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后期的群臣倾轧
文：京华断刀客
太子事件过去之后，唐太宗行为和态度更是和贞观初年大相径庭了。也许是最高权力对他长年的潜移默化，也许是天下太平兴盛的大功让他意得志满、愈加个人膨胀了，他对待进谏不再是闻过则喜的态度，而且不再满足于文治，也要进一步追求武功了。而且，从征平四海，给他的那个柔弱的继任者扫平他所能扫平的障碍的角度讲，也是有必要的。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二月，太宗动起了伐高丽的念头，他说：“高丽的盖苏文杀死其国王，迫害大臣，虐待百姓，如今又违抗我的诏令，侵略邻国，朕不得不兴兵讨伐。”谏议大夫褚遂良反对，但李世勣这样的武将肯定希望能有战争，他说：“当年薛延陀进犯大唐，陛下想要讨伐他们，魏征就谏阻您，后来我们就没有出兵，但结果怎么样？直到今日还是祸患。今天对高丽，不是一个道理吗？难道我们还要犯一次同样的错误？”其实李世勣这话，不仅是针对魏征，还针对了房玄龄，因为那时候房玄龄也是主张和平解决的。只不过现在魏征已死，墓碑还被太宗给砸了，拿他说事虽然不厚道，总比直接说房玄龄强，能够表明那些武将的心声。太宗说：“对，就怪魏征。我当初怕堵塞了言路，才听从了他的话。”群臣一见话说到这份儿上了，再也没有谁继续劝阻。征伐高丽的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贞观十八年四月初九，已经不那么爱纳谏的唐太宗还是继续作秀，老调重弹地对大臣们说：“现在大臣们顺从旨意的居多，犯颜强谏者极少，如今朕想要听听关于朕的过失，诸位请直说。”长孙无忌本来就是拍马屁的高手，自从贞观二年他辞去宰相的实职，到贞观七年他再次出任司空，历史上关于他的几条记录都是拍马屁。这次他照例还是拍马屁说：“陛下英明神武，根本就没有什么过失。”散骑常侍刘洎却站出来说：“近来有人上书指出陛下过失，陛下都当面责备，他们都很恐惧，所以上书进谏的人越来越少。”马周也出来说：“陛下最近的作为整体上都是好的，只是在赏罚的时候有点凭个人好恶了，除此之外没有毛病。”太宗当时虽然表态予以接受，但内心里已经不是那么痛快了。
贞观十八年二十六日，任命刘洎为侍中，代行中书侍郎职务的岑文本为中书令，太子左庶子中书侍郎马周暂时代理中书令。九月，任命谏议大夫褚遂良为黄门侍郎，参预朝政。朝中又多了这几位宰相。不久，太宗还想任命韦挺掌管门下省之事，也是做宰相，马周得到消息，就上密奏说了韦挺的缺点，还说他不是做宰相的料。原来，马周当初等人监察御史的时候，韦挺因为马周出身低微，看不起他。现在马周是宰相，就劝阻太宗，不让韦挺作宰相，这个事情就搁浅了。后来韦挺工作出现失误，受到太宗的惩罚，接着又在高丽战场上闹了点情绪，被太宗流放象州，此生与宰相职位再也无缘了。
岑文本被任命为中书令，回到家中时却忧心忡忡的样子。母亲问他为什么，岑文本说：“我又不是勋臣故旧，也没有大功，坐到这样的高位未必是好事，因此有所忧惧。”估计岑文本也有点担心自己曾拥护立魏王李泰为太子，现在却是晋王为太子了，很可能会有一天有人拿这个说事来整他这个宰相。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把朝中的兵家权威李靖召来询问：“你南征北战多年，把这里也平了，那里也灭了，现在只剩下高丽了，你看怎么办？”李靖回答说：“以往凭借大唐天威，我是取得了一点成绩，现在残年朽骨，来日无多，还真的想趁有生之年抓住这个机会。我愿意跟随陛下出征。”但李靖年已七十多岁，身体又不好，唐太宗考虑之后还是没有调用他，于是准备带领李世勣、李道宗等人，亲征高丽。临行前，他命令房玄龄代他处理朝中事务，遇事可酌情处理，不必再长途向他上奏请示。为了不让萧瑀和房玄龄在这期间发生争执，还借口洛阳的守备重要，调萧瑀暂时去镇守洛阳。这个萧瑀真的不让人省心，现在还是和房玄龄等大多数大臣不和，甚至曾经上奏说：“房玄龄和众位重臣私结朋党、排斥异己，离谋反都不远了。”太宗见他说得如此过分，很不高兴地把他训斥了一顿。这次太宗要离开那么久，留萧瑀在朝中会严重影响房玄龄的工作，所以把他调开。
贞观十九年初，唐太宗正式向高丽进发。唐太宗前脚刚走，后脚就有人到房玄龄的留守处，声称有人谋反，他要揭发。玄龄让他进来，问他是谁要谋反，那人直来直去地回答：“是你本人。”房玄龄一听二话没说，马上让驿馆把告密者送到太宗的行宫去。太宗正在行军途中琢磨征战的事情，突然听说房玄龄送来一个要揭发谋反的人，一下子就猜出来是怎么回事了，非常恼怒，让人手持长刀立于帐前等着。等告密人来了之后，问他告谁，那人说：“我告房玄龄谋反。”太宗说：“果然不出我所料。”也不继续讯问了，立即下令将告密人腰斩。这个想以奇异言行获取“倖进”的家伙，投机不成还搭上了性命。唐太宗又亲下手诏，责备房玄龄：“你怎么那么不自信？我还能不相信你吗？以后再有类似的事情，你自行处理就好了，不要再找我。”从这件事情上，确实可见唐太宗对房玄龄的信任。
贞观十九年三月，唐太宗李世民兵到定州（今河北省境内），命太子留在定州监国，由高士廉代行太子太傅职责，与刘洎、马周、太子少詹事张行成、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一同执掌机要事务，在定州辅佐太子。长孙无忌、岑文本，还有已经从宰相降职为吏部尚书杨师道与太宗同行。唐太宗将要出发前，对刘洎说：“朕如今带兵远征，你辅佐太子，国家的安危都寄托在你身上了。望你能体会到朕的用心。”刘洎答道：“望陛下不必忧虑，如果大臣有罪，我会立即诛杀。”太宗听了很不高兴，因为他出征的时候是希望后方安安稳稳不要有大变动，刘洎这时以这种类似于奸雄的态度留在后方辅佐太子，让他很不放心。但这时候军队已经准备出发，也不能因为这句话轻易更改圣命了，于是唐太宗就告诫刘洎：“你粗心大意又性情刚直，一定会因此惹祸，你要小心行事。”不知道刘洎能不能听出来，太宗这话不仅明确否定了刘洎的想法，还有警告刘洎不要乱来的成分。估计李世民是带着这个心病出发的，即使以后到了高丽前线，还会担心着刘洎会不会胡来。这样以来，刘洎离倒霉应该就不远了。
向高丽行军时，太宗将军中的物资粮草、器械、文书簿录等全都委派给岑文本管理，岑文本勤勉不怠，亲自调配，心力耗竭，言谈举止慢慢迟钝了。太宗见状，担忧地对身边人说：“文本这次与我同来，恐怕是很难与我同回了。”结果是大军刚过幽州，岑文本就突然死亡。太宗只好命人回定州召许敬宗来军中，以本官检校中书侍郎，接管岑文本的工作。
对高丽的战争，唐太宗本是信心百倍的，认为可以一举攻下。但真的打起来之后，不仅伤亡很大，进展也很不顺利，打了半年多也只夺得了辽东的部分城池。贞观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如果按照阳历算已经是十月底）天气已经转冷，军粮也将用尽，唐太宗只好下令班师。李世民本来要凭借这一仗再次大显天威，每想到落得个铩羽而归，心情自然是郁闷透了。这时候太宗开始懊悔，感叹道：“如果魏征还在的话，不会让我出兵的！”于是命人乘驿马昼夜兼程到京城，用猪羊祭祀魏征，重新刻立那块被自己两年前砸坏的石碑。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十二月初七，唐太宗正和太子一起从定州返回长安途中，突然患病（背上长痈）。刘洎和马周一次探视太宗之后，出来面容哀伤，正好在门口遇到褚遂良，褚遂良询问情况，刘洎说：“病得如此厉害，皇上的身体值得忧虑。”傻乎乎的刘洎没有想到，自己已是大祸临头，这句话正是导火索。
如今唐太宗也防范刘洎，刘洎又送了这么一个好机会上门，褚遂良岂能放过？于是褚遂良向太宗进言：“刘洎一直说朝延大事不足忧虑，只是应当依循伊尹、霍光的故事，辅佐年幼的太子，大臣中有二心的杀掉他，自己也就安定了。现在又四处散播陛下病体堪忧的消息呢。”褚遂良这话说得真是阴险透顶：太宗本来就因为刘洎经常进谏有些反感，出兵高丽时又因为刘洎的态度忐忑不安了半年多，加上伐高丽无功心中郁闷和病中心情烦躁，听到这个消息肯定要严惩刘洎。他真是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必成，估计他是和长孙无忌密商过上奏用语之后才见太宗的。太宗就召来刘洎责问，刘洎连呼冤枉，还请马周为他作证。马周到后，所说的情形和刘洎一样，但褚遂良还是“执证不已”。十二月二十六日，太宗下诏：“刘洎与人私议我的病情，想窥探朕有不幸时，阴谋执掌朝政，自比于伊尹、霍光，无端猜忌大臣，想要将他们全部杀死。赐他自尽！”就这样，这位正直但过于单纯的、在贞观后期还学习贞观前期时的魏征的大臣，被冤杀在异乡。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三月初七，太宗车驾回到了京城长安。既然回朝了，太宗当然要听房玄龄的汇报、处理一些朝廷事务。估计这段时间里，李道宗已经去探望过李靖和描述了一下本次战争的过程，李靖是何等样人，立即就有了自己的见解。太宗对这次征战辽东的结果不满意，也有些不明白的地方，就把李靖召来。说：“我倾全国兵力却打不下小小的高丽，这是什么缘故？”老奸巨猾的李靖不愿意直接说太宗的事务，而是说：“这一点李道宗能够解释。”太宗又问江夏王李道宗，李道宗就详细陈述在驻骅山时曾提出过乘虚攻取平壤的建议，但太宗没有采纳。太宗听后怅然若失，说道：“当时匆匆忙忙，我已经记不起来是怎么回事了。”
这时候，萧瑀还是和房玄龄闹来闹去，本来他性情刚直多疑，偏偏责任心又很强，在太宗出征的这一年里肯定积攒了大量针对房玄龄的不满（幸好他遇到的是房玄龄而不是刘洎，但这也许又是房玄龄能被绝对信任的原因之一。）此次太宗回来后又少不了告状。太宗虽然很不喜欢萧瑀，而且裂土封疆的做法已经执行不了了，但萧瑀的使用价值还在，太宗可以用他起一下监督和牵制的作用。所以还是哄着他。太宗知道萧瑀信佛，和著名的玄奘法师有来往，而且他的三个女儿都在他的影响下笃信佛教而出家为尼，就送给了萧瑀一尊绣佛像，还把萧瑀的像绣到了佛像的一侧。
和萧瑀一样信佛的人还有张亮，太宗对张亮说：“你既然敬事佛祖，为什么不出家呢？”其实太宗和张亮说这话，猜想是已经对他有了防范之心，想让张亮放弃权力的意思，不然不会这么说话。张亮本来已是宰相，唐太宗出征的时候还把他带上了，可能是已经知道了张亮的一些丑事。张亮还没有意识到危险，不愿意出家。但一点眼力劲儿也没有的萧瑀正好在旁边，说他想出家做和尚。太宗本来就不喜欢他了，此时见他搅局，就说：“朕知道你素好佛道，准许你出家。”但萧瑀还是舍不得红尘，不久又上奏说：“我刚刚考虑过了，不出家了。”太宗见萧瑀当着众大臣们这样反复无常，很厌烦但是没说什么。估计这时候房玄龄看到萧瑀的狼狈相是很高兴的。
既然张亮不愿意出家，就要挨收拾了。这时正巧有一个陕州人前来检举，说刑部尚书张亮豢养义子五百人，还曾对巫师公孙常说：“我的名字正与‘有弓长之君当别都’的图谶相符。”又问巫师程公颖：“我的手臂上长有龙鳞，想要举事造反，可以吗？”其实不知道这个陕州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说不定都是唐太宗自己故意安排的。太宗命令马周等人审查张亮，张亮坚决不服。太宗说：“张亮养有义子五百人，养这么多人做什么？不正是要谋反吗？”命文武百官议定其罪行，众人都说张亮谋反，应当处死。惟独一个叫李道裕的官员说：“张亮谋反证据不足，不应仓促判死罪。”太宗也知道他说的有道理，但是不听。还假惺惺地派房玄龄等人到狱中与张亮诀别（张亮是二十年前房玄龄和李世勣共同推荐给李世民的）说：“国法要讲究公平，朕与你都要遵守。你自己不谨慎，与恶人往来，深陷于法，国法难容，我也救不了你。你好好地去吧。”三月二十七日，张亮与程公颖一同在西市被处斩，家产被抄。
张亮的死并没有让萧瑀变得更聪明，他除了经常和同事闹矛盾之外，还因为有情绪，时常声称有脚病而不上朝，有时候到了朝堂又人不进去面见太宗。大概是有一天他又和房玄龄吵起来了，太宗终于被他惹烦了，贞观二十年十月，太宗下手诏数落他说：“朕对佛教，无意遵从。萧瑀自己请求出家，不久又有反复。瞬息之间反复变化无常，这是宰相的度量吗？朕一直隐忍，可萧瑀全无悔改之意。现在决定，将他降为商州刺史，免除他的封爵。”这是萧瑀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被太宗贬斥，虽然第二年又被加封为金紫光禄大夫，封宋国公，但再没有担任宰相的机会了。
这时候房玄龄也被太宗赶回家中去了，但房玄龄的人缘比萧瑀强多了，有很多人帮他说话，褚遂良就是其中之一。褚遂良受过房玄龄的恩惠和照顾，于是出面为老领导说话了，他上奏：“房玄龄从高祖举义旗反隋时就有辅佐之功，武德九年又冒死和陛下发动玄武门政变，贞观初年选拔贤才、执掌朝政，劳苦功高。现在如果不是罪不可赦，被众大臣所不容，就不能抛弃。陛下如果认为他已老迈无用，也应当以礼节让他退休；不可因为一点过失，就不管他几十年的大功。”太宗听后召房玄龄回朝。不久，房玄龄又因为犯了点错误，自动离职回家。几天后，太宗巡幸芙蓉园，房玄龄听到后立即就让人洒扫门庭，说：“皇上一会儿就要到了。”太宗果然一会儿就来到他家，带着房玄龄一同回宫。贞观二十一年夏天，太宗去秦岭之南的翠微殿避暑，让房玄龄辅佐太子留守京城。当时李世民任命司农寺卿李纬为户部尚书，碰巧有人从京城前来太宗这里汇报工作，太宗问道：“关于任命李纬为户部尚书的事，房玄龄什么意见？”来人回答：“玄龄听说陛下拜李纬为户部尚书，别的都没说，只说了一句李纬的胡子长得不错。”太宗听后立即明白了房玄龄的意思，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从这几件事也可以看出房玄龄和太宗的关系和了解程度确实非同一般。
贞观二十二年正月，唐太宗又让长孙无忌代理中书令，掌管尚书省、门下省事宜，这时唐朝开国以来破天荒地以一人总管尚书、中书、门下三省，权力可谓极大。这是唐太宗感觉到了自己来日无多，开始准备后事安排了。他给长孙无忌这么多的权力，是扶持稳固的太子势力。长孙无忌又有褚遂良等死党，总管三省之事，在朝中的势力越来越雄厚⑥。几乎同时，中书舍人崔仁师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参知机务，成为宰相。这个崔仁师就是曾因密奏立魏王李泰为太子，在李治成为太子之时就被朝廷降职的那位。大概是他和刘洎一样曾是魏王李泰的支持者，褚遂良对他就比较疑忌，就想找机会搞掉他。没过两个月，有人伏在衙署门前上诉，中书侍郎崔仁师不知为何却没有及时上奏，褚遂良见状就上奏太宗，结果自然是崔仁师被免职，流放连州。
贞观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执掌权柄二十多年的房玄龄去世。这个人随太宗平定祸乱而不居功；王、魏征善于谏诤，房玄龄不争其贤名；李世勣、李靖善于领兵作战，房玄龄辅行文道；国家太平，又将功劳归诸君主。盖棺定论，房玄龄被称为有唐一代的社稷之臣。
差不多也在此时，年仅四十八岁的宰相马周病死。临死前他吸取了魏征的教训，把自己以前进谏、指出太宗过失的奏折稿件全部亲手焚毁，还说：“管仲、晏婴为了追求后世的赞誉，不惜把自己君主的过错暴露给天下人，我可不学他！”虽然他说的是管、晏，其实影响了他的是魏征。唐太宗知道了当然高兴，于是马周死后极尽哀荣，且所得皇恩惠及子孙。
二十二年九月初五，薛万彻等人征伐高丽刚刚返回朝廷（那时候太宗虽未亲征，还是派薛万彻等人去攻打高丽）。大臣裴行方上奏，说薛万彻在军中盛气凌人，还对朝廷的派遣有怨言。唐太宗闻奏，当即下旨对薛万彻罢官除名，流放象州。这是唐太宗第三次这么做了，前两次一是对李靖，二是对侯君集。他这样对待立功武将确实是有问题的，因为没有几个人能有李靖那样的修养或尉迟敬德那样的绝对忠诚，这样就容易引起这些功臣的反叛。前面侯君集谋反是一个教训，这个薛万彻以后又是一个教训。薛万彻谋反我们以后会叙述。
贞观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太子任命黄门侍郎褚遂良为中书令。他知道褚遂良和长孙无忌的关系，也知道他俩是李治的铁杆支持者，计划让他们做顾命大臣，所以做出这样的安排。安排了两个文臣，太宗还要为儿子安排一个武将，李世勣就是唐太宗心中的理想人选。其实他早就看好李世勣，曾在数年前就告诉他要有托孤之任。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十五日，太宗照例在翠微宫避暑，当时太子随侍。太宗对太子李治说：“李世勣才能非凡、战功卓著，但你对他没有过什么恩德，所以他恐怕不能敬服你。我现在将他降职，如果他俳徊观望，我就杀了他；假如他立即听从调遣，等我死后，你以后可再重新用他为仆射，视为亲信。”于是下旨，免去李世勣的宰相职务，降调为叠州都督。李世勣一接到诏令，立即准备行装，连家都没回一趟就去上任了。对于唐太宗的这个做法，很多学者认为是小儿科了，觉得这不仅无效，还会伤了老臣的心。其实不然，唐太宗乃五百年一遇的雄主、李世勣更是智慧绝伦，两个如此出色的政治家“过招”绝不是这么简单的，不可以常理简单度之。其实唐太宗的这个做法，更有利于制造李世勣和长孙无忌的矛盾，当时长孙无忌统管三省之事，如日中天，李世勣遭到此冷遇，怎能不怀疑和长孙无忌有关？唐太宗一方面让长孙无忌独揽大权，又设置一个李世勣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目的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这个懦弱的儿子的皇位稳固。
这段时间，太宗的病情一直很重，太子李治日夜在侧服侍，大概就在这段时间里，太子迷上了武则天。武则天其实比李治还要大不少，但李治九岁丧母，本就有些恋母情结，面对半姐半母又八面玲珑的武才人，不可救药地陷入了情网。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太宗病情危急，急召长孙无忌到翠微宫，但长孙无忌到时太宗竟已说不出话来，躺在床上，伸手摸长孙无忌的脸，无忌大声痛哭。两天后，又召长孙无忌与褚遂良进入寝宫，对他们说：“朕要把后事托付给你们了。太子仁义孝敬，望你们善加辅佐教导！”又对太子说：“有无忌、遂良在，你不用为大唐江山担忧！”然后还不放心，对褚遂良说：“无忌对我竭尽忠诚，立有大功，我死之后，不要让小人进谗言挑拨离间了他们舅甥的关系。”其实太宗这话意味深长：指出了他们两个可能有人离间，要由第三方保证这个事，同时提醒第三方你们俩关系不要被人离间。唐太宗贞观十八年说过长孙无忌一句话，他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估计唐太宗这次是从侧面还是把这个重复一次，告诉长孙无忌要继续善避嫌疑，不要擅权。长孙无忌没有听懂，是性格所致，后来还是出了问题，被这个皇帝外甥杀掉了。
接着太宗令褚遂良草拟遗诏。遗诏刚成、墨迹未干，唐太宗就闭上了眼睛。这位雄才大略、纵横四海、文治武功空前的盛世英主，从此与世长辞，年仅五十二岁！而在八天之前，大唐兵家宿将李靖也刚刚死去。短短不到十天的时间，有唐一代最杰出的将领和最杰出的帝王先后撒手尘寰！
太子抱着褚遂良的脖子，号淘痛哭，长孙无忌抹去眼泪，让太子处理众事以安朝内外。因为皇帝死于京外，长孙无忌等人怕政局动荡，就决定先秘不发丧，同时紧急函告另外一个铁杆亲信、老臣程知节（程咬金），让他急带人马来翠微宫。程知节参加过玄武门事变，是太宗的心腹，现在正掌管飞骑（当时宫廷禁军的名称），他接信后亲率六千飞骑赶到翠微宫。第二天，长孙无忌等安排程知节带领飞骑军和一些精锐步兵，护送太子回京。⑤唐太宗生前所用的车马仪仗，侍卫等还和平时一样，拉着太宗的遗体，在太子出发之后也往京城进发。之所以这样安排，是怕有人趁太宗驾崩图谋不轨。
二十八日，太子回到京城，把太宗的遗体安顿在两仪殿，又用太宗的名义任命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为侍中，少詹事张行成兼任侍中，任命检校刑部尚书、右庶子、兼吏部侍郎高季辅兼任中书令。一口气任命了三个太子东宫的人当宰相，还把六部的尚书、侍郎做出重大调整，把朝中大权都揽入手中之后，长孙无忌才安排在二十九日才在太极殿发丧，宣读太宗遗诏，由太子李治即皇帝位。同时下诏：诸皇子皇弟等亲王在外任都督、刺史的，都允许前来长安奔丧，但明言濮王李泰除外。估计长孙无忌不仅不让他回京奔父丧，还要加强对他的监控。此时承乾已死数年，如果不死应该也被除外。
作者按：
进谏自古以来都是很难的事。领导也是人，也有人性方面的弱点，当他常年身居高位完全适应了尊崇环境之后，弥漫周身的阿谀会让他对自己高估太多、自我感觉极为良好，这时候如果有人提意见、指出他的不妥指出，往往容易损害他那种良好的自我感觉，甚至让他觉得此人多事、不够顺从他、不够尊敬他。所以，真的能听进去又不厌烦进谏者的最高领导，真是太少了。我们在企业里也经常能看到，总经理做出明显错误的判断和指示的时候，有的意见本来相反的管理人员也不提自己的想法，甚至还随声附和。笔者年轻时是有想法就说，也不走脑子，结果挺招领导反感，同事也认为作者不成熟。现在想来自己确实幼稚了。
唐太宗可谓明主，但贞观后期也越来越听不进去谏言。单纯的刘洎并没有认识到此时的唐太宗已非往日的唐太宗，还想效法魏征做进谏直臣，本身就是很危险的事。而且他没有明白唐太宗在亲征高丽而远离国都、权且委政于众大臣时的求稳心理，反而说出了太宗最不愿意听到的话，从而埋下了祸根。这时候，当实在揣摩不清楚领导到底想干什么的时候，其实可用比较中性的言辞表态，例如一定尽心尽力、保证完成任务等等。
①两《唐书》和《《资治通鉴》都没有说这个人是谁，此说缘于《唐历》关于此事的记载。
②《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六年十二日，中书令温彦博说：“愿陛下能经常像贞观初年那样，那就好了。”……魏征说：“贞观初年的时候，陛下……不倦怠地求谏。近来……行谏都颇觉得触犯圣意，这就是与当年的不同处。”贞观八年十二月，魏征上奏说：“陛下近来不喜欢直言强谏，即使勉强包容，也不如过去那么豁达。”。这都反映出唐太宗在纳谏方面的态度变化。
③此信息取自李永祥著《大唐名相房玄龄》，三秦出版社。
④关于此事，《资治通鉴》和《旧唐万门》的记载不一致，本处取杜正伦的本传记载。
⑤此事史书没有记载，这里的根据是《程知节墓志铭》。
⑥此据严耕望《唐仆尚郎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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