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王的最后远巡：嘉靖帝南巡承天府与明后期政治

不同帝王的巡幸，史书有不同的评价，如隋炀帝、明武宗的巡幸，史书在记述时多贬义；而如康熙帝的巡幸，史书在描述时却少有这类贬义的意涵。清朝仅乾隆帝就曾六下江南，相比之下，明朝皇帝巡幸的次数无疑是较少的。

明前期，永乐帝、宣德帝北巡，被后世视为护卫北边的需要，备受褒誉；而英宗欲效仿先祖，御驾亲征，奈何落下个悲剧命运，成了蒙古人的俘虏，颜面扫地，多为后世责备。

贸然亲征确实不妥，然而联系时局可以发现，彼时的蒙古、瓦剌和鞑靼连为一体，蒙古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外加雄主也先有复元大志，可以说，英宗面临的是自元末以来最强大的蒙古。永乐帝当年亲征漠北、西击瓦剌，对瓦剌、鞑靼两部也是一打一拉，不愿与他们同时为敌；清代康熙帝亲征噶尔丹，也不过是同瓦剌的一部作战；乾隆帝平定漠西蒙古，也只是击败了原明瓦剌，且彼时漠西蒙古内乱严重。由此可见，明英宗的主观失误是一方面，彼时的客观形势是另一方面。英宗朝的明军，守御或勉强，进攻并无实力。

因为明朝差点因英宗亲征而亡国，因此后世朝臣对明帝远离京师十分戒惧，生怕自己规劝不力，耽误了社稷。也因此，明朝大臣对于帝王出京巡狩是十分抵触的，哪怕是紫禁城天气热，帝王去西苑等地消消暑，大臣们也觉得彼处不可久留。究其原因，帝王巡狩或去郊区休养，终归了是离开了紫禁城这一权力中心，常朝等不免受到影响，且帝王的言行更难被朝臣们窥知，大臣们不放心！

到了正德时，武宗以好巡狩出名，南巡、北巡、西巡一个也不少，然而史家对他的评价多贬责，认为他喜好游玩，出巡纯粹是劳民伤财，这种评价多少有点偏颇。“巡狩”这个词就是为帝王创造的，巡狩无错，关键看帝王出巡做了什么。武宗北巡北边，不能说对北边防御没有帮助，至少皇帝亲临前线，给了北边将士以很大的鼓励，尽管也带来了骚扰。正德帝时，明朝面对的敌手是蒙古中兴之主达延汗，达延汗统一了东蒙古，对明北边形成了全面地压迫，史料常称达延汗为“小王子”。正德帝北巡九边，又何尝不是对北边局势的担忧呢？游玩是一面，为社稷也是一面。

如果皇帝只是在京郊西苑、西山避暑消凉，或者去昌平谒陵，那么还不能将之视为巡狩，毕竟连京畿都没出，也谈不上什么巡视民瘼和军情。明代帝王最后一次离京巡狩是嘉靖十八年的嘉靖帝南巡。此后，隆庆、万历、泰昌、天启皆未离京出巡，最多就去了下昌平。

隆庆帝是不敢动，因为当时俺答汗隔三差五破边到山西等地劫掠。万历帝不爱动，“俺答封贡”后，明蒙关系还比较和睦，但万历帝最远就去了昌平拜谒祖陵。泰昌帝没时间巡幸，因为在位时间实在太短。天启帝时，后金已经崛起，缺乏出巡的外部条件。崇祯年间，后金和蒙古联军每隔几年就“到明京畿一游”，最远还去山东济南俘虏了德王，崇祯帝更不敢动。崇祯末年，崇祯帝一度有南狩的念头，奈何局势发展太快，大顺军以迅雷之势，连破山西、大同、宣府、居庸关，南巡无望，明亡不远矣！

明亡后，南明小朝廷频繁更替，资质、德行俱优的隆武帝面临清军压迫，也不得不带着家眷巡狩。奈何时运不济，半路为清军截获，原本渴望在史册留下浓重一笔的隆武帝，最后却成为俘虏、进而被杀，退出历史舞台。

嘉靖帝的身世在明代很特殊，不算南明的话，嘉靖帝是明朝唯一一个父亲不是皇帝、出生和成长在京外藩邸、后继承大统的皇帝。嘉靖帝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杬，是明孝宗的异母弟。弘治七年，朱祐杬就藩湖广安陆州（现湖北省钟祥市及周边）；正德二年，嘉靖皇帝朱厚熜出生于安陆州的兴王府。在父母呵护下，朱厚熜逐渐成长为一个在学习上颇有天赋的少年，由于哥哥早夭，他成为藩王的继承人，或许他的一生也就这样了。但此后两个事件的发生，使得朱厚熜的命运出现了巨变，改变了明朝的帝系继承，也间接改变了明朝的国运。

正德十四年，兴献王去世了，王墓被选在了安陆州松林山，朱厚熜戴孝治理王府事宜，后来，他被破例允许提前继承藩王之位。正德十六年，正德皇帝南巡时不慎落水染疾，当年便驾崩了。正德皇帝膝下无子，这一情形是明朝建立以来从未遇到的。没办法，皇帝宝座总得有人去坐，于是内阁首辅杨廷和同正德皇帝生母张太后商量，决定让年少的朱厚熜继承皇位。他们把朱厚熜选为继承人，一是因为兴献王跟孝宗比较亲，二是认为朱厚熜年龄比较小、会比较听话，且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朱厚熜当皇帝不会有后顾之忧。

很快，司礼监太监、内阁大学士等一波人来到了安陆州，迎接朱厚熜去北京当皇帝。此后，嘉靖帝同内阁首辅杨廷和等人围绕入京礼、嘉靖帝生父母名分等问题，开展了长期的争论和较量。奈何，小皇帝入京之初，皇权尚不巩固，相权强势，嘉靖帝有时不得不让步。但是，皇帝毕竟是皇帝，加之嘉靖帝本人天资尚好，杨廷和也不是奸臣，最多是权臣，故经过“大礼议”事件，嘉靖帝的皇权得到了伸张和巩固，杨廷和也罢相了。此后，嘉靖帝的强势独裁君主面貌也越来越显现，老家安陆州也被升格为承天府，跟应天府、顺天府并称“三天”。

兴献王墓原本只是个藩王墓，随着嘉靖皇帝皇权的巩固，兴献王墓逐渐被升格为帝王陵，后来被赐名为“显陵”，如今被称呼为明显陵。据记载，显陵前前后后修了四十多年，耗费了数十万两白银。

每逢清明节百姓祭祖之时，嘉靖皇帝自己都不能亲临显陵拜谒，因为实在离得太远。既然自己已经是皇帝了，嘉靖帝心想：把生父陵寝迁到北京不就得了？他让大臣们讨论迁陵之事，当时为礼部尚书的夏言说：“兴献皇帝的体魄已经埋葬很久了，如果我们贸然打开陵墓，怕是泄了陵寝的灵气，恐怕兴献皇帝也不愿意这样啊！”嘉靖帝怕自己的好心被冠以不孝的名声，便暂时放弃了迁陵。

嘉靖十七年底，嘉靖皇帝生母蒋太后去世了。太后生前说：“请儿子务必把我跟你父亲葬在一起。”嘉靖皇帝谨记遗嘱，想把显陵迁到北京大峪山。但是承天府那边来报，说显陵玄宫渗水被淹了，恐怕难以搬迁。嘉靖皇帝听了十分震惊，承天是自己的发迹地，显陵是生父的陵墓，不能让老父亲黄泉之下不安心，便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于嘉靖十八年带领夏言、严嵩等文武百官南巡湖广承天府，查看明显陵情形。

湖北钟祥明显陵

嘉靖十八年，嘉靖皇帝在湖广承天府拜谒了明显陵，还带领文武百官举行了多项礼仪活动，之后他还特地给当地官民下了一个白话诏书，诏书大意是：“承天是我的家乡，是我的发迹地，可惜我的父母都去世了，我心里实在很苦啊。我很羡慕你们，毕竟还有父母在身边。乡亲们，希望你们能够珍惜父母在世的时候，好好孝顺他们！”嘉靖皇帝临走时，特地颁诏免去了承天府三年的田税。回到京师后，嘉靖帝最终决定把蒋太后的梓宫放入承天的明显陵同兴献王合葬。

嘉靖皇帝此次南巡承天，不小心成为了明代帝王最后一次南巡。嘉靖皇帝不爱游山玩水，只爱修道斋醮，所以这次去了承天之后，他便没有再回过老家了。嘉靖四十五年，嘉靖帝重病，无好转之势，虽有妃子和皇子前来问安，但世宗精神上的孤独和对死亡的恐惧与日俱增，其欲南巡承天的念头也越来越重，“上居恒念承天生长地，与徐阶及司礼太监黄锦屡议南幸。”承天是他的生长地和福地，那里既是他成长的地方，也是他双亲陵寝所在的地方。嘉靖四十五年二月，世宗给徐阶下了一道密谕，说自己重病很久，不见好转，正好借《承天大志》编撰完成的好日子，“南一视承天，拜亲陵取药服气。此原受生之地，必奏功。诸王不必朝迎从，官免朝，我用卧辇至，七月终还京。”世宗对自己的病情无可奈何，希望回到承天祭拜显陵，并求取药物。徐阶劝谏说承天路途遥远，往返奔波，世宗身体难以承受。在徐阶的劝告下，他不得不搁置了南巡的念头。

嘉靖十八年，在皇帝南巡之前，内阁首辅夏言处于仕途巅峰。南巡前的夏言恩荣加身、风光无比，“加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而在明代，“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之阶可谓文臣最隆重的阶勋，自明初至嘉靖中叶，“上柱国于人臣未有加者，加之自言始，其自拟也”，夏言给自己拟阶勋，嘉靖帝满足了他的虚荣。

南巡承天期间，嘉靖帝拜谒完显陵，严嵩揣摩到嘉靖帝的心思，建议嘉靖帝在承天接受群臣表贺。承天是嘉靖帝的故乡，拜谒完显陵在这里接受表贺，更能彰显皇帝的尊荣和以孝治国的名声，满足其衣锦还乡的情结。作为“议礼”起家的夏言，却没能理解透嘉靖帝的心思，他从礼制和现实的角度出发，认为回京后再表贺为宜，但严嵩坚持提议在承天表贺，并强调礼仪可由天子确定。从此，夏言在嘉靖帝心中种下了不满的种子。

嘉靖帝南巡返京后到大峪山查看陵工，当时夏言没能及时进呈居守敕，嘉靖帝认为这是由于他自傲和懈怠，并对夏言南巡时的表现提出批判：“昨扈从南巡，偶以疾昏迷”，指出他不尽心供职已非首次，命夏言归还嘉靖帝给他的手敕。虽然嘉靖帝后来收回了成命，但对夏言已有了负面的看法，这为他的最终失势积累了条件。

南巡后，陆炳、严嵩等人更加受宠。锦衣卫指挥使陆炳，其父陆松在弘治时跟随兴献王就藩安陆，嘉靖帝入继大统之后，陆炳又作为“从龙”之臣在锦衣卫任职。陆炳和嘉靖帝从小结识、交情颇深。嘉靖帝南巡时，陆炳扈从，后来在河南卫辉的行宫出现火灾，嘉靖帝深陷火海、形势危急，“从官仓猝不知帝所在，炳排闼负帝出，帝自是爱幸炳”。陆炳在南巡时对嘉靖帝有救命之恩，之后更受嘉靖帝宠爱，以至于“三公无兼三孤者，仅于炳见之”。夏言担任首辅期间，陆炳曾因不法事被御史弹劾，夏言打算惩治他，但在陆炳的百般苦求下，夏言最终放过了他，但“炳自是嫉言次骨，及嵩与言构，炳助嵩，发言与边将关节书，言罪死”，陆炳成为严嵩搬倒夏言的有力助手。

至于严嵩，时任礼部尚书。南巡前任劳任怨，妥善安排视陵工作，南巡期间，言论又颇合嘉靖帝心意，因此更得嘉靖帝赏识，严嵩“从幸承天，赏赐与辅臣埒”。嘉靖十九年七月，礼部尚书严嵩加少保，仍兼太子太保。相比夏言仕途的下行，严嵩正在上行并逐步走向行政中枢——内阁。

嘉靖帝崇信道教，其崇道行为对嘉靖朝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嘉靖帝崇道不仅是为人所诱，也源于其父兴献王崇信道教和承天地区的崇道之风。兴献王在世时便自称“纯一道人”，而承天地区向来是道教兴盛之地。

《出警入跸图》中的人物形象

南巡时，嘉靖帝信任的道士邵元节因病无法随同，邵元节便推荐道士陶仲文跟随。南巡之前的陶仲文可谓“名不见经传”，但经过南巡期间的陪同，陶仲文深得嘉靖帝信赖并加官进爵，对嘉靖中后期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经过河南卫辉时，忽有一阵旋风经过圣驾，嘉靖帝问：“这是什么征兆？”陶仲文说：“有火灾之虞。”当天晚上，行宫果然失火，嘉靖帝险些丧命。脱险后，嘉靖帝认为陶仲文预测十分灵验，立即对陶仲文进行了封赏：“以方士陶典真为神霄保国宣教高士。”自此，嘉靖帝开始宠信陶仲文，在陶仲文的引导下，嘉靖帝也更加崇信道教。而郭勋、段朝用之辈也向嘉靖帝进献炼丹、炼金之术，使得嘉靖帝更加钟爱“静摄”。往后，嘉靖帝苦于生子多夭，陶仲文便提出“二龙不相见”之说，不仅朝臣难得见到皇帝，就连皇子也是如此。

嘉靖帝在南巡拜谒显陵之后更不视朝了，“帝自十八年葬章圣太后后，即不视朝；自二十年宫婢之变，即移居西苑万寿宫，不入大内。”其中，固然有陶仲文等人引诱嘉靖帝斋醮而不视朝，但也有其他原因：一是明显陵是否北迁、蒋太后梓宫是否南祔，嘉靖帝一直犹豫不定，这些事情使得他无法专心斋醮和静摄，不得不同群臣商议，甚至带领群臣前往明显陵亲自拜谒和查看；二是因为嘉靖帝生父、生母的去世，加之嘉靖帝体质较弱，南巡时又遭遇卫辉火灾，其便希望通过斋醮等行为来祈求健康、获得长生。

明史评价：“明自嘉靖帝而后，纲纪日以陵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认为明朝的衰亡同嘉靖朝纲纪的废弛有关系。虽然这是一家之言，然而嘉靖帝长期不上朝，于西苑理政，政治运行显然不处于正常状态，这也为嘉靖帝之孙明神宗树立了坏的“榜样”。

谈迁：《国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官修：《明世宗宝训》，台湾：“中研院史语所”，1983年

李培根：《万历承天府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

朱厚熜：《御著大狩龙飞录》，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