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难民上海获救背后的真实情境

作者:云也退

《感谢上海》,以色列人制作的一个官方视频,算是给敝战胜国的70周年大庆献上的一礼,只是这份礼太薄,不过是王母娘娘的蟠桃宴上,土地爷敬来的一株小人参而已。我们的历史与欧洲甚少交集,同基督教—犹太人两千年的恩怨基本无关,我们在乎日本人是不是道歉,真诚度有多少,鞠多深的躬,鞠躬的时候有没有涕泪涟涟,至于犹太人的感谢么,OK,东西放门口,你们可以回去了。

上海确实救了犹太人,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让20000名左右从欧洲辗转逃来的犹太人得到庇护。这是二战中,很少完全无争议的重大史实之一——要知道营救过犹太人的欧洲义士,就是辛德勒这样的,时至今日也出来不少修正主义的说法,比如说辛德勒思谋深远,“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云云,总之是不相信他完全出于良知;再如,大屠杀究竟死了多少人,数据是估算出来的,彼此撕扯的政治力量会给它注入水分或过度抽干,幸存者亦无法为死者代言。然而,对上海人当初的举动,即便是某些图谋推翻大屠杀叙事的历史学家,也难以提出不令人反感的质疑。归根结蒂,上海距欧洲千里之遥,地处一个陌生的、因而也是清白的国度,承认它做了件大善事,何乐不为?


▲资料图:位于上海虹口区舟山路的原犹太人隔离区住宅

2002年出品的电影《上海隔都》,由一对洛杉矶犹太导演达娜·曼和阿米尔·曼夫妇制作,这是他们的电影处女作,上映后很受好评。《纽约观察家》和《新共和》等大媒都厚赞了此片。当年在美国有70万美元的票房,对于独立电影来说,这个数字相当不错了,何况它还是一部纪录片。片子的摄制手法很传统:五个在上海待过那两年的幸存者,半个世纪后重返故地,镜头跟踪他们,听他们讲以前在德国的生活,在上海的经历,辅以两位历史学家的点评、分析、背景铺陈。

没有疑问,1942—1943年间,上海的确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对犹太人开放的大港市,不需要移民签证,他们就可以落地安家,众多拥有治外法权的租界的存在,与上海本土居民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另外,上海还有两个已经存在的犹太人社群,一个来自巴格达,另一个来自俄罗斯,可以为犹太难民提供援助。

但就像二战中,那些躲去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害怕隆美尔在埃及的推进一样(“德国人要将我们撵到天涯海角吗?”),上海的犹太人听说珍珠港爆炸,也是噤若寒蝉。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有的。日本政府签署法令,要求所有于1937年后抵达上海的难民,都住在一个特定区域(即虹口区)——跟纳粹在欧洲搞的、将犹太人画地为牢的“隔都”性质相似。所以,难民生存最大的困境仍是精神,是对毁灭的预感,谁知道会不会哪一天,一列嘎嘎直响的火车就会来把他们运走——他们从欧洲亲朋那里听到了类似的风声。

“华人与狗禁止入内”,这句印证“万恶的旧社会”的著名标语,现在有些人发帖“澄清”说那是事出有因,盖华人大多衣冠不整,故受洋人排斥;但是影片里,有一个犹太难民也说,在他的德国家乡,“犹太人与狗禁止入内”的牌子是明明白白挂在那里的。1938年11月9日之后,难民们(当时都是小孩)的父母意识到必须离去了,可是莱茵河左岸的法国,犹太难民避难的首选之地,却已在三个月前宣布说,没有一个国家有义务给他们发放入境签证。也是历史机缘的安排,只有无政府状态的上海港没有这方面的禁令,这样,一群有着“狗记忆”的土著居民,与另一群有着同样记忆的欧洲移民,纯属巧合地相遇到了一起。

▲音乐剧《犹太人在上海》剧照

现在也有一种说法,是讲二战时期上海开埠已久,居民已有了跟洋人打交道的经验,血管里流着亲近洋人的血,故而善待犹太人。此说或有一定道理。要知道欧洲犹太人,特别是德国犹太人,日子过得都是不错的,难民家庭都藏有奢侈品,他们要体面,宁可卖掉首饰和名贵红酒,也要搭乘上等的班轮去逃难。在上海码头,他们看到的是一群远比自己落后的东方人:衣衫褴褛的装卸工,擦鞋匠,乞丐,报馆的小报童,人力脚夫一溜小跑,脊梁骨从没直起来过。犹太难民的日子,比起在欧洲时一落千丈,可再怎样也比普通上海人强出一大截,何况还有早他们三十年就定居上海的犹太同胞给予经济扶助。

尽管如此,在“媚洋”(无贬义)的因素之外,同病相怜感依然不可忽视。这里,我们不妨放下人性恶的评判预设,记住犹太难民并非基于某种优越感才亲近(赏识?)上海的,事实是,他们的期望值不高,只要“免于恐惧”,从本地人这里感受不到任何反犹情绪,就心存感激了。倒是日本人觊觎他们的财富,按片中所说,日本人不像纳粹那样对犹太人下狠手,是指望战后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即便如此,有幸存者也说,他要感谢那些即使在日美交战之后依然来看望他们的日本人。

跟本土人一样,他们缺少洁净的水源,公共环境肮脏,特别是在进入虹口“隔都”之后,难民往往全家都得挤在很小的公寓房里;但犹太人也是很善于修复的: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会设法让生活回归正常。在上海他们很快盖起了学校,有了洁食餐馆,找到了教堂,在夜总会里跳起卡巴莱舞,到电影院里去看德语和意地绪语影片,甚至成立了业余棒球队。所需的资金都来自富裕的犹太家庭以及美国犹太人的慈善机构。

情形至此发生了一些吊诡:当你知道犹太难民在上海仍能维持一定水平的生活,再品他们的“感谢”,总有些怪怪的。它显得很形式,很外交辞令。那些难民回到上海来寻访故宅,与其说是因为对上海有感情,不如说是因为对故宅有感情,对个人记忆有感情。他们不说“上海是我的故乡”,而说“在上海有我的故乡”。联想到在欧洲被赶来赶去,犹太人的这种心理,绝对是一个主因。有太多老欧洲人嫌弃他们的寄生属性:明明借住在我们的地盘上,却信自己的宗教,小日子过得比我们还好,是可忍,孰不可忍。


▲上海犹太人纪念馆

上海同犹太人的这一层“救——被救”的关系,其实纯出偶然。上海人并非是出于多么强烈、多么有意识的人道主义,才和难民共处的。同病相怜,亲近洋文化,习惯性的宽容,朴实的善意,可能,再加上一点好撒马利亚人精神,构成了全部的解释。有多大的道德示范意义,它谈不上,而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适时地给了虹口故事一个happy ending,让它变成了“佳话”。幸存者们的感激绝对是真的,日本投降后,这两万人大多由上海前往美国(其中就包括后来在卡特政府任财政部长的米卡埃尔·布鲁门塔尔,他在上海时帮爹妈卖过面包来着),或前去巴勒斯坦,少数回到欧洲;但是,人性的水平,在哪里都是差不多的,有许多先例证明,一旦孤城日久,资源匮缺,孤立者内部往往生出裂痕,以至恶性迸发。所以,如果远东战事并非戛然而止,“上海隔都”又会发生些什么,我实不敢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