队政治保卫处处长张金贵。“刘军医”既然也是155医院的，不会连自己的院长也不认识吧？

不一致12. 火化时间：师振德说时间很晚，回来的时候是“大概是凌晨1点多”；“刘军医”说凌晨1时才抬出来，凌晨3时火化。这里有一个“刘军医”自己也无法解释的问题：在《火化申请单》上写着火化日期是11月14日凌晨0时，怎么会凌晨1时才运出来，3时才火化呢？反倒是师振德的说法比较合理。在李平采访王光美的文章中，也说是13日夜间而不是转日凌晨去火化的：http://cul.sina.com.cn/y/2004-10-12/ba86497.shtml

由于细节上存在这些问题，所以我怀疑“监护日记”是某些读过专案或有关报告文学，多少了解些情况的人写的伪日记。至于作者职务是不是医生，可以看他“监护日记”中的医学词汇是否专业，这就在我能力之外了。

我还有一些疑问：作者既然是军医，为什么对曹护士的护理工作写得那么详细，而自己的治疗工作却总是一笔带过呢？至于输液、打针、吸痰、化验、透视、拍片……除了D860是用来治疗糖尿病的口服药，比较“专业”一点以外，并不比我们常人了解的医生更多。

另外就是，这个“监护日记”的很多描写不像是日记——真的日记也不会写这些东西，倒像是第三者的转述。比如这段：

（刘少奇的李卫士）立即换乘驻军吉普车赶往市内北土街十号。经过岗哨的例行检查（***前面写的这些，我想作者是看不到的吧？），他走进阴森的小院天井，一眼就看到了停放在西屋走廊上的一副担架。担架上以白床单盖着一个人体。他急急走了过去，揭开白床单，是刘少奇（***这一部分是典型的第三人称写法！）。尸体已经僵硬，头上蓬乱的白发有一尺乡长，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了，下颔有一片瘀血（***在这里呆了一天的军医竟然看不到这些，只能沾李卫士的光，我们的军医才有幸见到，难道治疗组的负责人就么没地位？）。记得曹护士曾经跟他商量过要替刘少奇理发和修修面的。可这么件事就一直没有能给做。李太和卫士长想哭，可哭不出，也不敢哭。特派员就在旁边监视着。他不管。人都死了，总得允许最后干净一下。（***这些事情，还有李卫士的想法，作者是怎么知道的？）

附：1

刘少奇之死-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最后的27天

刘军医是位天良未泯的医务工作者。他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偷偷写下了刘少奇最后二十七天的「监护日记」：

第二天－－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到今天我才算明白，原来是这么一个病人。一个过去最高层而今处于最底层的人物！他几乎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啦，他的病真多，除了器质性的病，更多的则是精神和心理的病症。他的植物神经已经紊乱，出现全身痉挛，手足抽搐。可是，他有时又是清醒的。今天，他刚开始睁眼的一剎那，我感觉到他目光中射出的清醒神志和力量。

第三天，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九日。北京来的老卫士长对他很尽心。每天都在监视下进入他的房间多次。凌晨他肺炎复发，咳血、高烧，是旅途颠簸、受了惊吓引起。老卫士长请求抢救。北京来的曹护士拿出北京带来的治疗肺炎的药物。注射。黎明时分，他入睡。上午，见曹护士给他喂玉米糊糊。他不肯吃。曹护士抓住他的手轻轻摇晃着劝慰：「哎，吃点东西呀……你不能这样，你一定要活下去，活下去……」他睁开了眼睛，看着曹护士的手，大约认出来了，是一起从北京来的。

第四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全天病情无异常。决定给病人恢复使用Ｄ八六０。

第五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一日。「病人」大便干结，护士用手抠出。

第六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为「病人」翻身两次。

第七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病人」咳嗽复发。医生提出为病人做化验、透视拍片建议。

第八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上级答复：可以进行一次化验，透视拍片不行。这叫医疗服从项目。

第九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从病人身上取了尿样、血样。由两名「陪同」乘吉普车返回一五五医院。我为他争取到一次化验的权利，却受到如此待遇－－在武装押护下去为一个病人化验，恐怕在历史上少有 　　经过化验，总算搞清楚了，他的病本不是什么难症，只因治疗不及时，引起多种并发症。加之病人长期僵卧，造成双腿肌肉萎缩，胳膊和臀部由于打针过多，均被扎烂，使全身血管局部坏死，引起心力衰竭。可是他的生命还是那么顽强。这从医学角度难以解释……

第十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早饭后，去看病人。曹护士在小电炉上熬小米粥。我告诉她化验结果之后，请她介绍一下病人在北京的护理情况。她开始不敢，说上面有规定。我坚持说是为了治疗。曹护士看四周无人，悄悄说出病人在中南海最后那段岁月的悲惨遭遇。国家元首受到难以想象污辱、残酷批斗、踢打。一直到他病得不能起床、不能自己吃东西了，才批准可以给他做点流质食物。一直把他的双脚固定在床上。中午，召集全体护理人员，宣布化验结果。我提出：要注意综合治疗，综合护理。尤其要注意给病人勤翻身，勤擦洗，以增进血液循环，防止肌肉进一步萎缩坏死……同时也要防止再生褥。一名护士问：这样做，是真治病……上面会允许吗？我说：这是咱们当医生的起码责任。既然叫咱们护理，咱们就要尽到责任。另外我准备再向特派员建议，对他进行透视拍片，然后搞一次会诊……这对病人的治疗是完全必要的。

第十一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七日。今天是个少有的好天气。老卫士长和曹护士要求给病人翻身、擦身子。我同意。老卫士长轻轻拍着病人抓塑料瓶的手，说：翻身喽，抓好你的宝葫芦！大家都笑了。这是这里第一回有了笑声。肯定有人不高兴。曹护士用热毛巾替翻过了身子的病人擦洗着，对我说：今天早晨他又吃了半碗多，情况还不错。我心里升起了希望。相信护理组的每一个人也都希望，他能在我们手下一点一点好转、康复。我们只管治病救人。听了他的心脏和脉搏，确是比刚来时平稳多了。我对曹护士说：还要加大Ｄ八六０的用量，继续用你们从北京带来的。曹护士刚替病人擦洗完，就转身去了对面存放药物的房间，却在门口被人挡住：上级命令，北京带来的药物不准再使用！曹护士空手返回，眼睛发红。我都听到了，没再问，只说：就用我们这里的吧。老卫士长和曹护士默默地看着床上的病人。都知道，我们一五五医院的药是国产的，北京带来的药是进口的，效果大不一样。

第十二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八日。「病人一大便干结，由护士用手抠出。

第十三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病人一咳嗽复发。我再次提出透视、拍片、会诊建议。

第十四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三十日。病人一轻度发热。开封药品告缺，请求上海或北京的大医院支持。上级下批准。

第十五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上午仍由老卫士长和曹护士替病人翻身擦身。下午上级通知：「病人」不宜透视、拍片、会诊。以后不要再提此类问题。

第十六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一日。　已经过去两周。近一周来「病人」病情明显恶化，跟药物减少有关。他们又否决了我提出的透视、拍片、会诊建议。我算弄明白了，本来就不叫治疗，而叫监护，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 　　上午老卫士长来告急：他的体温又到了四十度……我们下到病室。他已经昏迷，喉咙发出响动，浑身抽缩。我命令曹护士立即用吸痰器给他吸痰。我自己动手注射。特派员不知何时又进来了，每次治病他都必定到场，真尽职。痰吸净后，我让曹护士给病人输液。病人安静了，他十分听话，主动配合治疗。

第十七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日。高烧不退，继续输液。

第十八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日。高烧不退。输液，注射退烧针。

第十九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四日。体温降至三十九度。继续输液。

第二十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五日。体温降至三十八度。总算降下来了。

第二十一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六日。 好危险！像他这么大的年纪，身体又那么弱，高烧至四十度，已近生命极限。可他的神志似乎一直清醒，一直主动积极地配合治疗……他想活下去。今天，他的高烧总算退了，体温维持在三十七点二度。他又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我为什么要记这么详细？想留给谁？

第二十二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七日。上午，老卫士长和曹护士又替「病人」翻身擦背。曹护士对我说：他就是命大哩！另外几名护士为「病人」换了床垫、床褥。我很满意我的医护组成员们的表现，总是不分日夜，随喊随到。

突然，特派员和驻军首长命令大家在天井院内紧急集合。特派员扫视大家一眼，说：给大家传达上级重要指示，北京来的人员今天全部撤回去！北京带来的药也全部带回去。就这样吧，走的人立即准备，十分钟后上车出发！说着，特派员又走到我们几名本地医护人员面前说：今后，重担就落在你们肩上了，这是上级对你们的最大信任。希望你们服从命令，圆满完成任务。否则，一切后果自负。明白了吗？十分钟后，曹护士背着简单的行李下楼来，走进病室，端起电炉旁的小铝锅，对我说：以后，你就多费心了。她想哭，可不敢哭。我也想说句什么，嗓子堵得慌，也没敢说出口。我跟着老卫士长和曹护士走到「病人」床前。老卫士长替「病人」盖好被子，又将他捏着塑料瓶的手放进被子里去。「病人」睁开眼睛，看着老卫士长和曹护士。老卫士长俯下身去，在「病人」耳边轻轻告诉了要回北京……「病人」脸上的表情木然了一会，眼里滚出两粒浊黄的泪滴。曹护士也俯下身去，轻轻叮嘱：要活下去，明白吗？活下去，活下去……

第二十三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八日。昨天北京的人离开时，依稀听到特派员说：走吧！走吧！火葬场也看过了，都安排了，总算没有死在我们手里……交给地方办吧。上午，病人强吃了小半碗玉米糊。看得出来，他想活下去。下午，他又开始发烧。

第二十四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九日。上午，我替病人熬玉米糊糊。下知为什么，心里堵的慌，可什么话都不能说。一五五医院同来的一名女护士向我报告：刘医生，病人的体温有了。我问多少？护士回答：试了四个多小时，三十九点七度。快给他打退烧针！护士说：药已经没有了……。那Ｄ八六０呢？您忘了，前天都带回北京了。护士没有话说了，我也没有话说了。不给药物，叫治病？领又不给，买又不许，这叫什么事？明摆着，明摆着……让人死掉。

第二十五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日。病人已不能再进食。没有药，不给药，我和助手们做不了任何事。命运对人大残酷。

第二十六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深夜，值班男护士给病人测体温，失声叫道：烧到四十一度啦！转身往外跑，要上楼叫醒我－－事后他悄悄告诉我的。可那中央特派员忽然幽灵般出现了，堵住他，并训斥他：深更半夜，叫喊什么？男护士站下，差点要问：您，您怎么又回来了？嘴里说出来的却是：报告上级，他烧的厉害，嘴唇都紫了，两瞳孔反光也消失了！中央特派员走到病床前看看，说：发烧对他不是家常便饭吗？注意观察，情况实在危险了再报告。

第二十七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凌晨六时四十分，中央特派员批准发出病危通知。六时四十五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注意看了手表，我赶到楼下病房是六时四十七分。迟到了雨分钟。就算我一直守在他床边，没有药物，我和助手们又能做什么呢？

补充一点–刘死亡后的处理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八点，李太和卫士长随同中央项目组的人乘空军专机抵达河南开封，立即换乘驻军吉普车赶往市内北土街十号。经过岗哨的例行检查，他走进阴森的小院天井，一眼就看到了停放在西屋走廊上的一副担架。

担架上以白床单盖着一个人体。他急急走了过去，揭开白床单，是刘少奇。尸体已经僵硬，头上蓬乱的白发有一尺乡长，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了，下颔有一片瘀血。记得曹护士曾经跟他商量过要替刘少奇理发和修修面的。可这么件事就一直没有能给做。李太和卫士长想哭，可哭不出，也不敢哭。特派员就在旁边监视着。他不管。人都死了，总得允许最后干净一下。他掏出随身带来的刀剪，细心地替刘少奇剪了头发，刮干净长而稀疏的胡子。而后，又给刘少奇换上了从北京带来的干净衣裤和鞋子。

遵照党中央命令：刘少奇遗体就地秘密火化。十四日凌晨一时，特派员指挥几名军人将刘少奇遗体抬出小院天井，塞进一辆二」型军用吉普车。车身容不下刘少奇高大的身躯，他的小腿和脚板都翘在车的后盖外面。

吉普车后跟着一五五医院的救护车，驶进郊外的火葬场后，火葬场早已经奉命做好了准备。两名工人开了电炉，但不准许他们接近尸体。尸体由几名军人推进了焚尸炉。

时间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凌晨三时。 刘少奇的生日是十一月二十四日。还差十天，就是他的七十一岁诞辰。他没有活到七十一岁生日。

当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开封八一七二部队政治保卫处处长张金贵填写的「火化申请单」上的各项栏目内容是：

姓名：刘卫黄；

性别：男；

年龄：七十一；

民族：汉；

籍贯：湖南；

死者职业：无业；

死亡原因：病死；

火化日期：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四日０时

骨灰存理：存你处骨灰盒编号：二三一

申请人姓名：刘原；性别：

男与死者关系：父子；

申请人住址：八一七二部队

登记日期：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申请人签名盖章：刘原。

附：2

刘少奇囚禁开封的最后日子

来源：《党史纵横》作者：吴志菲

李用胡，湖北第二电机厂退休干部，曾参加过著名的上甘岭战役。抗美援朝结束回国后，他历任驻河南某预备师某部排长、河南公安总队第三支队七中队副队长、队长、指导员等职，1978年转业回到湖北咸宁老家。

在担任河南公安总队三支队七中队指导员期间，李用胡曾经奉命看守被囚禁在 开封 的刘少奇主席。谈及这段往事，如今已步履蹒跚的李用胡老人一脸无奈，他怀着复杂的心情娓娓道出了那个特殊年代里鲜为人知的心酸故事。

执行“紧急任务”，我的心在流泪

1969年10月17日下午，我们接到一项任务：有一位受中央“重点审查的对象”将在当晚转移到开封，要求地方公安予以协助下机后的押送、看守工作。命令来得很急，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重点审查对象”究竟是谁，只是隐隐地觉得，这个人可能不一般。当时我带领几位公安干警做好准备，并且很快来到开封机场等候。大约晚上九点半左右，一架伊尔-14型飞机悄然降落在开封机场的停机坪上。早已等候多时的我们和几位医护人员匆匆登上飞机的舷梯，进入飞机，来到机舱后部。只见后舱里放着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白发苍苍、瘦骨嶙峋的老人。不知什么原因，眼前的这位老人没有穿衣服，甚至连裤子、鞋袜都没穿，只是被人用一条粉红色的棉被裹着，外边还罩上了一条白床单。老人的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塞着吸痰器，胳膊上扎着输液管，瘦弱的脸十分苍白，没有一丝血色。他安静地躺在担架上，好像没多少精神，但从他那微弱的呼吸看，他还活着。

我们和医护人员一起将担架抬下飞机，这时我借着月光，仔细看了担架上的老人。看着看着突然觉得这张面孔好像在哪见过，我猛地发现：这不是我们的主席——刘少奇吗？我怔住了，所有接受“任务”的人也都怔住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发出声响，大家只是用质疑的目光看着眼前的老人。当时，我们知道刘少奇主席已经被打倒，但是我们没想到他会变成这个样子，一阵心酸涌上每个人的心头。很快，担架被抬上了早已准备好的救护车。北京来的三位医生护士和刘少奇的原卫士长李太和同我们一起上了救护车，在漆黑的夜路上，救护车向市区急驶而去。

戒备森严，我们也失去了“自由”

救护车受当时林彪在河南的一个亲信安排，越过南士街，驶进了开封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楼小天井院。国民党时期，开封市的同和裕银行就设在这个小院内。小院僻静而阴森，与外面完全隔绝。刘少奇主席被安置在西楼底层靠南头一个套房的里间。当时，这间屋里除了一张小床和一张桌子，什么也没有。

从这天夜里开始，小院内外“如临大敌”，戒备森严。院子的围墙高大而坚固，上面布满了成排的电网，只有一条安装了铁门的通道可以出入。大门口有岗楼，门外有哨兵，屋内有警卫。我们执行的看守任务，被称为“十七号任务”（因刘少奇是10月17日到开封的）。那时，我们在执行任务的同时也同样失去了“自由”——不准外出，不准写信，不准同家人亲友有任何形式的交往，并且一个个都以党性、生命作了保证。事实上，我们也被软禁起来，不能与外界联系。在那里，所有人员的心情都很低沉，压抑的气氛让大家的脸上都没有了笑容，我们之间不再有交谈，有的只是默默的看护与防守。我们不和外面联系，而一墙之隔的门外把守，也对墙内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不会想到，自己日日看守的竟是我们新中国的国家主席。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排的人员在这座特设的“监狱”里从事看守工作。在装有铁门的通道门口和刘少奇卧室门口，布置了两道警戒线，还有昼夜24小时双哨床前监视，警卫方面确实是严密到了万无一失。第一天晚上，我便参与了看护。记得一切都安顿好之后，刘少奇主席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扫视了一下四周，似乎在想这是什么地方。他可能不知道，这就是他11年前兴致勃勃视察过的古城开封。然而，这次重来开封，已是物是人非。刘少奇主席看了一下周围，什么也没说，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病痛和虚弱已经让这位老人没有太多的力气思考，而可笑的是当时那如临大敌般的看管措施，竟然是为了这样一个身染重病的奄奄一息的老人！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北京方面的人全部撤回，我们完全接替监护

刘少奇主席居住的屋子里没有玻璃，深秋的风夹着寒气吹在刘少奇虚弱的身体上。在到达开封的当天夜里，刘少奇的肺炎就复发了，高烧摄氏39度，呕吐得很厉害。而林彪在河南的同伙却汇报称：“一切均好，病情无异常变化。”病中的刘少奇需要药品治疗，可是得到的指令却是：北京带来的药，不许全用；河南准备的，要退回一部分；禁止到外边购买。这样一来，为刘少奇配备的医疗班子完全失去了作用，更谈不上治疗。

直到11月5日，刘少奇再次发高烧，整整抢救了两天，体温才降到摄氏37.2度。当时在刘少奇身边的人都说，虽然他不说话，但神志还有点清醒，特别配合治疗，看来他要坚持活下去，想活下去……

就在刘少奇退烧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6日，从北京跟来的人全部奉命撤回，一个也不准留。临走前，“刘少奇专案组”的人特意到火化场转了一圈，说：“千万别死在我们手里。”然后向我们“训话”说，“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从这以后，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完全交由开封驻军及公安等部门负责。尽管都接受了“仇恨”的阶级教育及保密教育，可大家还是十分惊讶，眼前的所见所闻，同报纸上所谓“最阴险、最凶恶、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的说法反差太大，怎么都对不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瘦成皮包骨头，病得奄奄一息，靠鼻饲维持生命，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牙齿只剩下七个，连说一句话的力气也没有的垂危的老人。

偷抹去泪水，我们为他盖上一块白床单

刘少奇主席每天闭着双眼，一句话也说不了。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只是发出微弱得不仔细听都听不到的呼吸声。因为无法进食，我们这些看守常常协助医护人员从鼻饲管里打进流食来维持他的生命。除了定时做流食，还定时帮他翻身。除了这些之外，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他一言不发，甚至没有呻吟过一声。或许他在思索什么，或许他在无声的对抗。在那个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荒唐岁月，沉默中的刘少奇每天都在无声地抗议。

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渐渐走到生命边缘的刘少奇，在得不到有效的医治、护理下，病情进一步恶化。当时，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更不知自己的妻子儿女眼下身在何方、遭遇怎样，只知道有严密的监视像影子一样从早到晚在跟随着自己。我们中间曾有人提出设法让亲属来见一面，可能是最后一面，但是我们当时谁也没有能力做主。

11月10日晚，刘少奇第三次发高烧，体温一再攀升，试体温表，五个小时后才取出，体温摄氏39.7度。医护人员限于医疗水平和条件，又不熟悉病史，只得按肺炎治疗。因为不许送医院抢救，到深夜时，刘少奇的嘴唇发紫，点头张口呼吸，吸氧也不见改变，两瞳光反应消失，体温达到了摄氏40.1度。可是值班护士仍按原处方用药，到第二天早晨6点40分，发觉情况不妙，连忙叫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然而为时已晚。6点42分，医护人员到齐；3分钟后，也就是1969年11月12日6点45分，一颗承受了过多压力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刘少奇临终前，我发现在他手中有个硬塑料瓶，已经被他攥成小葫芦形状。我偷偷抹去眼角的泪水，给我们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遗体盖上一块白床单。

火化“烈性传染病人”

刘少奇临终前，身边没有亲人。他的妻子、儿女在几年时间里对他的下落毫不知情。直到林彪出逃后的1972年，王光美才得知刘少奇早在3年前就离开了人世。刘少奇主席去世后，遗体被转移到地下室。

15日深夜12点，刘少奇的遗体被装上一辆吉普车。由于车身容纳不了他那高大的身躯，小腿和脚都露在车厢外。此时，火化场早已得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今晚火化，只准留下两个火化工。

“灵车”慢慢行进在古城的街道上，没有任何仪式，也没任何亲人在场，一位国家主席就这样无声无息地从这个纷乱的世界上消失了。与此同时，他在开封留下的所有遗物，也被付之一炬。剩下的，只有一张骨灰寄存证，上面填写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并有人冒充刘少奇的儿子“刘源”签名办理了寄存手续。刘少奇的骨灰被装在一个临时从商店买来的普通木质骨灰盒里，交费后寄存在开封火化场骨灰存放室。随后，“专案组”宣布纪律，要我们谁也不准透露消息。

1980年2月，“文革”结束后的第4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主席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沉睡14年后，终于昭雪。

附：3

刘少奇在开封的最后日子

师振德

1969年11月17日上午10点钟的时候，教导员通知让我跑步上院长办公楼。随后几个医生护士都过来了。院长说：军里给我们一个特殊任务，我们医院选派你们去接受任务，家里的事你们不要管，你们只带牙具、换洗衣服，其他什么都不准带，纸条也不能带。我们就回家拿了东西，一辆上海凤凰轿车把我们拉到西院。这时候叫我们上楼，我坐在西边的沙发上。当时军里王景春副政委问：你们都是党员吧？我说不是，石斌也说不是。他说不是没关系，以后争取。接下去他说：同志们没想到吧，刘少奇要来开封了，派我们去执行这次特别任务，也就是说，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保证他的生活，谁走漏消息，杀谁的头，党员开除党籍，你就是见着亲人，见着什么人都不准说；让张院长领着你们，可能是开封，也可能是别的很远的地方。然后他看看表，说你们吃饭吧，吃完饭就走。我们坐上车，转了转，一看就到了北土街这里。警卫连的战士正在打扫卫生。我们一来赶紧脱了衣服也参加打扫。晚上7点的时候，一切才算就绪。院长叫厨房开饭，吃完了回房里休息。

大概在9点钟之前，保卫处长张金贵通知我随他到机场接人。我坐上一辆救护车，他坐上一辆上海轿车，出新开门往南一直到开封机场。到机场仅3分钟，从北方来了架飞机。飞机上面有红灯。天空比较灰暗，阴沉沉的。这时候，从机场西边来了一辆轿车，灯光很亮，是一辆苏式伏尔加轿车，淡青色的，下来河南军区政委王新。飞机停下来，从上面走下一个人，就是专案组副组长老邢。他们在一块接头后，我们的张院长通知我说：振德，上去抬人。我就上去了。其他还有几个人，都不太认识。上去了以后，一看机舱里面，少奇同志在那里躺着，护送人员在给他换被子。他盖的是酱紫色的毛巾被，这时换上粉红色的棉被。在换被子的时候，我发现少奇同志没有穿衣服，鼻子里插一个鼻饲管。换了被子，我就在后面抬，因为当时我年轻力壮，我抬后面，旁边一些人抬前边。搁在救护车上放稳以后，我们和北京来的医护人员同车出了飞机场。下车的时候，我抬在前面，走小院门进屋。放好了以后，北京的医务人员和开封医疗组的刘医生，让我负责内务。又从医院调来常文秀等三个护士。北京来的同志一个姓曹，一个姓纪，他们向我们交代少奇同志的生活、治疗和饮食等方面的情况。

少奇当时是鼻饲，比如鸡蛋汤、鸡肉汤、豆浆、牛奶都是从鼻子灌食。还写了一个饮食单，每天按照这个，定量是五顿。三四天、四五天剪一次指甲，天天给他洗洗脚、梳梳头。

少奇同志到这以后，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们过来他眼睛瞅瞅就闭上，面容很自然。

治疗是由刘主任按照北京的治疗方案治疗，我们在这里又给他增加了一些抗菌素。他有肺炎，有糖尿病。这些病都按照病情治疗。

因为机舱温度高，少奇同志来这第二天就受凉感冒了，体温比较高，来这后 就输液打针。北京的两位同志在这留了一个星期，我们的同志熟悉了以后才走。 走了以后，从警卫连又挑选了六个战士参加监护。

少奇同志去世那天，我是早晨4点钟起的床，过来一看，很多人正在抢救。当时抢救我在是在，但来得晚，因为我不是搞护理医疗的。呼吸停止5分钟还不行就终止抢救了。院长请示回来说，你们清洁遗体吧。我和曹文秀在这清洁遗体，洗洗澡，净净面。然后在这照相，又在走廊照，是院长照的。

后来火化我也去了。出发是在夜间，很晚了。我和六个战士抬遗体。六个战士分两边，我在前面引导。当遗体抬到前院中间的时候，老邢命令停止，原地放下，交给我一块大三角巾，说把脸蒙着。我接过三角巾，把遗体移过来，把三角巾往上一搁。当时开来一辆大六九车。我上了车，战士把担架递给我，我把担架放稳。战士上来，我从前面车楼跳下来，转过来一看，少奇同志的腿稍微露出了一点，我拉上布盖好。前面引导车坐着老邢、李卫士长、我们的院长。

到了火葬场，我先下来等着。院长先办手续，办完手续一摆手，我就命令战士把遗体抬下来。抬遗体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穿白大褂的在这喷洒药水，可能是我们院长派人喷洒的。我们把遗体抬到火化炉前。这时过来一个人，也就30多岁，把火化炉打开。我托着担架前面，六个战士拉着褥子托着，慢慢搁在传送车上。火化完了我们就回来了，大概是凌晨1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