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锦堂与日支实业协会

作者: 虞和平

关于吴锦堂的研究，中国的学术界基本没有涉及，日本的学术界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但主要是论述吴锦堂的生平和经商、办学、福乡事迹；对于吴锦堂的政治和外交活动，则只限于与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关系，至于吴锦堂等华侨商人所发起成立的神户日华实业协会虽有个别学者的论文有所提及，但并没有对这一组织的状况及其商人外交的意义进行具体研究。[1]本文试图对日华实业协会的成立经过、组织状况、组织性质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考察，并进而分析其商人外交的意义。

一、吴锦堂与日支实业协会的发起

吴锦堂是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期日本神户的华侨商人领袖。他从中法战争后的1885到神户经商，至20世纪初，通过从事中日间的贸易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并热心于华侨的公益事业，在神户华商中树立起很高的声望和地位，在清末民初先后担任的职务有：三江公所理事长、神阪中华会馆理事长（1902年）、神户华侨同文学校协理（1905年）、神户中华商务总会总理（1909年）、国民党神户支部长（1912年）。由此可见，在清末民初时，吴锦堂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已经成为神户华侨商人的领袖。

1913年，孙中山领导的，以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为目的的“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遭到取缔，中国国民党神户交通部（即支部）亦被迫解散，但吴锦堂仍然处于华侨商人领袖的地位。国民党神户交通部解散后，吴锦堂随即于1914年1月14日改设神户华侨商业研究会，被推举为正会长；其主要成员有：副会长王敬祥、郑祝三；总务干事杨寿彭、评议员王敬斗、何尧初、黄寿铭、梁焕涛、黄楚珩、郑金桂、潘植我、黄卓山、黄颂德、苏洪章，[2]他们都是原国民党神户支部的骨干人物；其会员的也主要由原国民党神户交通部所属的党员组成，章程第五条规定：“本会系由国民党神户交通部解散后组织而成，所有从前神户交通部党员于国民党解散前未经脱党者，或未受除名之处分者”，均可成为当然会员，并“得免入会金”，“如有不愿入会者，须函告会长，取消名籍。”从神户华侨商业研究会成立为开始，吴锦堂的主要社会活动又转向如何推进神户华侨经济发展的方面，该研究会的章程规定：“本会以研究商业，增进知识为宗旨”。[3]

与此同时，吴锦堂还通过做中日间的火柴（即燐寸）、棉花等进出口贸易，以及购并钟渊纺织厂股票，与神户的日本火柴业商人、棉纺织业商人、运输业商人，乃至进出口业商人建立起比较密切的关系。这种在华侨商人中的领袖声望和地位，及其与神户日本商人的密切关系，使吴锦堂在神户的中日商人中都具有较大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力。

作为一个华侨商人，吴锦堂历来非常爱乡爱国。为了家乡建设，他曾出巨资改造水利、建造学校，造福乡里；为了祖国前途，他曾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不仅出资出力帮助孙中山在神户从事革命外交活动，而且在1912年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神户支部长，直接成为孙中山革命阵营中的一员，共同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度而努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给中国和日本同时带来了一个发展经济的大好机会，日本和中国的工商界，乃至双方的部分政府官员，都希望改善日中关系，“日中亲善”的舆论在两国同时兴起，也成为两国外交话语的主调。作为具有较强爱国心的华侨领袖，吴锦堂也就很快投入到了这一以改善日中关系为目的的“日中亲善”外交活动之中。

1916-1917年间，吴锦堂与神户华商的其他领袖马聘三、郑祝三、王敬祥、杨寿彭等，首先发出谋求“两国实业家的亲善”为两国的“经济提携”树立基础的倡议，随即与神户市的长老、律师草鹿甲子太郎，实业家、日本燐寸株式会社常务取缔役本多一太郎等相商，并达成一致的认同，共同发起了“中日亲善会”。

1917年2月18日，“中日亲善会”在神户中华会馆举行。这次“亲善会”由以吴锦堂为首的68名神户华侨商人主办，其中的领袖商人还有：广东帮领袖郑祝三、杨寿彭，三江帮第二号领袖马聘三、福建帮领袖王敬祥等。出席会议的正宾是大阪和神户的知名日籍商人、日本的外交和地方政府官员、当地新闻机构的代表；副宾是中国驻当地的外交官员，“主客共计三百余名”。[4]神户和大阪的日中双方主要绅商和官员，几乎全部到场与会。这次“亲善会”，不仅谈论了“日中亲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提出了成立“日华实业协会”的倡议。据有关会议的资料记载，主办会议的吴锦堂等神户华商，在会上提出“希望把当日的聚会当作日华实业协会的发起仪式，满场皆表赞同”。同时，出席会议的日本兵库县知事清野长太郎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在向会议致词中说：“恳切希望此次聚会能成为日华实业协会的发起仪式，为使其成为永久之结合，在适当之时机，选出协会发起人，让其起草一切协会规约。”还对“受到主办者及日本人请托关照的”草鹿甲子太郎等日方绅商说：“筹备日华实业协会之创立如何？”[5]正如后来创办的日支实业协会机关刊物《日华实业》的发刊词所言：“日华亲善会发起仪式，这实际上是我协会创立的第一步”。[6]

在吴锦堂等华商举办“亲善会”之后第10天，2月28日，以草鹿甲子太郎为代表的神户的日方商人接着在神港俱乐部举行了第二次“日中亲善会”。在这次会议上，举办第一次亲善会的神户华商和中国的外交官员成了正宾，日本的神户有关官民和新闻机构代表作为副宾。这次亲善会继续了第一次亲善会的议题，草鹿甲子太郎在代表主办方的致辞中，除了继续议论“日中亲善”问题之外，特别强调了组织日支实业协会的问题，在会上“陈述此时组织日华实业协会之宗旨，博得满场赞同”。吴锦堂致答谢词时，又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给以回应说：“物有始却鲜有终，应努力使此日华实业协会永久持续、会员数日益增加。” [7]当晚与会的日华实业家，都表示愿意加入为会员。

经过两次“亲善会”的倡议和筹备，1917年3月29日，在神户中华会馆召开日支实业协会总会成立大会，通过日支实业协会会则，选举产生了协会各种职员。《日支实业协会会则》规定：会员分为名誉会员和普通会员两种；职员设有评议员若干名、干事8名（随即增至10名，1922年又增为22名）、常任干事2名（后增至4名）、书记若干名。由于不设会长，评议员便是最高一级的职员。各种职员的任期均为2年。除评议员的构成以日商会员为多外，各种职员均由华商和日商会员均等推选组成，如“干事由日华会员中各选7名”（后各选11名）；“常任干事从两国干事中各互选2名”。[8]在日支实业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吴锦堂被推选为华商首席评议员。

从上述的日支实业协会筹建过程可以明显地看到，吴锦堂是日中实业协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不仅是最早的倡议者，而且是最积极的推进者和最高一层的领导者。

二、日支实业协会的组织性质

日支实业协会经过中日双方商人的努力得以成立，那么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组织？考察日中实业协会的组织性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考察它的群体属性，即它是哪一界社会群体的组织，二是考察它的机构和功能属性，既它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组织？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等的组织？。这里先考察它的群体属性，这主要决定于它的发起者和会员构成。

从日支实业协会的发起者和发起过程来说，它应该说是一种民间性的组织。上一节已经说明，日支实业协会是经过两次“日中亲善会”而发起组成的。第一次“亲善会”由以吴锦堂为首的68名神户的华侨商人和神士发起和主办，具体人员是：贸易商吴锦堂、同孚泰商号主郑祝三和潘霖生、复和裕商号主马聘三、广兴昌商号主廖道明、裕贞祥商号主招爱珊、王敬祥、ビ-オ-汽船会社主杨寿彭、渣打（チヤ-タ-ド）银行职员曾茀臣、德和商号主何世锠、得人和商号主潘植我、东南公司的陈澍彬、合昌商号主陈源来、贸易商蔡景堂、广业公所书记简荫南、复兴商号主鲍翼君，商人曾星舫、黄礼初、梁惠之，以及永兴发、怡和洋行、鸿昌号、广昌隆、复和裕、郑道亨、怡生号、复兴号、广兴昌、得人和、广福源、永源泰、万安和、昭记号、仁和号、祥隆号、广同生、和泰号、益泰号、永生号、东南公司、东盛泰、均泰号、文发号、生发祥、华裕盛、东德泰、合昌号、仁记号、建和号、同益号、和安荣、益生商会、浩生号、泰丰和、吉祥公司、隆记号、利兴成、德和号、新瑞兴、隆顺号、福昌联记、新永发、泰益号、东源号等商号的主人或代表；另有4名各团体的代表，戴金树、陈介眉、汪撷莼、梁朗卿（中华会馆书记）。[9]

与会的宾客有正宾和副宾两种，共计188名。其中的正宾有173名，其人员构成有日本的各类地方官员27人，这是会议的名誉宾客。他们是：神户市长鹿岛房次郎、大阪市长池上四郎、兵库县知事清野长太郎、大阪府知事大久保利武、神户地方裁判所长今村恭太郎、神户市助役乾长次郎、前兵库县知事服部一三、兵库县会议长西村隆次、神户市助役土岐益之进、神户税务署外事科长冈岛克照、兵库县内务部长渡部忠寿、前众议院议员田村新吉、神户市会议长坪田十郎、兵库警察署长中林忠太郎、西部管理局长野村弥三、神户税关长野中清、前众议院议员野添宗三、神户税务署长久喜丰彦、相生桥警察署署长松崎喜十郎、松嵨重太郎、神户警察署署长船越冈次郎、前众议院议员小寺谦吉、兵库县警察部长县忍、宪兵曹长北政吉、神户水上警察署署长白木与、大阪市助役关一、神户地方裁判所检事正末永晃库。

正宾的主体是日方的工商界人士，为数达120名。他们是：神荣株式会社长伊藤长次郎、住友银行神户支店长今村幸男、中越汽船会社社长筏井寿夫、大阪商业会议所书记长井上济美、制茶会社岩川与助、贸易商井泽清兵卫、阪神电气铁道会社社长今西林三郎、燐寸业秦银兵卫、燐寸业播磨喜三良、贸易商春元重助、贸易商半田棉行、贸易商西田富三郎、大阪商船会社社长堀启次郎、大阪商船会社神户支店船客系长堀骏次郎、加岛银行理事星野行则、日本燐寸会社本多一太郎、贸易商法桥信治、贸易商本田亲清、大阪商业会议所会头土居通夫、海运业冈崎藤吉、贸易商小野三郎右卫门、贸易商和田吉兵卫、川崎造船所副社长川崎芳太郎、日本毛织会社社长川西清兵卫、铃木商店支配人金子直吉、三井物产会社神户支店长加地利夫、三井银行神户支店长龟嵨广吉、三井物产会社船舶部长川村贞次郎、大日本制糖会社大阪支店长金泽冬三郎、贸易商加藤福松、神户川崎银行支配人金仓荣吉、大阪北清输出同业会副会长米田彦三郎、贸易商吉村勝次郎、贸易商吉野喜七郎、贸易商吉野源造、东洋燐寸会社社长泷川辨三、神户商业会议所会头泷川仪作、东京仓库会社神户支店长谷本伊太郎、三十四银行泷川泷藏、久原矿业会社竹内维彦、大阪电灯会社立花训光、贸易商田村市郎、兵库县农工银行头取鸣泷幸恭、宇治川水力电气会社社长中桥德五郎、日本燐寸会社社长直木政之介、神户米谷肥料市场理事长直木久兵卫、日本邮船会社神户支店长中岛滋太郎、神户商业会议所役员中井政吉、大阪久原矿业会社中山说太郎、贸易商中西平兵卫、三合洋行绳田芳太郎、贸易商中井利兵卫、贸易商中村清治、村野山人、钟渊纺织会社专务取缔役武藤山治、神户电气会社专务取缔役内村直俊、米井商店技师长上田力、三十八银行宇川雄太郎、住友仓库本店草鹿丁卯次郎、大阪铁工所长山冈顺太郎、大阪日华社矢内光雅、神户商业会议所役员安福嘉一郎、贸易商山田庄助、川崎造船所社长松方幸次郎、大阪输出同盟会副会长古川定次郎、燐寸业船井长治、贸易商二川豊次郎、砂糖商藤田助七、三十四银行头取小山健三、台湾银行大阪支店长小森缔四郎、住友总本店支配人小仓正恒、尼崎纺织会社营业课长小寺源吾、大阪商业会议所支那课主任小森新六、川北电气营业课长国分友喜、燐寸制造业小森吉右卫门、贸易商小寺洋行支店、三井物产会社米谷肥料参事长远藤大三郎、日本商业银行秋山忠直、神户商业会议所书记长阿部三四、海陆物产贸易同业组合组长阿波野松太郎、芦森制钢所长芦森武兵卫、藤田组理事坂仲辅、浪速银行咲花一二三、久原矿业会社庶务课长坂本威郎、大阪北清输出同业会会长贞国元四郎、大阪电灯会社坂野铁次郎、贸易商佐佐木种三郎、贸易商坂根武兵卫、贸易商佐渡岛伊兵卫、摄津尼崎纺织会社社长菊池恭三、日本棉花会社副社长喜多又藏、大阪商船会社文事课长木村清、贸易商北村安太郎、贸易商北村弥助、汤浅商店店主汤浅竹之助、日本邮船会社大阪支店长宫永万吉、朝鲜银行神户支店长宫崎仪平、三上合资会社三上豊夷、台湾银行南新吾、台湾银行神户支店长重永壮辅、大阪商船会社神户支店长新庄清一、东洋汽船会社神户支店长岛田义治、海陆产物贸易同业组合组长柴田友藏、神湊米谷组合组长柴田庆治、海陆产物贸易同业组合副组长涩谷弥一郎、大阪输出同盟会会长樋口勇吉、横滨正金银行神户支店长森广藏、神户商业会议所副会长森田金藏、大阪电球制造所支那课长守屋礼三、贸易商森六郎商店支店、神户川崎银行头取关口高次、三菱银行神户支店长濑下清、大阪阿部会社关口源土助、住友本店总理事铃木马左也、神户商业会议所副会头菅音次郎、铃木商店主铃木岩次郎、第一银行神户支店长杉田富、三菱造船所杉谷安一、神户商业会议所役员酢屋久平、古河合名会社大阪支店菅礼之助。

正宾中还有新闻界人士17人。他们是：大阪日日新闻社神户支局长市桥时三、大阪时事新报社神户支局长滨中正一、神户新闻通信部本乡直彦、大阪朝日新闻社编辑部长鸟居赫雄、大阪每日新闻社支那科长丰岛捨松、大阪府顾问日华新闻社长小河滋次朗、神户又新日报社长渡边尚、大阪每日新闻社神户支局长竹中清、大阪朝日新闻社长村山龙平、大阪朝日新闻社社长上野理一、大阪新闻社神户支局长町田升、大阪朝日新闻神户支局长远藤麟太郎、大阪每日新闻泽村幸夫、神户新闻主干进藤信义、日华新报社品川仁三郎、社会新闻社芝本清次、大阪每日新闻社社长本山彦一。

另有法学和教育及其他文化界人士9名。他们是：法学博士今井嘉幸、法学博士吉野造作、辩护士草鹿甲子太郎、神户市辩护士会会长山本周辅、特许辩护士小谷铁次郎、神户商业学校长冈田祯三、神户高等商业学校校长水岛铁也、文学博士内藤虎次郎、神户市医师会会长山本次郎平。

作为会议副宾的中国外交官员和华侨共有15人。其中有官员及其随员12人，他们是：驻日本中华民国公使章仲和（章宗祥）、前公使陆润生（陆宗舆）、陆前公使随员张朴斋、公使馆员王鸿年、郭东泉、驻横滨中华民国总领事王稚虹、驻横滨中华民国随习领事江子因、驻长崎中华民国领事胡伯平、驻神户中华民国领事嵇涤生、驻神户中华民国随习领事王季亮、驻神户中华民国领事馆职员李铁五、驻神户中华民国领事馆职员盛绶臣。有华侨界人士3人，即：东京中国实业杂志社社长李道衡、大阪中华商会会长张友琛、大阪中华商会副会长王大华。[10]

如果对上列参加第一次“日中亲善会”的人员作一个统计分析，工商界显然是这次会议的主体。上列有名可查的人员，中日共计256名，其中工商界人士187名，占73.05%；地方政府官员和外交官员39名，占15.23%；新闻界人士17人，占6.64%；法学和教育及其他文化界人士13名，占5.08%。

第二次“日中亲善会”虽然改由日本工商界人士主办，以示日本商人与华侨商人同样的态度之外，会议参加者的构成情况与第一次会议基本相同，这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经提到。

就日支实业协会的成员构成而言，更是以工商界人士为主体。首先来看日华实业协会的会员构成情况。名誉会员（由干事会推荐）：兵库县知事、铁道管理局长、神户市长、神户税关长、神户地方裁判所长、神户地方裁判所检事正、神户中华民国领事、其他特别关系者。普通会员中的非工商界人士有：新闻界的社长或代表10人，他们是：日本织物新闻社、新闻通信社、大阪每日新闻支局、大阪朝日新闻通信局、大阪新闻支局、大阪时事新报支局、神户又新日报社、关西日报神户支局、神户新闻社、神户新闻业；律师（辩护士）4人，他们是：谷信一郎、堤良明、草鹿甲子太郎、山本周辅；官员和议员5人，他们是：神户市助役土岐益之进、兵库县产业部长三泽宽一、贵族院议员胜田银次郎、代议士坪田十郎、前代议士小寺谦吉；其他人士2人，即中华会馆书记梁朗乡、神户市医师会长山本治郎平。除名誉会员均聘请神户地方关系交密切的行政、司法、经济官员和中国外交官员挂名外，普通会员中的非工商界人士共计21人，只占会员总数130名的16.15%。

其次，再来看协会工作机构的职员构成，他们是：评议员（由干事会推荐）：石川茂兵卫（米谷肥料商）、潘霖生（同孚泰）、西川庄三（神户商业会议所副会头）、陈源来（合昌号）、张友深（同益号）、李景玙（建和号）、川西清兵卫（日本毛织株式会社社长）、泷川辨三（神户实业协会会长）、泷川仪作（神户商业会议所会头）、田村新吉（贸易商）、直木政之介（日本燐寸制造株式会社社长）、武藤山治（钟渊纺织株式会社社长）、松方幸次郎（株式会社川崎造船所社长）、吴锦堂（贸易商）、郑祝三（同孚泰）、郑金桂（仁记号）、阿波野松太郎（制茶海产物商）、招爱珊（裕贞祥）、森田金藏（株式会社大泽商会常务取缔役）、铃木彦（岩）次郎（株式会社神户制钢所取缔役社长）。常任干事（由总会选举）：本多一太郎（日本燐寸株式会社常务取缔役）、陈衮裳（广益号）、林长祥（兴祥号）、草鹿甲子太郎（法学士辩护士）。干事（由总会选举）：马聘三（复和裕号）、新原次太郎（支那、朝鲜贸易商）、鲍翼君（正金银行为替经理处）、杜贯之（怡和洋行）、陈廷笺（永兴发）、廖道明（广兴昌）、王文达（输出入商）、冈崎忠雄（冈崎汽船会社社长）、川村贞次郎（三井物产会社船舶部长）、何世锠（德和号）、杨寿彭（ビ-オ-汽船会社）、曾茀臣（チヤ-タ-ド银行）、黑川新次郎（日本邮船会社神户支店长）、福原芳次（日神海运商会社长）、福本义亮（神户商业会议所书记长）、佐佐木种三郎（日华工业原料会社专务取缔役）、三泽宽一（兵库县产业部长）。[11]其中只有最后一名干事是兵库县产业部长，其余职员均为中日两方的工商界人士。

由上可见，工商界人士既是两次“日中亲善会”和日支实业协会的发起者和主办者，也是参加者的主体；日中双方的官员，是应邀出席或挂名的，只是会议和协会的赞助者和支持者；新闻、法律、教育和文化等界人士的与会，除直接参与发起的极少数人之外，主要是出于工作职业上的关系。因此，无论是作为日支实业协会筹建活动的两次“日中亲善会”，还是日支实业协会自身，从其人员构成来看，都可以说日支实业协会是一种由华侨商人和日本商人联合组成的工商界团体。

就日支实业协会的机构和功能属性来说，它应该是一种民间的经济组织。除了上述关于日支实业协会的工商界组织性质的论证，同样可以证明它的民间经济组织性质之外，还有以下三点可以证明这一性质：

首先是发起者对日支实业协会性质的自我界定。在第一次“日中亲善会”上，代表发起人的吴锦堂、郑祝三、马聘三的致辞，明确指出了将要成立的日支实业协会的民间性和经济性。其辞曰：“本日我等滞留日本者招待各位，出于两个初衷。一是拜听各位的高见，一是欲利用好时机，实现日华两国人士曾倡导的亲善关系。当然，吾人期望之亲善非政治意义上的，也非政府与政府之关系，单纯为国民间经济实业上的提携与合作。恳请各位来宾谅察吾人之微志，为实现两国国民之永久亲善赐予援助。”[12]

第二次“日中亲善会”发起人代表草鹿甲子太郎也谈到了这一点。他在致辞中说：“诸君知悉，以相互排挤相互残害为目的之战争，与以互通有无相互便利为目的之贸易，绝不可同日而语。吾人于此见地，期望日华两国交通贸易之发展，同时相信谋求两国之亲善为今日之急务。不基于亲善的贸易为掠夺，不藉于贸易的亲善为虚伪。……今见本会之创立，证明了两国国民亲善关系之愈加浓厚。”[13]

其次是政府代表对日支实业协会性质的认定。如日本兵库县知事清野长太郎，在第一次“日中亲善会”上的致辞中，明确强调了这次聚会的民间性和经济性。他说：“看今日之统计，五年前神户有华侨1800余人，五年后的今天，一跃升至3000余人。近日神户对华贸易额达1亿3千余万元，与十年前相比多2倍有余。由此数字可知日华两国经济关系如何密切，此数字简直就是两国民间坚实握手根底之显示。本日聚会不带任何政治色彩，是纯粹民间的经济方面的握手，想及此，更觉其意义之深远。”[14]

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也在第一次“亲善会”的祝辞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中日两国，历史地理风俗习惯上有种种关系，故两国人民在昔交际往来，其精神上之结合，早已成为事实，惟无一定之联合机关，精神无所附丽，即事实亦晦而不彰。此次中日两国国民有志，有鉴于此，于本日特设立中日亲善恳亲会，联络感情疏通意思，以精神而见诸事实，本事实而愈见精神。”[15]

再次是日支实业协会的会则和会刊对自己性质的规定宣示。会则第一条规定“本会以日华两国国民之亲和提携为目的”；第二条规定：“本会由日华两国从事实业或与之有关之国民组成”。这就是说，日支实业协会是由两国国民之间的友好组织，且由两国的实业界国民组成。1922年创刊的日支实业协会机关刊物《日华实业》，在其发刊词中也向海内外宣布了日支实业协会的民间性和经济性。其词曰：“不言而喻，本会是实业家团体，以谋求国民的真正亲善、期实业上的联络发展为目的。努力于联合两国的实业家，使其携手在东亚的商业舞台上增进共通之利益。”[16]

三、日支实业协会的商人外交意义

日支实业协会作为以日中两国商人组建的民间的经济团体，它的主要动机和作用在于开展和推进日中两国工商界的外交活动，即商人外交，从而促进日中两国关系的改善，为两国经济的共同发展创造条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其动因是对这一时期“日中亲善”外交的一种响应和推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对日中两国带来了共同的发展经济的机会，但不久发生1915年的“二十一条”事件，中日关系从前一段时间的相对缓和转向恶化。到1917年前后，随着“二十一条”事件风波的过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日渐明显，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变化，特别是1922年初华盛顿会议对包括“二十一条”在内的中国问题的初步解决，使日中两国的政府官员和民间人士中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的呼声高涨起来。加之日本当局和大财阀企图乘机扩大在中国的经济势力，竭力鼓吹日中“经济同盟”和“事业合办”之说，并加紧对中国的外交活动，使两国民间有关“日中亲善”的舆论和活动盛极一时。

在日华侨实业界人士，虽然对日本当局对华政策的真实意图并非十分明确，但他们出于关心祖国经济发展的愿望和谋求自身经济事业发展，也趁此机会努力促进日中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改善，增加中日经济的交流和合作，以吴锦堂为首的日本神户华侨就从这一点出发而发起成立日支实业协会的。他们在“日中亲善会”的发起书中阐明其宗旨说：“欧洲战云世界大势为之一变，中日之宜亲善，固已尽人皆知矣。同根必赖共维，同舟必当共济。昔时东京曾有日华协会之组织，北京复有中日俱乐部之施设，虽谋亲善之宗旨而卒无裨于实事者，则第循形式之酬酢务社会之虚文，而不知人则至明至勇，故虽自见自举其有待共济也明矣，此即中日亲善必要之宗旨。吾人求于欧战之潮流，揽于东亚之形势，亟应从根本上解决，实践此中日亲善之进行。际大地之春回，欣神山之日丽，一堂团聚畅叙雅怀，策亚洲大计之维持，为世界和平之关系。”[17]这则发起书说明，吴锦堂为首的日本神户华侨发起日支实业协会，不是对“日中亲善”之说附和，而是力图把“日中亲善”落到实处，真正实行“日中亲善”。

日支实业协会的发起者、干事、神户华商总会副会长马聘三，于协会成立后不久即发表《当于根本上求亲善》一文，认为谋求“日中亲善”已是战后日中两国政治家和实业家的共同目标。他指出中日两国在战前和战后外交取向的变化说：“中日为政者，过去之二十余年，俱取一种远交近攻之政策，其结果为白人之利用，受白人之中伤，造成种种之恶感，忘却东亚人之东亚，为政家恐俱不能卸其责，亦东亚人之大不幸也。迩来欧洲人种族上之战争，两国国民自觉知人种上之团结力不可缺，乘千载一遇之好时机，谋亲交之一致，是以中日两国都集合政治家与实业家，组织中日协会，大阪实业家同时组织日华社杂志，为两国言论界之机关，询其内容，俱谋中日亲善唯一目的。”[18]

日方的工商界人士也有类似于华商的用意。如草鹿甲子太郎在第二次“日中亲善会”致辞中所说：“我神户之地，有日法协会、日俄协会，欧战前也设立了日德协会，况且日华两国人民间在地理、历史、风俗、习惯等方面有着种种密切关系，应该说设此机构非常自然。今见本会之创立，证明了两国国民亲善关系之愈加浓厚。……本会实际上在努力达此目的，可以断言，这将有大贡献于东洋和平及人道。”[19]

第二，其宗旨在于促进日中两国工商界的友好关系和经济合作。日支实业协会的组建者们认为，要把“日中亲善”的真意所在是开展和推进日中两国工商界的友好关系和经济合作。

在第二次“日中亲善会”上，草鹿甲子太郎代表主办者致辞中，明确表示此次聚会的用意在于推进日中工商界的友好合作关系，以共同抵御西方经济势力的扩张。他说：“欧战正酣之日，（西方）因无暇东顾只好暂收其爪。在恢复和平之今日，他们又以卷土重来之冲天气势，向我东洋扑来。此时牵制并监视其行动之任，落在我日本之双肩。东洋虽天地广阔、东亚地域广袤，但除中国民族与我大和民族之外，无可信赖之国民。果真如此的话，日华两国国民应相互消除芥蒂，彼此扶助，谋求保全东亚之策。由是观之，日华两国之亲善，经济上同盟之结成，实在是刻下之急务，不应有一日之犹豫。此时，由在我神户之华侨口中提倡亲善，应该说真是适合时宜之福音。必须彼此信任推诚相见，首先去除疑心，肝胆相照，共图融合联合之道，不忘掉共助共存之大义，如此，才可避免唇亡齿寒、同类相食之祸。”[20]

为了促进日中经济合作，日支实业协会还在1922年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日华实业》，以宣传自己的宗旨和主张。其发刊词说：“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共处东亚，唇齿相依，一衣带水，因此，应该相依相助，努力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如今，西力东渐之势滔滔不止，日华两国处此密不可分关系，却生种种猜疑误解，而毁坏善邻敦睦之谊，忘掉共助共存之大义，实在是遗憾之至。而且其间竟有放任自己的欲望野心、玩弄阴险陋劣之手段者，尤应引起两国国民注意。不能坐视成为他们的傀儡，让他们搅乱东洋永久之和平。中国四百万方里之天地，不仅是我宝贵之贸易市场，而且是丰富之原料供应地，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可缺少之宝库，日华两国国民亲善应是我国策之根本方针自不待言。因此，我国民理解中国国民的同时，也应让中国国民理解我国。基于以上考虑，在神户之两国有志之士，为图两国国民的真正亲善，一扫误解猜疑之念，认为从根本上需要两国国民的相互接触、理解、提携。”[21]这则发刊词表述了日支实业协会的三点用意，一是面对战后汹涌而来的西方经济势力，日中两国人民应该放弃前嫌，消弥现隙，友好合作；二是中国土地广大，物产丰富，是日本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贸易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三是要促进日中两国关系人民的互相了解。既指出了日中人民友好相处的重要性，也强调了日本经济发展需要与中国合作的必要性。并将所出版的《日华实业》杂志，发送给中国及日本各省之商业会议所、其他各种实业团体，谋求与外地实业家之联系，同时以介绍日本的产品。该刊物还表明自己的主张说：“以谋求两国国民的真正亲善，期两国实业上的联络发展为目的，进而努力联络两国的实业家，使其共同携手在东亚的商业舞台上增进共通的利益。”[22]

第三，为改善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而呼吁。这除了在两次“日中亲善会”和日支实业协会的发起宗旨中有所表示外，特别表现在马聘三的《当于根本上求亲善》一文中。他说：日中亲善之说，不外乎三种方式。“第一，为形式的亲善，如宴会及欢迎之演说祝贺与酬酢之文章，乃外交上之词令，对于实际上毫不生效力，自不能促进两国之亲善明矣。”“第二，为经济联络之亲善，如借款，如合办事业。”但是，借款要付给利权，指定抵押品；合办事业，由双方对半投资，而中国资本家，在胆力上和学术上都不能适合，因此“其不能贯彻亲善之目的，又概可想见”，与第一种的“亲善”的结果没有什么区别。第三，“为谋真诚之亲善”，必先研究和解决对面者之生活和生存问题，此乃“解释亲善上之第一关键”。他指出：当前之中国政府，为谋国家之生存，东借西挪，朝不保夕。因此，对于面临被欧洲列强侵吞之险的中国，“日本国目下对中国之方针，为政治实业家者，此时此刻，不可不一大决心”，即救中国于不亡。“然则救中国之捷径，惟赞助其政府生活上堪以自给而已。依据1902年中英条约，解决实行加税免厘，并援助对于输入品及列国租界，列国租借地以内，得以施行奢侈品之消费税”。对此，如果日本能先于提倡，并请求列强同意，是中国得以生存，那么“中国之四万万之民众，感日本邻国之义举，当永世不忘，过去二十余年之恶感，从此冰解”，才能真正建立起“日中亲善”。最后，他大声疾呼：“所谓对于关税条约之实行及援助，其施行奢侈品之消费税，正在今日之好时机，假令错过此好时机，欲再想与中国亲善，恐已不可复得。” [23]马聘三在这里所指出的“日中亲善”关键之处，也是中国人民在五四运动中和华盛顿会议中所争取的国家权利，也是以吴锦堂为首的神户华侨商人成立日支实业协会，开展“日中亲善”外交的真正用意所在。

在以吴锦堂为首的神户华侨商人开展“日中亲善”外交的同时，日本当局也在大力鼓吹“日中亲善”，并得到了中国一些亲日外交官员，如陆宗舆、章宗祥之流的竭力附和，其用意在于迷惑中国人民的警惕心，在“亲善”的伪装下实行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扩张。但是，以吴锦堂为首的神户华侨商人开展“日中亲善”外交，则是真正地为了谋求中日关系的改善，他们不仅自己为此而努力，而且力图影响日本政府采用友好的对华政策。纵然其结果并没能达到目的，其良苦用心和努力方向是值得肯定的，并产生了一定的历史意义和影响，使此后以谋求“亲善”为目的的日中商人外交活动明显增加，一直延续到1926年上海总商会代表团访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