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中日韩 | 文明“中心”和“边缘”的交替

来源：阳光导报

1.文明“中心”和“边缘”的交替

在解读东亚历史时，笔者发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日本文明对中国文明的生成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换句话说，东亚的文明中心，从中国大陆转移到了日本，形成了文明史上的大转移。进入近代以后，尤其是在尝到了1894年至1895年清日甲午战争失败的苦酒以后，大清帝国这头沉睡的雄狮开始苏醒。

这是因为大清帝国刻骨铭心地认识到：“日本在文明方面已经超越了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不仅是洋务运动的领袖张之洞、李鸿章，就连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也都异口同声对日本文明赞叹不止，并大力主张学习明治维新以及西方文化思想。

近代东洋史学方面最博学的大学者内藤湖南（日本近代汉学的重要学者，日本汉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也认为，无须那耸人听闻的“东洋文明中心转移说”推波助澜，中国近代一流的政治家、思想家、知识分子、教育家等已经陷入“中国已从东洋文明的‘中心’地位，没落到边缘地带”的危机之中。由此发起了洋务运动。时间在1890年清日甲午战争以后，到1920年间。

我们绝不应轻率地评价当时日本留学热的历史事实。所有关于“国民国家”“近代性”的言论和思想，都是在那一时期通过留学日本，被中国大陆吸收的。最近中国年轻学者也不得不公开承认：“近代日本文化，对形成同时代的中国文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内藤湖南曾说，“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卤水’，所以才像有了‘豆腐’那样诞生了中国文化”。这与中国当代年轻学者的言论一样，说的都是同样的状况。

将汉字作为共同用语，在中国大陆延续了四千多年的汉族的历史自负感，确有惊人之处。但是，汉族知识分子一时还不愿意承认自己已经落后于一向被他们视为“极东”地区的边缘小国——日本文化，被迫退居到东亚文化的边缘地带。汉族知识分子的自豪感，不会轻易承认这样的事实。但历史却也不可能仅凭这样的自豪感向前发展。

纵观中国大陆的悠久历史，虽然汉族以汉字叙述体系为优势，构建了高度发达的农耕社会，却总是被不及汉族人口5%～10%的少数民族征服，从而被置于文明边缘。这种实例不止一二。

最少被汉文明同化的蒙古民族创建的蒙古帝国，并非“只识弯弓射大雕”。

最近，世界蒙古学研究者最近发现，当时，占领了世界上广阔领土的蒙古帝国，其实也促进了世界化，同时也曾是世界的中心。因为它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信息传递系统、纸币、护照等尖端的技术和金融等系统。

汉学者通常言及的是汉文化如何给边疆民族带来文化方面的恩泽，但绝少提及他们为何要吸收汉文化的事实。关于这一点，他们或者是无视，或者是尚未认识到。这是否也是一种心理上的“锁闭者”，而且还安于文化边缘人地位的做法呢？

可是，直到步入近代，日本才作为周边民族，第一次给中国带来巨大冲击，而中国也第一次从鸦片战争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危机。这一切，都是从日本这一“边缘”岛国的逆袭开始的。

1860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加速实现了西洋化。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明治”这个词汇，却来源于中国古典《易经》中的段落：“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如果没有中国这一文明“中心”，也不可能会有日本这一“边缘”，以及明治维新以后的飞跃。

在此，我不得不言及福泽谕吉著名的《脱亚论》。他在这篇论文中，用“亚洲的痼陋”“古风旧习”“儒教主义”“阴阳五行”“仁义礼智”“外见之虚饰”等语来形容日本应该脱离的亚洲（中国和朝鲜）。这虽然是在指当时朝鲜的开化遭遇惨淡挫折的状况，但明确指出，如果不脱亚入欧，日本也会像朝鲜一样灭亡。从此以后，日本开始匆匆迈开脱亚入欧的步伐，并在西方式近代化方面获得了成功。日本就是这样把中国文明作为一个踏板，实现了自己的飞跃。

“日韩并合”、辛亥革命也已经过了100年，但是，纵观今天的东亚情势，日本领先，而中国、韩国落后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一直以来被日本人视为落后的中国，不知何时已经实现了近代化，并重新夺回了失去百年以上的文明中心地位。

历史是否就像是一座水车，在不停地旋转交替。由日本领导的亚洲“近代的优越”性，现在正在慢慢土崩瓦解。对于这一现状，日本当代汉学研究领域的泰斗、东京大学教授沟口雄三（1932-2010，著名汉学家、中国思想史学家）在其著作《中国的冲击》中向日本这样敲响警钟：“我在此使用‘中国的冲击’这一命题，是以其自鸦片战争以来，即‘西方的冲击’为理所当然的前提的。”他指出，中日两国的西方化（近代化）过程，并非是时间上的前后差异，而在于两者在近代化过程形态上的差异，进而断言日中间的优劣关系将被颠覆。

东亚文明的“中央”和“边缘”，在百年或百年以上的单位进行交替的过程中，超越了文化上的“优劣版图”概念。其中隐藏着促使我们重新认识亚洲的更为多元、复杂的丰富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